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看着伊娃和妈妈，忽然怀疑她的爸爸妈妈这样保护着她，这样做是不是正确的？自战争开始以来，不肯告诉她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的烦扰和噩耗，也不愿解释正在发生的风云变幻。伊娃的丈夫去年离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就这么消失了，他去了哪儿？没有人告诉女孩，也没有人给她一个解释。她不喜欢自己仍旧像个孩子一样被对待，她不喜欢她一进门，房间里说话的人就突然压低嗓门。
要是他们都告诉她，让她知道都发生了些什么，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儿呢？
“我很好，就是有点累罢了。今晚还有谁会来？”
赫尔夫还没说话，克里斯托弗就走了进来。他一身的卡其色配乳白色，这是巴黎最时髦的颜色，散发着昂贵的男士古龙香水的香味。他比赫尔夫要年轻一些，仍旧保持着古铜色的肤色和精瘦的身材，把一头灰色的长发扎成一束厚厚的马尾，很有拉格斐[11]的风范。
门铃声也在同一时间响起来。
“啊哈，”克里斯托弗给了我一个飞吻，“一定是纪尧姆来了。”
他飞快地开门去了。
“哪个纪尧姆？”我低声问赫尔夫。
“我们的新朋友，从事广告业。他离婚了，是个很开朗的男孩，你会喜欢他的。他是我们今晚唯一的客人，其他人都出城度长假去了。”
一个高挑、黝黑的男人走了进来，年近四十。他还带着精美的熏香蜡烛和玫瑰花。
“这位是茱莉娅·嘉蒙德。”克里斯托弗说，“很久很久以前，我们还很年轻时就是好朋友了，她是位记者。”
“那应该就是昨天的事了。”纪尧姆轻轻地说，展现了法国男人殷勤的风范。
我注意到赫尔夫询问的目光时不时地落到我的身上，便保持着一副轻松的微笑。这一次实在太不同了，不然，换作以往，我肯定会向赫尔夫吐露心声的，我会向他倾诉过去一周我所经历的情感起伏，还有与伯特兰之间的种种。我已经受够了他挑衅和刻薄的幽默感。以前，这种幽默感不曾伤害和困扰我，如今却不一样了。我曾经仰慕他的睿智、他的幽默，这也让我曾经更加爱他。
伯特兰的玩笑会逗得人们大笑，但也会对他有所畏惧。在他富有感染力的笑声当中，在他蓝灰色的眼眸和迷人的笑容背后，潜藏着一个顽固不化而又极其严苛、为所欲为的灵魂。我曾经之所以可以忍受他，是因为每次他意识到伤害到我之后，都会用慷慨的礼物以及热烈的缠绵来补偿我。床上是我和伯特兰唯一能互诉衷肠的地方，也是我们唯一可以平起平坐的地方。有一次，伯特兰在尖酸刻薄地挖苦我后，夏拉问我：“这家伙对你温柔过吗？”看到我逐渐涨红的脸，她才说：“天啊，我懂了，只有床笫私语的时候才会对你温柔吧？千言万语都不如真枪实弹。”她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手。但在今晚，为什么我对赫尔夫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是什么堵住了我的喉咙，让我望而却步了？
大家坐在一张八边形的大理石桌旁。纪尧姆问我目前正供职于哪一家报社，我告诉他了，他却一脸茫然。这是理所应当的，法国人哪里会看《塞纳河风光》呢？它的读者群只是在巴黎客居的美国人而已。我并不觉得不开心，毕竟我又不去追求什么名头，何况，即便是约书亚偶尔的专断独裁，这份工作仍旧可以给我优渥的薪水和相当程度的自由。
“那你目前正在写什么文章呢？”纪尧姆一边礼貌地问我，一边用叉子搅拌着豌豆意大利面。
“冬赛馆事件。”我说，“马上就是六十周年纪念了。”
“你是说发生在‘二战’时的那次拘捕事件？”克里斯托弗嚼着满嘴食物问我。
我刚要回答，却又猛地看见纪尧姆的叉子停在了盘子和嘴巴之间的半空中。
“是的，发生在冬季自行车竞赛馆的大规模拘捕事件。”我说。
“这不是发生在巴黎郊区吗？”克里斯托弗吃得津津有味。
纪尧姆沉默地放下他的叉子，用目光紧紧锁住我的目光。他的眼眸漆黑深邃，双唇细腻动人。
“我想又是纳粹干的吧。”赫尔夫说着，又倒了一杯夏敦埃葡萄酒。他们俩都没有注意到纪尧姆苍白的脸色。“纳粹在占领期间专门逮捕犹太人。”
“其实，并不是德国人——”我说。
“是法国警察。”纪尧姆打断了我，“而且它就发生在巴黎的市中心，一座曾经举办过著名自行车赛的竞赛馆里。”
“真的吗？”赫尔夫问，“我还以为是纳粹在郊区干的呢。”
“我已经调研冬赛馆事件有一周了。”我说，“虽然是德国人下的命令，执行的却是法国警察。你在学校没有学过吗？”
“我不记得了，我应该没有学过。”克里斯托弗说。
纪尧姆又一次望着我，似乎是要透视我的心绪，试探我。我有些心神不宁。
“的确很难以置信。”纪尧姆嘲讽地笑着说，“有太多法国人仍不知道真相。美国人知道吗？你知道吗，茱莉娅？”
我并没有移开目光。
“不，我不知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波士顿的学校也没有教过。但现在，我了解得比较深入，这些沉痛的真相几乎淹没了我。”
赫尔夫与克里斯托弗沉默着，他们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开口的还是纪尧姆。
“一九九五年七月，雅克·希拉克总统首次提到了占领期间法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他也提到了那次拘捕事件。这件事还上了新闻头条，你们还记得吗？”
这几天收集资料时，我读到过希拉克的这次演讲。他的确是在铤而走险。但我不记得我是否在六年前就读到过这篇演讲。两个大男孩——我实在是忍不住想要这么称呼赫尔夫和克里斯托弗——显然没有读到过，或者他们也忘了希拉克的演讲，便只好尴尬地看着纪尧姆。赫尔夫不停地抽烟，克里斯托弗咬着指甲，每当他感到紧张不安时总是克制不了这种恶习。
一片罕见的沉默笼罩着我们。这里总是充满着欢声笑语的聚会，客人们在说不完的笑话和沸反盈天的音乐里高声谈笑。哪怕是火冒三丈的邻居拿着扫帚拍打着墙壁，大家也自顾自地在深夜里嬉戏、狂舞，说着生日祝词。
然而此刻，凝重的沉默让我们有些感伤。纪尧姆又开口说话了，这一次，他的嗓音变了，神情也变了。他脸色苍白，不忍再直视着我们，而是低头看着盘子里一口未动的意大利面。
“逮捕事件发生的时候，我的祖母只有十五岁。人们说，她之所以没有被逮捕，是因为他们只抓两岁到十二岁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父母。所以，她被留了下来，但是，他们带走了其他人，她的弟弟、妹妹、妈妈、爸爸、婶婶、叔叔、祖父。那是她最后一次看到他们，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一个也没有。”
漫漫长夜让女孩的目光变得呆滞起来。这一晚，一名孕妇诞下了一个早产的死婴，撕心裂肺的惨号和漫天盖地的泪水朝着女孩一阵一阵涌来。她看到女人双腿之间的婴儿还有他头上的斑斑血迹。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看，但是剧烈的惊骇又让她无法移开视线。苍白的死婴如同一个萎缩的洋娃娃一般。旁人用肮脏的床单裹好婴儿，女人止不住地悲伤哭吟。
天一亮，爸爸伸手到女孩的口袋里摸出壁橱的钥匙，然后去找警察了。他挥舞着手上的钥匙，向警察说明情况。女孩看得出来，爸爸在假装镇定，实际上已在崩溃边缘了。他告诉警察，自己得马上回家去找自己四岁大的儿子，还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会回到竞赛馆里来。他不过是去接孩子罢了，他肯定会很快回来的。当着爸爸的面，警察讥笑着说：“可怜的男人，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谎言吗？”爸爸恳求警察和他一块儿去，可以监视他，毕竟他不过是去接孩子，接完就会回来的。警察叫他走开，爸爸只好垂头丧气，哭泣着回到了座位上。
女孩从爸爸颤抖着的手掌中拿回了钥匙，放回自己的口袋。她想，不知道弟弟还能撑多久呢？他肯定还在等着姐姐回去，他相信她，毫不怀疑地相信她。
“弟弟还在黑暗当中等她”的念头在苦苦折磨着女孩，他肯定又渴又饿，水肯定都喝完了，手电筒里的电池肯定也没电了。但肯定也比在这里受苦强，她想。这里简直就是人间炼狱，这里臭气熏天，燥热难耐，满是尘埃。人们在尖叫，人们在死去。
她又看向蜷缩着身体的妈妈，她已经有好几个小时不发一言了。而爸爸，此刻双眼空洞，憔悴得不成人形了。她环顾四周，看见伊娃仍在抚慰着几个筋疲力尽的可怜男孩，还有其他几个家庭，这些陌生人和她一样，胸前缝着黄色的星星。竞赛馆里现在有上千个饥渴难耐的孩子，他们四处撒野狂奔，他们年纪还太小，不知道正面临着什么大难，以为这不过是场怪诞的游戏罢了。但这场游戏持续得太久了，他们现在只想回家，回到他们的床上，抱着他们的泰迪娃娃。
她把头靠在纤瘦的膝盖上，想要休息一下。但太阳已然升起，四周重新变得闷热不堪。她实在不知道要如何忍耐这新的一天了，她很疲惫虚弱，喉咙干渴，没有进食的胃开始有些隐隐作痛了。
不一会儿，她打起瞌睡来，梦到自己回到了家里，待在后面的小房间中。窗外就是街道，阳光洒在卧室里，透过窗户照在烛台上波兰祖母的照片上，投下一片斑驳的光影。绿意盎然的庭院对面，小提琴老师还在拉奏着小曲儿：“在亚维农的桥上，我们翩翩起舞。在亚维农的桥上，我们围成一圈，快乐起舞。”[12]妈妈在厨房里一边准备着晚餐，一边跟着哼唱着：“俊俏的先生们先这么跳，然后再那么跳。”弟弟在长长的走廊上玩着他的红色小火车，在深色的地板上一滑，火车就轰隆轰隆自己开动了。“娇美的女士们先这么舞，然后再那么转。”温馨舒适的气息弥漫在家中，那是一种混合着蜡烛的熏香和调味料的芬芳，夹杂着厨房中令人垂涎三尺的食物味道。她听到爸爸在为妈妈朗诵着，祝祷全家人平安喜乐。
忽然，一只冰冷的手贴在了她的额头上。她抬起头，看见一名戴着绣有十字记号帽子的年轻女人。
年轻的女人微笑着递给她一杯清水，她很快就一饮而尽。接着护士又给了她一片薄薄的饼干以及一些罐头小鱼。
“你一定要勇敢起来。”年轻的护士低声说。
但是，女孩看见泪水在护士的眼中打转，和她爸爸一样。
“我想离开这里。”女孩悄悄说。她想回到刚才那个梦里，去感受那温存着的宁静与祥和。
护士点点头，她浅浅地笑着，那是个勉强的笑容。
“我懂，可是我很抱歉，我也无能为力。”
护士站了起来，走向其他家庭。女孩拦住了她，拉住了她的衣袖。
“请问一下，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离开？”女孩问她。
护士摇了摇头，轻轻抚摩着女孩的脸颊，接着走向了其他家庭。
女孩觉得自己要疯了，她想大声尖叫，想大吵大闹。她只想离开这个糟心的地方，只想回家，回到那段在黄色星星出现之前的美好时光里，回到警察来敲他们家门之前的日子里。
她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呢？难不成是她爸爸妈妈做了什么坏事？身为犹太人就如此不堪？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待犹太人？
她还记得自己刚刚缝上黄色的星星时，一进教室，所有的视线就都集中在了黄色的星星上面。女孩胸前的这颗星星，有她爸爸手掌那么大。班上还有其他的女孩也戴着这样的星星，如阿梅勒，这让她好受了一些。
下课后，几个戴着星星的女孩聚集在了一起，其他人对她们指指点点，而这些人曾经跟她们是那么要好。迪索老师说，戴不戴星星，并不会造成任何差别，所有学生都应该和以前一样友好相处。
但迪索老师的话并没有起任何作用。从那一天开始，很多女孩就不再跟戴着星星的女孩讲话了，更糟的是，看她们的眼神当中也充满了轻蔑，她难以忍受那种轻蔑。还有那个男孩丹尼尔，他曾经就在学校门口的大街上冲着她和阿梅勒口出狂言，扭曲着的嘴唇说着残忍的话：“你爸爸妈妈就是肮脏的犹太人，你也是肮脏的犹太人！”他们为什么是肮脏的？身为犹太人就肮脏了吗？她又羞又愧，忍不住地哭出来。阿梅勒什么也没说，却差点儿要把嘴唇咬出血来。那是她头一回看见阿梅勒浮现出恐惧的神色。
女孩想摘掉星星，告诉爸妈她再也不想戴着星星去上学了。但她妈妈却说不行，她应该为此而骄傲，把胸口的星星当作荣耀。弟弟反而哭闹了一场，说他想要这颗星星。妈妈耐心地告诉他，他还不满六岁，再等个几年就能戴了，结果弟弟一整个下午都在哭闹。
她又想起待在漆黑壁橱里的弟弟，她想用双手抱住他小小的、温暖的身体，亲吻他金色的鬈发和肉乎乎的脖子。女孩使出全身的力气，紧紧握住了手里的钥匙。
“不管别人怎么说，”她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想办法回到他的身边。一定可以的。”
用过餐后，赫尔夫给我们各自斟了一杯柠檬酒，这是一种用冰镇过的意大利酒放入柠檬酿就的，液体呈现的黄色很是亮丽。纪尧姆慢慢地啜饮着，享用晚餐的时候，他变得沉默寡言了。我也受不了再听到关于冬赛馆事件的只言片语了，只是他忽而又和我说了起来，其他人默默地听着。
“我的祖母年事已高，”他说，“也不愿再提到关于那件事的一切。但是她告诉了我所有，关于那一天的一切。我觉得对她来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孤苦无依地活在这个世上，举目无亲，无依无靠。”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那两个大男孩也沉默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