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的读者，你现在就要开始阅读这本《围城内外：西方经典爱情小说的进化心理学透视》了。为了帮助你更好地阅读本书，在此先交代几个关键性概念——“婚外恋”、“经典爱情小说中的婚外恋”、“进化心理学”和“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然后，我再概括一下本书的要旨：经典婚外恋小说的主题与当代进化心理学的成就之间拥有完美的对应性和一致性。而本书就试图揭示这二者之间有哪些对应性和一致性，其奥妙又在哪里。
“婚外恋”与“经典爱情小说中的婚外恋”
正如奥斯汀所著《傲慢与偏见》的开篇名言——“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一样，我在这里续补一句：既然有婚姻，必然就有婚外恋——这甚至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条“真理”。
“婚外恋”，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外遇”（俗语还有“偷情”、“私通”、“通奸”、“越轨”等），是男女两性关系，特别是两性爱情关系的一种重要而特殊的表现形式。在本书中，婚外恋有其专有的、特定的所指：对男性来说，是指拥有婚姻关系的男性与除配偶外的任意女性所发生的性爱关系——不管这个女性是有丈夫，有性伴侣，还是单身，在这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位男性处于婚姻关系之中，这是一个既成的事实；而他与非婚配对象的任一女性发生性关系，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否则，就不能叫婚外恋。很显然，这一界定对女性同样适用。
婚外恋，既是一种心理状态，又是一种外显行为。而在“行为”的意义上，国外的进化心理学家把它叫做“短期择偶”（short-term mating），这主要是从两性关系持续的时间长短来看的。因为它不像婚姻关系那样能维持很长的时间（至少是相对较长的时间）。现实生活中确实也有“闪电般”短暂的婚姻。据说美国歌星布兰妮曾有过5个小时的婚史，但这充其量不过是恶搞而已。婚外恋一般可长可短，但“短”也有一个时限，那就是它不短于“一夜情”或偶尔偷腥。从心理机制上说，婚外恋与一夜情或偶尔风流是不同的。
明确了婚外恋的概念，“经典爱情小说中的婚外恋”就好理解了。笼统地说，凡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婚外恋为题材的小说，都可以冠之以这一名称。但本书有特别的限定（至少在文学合理性的意义上）：只有满足了以下条件或标准的才属于婚外恋小说范畴：①小说的中心（或核心）主题是婚外恋；②小说中的主人公始终处于婚姻关系中，其故事情节也始终围绕主人公的偷情行为来展开；③小说反映了主人公对“禁果”——为社会的道德、法律、习俗、体制、习惯和文化传承所不容的行为——的特有的心理需求，特别是恋爱中独有的心理冲突（即不同于一般的爱情心理冲突）；④ 主人公的这种爱情多半（而不是全部）带有悲剧性的色彩或结局。
在西方文学史中，能满足以上标准的小说不计其数。初略地点一下就有：亨利·詹姆斯的《金碗》、冯塔纳的《寂寞芳心》、左拉的《家常菜》、哈代的《还乡》、亨利·米勒的《性爱之旅》、沃勒的《廊桥遗梦》、阿娜伊丝宁的《亨利和琼》、约翰·霍克斯的《血橙》、保罗·鲍尔斯的《情陷撒哈拉》等。
我认为西方最经典的婚外恋小说有如下5本：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霍桑的《红字》和纳博科夫的《黑暗中的笑声》。我不排除这种选择受到个人偏好的影响，但它们都能较好地满足我关于婚外恋小说的界定，而且在西方文学史上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
“进化心理学”与“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
婚外恋心理，是科学的爱情心理学中的一大难题。除了它的普遍性、隐蔽性和不可避免性等科学上的限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差异，甚至是“意识形态”差异——是否得到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认可和维护这一价值体系——的问题。在中国，婚外恋一直被简单地斥责为“第三者”插足，把它归属于道德的范畴。幸好，“进化心理学”的诞生，使婚外恋的研究成为科学，为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拓展出广阔的应用前景，并使我们从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
“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作为“关于心理的新科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吹响了进军号角。一般认为，进化心理学是一门革命性的新科学，它是当代心理学与“进化生物学”的最新成就相结合的产物。正如哈佛大学斯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教授所言：“在对人的研究中，如果想要对人类经验的某些主要领域（比如美、母性、亲属关系、道德、合作、性行为、攻击性）进行解释，那么只有进化心理学才能提供比较连贯的理论。”
进化心理学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呢？进化心理学对人类的心理进行分析，可以看做是这样一个“三部曲”：先看人类大脑中拥有哪些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然后看激活这些机制的“背景信息”（如文化因素、刺激情境等）是什么；最后是看这些内部的心理机制又会导致什么样的“外显行为”。
根据进化心理学的领军人物巴斯（D.M.Buss）的观点，所谓“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简单地说，也就是指人类大脑所拥有的一组心理加工的过程或程序。它一般包含这样一些特性：心理机制之所以表现为现在的这种形式（比如性嫉妒），是因为它在进化史中解决了与“生存和繁殖”有关的特定适应性问题；心理机制所获得的输入信息，能够向人们预示他正面临的适应性问题。例如，当看到一条蛇时，视觉的输入信息告知你：你正面临一个特殊的生存问题——受伤或者毒发身亡；而心理机制的运作，是根据“决策规则”（由“如果P，那么Q”指令所组成的一套程序）将输入信息转换成输出信息。例如，看到蛇的时候，你可以发起攻击，可以马上逃走，也可以站立不动。心理机制所产生的输出，可能是生理活动，也可能是其他心理机制所需要的信息，还可能是外显的行为；心理机制所产生的输出结果会直接导向对特定适应性问题的解决方案。正如你的配偶潜在的不忠行为的“线索”，预示着你的一个适应性问题的出现（有可能失去配偶），而性嫉妒机制的输出“结果”，则直接导向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受到你威胁的那个男人（第三者）可能会被吓走；你的配偶可能不再和其他人调情。又或者，通过对你们双方的关系进行重新评估，你决定还是分手为妙。
总体来说，一种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就是指我们人类大脑拥有的一套程序。它被设计成只接收特定的输入信息，并按照决策规则将这些输入信息转换成输出结果，而这些输出结果能让我们祖先在远古的环境中解决某个适应性问题。正因为我们祖先建构的某种心理机制曾成功地解决了当时特定的适应性问题，因而能经世世代代的遗传而存留于我们今天的大脑中。可以这样说，尽管我们今天生活在充满了新的文化刺激（如网络、广告、影视等）的环境中，但其实我们所携带的是一个“远古的”大脑。
婚外恋的心理机制：“性选择”和“亲代投资”理论
进化心理学对婚外恋的解释得益于其两个核心理论，即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和特里维斯的“亲代投资”理论。“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理论主要关注动物因求偶行为而产生的一种心理机制（又叫“适应器”或“心理模块”）。“性选择”主要有两种运作方式。第一种叫“同性竞争”，这是指同一性别的成员之间的竞争，主要竞争目标是与异性交配的机会。例如，新的“猴王”为了让母猴发情（获得交配机会）而杀死前任猴王的孩子，就是同性竞争的典型例子。第二种方式是“异性选择”，也叫“择偶偏好选择”：如果某种性别的成员一致认为异性的某些特征正是他（她）们所想要的，那么，拥有这些特征的异性就更有可能获得配偶，而那些不具有这些特征的异性则得不到配偶。达尔文举的一个例子是，人类的女性远祖是依据男性脸部毛发的样子是否有魅力来挑选异性伴侣的。结果是，男性的身体特征如胡须和肌肉能显示“阳刚之气”，便被选择出来。同样，通常女性比男性更爱打扮，她们不惜用华丽的服饰、飘逸的长发、性感的口红、高耸的前胸、细长扑闪的睫毛等来彰显个性，这也正是男性长期择偶偏好选择的结果。因为男性更喜欢选择年轻、漂亮、极具性魅力的女性作为配偶。
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为我们解释人类择偶的心理机制的进化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1972年，美国进化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维斯（Robert Trivers）在达尔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他著名的“亲代投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男性对随意的性关系——或“多样化的性伴侣”——进化出了比女性更大的欲望（lust）。之所以进化出了这样的“欲望”，主要是因为男性对子女的投资比女性要小。
人类作为有性繁殖的物种，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求偶或择偶——找到一个配偶，因为这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资源和时间。在此过程中，雌雄两性各自所作出的贡献，严格说来是不对等的。首先，精子和卵子的生产和消耗就有很大差别。男性可以生产无以计数的精子；相对而言，卵子却要珍贵得多（女性一生中生产的卵子数量比较固定，约400个）。
而且，女性对子女的贡献并不止于卵子。实际上，人类亲代投资的关键阶段，如受精、怀孕的过程都发生在女性体内。这样，同样是一次性行为，所导致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一次性行为，男性只需要付出最少量的投资——射精，却有可能让女性付出十月怀胎的代价。不仅如此，女性在怀孕期间还丧失了其他的择偶机会（至少减少了性行为的次数），这对女性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此外，女性还要经历一个长长的哺乳期。总之，在幼体生命初期，雌性动物往往付出了更多的亲代投资；因而也就意味着，雌性动物拥有更加宝贵的繁殖资源。受精、怀胎、分娩、哺乳、喂食、抚养和保护等，都是不能随意分配的有价值的繁殖资源。简单地说，在动物世界中，拥有宝贵的繁殖资源的一方通常不可能随便地“付出”。
这样，现在我们就清楚女性在择偶时为何比男性更挑剔了。在进化历程中，因为女性的性行为要冒着上述一系列投资的风险，所以自然选择就更青睐于那些善于择偶（择偶更挑剔）的女性。如果女性轻率地选择配偶，或对配偶不加任何分辨和考察，甚或做出了错误的分辨（假如她根据男人的气味是否好闻来选择配偶），那她很可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她的繁殖更少成功，其后代也更少能够存活到生育年龄。最终，她的基因被无情地淘汰。在进化过程中，女性总是冒着怀孕的风险，她们可能因为一时糊涂或一个草率的决定，而付出数年或数十年的代价。
你也许会说，现代的节育技术已经改变了这种状况。诚然，在当今发达国家里，女性对怀孕的恐惧确实减少了，也会仅仅“为快乐而快乐”而发生短期的性关系。但是，人的心理机制是进化而来的。在当代的避孕技术发明之前，人类的性心理——特别是心理机制——就已经存在；它是历经数万年的时间，为了解决古老的适应性问题进化而来的。因此，尽管现代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人们潜在的、无意识的性心理机制，仍然在发挥作用。
总之，特里维斯的“亲代投资”理论为解释男人的“花心”以及女人的性谨慎心理提供了两个理由：①为子代投资更多的那一方（通常是雌性，但不完全是），在择偶时会更挑剔；②投资较少的那一方（通常是雄性，但不完全是），在争夺异性配偶时会更具竞争性。
婚外恋小说的主题与进化心理学之间的完美对应
进化心理学，特别是“性选择”和“亲代投资”理论，为我们探讨婚外恋何以可能又何以必需，以及它的心理机制是什么，提供了科学上的可能性。而文学大师通过他们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对婚外恋的探讨作出了重大贡献。事实上，某些文学大师不仅是天生的心理学家，还是优秀的“进化心理学家”。这是因为，经典婚外恋小说的主题与当代进化心理学之间拥有完美的对应性、一致性。而本书的重要任务，就是试图揭示两者之间的对应性和一致性的奥妙所在。换言之，当我们把文学家的探索与进化心理学的成就相结合的时候，就能够从心理机制上对婚外恋进行科学的解释。
婚外恋小说的主题之一（首要主题）：揭示婚外恋心理和行为是人的“天性”之一。
什么是人的天性？英文的“Human Nature”，国人多半译为“人性”。这种译法固然问题不大，但容易造成理解上的误区。我建议，最好译成“人的天性”（或“人的本性”）。因为这一译名与西方传统文化的意义相吻合。
至少是自柏拉图的《会饮》以来，人的天性就是指人的“自然性”（Nature）。这就意味着，当我们在理解人的天性的时候，就是把它看做像“大自然”（Nature）的产物一样的自然。那就是说，人的天性，不过就是与“大自然”中的任何一种事物或现象一样，是一种天然的存在，一种客观的东西；而不是任何人工的、被某种文化所侵蚀或雕琢过的东西。例如，霍桑的《红字》，看起来是在讲述一个“有关人的脆弱和人的悲哀的故事”，而且还是一个与“罪恶”、“邪恶”、“诱惑”、“堕落”、“惩罚”、“羞愧”、“悔恨”等有关的故事，但在背后，霍桑要揭示的却是“偷情”（adultery），这一普遍的人之天性的合理性。在赞美爱情之伟大的时候，霍桑就是把爱情当做人的自然性来看的（参见原书第18章）。他关于“人的天性的倾向性”（the propensity of human nature）的观点，一方面表明天性中有“好”（积极）的倾向性：爱情、偷情（“具有自身的神圣之处”）、女人“自身的脆弱”等；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天性中还有“恶”（消极）的倾向性：性嫉妒、复仇、惩罚、恩将仇报、女同性嫉妒等。
婚外恋小说的主题之二：在婚外恋的心理机制上，男人和女人之间有巨大的差异。
我们知道，男女之间有性别差异。而在爱情，特别是婚外恋方面，这种差异简直达到了最大或极端的程度。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指出，“在爱情这个问题上，当事者的任何外在变化都是内心活动的真实反映。”婚外恋是婚姻的必然伴随物，仅仅说它是婚姻的“副产品”，似乎还不足以表达婚外恋的重要性和普遍性。而且，人类已经进化出了用于觉察配偶是否发生外遇的专门的心理机制。经典小说经常向我们表明，就连女人也知道，男人更容易有外遇。这是怎么回事呢？
对于男人来说，性即是爱。换言之，男人爱女人的身体，不爱女人的“身外之物”。这也许是男人与女人的最大的心理差异。爱女人的身体，意味着男人聚焦于她的美貌、青春气息、性魅力等，至于女人的“身外之物”，如她的金钱、财富、社会地位或“事业心”等，均不是男人寻找爱情过程中所真正在乎的东西。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男人比女人更容易有外遇了（“性选择”和“亲代投资”理论的要旨也正在于此）。
而女人的外遇则不同。尽管“那些在道德上往往无可指责而又厌倦了单调的正经生活的女子，她不仅暗暗为不正当的爱情辩解，甚至还羡慕不止”（《安娜·卡列尼娜》）。但由于女性因婚外恋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比男性要大，因此一般不会轻易地搞婚外恋。她们在择偶，特别是婚外择偶时，比男性更挑剔、更谨慎、酝酿的时间也更长，也会更多地发生心理上的矛盾和冲突。这都反映了女性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在起作用。
婚外恋小说的主题之三：婚外恋者有其特有的心理冲突。
婚外恋作为爱情的特殊形态，其突出的特征就是：婚外恋的过程，总是当事人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内在的心理冲突的过程；这种“心理冲突”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时而使人进入一个痴迷梦幻的神奇世界，时而又把人带入阴郁绝望的“罪恶”之渊。而揭示婚外恋者这种内在的心理冲突背后的心理机制，文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对此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例如，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的“罗盘隐喻”特别耐人寻味。这个隐喻的提出与安娜的儿子谢辽沙有关，因为谢辽沙常常成为他们关系中的最大障碍：
有这孩子在场，在伏伦斯基和安娜心中都会出现一种感觉，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航海者，从罗盘上看到自己高速航行的方向远远偏离正确的航线，却又无法停航，看到一分钟比一分钟离正确的航线更远，也看到，要承认自己误入歧途，就等于承认自己灭亡。
这孩子正因为用天真的目光看待生活，就好比是一个罗盘，可以指出他们偏离自己知道而又不愿意知道的航向有多远。
这个隐喻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恰到好处地揭示了婚外恋者面临的一个爱情悖论：他们“知道”自己偏离了生活的日常航线，却又“不愿意知道”自己偏离生活航线有多远。由于前者，他们依然我行我素，不顾一切地爱下去；由于后者，他们只好“自我欺骗”，给自己的行为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以求心理平衡。
伏伦斯基的心理冲突还令人难以置信地表现在，他现在对安娜的美的“感觉”，居然与过去完全不同了。“现在他对她的感情已经没有丝毫神秘成分，所以她的美虽然比以前更使他迷恋，同时也使他感到不舒服。”在他们热恋的初期，安娜那明亮的眼睛里的一种凝神注视的神气，她的言谈和动作中的神经质的敏捷和妩媚，曾使伏伦斯基那样着迷；可现在，这一切却使他感到惶惶不安和害怕。正是她的美和优雅风度使他恼火；在对她的“尊敬”渐渐减弱的同时，却越来越意识到她的“美”了。这确实是男人爱情中的一个悖论：对身体的美越是迷恋（同时伴随着不安），对她的感情就越不再有神秘的成分。托尔斯泰以他文学大师的洞察力启示我们：当一个人（特别是男人）对爱人的身体的美产生一种既迷恋又害怕的矛盾心态时，就意味着这样一个信号：爱情正在或已经消退了。
婚外恋小说的主题之四：婚外恋主人公的“人格”特质与生活“情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文学大师与进化心理学家都有一个共识：描述和解释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首先是要分析他的内在的“人格”特质，然后再看看他所处的外部“情境”因素，最后弄清这两者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如此一来，一个人的“命运”，包括他（她）是否发生外遇，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由于婚外恋有其特定的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特别是由于它受特定的情境因素的制约，因此它的表现形式、发展阶段和最后结局都与一般的爱情（指不受婚姻关系束缚的爱情）有很大的不同。文学大师们（特别是福楼拜、托尔斯泰、纳博科夫）都极其精到地把握了这一点。
最后，我要略微谈一下对经典小说文本进行解析的方法论问题——特别是对主人公的“人格”进行分析的方法问题。按心理学家的思维方式、人格特质和情境因素是我们对主人公的心理和行为进行分析的两大要素。我主张，在解读主人公的人格特质时，要区分两个维度：一是作家本人对主人公的相对客观的描述，二是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对主人公的主观性评价；这一区分相当重要。例如，《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卡列宁，是一个特别难以把握的人物。现有对他的典型评价是：“典型的‘官僚机器’，自私、虚伪、刻板、冷酷，一心追逐名利，丝毫不懂风情。”如果真是这样，就枉费托尔斯泰的一番苦心了。其实，只要我们注意区分上面的两个维度（特别是第二个），就不至于这样偏激了。因为在安娜与卡列宁的关系弄僵、破裂之后，安娜对卡列宁的看法免不了过于主观和偏激。如果我们稍不谨慎把安娜的看法等同于作家本人的看法，那就极有可能认为卡列宁坏透了。因此，我在对卡列宁人格特质解读的时候，主要基于托尔斯泰的客观描述而不是安娜后期的主观臆断。
又例如，伏伦斯基为人处世有一套“章法”。这套章法，从道德学上说确实不合理，但从进化心理学观点看，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恶”（deadly sin）。因为进化心理学确认人的天性中有“恶”（evil）的东西：攻击性、暴力、战争、同性竞争、强奸、宗教排外、种族隔离、剥削、仇恨、谋杀、复仇、性嫉妒、对地位和财富的追逐等。比起这些“恶”来，伏伦斯基充其量也只是小巫见大巫。他的这套章法是受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支配的，有其适应性的优势：“欠赌棍的钱必须付清，欠裁缝的钱不必付清”（因为赌徒更容易铤而走险）；“对男人不应该说谎，但对女人可以说谎”[同性之间因为更容易产生友谊（不图回报）而不愿或不轻易说谎，但异性之间更容易产生欺骗与反欺骗（进化使然）]；“不能欺骗任何人，但可以欺骗做丈夫的”[因为男人进化出了对“多样化性伴侣”的偏好的短期择偶机制（女人进化了“更换配偶”的机制）]；“不能原谅别人的侮辱，但可以侮辱别人”（因为攻击性、暴力的天性在特定情境下就会被激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