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重新活一遍，可是/我们却能够重新活一遍”
许金龙
1945年8月15日，日本四国岛一个被森林围拥着的小山村，成年人都聚集在村长家里收听天皇宣布战败的所谓“玉音”，一个10岁的小小少年与他的同学们一道，在村长家的院子里收听同样内容的“玉音”广播，尽管听不清更听不懂那些拗口的内容。广播结束后，村长面色苍白地走出屋子，对院子里的小学生们凝重地说道：我们战败了，我们全都完了！然而，一位母亲却用坚定的口吻对她那年仅10岁的儿子说：“那只是他完了，你们却能够重新活一遍！”这位伟大的母亲是想告诉自己的儿子：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帝国灭亡了，曾狂热支持那场战争的国民需要彻底摒弃头脑里的军国主义思想，否则将会冥顽不化地带着这种旧思想苦度残生。然而，指向未来的孩子们却有时间、有机会汲取长辈们的惨痛教训，在此基础上走向光明的未来，宛若重新活了一遍。
1946年11月3日，日本颁布取代《大日本帝国宪法》（亦称《明治宪法》）的新宪法，确立了国民主权、基本人权以及和平主义的基本理念，规定不成立军队并放弃战争……翌年，日本颁布《教育基本法》，基于新宪法的精神，规定了教育机会均等和义务教育等内容。因着这个后来被称为和平宪法的新宪法，因着刚刚颁布的《教育基本法》，这个被母亲告知“能够重新活一遍”的家境贫寒的少年，侥幸躲过失学的厄运，从小学升入村里刚刚创建的新制中学，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有关民主主义的知识。再后来，这个少年升入东京大学并成为著名作家，开始在自己的诗歌、随笔和小说里改写战败那天母亲教导自己的那句话——“我无法重新活一遍，可是/我们却能够重新活一遍”，以此告诫他的读者，告诫日本的孩子们，要牢记历史教训，要珍惜战后和平，坚持走民主主义的和平发展之路！
这位当初的少年，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当然，在日本保守势力越发猖獗的当下，大江先生并非是在独自呐喊，至少在我们这个五卷本的译丛里，就有诸多贤达——井上厦、奥平康弘、泽地久枝、三木睦子、小森阳一、高桥哲哉、子安宣邦、目取真俊、松井茂记、外间守善、大田昌秀、石原昌家、村上有庆、谢花直美、小牧薰、坂本升——在与他一同呐喊：要和平，不要战争！要维宪，不准改宪！要民主主义，不要国家主义！
《冲绳札记》便是这种呐喊的产物之一，也是一部基于查阅大量史料并多次进行现场调查，作者借此反复追问、反省甚或自省的长篇随笔，揭露出二战末期冲绳当地民众集体自杀的人间惨剧，揭示造成这一惨剧的根本原因在于“自上而下的纵向构造”，也就是“天皇→日本军队→日军驻守冲绳的第32军→冲绳各岛屿守备队”这种纵向构造。同时，作者在这部长篇随笔中不断追问：“日本”这个近代国家是如何形成的？近代化的结果让它在世界，特别在近邻诸国中是怎样的存在？它真的强大了吗？日本人真正吸取了战败的惨痛教训吗？大江先生进而自问：“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1]在说到日军惨无人道地在冲绳一个小岛上胁迫冲绳民众集体自杀时，大江先生在2009年10月的一次讲演中这样表述：
“……村长三呼‘天皇陛下万岁’，聚集的村民也随声附和。手榴弹引爆后仍然活着的人，则由家人代为绞首断头，一共死亡三百二十九人。此番强制集体自杀的行动，是由‘天皇陛下万岁’这句话引发的，这种情形令我感到异常恐惧。
“因为，这句话当时也曾支配着我这个年仅10岁的日本山村少年的国家观、社会观和人类观。倘若身处冲绳强制集体自杀的现场，毫无疑问，我将成为奋起响应‘天皇陛下万岁’的号召并引爆手榴弹自决的少年。此后，日本战败，在被占领两年后，我成为一名热情支持民主主义宪法的年轻人，站在与主张绝对天皇制的超国家主义截然相反的另一端。现在，我是由全国八千个市民团体组成的宪法‘九条会’的一员，坚持和平宪法中的反战、非武装思想。从我10岁那年的战败直至74岁的今天，在这六十多年里，我一直生活在其中。这种‘时代精神’在我们国家的宪法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是一种战败之后追求新生的时代精神。”[2]
大江先生在《冲绳札记》中所作的调查以及追问和自问，不可避免地冲撞到右翼势力的底线，尤其是“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这两个分别成立于1995年和1997年的右翼团体，他们原本就要“通过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向日本青少年灌输修正主义史观作为其战略”[3]，特意“把南京大屠杀、随军慰安妇（军队性暴力受害者）、冲绳战役概括为‘侮辱日本国家和军队的名誉’的三件套”[4]，于2004年叫嚣要在“战败六十周年之际，揭开‘冲绳战役集体自杀事件’的真相”[5]，于是策划和怂恿曾在冲绳担任守备队长的梅泽裕少佐和另一个同为守备队长的赤松嘉次大尉的弟弟，于2005年8月5日提起诉讼，状告大江先生在《冲绳札记》中有关日军强令民众集体自杀的表述是“虚伪的事实”，进而以“名誉受到损毁”为由，要求该书的作者大江健三郎和出版商岩波书店停止发行，并赔偿二千万日元的精神损失费。在这场诉讼案的幕后，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身影。还是在前面说到的那场讲演中，面对莫言、朱天文、小森阳一、陈众议、彭小妍等作家和学者，大江先生这样说道：
“图谋复活超国家主义的那些人士，企图将这幕由日本军队强制造成的集体自杀惨剧美化成为国殉死的义举。在他们策划的接二连三的事件中，就包括这起诉讼案。日本的文部科学省也参与其中，从高中生的教科书中删除这一历史事实的图谋已经公开化。我正为此奋力抗争。”[6]
其实早在2001年4月3日，文部科学省便宣布“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这两个右翼团体的头目藤冈信胜等人编撰的、严重歪曲史实的《新历史教科书》“检定合格”，更于2007年3月“在审查高中历史教科书时，删去有关日军在冲绳战役中强制当地居民集体自杀的表述。在遭到冲绳十一万民众于当年9月29日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后，仅仅将‘强制’置换为‘参与’这种暧昧的字眼。”[7]这部经删改的教科书很快就被原告方作为证据出示在二审的法庭上，以表示文部科学省所代表的政府立场同样否定了集体自杀的真实性。
对于右翼势力这次志在必得的挑衅，大江先生在夫人的全力支持下勇敢地选择了战斗。面对对方庞大而豪华的律师阵容，大江先生丝毫没有怯阵，在“踏入法庭的那个瞬间，一股战斗的冲动突然溢满全身，觉得自己那时就是一个战士，一个渴望进行战斗的战士”，甚或如同《现在，请选择宪法之魂》作者之一的小森阳一教授曾对我说过的那样：“毋宁说，这场诉讼官司正是大江先生所期盼的。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在这个万人瞩目的战场上进行战斗了！”这就是《冲绳札记》诉讼案的背景和由来。这场诉讼是大江健三郎及其出版商与右翼势力的正面较量，更是正义与邪恶的面对面的对决，《记录·冲绳“集体自杀”审判》从多角度记录了这场较量和对决，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这场较量和对决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一手资料和公正的解读。
不可忽视的是，右翼势力发起这场诉讼的更大目的，在于砍倒大江健三郎这杆民主主义的大旗，进而在“要成为正常国家”的幌子下全力修改宪法第九条（①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②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以此为复活国家主义甚或再走战争老路铺平道路。在当下这个危急时刻，日本该向何处去？人们该如何选择？记得在2015年8月8日，我前往大江先生位于成城的家中拜访时，先生语气凝重地对我说：“在战后这七十年间，日本人拥有和平宪法，不进行战争，在亚洲内部坚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维护这部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宪法。这其中最大的一个要素，就是有必要深刻反省日本如何存在于亚洲内部，包括反省那场战争，然后是面向和平……”的确，以加藤周一、大江健三郎、井上厦、小田实、奥平康弘、泽地久枝、三木睦子等“九条会”发起人和事务局长小森阳一等人为中心的和平力量从来没有，也不敢忘记自己的历史责任，他们借助《现在，请选择宪法之魂》一书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同时呼吁更多的日本民众勇敢地作出选择——请选择宪法第九条这个魂！请选择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请选择通往光明未来的民主主义！他们在该书中无情揭露右翼势力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种种恶行，指出安倍晋三试图挟持民意强行修改和平宪法，终将把日本拖入战争之路、死亡之路、毁灭之路。
同为“九条会”发起人的井上厦先生是日本著名剧作家、小说家和随笔家。先生出生于1934年，与大江先生一样，是战后第一批从小学直接升入新制中学的学生，当然也是新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第一批受益者，民主主义氛围中的和平生活与战争期间的悲苦体验形成了鲜明对比，成为其日后拥护和平宪法、反战反核的起始点，也成为其诸多文学作品的底流。初演于1994年9月的戏剧《和爸爸在一起》当然也属于此类反战反核的代表作，为了让剧本体现出地道的广岛方言这一文体特色，出生于山形县的井上先生刻苦研读广岛方言辞典，成功地让饰演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一对父女的演员，在舞台上用幽默的口吻讲述令人揪心的往日记忆和当下的日常生活，同时让观众在这种幽默和揪心之间深刻意识到，广岛是座流淌着几条大河的美丽城市，战争期间曾有多家军工厂在此大量生产各种武器，源源不断地送往中国等亚洲诸国，屠杀那里的人民，掠夺那里的财物，这里最终因此而招致了毁灭性打击——绰号为小男孩（Little Boy）的原子弹自天而降……
其实，井上先生与我任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原本有一个计划，那就是由外文所邀请井上先生于2009年间对中国进行为期十五天的学术访问。在东京与井上先生讨论访华的日程安排时，先生首先提出，为了表示对自己所敬仰的鲁迅先生的敬意，希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会堂上演一台戏——《上海月亮》，还希望能邀请到莫言先生和铁凝女士等中国作家现场观摩，其次要去重庆调查日军无差别大轰炸的战争罪行，打算以此为题材创作戏剧作品……正当我们的接待准备工作顺利进展之际，却接到小松座剧团的传真，表示井上先生身体抱恙且日程繁忙，希望将访华日程顺延一年。再往后，也就是2010年4月10日，我得到了噩耗，说是前日夜间，井上先生因罹患癌症而于家中去世。呜呼，这世上再也没有井上厦先生，唯余未及在社科院上演的《上海月亮》和其他诸多戏剧作品留存人间。这次译文出版社将《和爸爸在一起》与《上海月亮》收入译丛之中，也算是在某种程度上慰藉了井上先生的遗愿。井上先生，您当可安息了！
译丛收入的《日本现代思想批判》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子安宣邦先生的重要著作，本书的译者赵京华教授在译序里告诉我们：子安宣邦的日本思想史批判有一条清晰的逻辑思路，那就是“在近代思维中思考近代”构成了战前战后日本知识话语的重要特征，而那个最关键的“近代性”本身却没有获得真正深入的反思。如果说，柳田国男民俗学有意遮蔽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意图和实现途径，支那学有着与帝国日本殖民主义的东亚战略同步的意识形态性，而“近代的超克”论则是在大东亚战争激发下发出的超克“欧洲近代”的诳语，那么，战后对“超克”论的重新解读因对导致日本国家走向战争的根本依据之“近代”本身不曾做深刻的检讨和质疑，对柳田民俗学和支那学未能做出及时有效的反省，而暴露出日本现代知识话语的重大缺失。
赵京华教授认为，子安宣邦先生是在以日本思想史家的深邃眼光告诫人们注意：提倡“亚洲叙述”和东亚文化一体化时，不可忽视这一话语的历史性，要注意到20世纪前半期由日本提起的“东亚”概念的背景，更需要注意这个话语叙事与帝国日本及其殖民战争之间的深刻关系，尤其要警惕今天的“东亚”论不能重蹈覆辙，成为以某一国为中心的新的话语霸权。
“我无法重新活一遍，可是/我们却能够重新活一遍”！大江先生如是说。我们相信译丛的其他作者也在借助自己的文字表述着同样的意愿，我们期待诸多读者加入进来，站在大江先生等作者身后，以这句话语共勉，从而牢记历史教训，珍惜战后和平，坚持走民主主义的和平发展之路！
注释
[1]大江健三郎著，陈言译《冲绳札记》，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2]大江健三郎著，熊淑娥译《来自“晚期工作”的现场》，《作家》2010年第8期，第5页。
[3]董炳月著，《平成时代的小森阳一》，载《天皇的玉音放送》，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81页。
[4]胡冬竹著，引自《南风窗》杂志社官方网站文化栏2009年3月11日之内容。
[5]陈言著，《代译后记 当内心的法庭遭遇世俗的法庭》，载《冲绳札记》，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98页。
[6]大江健三郎著，熊淑娥译《来自“晚期工作”的现场》，《作家》2010年第8期，第2页。
[7]大江健三郎著，熊淑娥译《来自“晚期工作”的现场》，《作家》2010年第8期，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