北大哲学教授贺麟，命运极具戏剧性。因新中国成立前上书蒋介石万言书受到蒋的八次接见，有如此前科，注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那一场接一场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命运，在劫难逃。一开始，贺麟即被管制，却固守老派文人之风，不合时宜地坚称蒋介石为蒋先生。但是，三反和土改运动后，他交出万言书底稿，开始说：“现在我要骂蒋介石为匪了。”不过短短几年的工夫，态度之变，判若霄壤，可以看出运动的威力与压力之大。
如果说此时贺麟的表态尚迫于压力多少并不从心，到了1954年，批判胡适和俞平伯运动中，他的命运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之因，缘于一篇批判稿，阴差阳错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一篇普通的批判稿，能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仅等于他自己的政治表态，也等于对他政治上的肯定，而在此之前，他还被批为思想糊涂。如此意外受到表扬，让他惊喜万分，内心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一下子觉得自己有政治地位了，由此对胡适和俞平伯批判的态度更为积极。
这由一场意外而导致的悲喜剧，几乎完全异化并扭曲了贺麟这样一位老派知识分子的性格，却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之中的心态和表现，无奈之中渗透着可悲，残酷之中演绎着荒诞。
如果再看贺麟在运动中的另一种表现，更能够看出知识分子性格在客观政治斗争中的扭曲轨迹。他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黑格尔学说，从在论战中顽固坚持己见，到后来对风雨欲来要整自己的担心，到照本宣科苏联专家的课程的违心，到党支部在他家开会帮助他，他以啤酒点心招待后的舒心，从此开始了对黑格尔的批判。从担心到违心到舒心，贺麟的这种从性格到学术到政治的三级跳，我们会看到那场运动的丰富性和人的心路历程的复杂性。贺麟从行为伴随着思想转变的轨迹，有着命运阴差阳错的因素，更有与对同样是北大哲学教授冯友兰等人残酷批斗方式不尽相同的怀柔政策，攻心为上的作用，贺麟便也顺坡下驴，不惜或不自觉地以牺牲性格与知识为代价。
应该说，贺麟这种命运是带有悲剧性的。这种悲剧性，不仅属于个人，更属于这个群体的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想起刚刚读完许纪霖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他在引徐复观“道尊于势”的论述后说过的话：“中国知识分子依赖的‘道统’，就与西方的传统不一样，它不是通过认知的系统和信仰系统，而是通过道德人格的建立以担当民族存在的责任。”我国知识分子这种先天不足的人文传统，其内在德行的“自力”，外在宗教与法律的“他力”，在突变的政治旋涡中就会显得格外脆弱，常常会如风浪颠簸中的一叶扁舟不知所从。所以鲁迅先生在论柔石的小说《二月》里的肖涧秋时，就说过知识分子在河边衣襟上沾一点水花就容易落荒而走。知识分子自身性格的软弱，便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了，也不是一时两时的事情了。特别是看到贺麟的命运，想如果换成自己，也处于那个时代和他同样的位置上和处境中，性格与心路历程恐怕会和他一样，而命运也就更会无可奈何地相同。这恰恰是让我不寒而栗的地方，是值得所有愿意称自己为知识分子的人警醒的地方。
这是我读完陈徒手的一本新书《故国人民有所思》和许纪霖的一本旧书《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后最大的感想。我赞同许纪霖的说法：“知识分子的性格就是其所生存其间的民族文化性格。”在以往描写知识分子命运的书籍中，无论是社科类还是文学类，大多写的是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更多笔墨同情知识分子挨整的悲惨命运，很少去揭示知识分子自身性格的软弱性，便也缺乏对我们民族文化性格的进一步触及，而使得这一类图书仅仅成了政治表面的记述和回顾，材料大同小异的罗列与重复。
放翁有诗：志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贺麟的命运，虽然是已经翻过一页的历史，希望能够成为作为知识分子自省的一面镜子，而不只是作为今天闲处老来的一点感喟，雨中落花的一点兔死狐悲。
2013年12月14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