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过后，我的祖母每天都去拉斯帕斯街上的卢泰西亚旅馆。”纪尧姆接着说，“所有人都得去，因为那里会张贴从集中营回来的人的名单，除了名单，还有各种救助组织。她每天都去，苦苦守候着。但过了一段时间，她不再去了，她忽然明白了什么是集中营，明白了她的亲人们已经全部离世，不会再回来了。之前，没有人知道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但随着幸存下来的人陆续还乡，说出了自己的遭遇，他们才明白过来。”
众人仍是沉默着。
“你知道关于冬赛馆事件最让我震撼的是什么吗？”纪尧姆说，“是它的代号。”
“春风行动。”我轻声说。
“谁能想到，一个如此诗情画意的名字，却用来指代如此恐怖的事情？”他说，“盖世太保命令法国警察‘交出’一定数量的犹太人，年龄要在十六岁到五十岁。结果警察们为了力求良好的表现，竟然决定提高人数，一并连出生在法国的儿童也逮捕起来。他们可是法国的孩子啊！”
“盖世太保没有要求抓捕儿童？”我问。
“没有。”他说，“一开始并没有。逮捕儿童会立刻拆穿他们的阴谋，这样大家都会知道他们逮捕犹太人并非是要去服劳役，而是要送到集中营里面处死。”
“那为什么后来又逮捕孩子呢？”我问。
纪尧姆抿了一口他的柠檬酒。
“警察们也许觉得，哪怕他们都出生在法国，也仍旧改变不了他们犹太人的血统。最后，法国一共交出了近八千名犹太人送往死亡集中营。后来，不到一千人回来，但孩子统统没有存活下来。”
在回家的路上，我始终无法忘怀纪尧姆那深邃而又忧伤的凝眸。他给我看了他祖母和家人的照片，我也给了他我的电话号码。他答应我会再给我打电话的。
进门时，伯特兰正在看电视。他用手撑着头，悠闲地躺在沙发上。
“怎么样，”他盯着电视屏幕，甚至没有看我一眼，“那些大男孩怎么样？是不是还保持着他们一贯的高贵风格？”
我脱下凉鞋，靠着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盯着他英俊优雅的脸庞。
“一顿完美的晚餐，而且还来了个很有趣的男人，名叫纪尧姆。”
“啊，”伯特兰说，玩味地扭头看我，“又是个基佬？”
“不，我觉得不是，不过我也没有特别在意。”
“这个叫纪尧姆的家伙哪里有趣了？”
“他给我们讲了他祖母的故事，她从发生在一九四二年冬赛馆拘捕事件当中幸存了下来。”
“哦。”他这么回答我，用遥控器换了个台。
“伯特兰，”我说，“你在学校念书的时候，老师教过你关于冬赛馆事件的历史吗？”
“不清楚啊，亲爱的。”
“我现在正在为杂志撰写相关的文章，六十周年纪念很快就要到了。”
伯特兰抬起我的一只脚，用温暖而有力的手指给我按摩起来。
“你觉得你们的读者会对冬赛馆事件很有兴趣吗？”他问，“都过去了，很多人对这件事都不会在意的。”
“你是说，法国人对此都很羞愧，是吗？”我说，“所以就要和法国人一样埋葬过去，继续朝前看，对吗？”
他从膝头放下了我的脚，眼底有一抹光闪过。我环抱住了自己。
“亲爱的，”他邪恶地一笑，“又逮到机会能告诉你的美国同胞，说我们这群阴暗的法国佬勾结纳粹，把那群无辜的家庭送到集中营里处死了吧？我们这位小纳罕小姐揭露了真相！亲爱的，你打算要怎么做呢？再一次揭开我们的伤疤吗？没有人会在乎的，没有人会记得的。写点别的吧！比如一些有趣好玩的事情，你知道该怎么写！告诉约书亚，做冬赛馆事件的专题就是个错误！没有人会读的，读者们只会打个哈欠，然后翻到下一个专栏！”
我愤怒地站了起来。
“我觉得你错了。”我激动地说，“我觉得人们反而知道得不够多！克里斯托弗是法国人，而他都不是很清楚！”
伯特兰哼了一声。
“哦，克里斯托弗连大字都不识几个！他就认识Gucci和Prada！”
我一言不发地离开房间，到浴室里打开沐浴喷头。我刚才怎么没叫他去死？我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忍受他？就因为我对他的迷恋吗？打从第一天见到他起，我就知道他跋扈、粗鲁、自私，可是，他也精明、英俊、有趣，是个体贴的情人。无穷无尽的回忆闯入我的脑海，那些充满着亲吻和温存的缠绵夜晚，褶皱的床单，他健美的身躯，温暖的嘴唇和淘气的笑脸，这些画面萦绕着我，挥之不去。我那魅力四射、难以抗拒的伯特兰啊，他为什么又是如此难以靠近？这就是我能再三忍受着他的原因，是不是？但这种迷恋究竟可以维持多久呢？我忽然想起伊莎贝尔不久前对我说过的话，她说，茱莉娅，你之所以这么忍受着伯特兰，是不是因为你害怕失去他？那时，我们坐在普莱耶音乐厅旁的一小间咖啡屋里，我们的女儿在音乐厅里上芭蕾舞课。伊莎贝尔不知道在抽着第几支香烟，她看着我，仿佛要将我看穿一样。不，我说，我爱他，我真的很爱他。我就是爱他这个样子。她吹了个颇有讽刺意味的口哨说，那么，算他走运了。但是看在老天的分儿上，要是他太得寸进尺了，你就要告诉他，让他知道。
躺在浴缸中，我想起了初次邂逅伯特兰的场景。那是在高雪维尔滑雪场里，在一间光怪陆离的迪斯科舞厅，他们一群人在耍酒疯。那时，我正和我的男朋友亨利在一起。几个月前，我在工作的电视网络台里认识了他。我们的关系很是随意，没有哪一方为彼此付出过什么深刻的感情，毕竟只是两个浪迹他乡的美国人相濡以沫、寻求安慰而已。
伯特兰看到我和别的男人坐在一起，但他毫不在意，仍旧邀请我跳一支舞。可我很在意，于是拒绝了他，他却很坚持：“小姐，只是一支舞罢了。我向你承诺，绝对是一支美妙的舞。”我看着亨利，亨利耸耸肩：“去吧。”他眨了眨眼。于是我站了起来，和这位冒昧、鲁莽的法国男人共舞了一曲。
二十七岁的我正是风姿绰约的时候，十年前，我还当选过“纳罕小姐”，水晶桂冠都还在，佐伊小时候挺喜欢玩它的，只是现在不知道扔到哪个角落里去了。我从不卖弄自己的姿色，但我发现在巴黎，美貌的确比在大西洋的彼岸更加有用。而且我还发现，法国男人在打情骂俏的时候要更加开放和大胆一些。虽然我身材高挑，金发耀眼，牙齿洁白整齐，与典型的法国情致迥然不同，但我这种新英格兰的魅力恰好符合那时候的风尚。初到巴黎一个月，我目瞪口呆地看着法国男女们在大街上肆无忌惮地打量彼此，毫不畏惧，品味着他们的容貌、着装，连配饰也不放过。在巴黎的第一个春天，我和两个女孩——来自俄勒冈的苏珊娜和来自弗吉尼亚的珍——走在圣米歇尔街上，我们三人并没有盛装打扮，只是穿着短袖、牛仔裤，脚上踩着夹脚拖鞋，我们高挑健壮的身材和一头金发都在散发着美国人的气息。不断有男人走向我们殷勤地打招呼：“小姐，你好，你们是美国人吗？”他们不分老少，不分学生还是商人，都在问我们要电话，邀请我们共进晚餐，小酌一杯。他们有的言辞恳切，有的是逞口舌之快，有的魅力焕发，有的举止猥琐。在我们家乡，这种事从不会发生，美国男人可不会在大街上跟在女孩屁股后面倾诉衷肠。我、珍，还有苏珊娜都忍俊不禁，简直受宠若惊。
伯特兰说他在高雪维尔的迪斯科舞厅里和我第一次共舞时就爱上了我，他对我是一见钟情的。我不相信，我以为他是后来才爱上我的，时间是第二天他带我去滑雪的那个清晨。“妈的，法国女孩可不会这样滑雪。”他喘着粗气盯着我说，脸上的钦佩袒露无遗。“法国女孩怎么滑雪？”我问。“她们可不会这么快。”他哈哈大笑，忽然又热情地吻了我一下。而我呢，我早已经深陷在了对伯特兰的爱意里，早在昨晚我依偎在伯特兰的怀抱里离开迪斯科舞厅时，陶醉得都忘了向可怜的亨利投去一个离别的目光。
很快，伯特兰就开始商量结婚的事了，可我并没有想这么远。能成为他的女朋友，我已经很知足了。但他很坚持，何况他又如此风流倜傥，我便同意嫁给他了。那时，他一定会觉得我将会是个完美无缺的妻子和母亲，我本来就很机灵，又饱读诗书（从波士顿大学毕业的优等生）、举止得体（“就美国人而言”，我知道他这么想的）。起码，我身体强健，烟酒不沾，更不碰毒品，而且我还信仰上帝。于是，一回到巴黎，我们就去拜访了泰泽克一家。那一天，我简直惴惴不安。在大学街上他们那装潢得十分传统的精美公寓里，爱德华用他那湛蓝色的眼睛冷冷地审视着我，嘴角扬着漠然的微笑；科莱特待我还是很亲切的，她妆容姣好，衣服华美，会用她优雅精致的玉指端起咖啡和糖递给我。伯特兰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叫洛尔，一头金发，瘦削而苍白；另一个叫塞西尔，生得却双颊红润，身姿丰腴。洛尔的未婚夫蒂埃尔也在那里，不过没怎么跟我说过话，姐妹俩倒是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估计是不明白明明整个巴黎都臣服在脚下，她们那拈花惹草的哥哥怎么会挑了我这么个粗枝大叶的美国人。
我当然知道，伯特兰和他的家人都巴不得我能快些生下三四个孩子，但在婚后，出现了一些我们难以预料的变故，几次流产过后，我变得有些心烦意乱起来。
结婚第六年，我们经历过很多波折，才终于有了佐伊。伯特兰一直都在盼望着第二个孩子，我也一样，但我们很少提及这件事。
接着，艾米莉出现了。
但今晚，我一点儿也不想让艾米莉来打搅我的思绪，过去，她给我的困扰已经够多了。
浴缸里的热水逐渐变凉，我起身出来，打了个寒战。伯特兰仍旧在外面看电视，换作以前，我会回到他的身边，他也会拥抱着我，柔情低语，轻轻吻我。我也会像个小女孩一样嗲声嗲气地说他刚才太粗鲁了。几个亲吻过后，他就会带我到卧室里做爱。
但今晚，我不会再走近他了。我滑进被窝里，继续读着关于冬赛馆事件中一些孩子的故事。
关灯前的最后一刹那，纪尧姆诉说着他祖母的面孔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
他们被拘禁在这儿多久了？女孩记不清了，她对时间的流逝已经无知无觉，分不清此刻是白天还是黑夜。她一度觉得不适，连胆汁都呕了出来。在痛苦的呻吟中，她能感受到爸爸手掌传递的抚慰。但现在，她脑海里只有她的弟弟，她无法阻止自己想念他。女孩把钥匙从口袋里拿了出来，狂乱地亲吻着它，仿佛她正在亲吻着她弟弟胖乎乎的小脸、卷曲的头发。
过去这几天，女孩目睹了不断有人死去。在闷热而恶臭的空气中，男男女女都魔怔了一般，有人遭到了殴打，有人又被担架抬了出去，还有的人高烧不退、心脏病复发，乃至自杀的也有，尸体就那样在她眼前被抬了出去，她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场景。她的妈妈像只温驯的受惊动物，一言不发，只默默哭泣着祈祷。
一个清晨，一段简短的命令从喇叭里传来，要他们打点好自己的行李，在入口处集合。在一片静默中，她东倒西歪地站了起来，无力的双腿难以支撑虚脱的身体。她又帮着爸爸扶起妈妈，接着拿起他们的行李，跟着人群拖着双脚向大门走去。所有人的步伐都如此缓慢而沉重，即便是孩子也像老人一般佝偻着腰蹒跚前行。女孩实在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她想问她爸爸，但看到他凄清愁苦的面容，她又知道她是不可能得到答案的。难道，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吗？现在，拘禁已经结束了吗？现在，她能回到家里，把她弟弟放出来了吗？
警察指挥着他们沿着狭长的街道前行着。女孩看见，不论是窗后、阳台上，还是门边、巷子口，一张张陌生的脸孔漠然地、沉默地打量他们。这群人一点儿也不在意他们，女孩想。这群人不在乎他们的遭遇，也不在乎他们将被带到何方。一个男人指着他们忽然笑了起来，他手上抱着的孩子也笑了起来。为什么？女孩想，为什么？就因为他们衣衫褴褛，所以就很可笑吗？难道这很有趣吗？这群人怎么可以如此残酷地嘲笑他们？她真想朝着这群人吐口痰，朝这群人嘶声呐喊。
忽然，一个中年女人横穿街道，飞快地在女孩手里塞了什么东西——那是块小小的软面包。女人的做法迅速引来警察的大声呵斥。女孩目送着女人到了街道的另一头，临了，女孩听见她说：“可怜的女孩，愿上天垂怜。”可老天爷做了什么呢？女孩讷讷地想。老天爷放弃了他们吗？老天爷会因为她不知道的缘故惩罚他们吗？她知道父母是有信仰的，但并没有那么虔诚，也没有用特别传统的宗教方式抚育她。阿梅勒的父母就十分刻板，事事都要遵从宗教习惯。女孩想，会不会这就是他们遭受惩罚的缘故呢？因为他们没有严格地遵照宗教的仪式？
她把面包递给爸爸，他叫她自己吃掉。她狼吞虎咽了下去，差点噎到。
他们乘坐相同的巴士来到了河边的火车站。她并不知道有过这个站台，之前也没来过，毕竟在她十岁的生涯里，她从未离开过巴黎。一看到火车，一阵恐慌就立刻袭来。不，她不能离开，她必须留在这里，因为她弟弟，她承诺过她会回去救他的。她扯住爸爸的袖子，低声唤着她弟弟的名字。她爸爸低头看着她。
“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了。”爸爸如同看透了一切，“什么也做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