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无精打采地看着大楼和树木渐次后退。她的脑海中全是被遗留在家中的弟弟，他还躲在壁橱里等着她回去。她一直在想他，也只能想他。跨过大桥，她看到了波光粼粼的塞纳河。他们要去哪儿？爸爸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恐惧笼罩了全车的人。
一声雷鸣划过了天际，吓坏了所有人。大雨倾盆而下，雨势大得连车也不得不停下来。女孩听见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车顶上。骤雨很快就停了，巴士重新起程，车轮轧过闪闪发亮的鹅卵石路面。太阳出来了。
车停了，人们走了下来，手上要么提着行李，要么抱着哭泣的婴儿。女孩不认得这条路，她从没来过这里。道路的一头竖立着地铁标志。
他们被带到一座浅色的宏伟建筑里，墙上写着巨大的黑字，但女孩看不懂。她看见整条街上乌泱泱的都是如他们一般的家庭，警察吆喝着其他几辆巴士的人下车。他们仍旧是法国警察。
她牵着爸爸的手，一起被推进一个大型的室内运动场，场内和观众席的铁座椅上早已挤满了人。得有多少人呢？女孩不知道，起码有上百吧，但警察还在不断地命令其他人进来。女孩抬起头，阳光正穿过巨大的圆形蓝色天窗无情地照射进来。
爸爸给全家人找了个座位，让他们坐下来。女孩看着人潮仍旧在不断地涌进来，场馆里越来越拥挤了，周围越来越嘈杂了，人群的低语混杂着孩子们的哭泣和女人们的呜咽。烈日高升，燥热难耐，体育馆里更加拥堵了，人们摩肩接踵，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的脸上都写满了恐惧。
“爸爸，”女孩问，“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久？”
“不知道，我的甜心。”
“他们为什么把我们送到这儿？”
她伸出手，按着缝在衬衫胸前的黄色星星。
“是因为这个吗？是不是？”她说，“每个人都有这个。”
她的爸爸苦笑中带着一丝哀戚。
“是的。”他说，“因为这个。”
“这不公平，爸爸！”女孩皱着眉头，嘶哑地说，“这不公平！”
他拥抱了她，轻轻地唤着她的名字。
“是的，我亲爱的女儿，你是对的，这不公平。”
她依偎着爸爸，脸颊紧紧地贴在他缝在夹克上的黄色星星。
约莫一个月前，妈妈在他们所有的衣服上都缝上了黄色的星星，除了她弟弟的衣服，其他人的衣服上都烙印上了这个标记。在这之前，他们的身份证上都加注了“犹太人”几个字。忽然之间，他们丧失了很多之前拥有的权利，他们不能进公园玩，不能骑自行车，电影院、剧院、餐厅、游泳馆统统成了雷池禁地，更别提在图书馆里借书了。
她几乎在所有地方都看到了这样的标志牌：“禁止犹太人进入”。不过她爸爸工作的工厂门口却写着大大的“犹太人经营”几个字。妈妈必须在四点过后才能上街采购，但是根据政府的限额配给，那个时候商店早就抢购一空了。要是他们想搭乘地铁，只能上最后一节车厢，而且必须在宵禁前回家，直到早晨才能出门。还有什么是他们能做的呢？没有，什么都没有！她想。
不公平，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为什么是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呢？她忽然发现，并没有人可以告诉她答案。
约书亚已经在会议室了，啜饮着他迷恋的淡咖啡。我慌慌张张地进去，在摄影总监班贝尔和专栏编辑亚历山德拉中间找了个位置坐下来。
从这里向外眺望，可以看到繁华的马尔伯夫街，这里距离香榭丽舍大道只有一箭之遥。我并不喜欢这一带，巴黎的这个地区一年四季不论何时都是车水马龙，而又流于俗丽。然而，夹杂在人潮如织的观光客之间，踩着宽阔却又满是灰尘的人行道来这里上班，却又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
我为美国周刊《塞纳河风光》撰稿已经六年了，专门为旅居巴黎的美国人采集可以吸引他们兴趣的“当地风采”的主题，从社会文化生活，包括展览、电影、餐厅、图书，到即将到来的法国总统竞选。我们不仅出版纸质杂志，同时也在线上发布电子版。
这份工作很艰辛，截稿日期总是非常紧迫。虽然我很仰慕约书亚，但他简直就是个独裁的暴君。他对员工的私生活、婚姻以及儿女都不甚尊重。要是有人怀孕了，他就立刻不再用；要是谁家里孩子病了，他也会横眉冷对。不过，他的眼光相当独到，编辑能力和对时事的把握高人一等，员工们都对他言听计从。虽然我们在背地里难免会抱怨他几句，但对他也是心服口服的。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纽约客，在巴黎度过了十年的光景。他已经年近五十，一张长脸上的眉眼已然下垂，外表十分具有欺骗性。他一旦张口，便是在专断地发号施令，所有人只能唯他马首是瞻，无从反驳。
班贝尔出生于伦敦，年近三十，身高六英尺。他戴着一副紫色的眼镜，头发染成了橘色，喜欢在身上打孔。他身上的英伦式的幽默让我难以抗拒，但约书亚却颇不以为然。我对班贝尔从无怨言，他谨言慎行，效率很高。每逢约书亚拿我们出气的时候，他总能给予我们支持。他是我们珍贵的盟友。
至于亚历山德拉，她有一部分意大利血统。她皮肤丝滑，生了一头如绸缎般的黑色鬈发和让男人心醉神迷的丰满而水润的双唇。她不但有这般美貌，而且野心勃勃。年龄虽只有我的一半，但薪水已经和我差不多了，即使我在刊头上的署名比她高，我也说不准我是否真心喜欢这个女孩。
约书亚正在浏览下一期主题的图标，上面有一篇重量级的文章，是关于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的，这是继让—玛丽·勒庞在第一轮投票获得高得票率之后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了。我对此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所以看到亚历山德拉被分配到这项任务时，不免暗自窃喜。
“茱莉娅，”约书亚抬起头，透过他的眼镜打量着我，“接下来是你拿手的主题了，‘冬赛馆事件’六十周年纪念。”
我清了清喉咙。他刚刚说什么来着？我听成了“展览事件”。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亚历山德拉颇有优越感地向我瞥了一眼。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你没听说过？”她对我说。有时候我就讨厌她这副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口气，比如今天。
约书亚接着说：“‘冬赛馆事件’，就是指‘冬季自行车竞赛馆拘捕事件’，冬赛馆是座非常有名的室内自行车竞赛馆。上千个犹太家庭在生活条件极度恶劣的体育馆里被拘禁数天之后，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里。”
我对这件事有点儿印象，但很模糊。
“是的。”我看着约书亚，语气坚定地说，“好的，然后呢？”
他耸耸肩：“好的，你可以开始着手寻找‘冬赛馆事件’的幸存者和目击者，然后调查清楚纪念会将由谁举办，确切的时间、地点。最重要的是，去挖掘真相，去探访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份相当棘手的工作，你也知道，法国人非常不情愿提起由贝当为首的维希政府。这不是他们什么光彩照人的历史。”
“有个人可以帮你。”亚历山德拉的语气稍微有些友善了，“弗兰克·李维。纳粹的大屠杀之后，他发起了最大的犹太人寻找家庭的社团。”
“我听说过。”我一边说，一边匆匆写下他的名字。我听说过，弗兰克·李维是个公众人物，他曾举办过很多场研讨会，也写下过很多文章，都是关于犹太人被侵占的财产以及被驱逐的恐怖经历的。
约书亚喝了一大口咖啡。
“不要空洞无物的文章，”他说，“也不要感情用事。我只要真相、证据，以及——”他盯着班贝尔说，“生动而有力的照片。去调查旧档案也行，不过可以找到的资料不多，也许这个叫李维的可以帮助你。”
“我会先去冬赛馆，”班贝尔说，“实地考察一下。”
约书亚冷笑了一下：“冬赛馆早就不在了，一九五九年就被拆掉了。”
“原址在哪儿？”我窃喜，原来我并非唯一摸不清楚状况的人。
回答的自然又是亚历山德拉：“乐拉敦街，在第十五区。”
“我们还是可以去一趟的。”我看着班贝尔说，“也许住在那条街上的人还能记得当年发生过什么。”
约书亚抬了抬肩。
“你可以去一趟。”他说，“但我觉得你不会找到什么人愿意和你谈论这个。我说过了，法国人天性敏感，何况这又是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别忘了，当初逮捕了那些犹太家庭的是法国警察，而不是德国纳粹。”
约书亚的话落到我耳朵里，让我忽然意识到我对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发生了什么几乎一无所知。哪怕在波士顿的时候，我在课堂上也不曾了解过。自从我二十五年前来到巴黎，我也很少读到相关的著作。这就像个秘密，一个埋葬在历史深处的秘密，所有人都不愿提及。现在，我已经急于想到电脑前，在网上搜寻相关的资料了。
会议一结束，我就回到了我的办公桌前。从我的隔间里，可以俯瞰外面马尔伯夫街的繁华。隔间虽然狭窄，但我也习惯了，并没有什么不好。在家中，我没有地方写作，伯特兰答应过我在新的公寓会给我单独开辟一个房间，一个专门属于我的办公室，这简直美好到让我不可置信。恐怕我还得好些时间才能好好享受这般奢华。
我打开电脑，连上网络，在谷歌搜索引擎中输入“冬季自行车竞赛馆拘捕事件”，接着就显示了大量的搜索结果，大部分是法文，其中不乏详尽的说明。
整个下午，我都在阅读、存储资料，搜寻着和占领期间以及拘捕事件有关的著作。我发现很多书早已绝版，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就没有人想阅读有关“冬赛馆事件”的书吗？难道就没有人在乎了吗？我拨打了很多书店的电话，得知这些书都不好找。“尽量帮忙找找吧。”我请求道。
关上电脑后，我已是筋疲力尽，双眼酸涩。一想到下午没收集到资料，我的心情便有些低落。
那一年，有超过四千名两岁到十二岁的孩子被拘禁在冬季自行车竞赛馆里。他们大多数是出生在法国的法国公民。
但他们没有一个活着走出奥斯维辛集中营。
那一天漫长得犹如没有尽头。女孩依偎在妈妈身边，看着周围的那些人逐渐失去理智。这里没有水，没有食物，燥热难耐，空气里弥漫着灰尘，让女孩的眼睛和喉咙很不舒服。
运动场的那扇大门已经关上了，每一面墙边都站着一个表情阴沉的警察，手里的枪支是无言的威胁。除了坐在此处等待，他们哪里都不能去，什么都不能做。他们在等待什么呢？什么样的结局会降临在他们、她的家庭乃至这群人的身上？
她和爸爸一起来到体育场另一头寻找卫生间，一阵恶臭便扑面而来。厕所数量不多，供不应求，而且很快就出故障了。女孩只能蹲在墙边小解，她得双手捂住口鼻才能忍住恶心作呕的感觉。人们虽然羞耻，但也只能像挫败的动物一般随地蹲在地上排泄。一个端庄的老年女士蹲在她丈夫的外套后面，另一个女人被吓得喘着粗气，用手捂住口鼻，还不得不摇着头。
女孩跟着爸爸，挣扎着穿过密集的人群才回到妈妈身边。运动场的观众席上堆满了包裹、袋子、床垫，还有婴儿床，满眼都是黑压压的人潮。她不禁想着，这里到底挤了多少人？孩子们在走道上奔跑，身上衣衫脏乱不堪，吵着讨水喝。一个又热又渴的女人在放声嘶喊着，她要死了，她现在就要死了。一个老人忽然倒在了满是灰尘的地上，扭曲痉挛的脸上开始泛蓝，但没有人肯扶他。
女孩在妈妈身旁坐下，妈妈沉默着，一言不发。女孩牵起妈妈的手，轻轻地揉捏着，妈妈却没有任何反应。爸爸站了起来，为了他的妻女向警察讨要一些水喝，警察却草率地说现在一滴水也没有。爸爸说此刻太糟心了，他们不能被当作禽兽对待。警察转身离开了。
女孩又看到了里昂，刚刚在车库里她看到过他。他穿梭在人群之中，盯着运动场的大门。她察觉到他并没有戴着黄色的星星，它们被摘掉了。她站起来跑向他。里昂的脸上很脏，左边脸颊和锁骨上都残留着瘀青。女孩不知道此刻自己是否也是狼狈而又疲倦的模样。
“我要离开这里。”里昂悄声说，“我爸妈叫我走，现在就走。”
“但你要怎么离开？”女孩说，“警察不会放你出去的。”
里昂盯着她。他们俩年纪相仿，不过十岁，但他看上去老成许多，脸上再没有一丝的童稚了。
“我总会找到办法出去的。”他说，“我爸妈叫我走的，他们摘掉了我的星星。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
她心底一片冰凉。死路一条？他说的是真的吗，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他盯着她看，目光中有一丝轻蔑。
“你不相信我，是吗？你应该和我一起走，摘掉身上的星星，现在就和我走。我们先藏起来，我会照顾你的。我知道该怎么做。”
她想起了她的弟弟，他还藏在壁橱里等着她回去。她指尖触碰到了口袋里冰凉光滑的钥匙，她应该跟着这个聪慧敏捷的男孩的，这样她就能救她弟弟，救她自己。
但她觉得自己太渺小了，太脆弱了，肯定不能独自这么做，她太害怕了。至于她的父母：她的妈妈，她的爸爸……他们会怎么样？男孩说的是实情吗？她能信任他吗？
他伸手放在她的手臂上，感受到了她的迟疑。
“和我一起走。”他催促着说。
“我不知道。”她嗫嚅着说。
他转身离开。
“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走了，再见。”
她目送着他向大门走去。警察们押送着更多的人进来：躺在担架上或者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涕泪纵横的孩子，痛哭呜咽的女人。里昂混杂在人群之中，等待着逃跑的最佳时机。
忽然，一个警察扯着他的衣领把他往后拉，他却矫健地直起身体，向入口挣扎着，犹如一位逆流而上的泳者。女孩看着他，觉得这个场面很不可思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