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她对警察说，“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她的丈夫了，可能他和儿子都藏起来了。你们可以去地窖或者楼顶的用人房里面看看。我可以带你们去。”
屋子里的婴儿开始呜咽起来，门房回头看着她。
“没时间了。”穿着雨衣的男人说，“我们得走了。不行的话我们再回来搜查。”
门房转身把哭泣的婴儿抱在怀里。她说她知道隔壁大楼里还有几户人家。她冷冰冰地念出他们的名字，仿佛在说什么不堪入耳的脏话一般，女孩心里想。
伯特兰终于挂断了电话，把注意力转向我，给了我一个魅惑的微笑。我为什么会嫁给一个如此充满吸引力的男人？这个问题我无数次地想过。我初次见到他是在多年以前法国阿尔卑斯山的高雪维尔滑雪场，那时他身材颀长，像个大男孩。现在他四十七岁了，仿佛是瓶越陈越醇的美酒，他比以前更强壮，成了一个风度翩翩的法国优雅男人。而我那些青春时光呢，却遗失在了故乡的查尔斯河和法国的塞纳河之间的某处。步入中年以后，我便已然凋零。如果说初生的华发和皱纹增添了伯特兰的魅力，对我而言却只意味着枯萎的容颜。
“怎么样？”他说。他用漫不经心、充满占有欲的手掌贴住了我的臀部，丝毫不在乎他的合伙人和我们女儿的目光。“怎么样，是不是很不错？”
“很棒。”佐伊说，“安东尼刚才告诉我们需要彻底整修，也就是说我们起码要等上一年才能搬进来。”
伯特兰笑了，这笑声像是狼嚎和萨克斯风的混合，有一种奇妙的感染力。这就是我丈夫的“症结”所在了：浑身都毫无保留地散发着难以抗拒的魅力。我总是想他到底是从哪儿学来的。是从他的父母爱德华和科莱特那里吗？他们学识渊博，教养有方，但也称不上多么迷人。是从他姐姐塞西尔和洛尔那里吗？她们举止文雅，从不失态，但也只会在非笑不可的场合才会展露笑靥。我猜他肯定是从玛玫那儿学来的，叛逆而又从不服输的玛玫。
“安东尼太悲观啦。”伯特兰笑着说，“我们很快就能搬进来。工程虽然浩大，但我们会安排最好的人手。”
我们跟在他身后，踩着咯吱作响的地板，来到了对着另一条街道的卧室。
“这面墙得拆掉。”伯特兰说，安东尼也附和着点头，“我们得把厨房安置得近一点，不然我们的嘉蒙德小姐会觉得这里‘不切实际’。”
他用英文说出“不切实际”这个词，调皮地眨着眼睛看着我，手指在空中比画着引号。
“这套公寓真大！”安东尼说，“太奢华了！”
“现在是这样。不过以前，在我祖父母的那个年代这套很小，非常简陋。”伯特兰说，“我祖父一直到六十岁才发了财，然后他把隔壁的公寓买下，把两个公寓打通。”
“这么说，祖父从小就住在这么小的地方吗？”佐伊说。
“是的。”伯特兰说，“就是这么一块小地方。另外那头是他父母的房间，他睡在这里。这里当时真的很小。”
安东尼若有所思地敲着墙壁。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伯特兰笑了，“你想把两个房间打通，对吧？”
“没错！”安东尼承认了。
“不算坏主意，但需要好好研究，这面墙不好处理，我等会儿让你看看。壁板很厚，里面还埋有线管，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我瞟了一眼手表，两点半了。
“我得走了。”我说，“我和约书亚约好了。”
“那佐伊怎么办？”伯特兰问。
佐伊翻了个白眼：“我可以……坐公交车回蒙帕纳斯。”
“你不去学校了？”伯特兰问。
佐伊又翻了个白眼：“爸爸！今天是星期三。星期三下午不上课的，你忘啦？”
伯特兰挠了挠头：“我那时候是……”
“你那时候是星期二，星期二不上课。”佐伊接着说。
“法国的教育体制太荒唐了，”我叹了口气，“星期六早上居然还要上课！”
安东尼也赞同我。他儿子上的是一所私立学校，星期六早上不用上课。但伯特兰就跟他父母一样，对法国的公立学校怀有根深蒂固的信心。我本来打算让佐伊去双语学校的，在巴黎有几所这样的学校，所以她现在就读的学校是卢森堡公园附近的蒙田公立中学。但是，泰泽克一家总是忘记佐伊的母亲是个美国人。幸好佐伊的英文很流利，我几乎不用法文与她交流，她还常常去波士顿探望我的父母。很多个夏天，她都与我的妹妹夏拉一家在长岛度过。
伯特兰转向我，眼眸里闪烁着让我不安的光芒，这表示接下来他要说要么风趣要么刻薄要么兼而有之的话。安东尼专心致志地打量着自己新式皮革乐福鞋上的流苏，显然他也明白这个眼神的含义。
“哦，是啊！我们当然知道嘉蒙德小姐对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医院、我们永无休止的罢工、我们漫长的假期、我们的邮政服务、我们的电视节目、我们的政治、我们街道上的狗屎抱有看法。”伯特兰说着，向我露出一口洁白无瑕的牙齿，“我们听了无数次了，不是吗？我真想去美国住啊，美国的什么都是干净的，每个人都会在美国的街道上捡狗屎！”
“爸爸，别说了！你太粗鲁了！”佐伊牵着我的手说。
女孩看见穿着睡衣的邻居从窗户探出身来。他是一位教授小提琴的音乐教师，为人和善。女孩很喜欢听他拉奏小提琴，他也常常在庭院的另一头为她和她弟弟拉奏古老的法国音乐，诸如《在亚维农的桥上》《梦之浮桥》。他也会拉奏来自她父母家乡的小调，惹得他们两人翩翩起舞，妈妈的拖鞋滑落到地板上，爸爸则领着妈妈旋转，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直到他们晕头转向了才停下来。
“你们在干什么？你们要把她们带到哪里去？”他叫道。
他的声音掠过庭院，盖过了婴儿的哭喊声。穿雨衣的男人没有理他。
“你们不能这么做！”邻居喊道，“她们都是真诚善良的人！你们不能这么做！”
随着他叫喊声的扩散，一扇扇百叶窗打开了，窗帘后浮现出一张张脸庞。
但是女孩察觉到，他们都一动不动、一声不吭，他们只是冷眼旁观着。
抽泣着的妈妈停下了脚步，背脊颤抖个不停。男人推搡着妈妈。
邻居们沉默地观望着，就连那个音乐教师也沉默着。
忽然，妈妈转过身来，声嘶力竭地喊着爸爸的名字，喊了三次。
男人抓着妈妈的胳膊，野蛮地拉扯着她，手上行李和包袱掉了一地。女孩想阻止他，但他们把她推到了一边。
一个清瘦的男人出现在门口。他身上的衣服满是褶皱，脸上胡楂茂盛，红肿的双眼充满了疲倦。他朝着庭院走来，背脊挺得直直的。
等他走近了，他告诉了他们他是谁。他的口音跟妈妈一样浓重。
“把我和我的家人一块儿带走。”他说。
女孩向她爸爸伸出手。
她是安全的，她想。和妈妈在一起，和爸爸在一起，她是安全的。他们不会被带走多长时间。他们都是法国警察，并非德国人。他们不会伤害他们一家的。
他们很快就会回到公寓里的，妈妈会做一顿早餐，弟弟会从躲猫猫的壁橱里出来，爸爸会到街角的仓库继续当他的领班，一切都会恢复如常的，一切都会回到正轨的，很快。
此刻天刚蒙蒙亮，大楼外狭窄的街道上寂静无人。女孩转头看向他们的楼房，看向每扇窗户后的一张张沉默的脸庞，看向怀抱着小苏珊娜的门房。
音乐教师缓缓抬起手，向他们告别。
她也微笑着向他挥挥手。一切都会好转的，她会回来的，他们都会回来的。
但他看上去是那么悲痛欲绝，泪水从他脸上流淌下来。女孩不懂，为什么无言的眼泪会让他看上去如此无助和羞愧。
“粗鲁？你妈妈倒是很崇拜呢！”伯特兰眨着眼睛，还朝着安东尼窃笑，然后转向我，“是不是啊，我的爱人？是不是啊，亲爱的？”
他绕着卧室打转，手指敲打着《西城故事》[6]音乐的节拍。
在安东尼面前，我觉得自己又傻又蠢。吹毛求疵的法国人总爱批评美国人虚假偏见，伯特兰也爱这么取笑我，并且自得其乐。而我又为什么愣愣地站在那里供他取乐呢？过去某段时间，他的话听着还很有趣。在我们刚结婚的那几年，他的玩笑还算悦耳，都能让我们的美国和法国友人哄堂大笑。但也只是在那几年罢了。
我像往常一样淡然一笑，但今天的笑却很勉强。
“你最近看望过玛玫吗？”我问。
伯特兰正忙着测量一些东西：“你说什么？”
“玛玫。”我耐心地重复一遍，“我想她看到你会很高兴，你们可以谈一谈公寓的事。”
他的目光与我相遇了。
“最近没空，亲爱的。你去吗？”他露出恳求的眼神。
“伯特兰，我每周都去，你知道的。”
他松了口气。
“她是你的祖母。”我说。
“但她爱的是你，美国女孩。”他笑了，“我也是，宝贝。”
他走过来轻轻地吻我的唇。
美国女孩。
“所以你就是那个美国女孩。”多年以前，正是在这个房间里，玛玫用那双沉重的灰色瞳孔看着我说。美国女孩。那时，我穿着一身混搭风的衣服，脚上踩着帆布鞋，脸上挂着拘谨的微笑，让我觉得自己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而这位七十岁的法国女士挺拔的背脊、贵族式的鼻子、梳得一丝不乱的头发以及锐利的眼眸都在宣示身上的精致。所以，初次会面我就喜欢上了玛玫，喜欢她不时让人惊诧的浅笑，喜欢她一本正经却又不失幽默。
即便如今，我也得坦承，比起伯特兰的父母我更加喜欢玛玫。哪怕我已经在巴黎生活了二十五年，哪怕我和他们的儿子结婚已有十五年，哪怕我生下了他们的孙女佐伊，伯特兰的父母仍旧让我无时无刻不觉得自己是个“美国人”。
下来的时候，我又一次站在了电梯里那面让我不悦的镜子面前。我忽然意识到，我已经忍受伯特兰的伤害太久太久了，而每一次，我都会回以一个淡然的耸肩。
但在今天，出于一些道不清的原因，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受够了。
女孩紧紧地跟着她的父母，沿着街道一直走下去。穿米黄色雨衣的男人不断地催促他们快点儿。他们要去哪儿？她不禁想问，他们为什么要如此紧迫？他们按照指示进入一间大型车库。她认得这条路，他们家和爸爸工作的仓库离这里都不远。
车库里的工人们都弯着腰，脚下都是引擎，身上穿着的蓝色工作服沾满了油污，沉默地注视着他们，没有人说话。接着，女孩看到了一群人站在车库里，脚下是行李和篮子。她注意到大多数都是女人和孩子，有些她还认识，但他们都不敢乱动，也不敢打招呼。过了一会儿，来了两个警察，他们一个个念着名字，爸爸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把手举了起来。
女孩环顾四周，看到了一个在学校里认识的男孩——里昂。他满脸的疲惫与惊恐。她朝他微笑，想告诉他一切都会好的，他们很快就可以回家，这样不会持续很久，很快他们就会被遣返。但里昂盯着她的样子就像她疯了一样。她低下头去，看着自己的脚，双颊涨得通红。也许她弄错了，她的心开始猛跳起来，也许事态的发展并不会如她所愿。她忽然觉得自己又傻又天真。
她的爸爸向她弯下腰来，没有剃胡须的下巴蹭得她耳朵痒痒的。爸爸唤着她的名字，问她弟弟在哪儿，她给爸爸看那把钥匙。“弟弟会在他的秘密橱柜里待得好好的，”她轻轻地说，觉得很自豪，“他在那儿很安全。”
爸爸瞪大了眼睛，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没事的，”她说，“他会好好的。橱柜很隐秘，有足够他呼吸的空气，有足够他喝的水，他还有手电筒。他没事儿的，爸爸。”
“你不懂，”爸爸说，“你不懂。”
女孩慌乱起来，她看到眼泪从爸爸的眼里滑落下来。她伸手给爸爸擦泪，她不忍看到爸爸哭泣。
“爸爸，”她说，“我们会回家的，对吗？等他们叫完我们的名字，我们就会回去的，对吗？”
爸爸擦干了眼泪，低头看着她，眼眸中充满了痛苦与悲伤，让女孩不忍与他对视。
“不，”他说，“我们回不去了，他们不会让我们回去的。”
她如坠冰窖，一阵恐惧向她侵袭而来。忽然之间，她想起了她曾在午夜偷偷听到的父母的谈话，她从门后看到他们脸上的忧愁、他们的恐惧、他们的痛苦。
“什么意思啊，爸爸？我们要去哪儿？他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回家？告诉我，你告诉我呀！”女孩近乎呐喊地说出最后几个字。
爸爸只是低头注视着她，又一次轻轻地唤着她的名字。他的眼眶湿润了，睫毛上闪烁着泪花。他的手掌缓缓抚上女孩的后颈。
“勇敢一些，我的甜心。勇敢一些，拿出你最大的勇气。”
她哭不出来。恐惧像个怪兽一般的吸尘器，将她一口一口吞噬，吞没了她一切情感。
“但我答应过他我会回去的，爸爸！我答应过他！”
女孩看见爸爸的眼泪又滑落下来，爸爸沉溺在自己的恐惧与忧伤当中，听不到她在讲什么了。
他们一个一个被送出车库，街道上仍旧空荡荡，只有几辆巴士在路边停成一列。这种巴士很常见，车身漆着绿色和白色，尾部的台阶供乘客上下车。女孩曾和她的妈妈以及弟弟坐过这种车进城。
警察们命令他们上车，人们推来搡去的。她再次张望，但并没有看到那些身穿灰绿色制服的德国人。德国人粗暴、蛮横，说着含混不清的法语，只会叫女孩害怕。眼前的人都是警察，而且还是法国警察。
透过布满尘埃的车窗，女孩看见外面一个认识的警察，他是个红头发的年轻人，曾在女孩放学回家的途中护送她过马路。她敲了敲车窗，想吸引他的注意力。当他的目光与她相撞的刹那，他飞快地移开了。她很好奇，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些窘迫，是那种近乎恼怒的窘迫。当他们一个个被塞进车厢里时，一个男人提出了抗议，警察立马粗暴地推了他一把。一个警察叫嚣着，要是有人胆敢擅自离开，他就立马开枪，格杀勿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