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工完全确立之前，一个人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程度，反映了他的贫富水平。但是，自从分工确立了之后，各人所需要的物品大部分都来自他人的劳动。所以，衡量贫富水平的尺度，变成了一个人能够支配的劳动的多少，也就是他能够购买的劳动的多少。一个人占有着某种自己不愿消费的货物，然后又用它去交换他物。那么，这一货物的价值，就等于他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因此，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就是劳动。
对任何一个物品来说，其真实价格，或者说是取得它的实际代价，都是获得它所付出的辛苦和麻烦。如果一个人占有这一物品并愿意用它来交换他物，那么它对这个人的真正价值，等于这个人占有它之后减少的辛苦和麻烦。货币或货物与劳动等价，都可以用来购买物品，就像我们用自己的劳动取得的一样，还能使我们免除相当的劳动。因为，它们含有一定劳动量的价值，我们完全可以用来交换其他有同量劳动价值的物品。劳动作为第一性价格，最初可以用来购买一切货物和财富。在人世间，用来购买财富的，原本就是劳动，而不是金银。所以，劳动的价值，等于一个占有财富并愿意用以交换他物的人，用它来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
霍布斯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生于英国威尔特省一个牧师家庭，早年就学于牛津大学，后做过贵族家庭教师，游历欧洲大陆。他创立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认为宇宙是所有机械地运动着的广延物体的总和。他继承了F·培根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观点，但把逻辑的思维看作是观念的加或减的机械运算，认为几何学和力学是科学思维的理想楷模。他力图以机械运动原理解释人的情感、欲望，从中寻求社会动乱和安宁的根源。他提出“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认为国家是人们为了遵守“自然法”而订立契约所形成的，是一部人造的机器，反对君权神授，主张君主专制。他把罗马教皇比作魔王，僧侣比作群鬼，但主张利用“国教”来管束人民，维护“秩序”，著有《论物体》、《利维坦》、《论人》、《论社会》、《对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沉思的第三组诘难》等。——译者注说过，财富就是权力。而事实上，并不是获得或承继了大宗的财产之后，人们就拥有了政治权力，不管这一权力是民政还是军政方面的。财产只是获得政权的一种手段，不是决定因素，人们未必能靠它获得政权。财产向占有他的人提供的权力，只是购买力，只是支配当时市场上各种劳动或劳动生产物的权力。而且，这种支配权的大小，恰恰跟他的财产多少成比例。也就是说，财产的大小，制约着他所能购买或支配的他人劳动量或劳动生产物的数量。一种物品的交换价值，必然与其可供人们支配的劳动量相等。
劳动可以用来衡量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却不能衡量一切商品的价值。我们往往很难确定两个不同的劳动量的比例，因为决定这一比例的因素有很多。在分析时，除了要考虑花费在两种工作上的时间，还要考虑它们的困难度和精巧度有什么不同。同样是用一个钟头完成的工作，困难工作所包含的劳动量，也许要比容易工作所包含的劳动量要多。需要经过十年学习才能做的工作，即使做一个小时，它所含的劳动量也可能比普通业务做一个月所含的要多。
然而，要找到衡量困难度和精巧度的准确尺度，却不那么容易。人们在进行交换时，通过市场议价来大致调整困难度和精巧度，从而使它们在大体上两不相亏，而并没有用任何准确的尺度。这么做，虽然对日常买卖不够准确，却也足够了。当然了，人们在交换不同的劳动生产物时，通常都会考虑上述困难度和精巧度。
此外，当商品种类多时，交换通常在商品之间进行；而当商品少时，则是用商品交换劳动。因此，在估定某一商品的交换价值时，衡量尺度自然也就是它所购得的另一种商品量，而不是它所购得的劳动量。而且，“一定分量的特定商品”跟“一定分量的劳动”相比，前者更容易让人理解。因为，前者是一个物体，人们可以看得到摸得着；而后者却只是一个概念，非常抽象，即使可以被人充分理解，它也不像具体的物体那样明显、自然。
随着社会的发展，物物交换停止了，货币成了商品交换的一般媒介，人们开始用商品来交换货币。这时，如果屠户需要面包或麦酒，他会先拿着牛肉或羊肉去市场，把它换成货币，再到面包店或酒店去，用货币购买面包或麦酒。他所能购得的面包或麦酒的量，取决于他售卖牛羊肉所得的货币量。因此，对屠户来说，牛羊肉的价值，自然就是它能换得的货币量，而不是等量的面包和麦酒量。同样地，在说到家畜肉的价值时，用每磅值三四便士，比用每磅值三四斤面包和三四夸脱麦酒都更合适。所以，人们在计算商品的交换价值时，多是以货币量为尺度，而不是按它所能换得的劳动或其他商品的量。
实际上，金银虽然是一般媒介，却也跟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其价值高低、购买难易度都会随时间而变化。在一定时期内，决定金银可以支配的劳动量或他种商品量的因素，往往是当时已经发现的著名金银矿山的出产量。16世纪，欧洲金银的价值大幅下降，几乎减少为原价的1/3，就是由于人们在美洲发现了许多金银矿山。分析其原因，是因为发现大量金银之后，金银上市所需的劳动量相对减少，它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也就相应减少了。但是，这次大量金银的发现，只是金银价值史上最大的一次变革，却不是历史上唯一的变革。
我们知道，测定其他物品数量的正确尺度，其本身绝对不能不断变动。像是一步的远近、一把所抓东西的多少、两臂合抱的长度，都会因人而异，所以不能作为测定其他物品的尺度。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自身价值不断变动的商品。然而，劳动却另当别论。因为，劳动本身是无差别的。
对于劳动者来说，无论何时何地，等量的劳动都有同等的价值。精力和熟练度差不多的劳动者，其劳动时所牺牲的安乐、自由与幸福，必然是等量的；他所付出的劳动代价，决定了他所能购买的货物量。
事实上，同样的劳动所能购买的货物量，在不同时期也是不同的，会时多时少。但这种变动，只是货物价值的变动，而购买这一货物的劳动的价值，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只要是难于购得或者需要花费大量劳动才能取得的货物，无论何时何地都价值昂贵；相反的，只要某一货物易于购得或取得，它的价值也必然低廉。因此，只有劳动才能随时随地地估量和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无论何时何地，劳动的价值都不会变动，它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至于货币，它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
对于劳动者来说，等量的劳动一般都有等量的价值；但是，对雇佣劳动者的雇主来说，等量劳动的价值却会因时而变。因为，在不同时期，雇主购买劳动所需要的货物量是不同的。因此，对他而言，劳动跟其他一切物品一样，经常会发生价格变动。某一劳动，如果需要花费多量货物才能购得，它的价格就高昂；反之，则价格低廉。换句话说，就是劳动价格高时，货物的价格低；劳动价格低时，货物的价格高。
因此，可以通俗地说，劳动价格也有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之分，这一点与商品是一样的。劳动的真实价格，就是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它们与劳动等量。劳动的名义价格，就是一定数量的货币，它不一定与劳动等量。只有劳动的真实价格，才能决定劳动者的贫富、劳动报酬的高低；名义价格则不具备这一功能。
劳动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的区别，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非常重要。一般情况下，同一真实价格的价值是相等的，而同一名义价格的价值则可能存在极大的差异。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往往就是金银价值的变动。所以，如果一个人要把土地永久地租出去，那么他就不能用一定数额的、可能会发生变动的货币作为地租。不然，就不能保证土地的价值永久不变。一定数额的货币的价值变动，一般分为两种：第一，随着时代的变化，同一名称的铸币所含的金银分量会有所不同；第二，在不同的时代，同一分量的金银价值也会不相同。
在国家的统治者看来，对国家有利的方法之一，就是减少铸币内所含纯金属的量。而增加铸币内所含纯金属的量，则不利于他们的统治。毫无疑问，各国都在逐步减少铸币内所含的纯金属量。就是因为这一变动，货币地租的价值才降低了。
欧洲金银的价值之所以会降低，就是因为人们发现了美洲矿山。当时，虽然没有确实的论据，却有许多人都做出了同一种推测：金银价值还会长时期地继续下降。在这一情况下，即使用货币地租的不是若干磅铸币，而是若干盎司的纯银或某种成色的白银，也不会增加货币地租的价值。就是这一推测，降低了货币地租的价值。
相较于货币地租，谷物地租更能保持原有的价值，即使是在铸币名实一致时也是如此。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1558—1603年在位）被普遍认为是英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帝王之一。在她当政的45年间，英国的经济繁荣昌盛，文学璀璨辉煌，军事上一跃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海军强国。在她生活的时代，英国国王不是只充当傀儡的角色，因此英国黄金时代所取得的成就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应归功于她。——译者注在她在位的第18年，就对地租作了这一规定：国内各学院的地租，2/3用货币缴纳，1/3用谷物缴纳。如果不愿意缴纳那1/3的谷物地租，可以按照谷物的时价将其折合成货币缴纳。
在当时，由谷物折合成的货币，也就占全部地租的1/3；但现在，一个叫布勒克斯顿的博士却说，这1/3的地租实际上是其余2/3的2倍。照此推算，各学院的货币地租应该要减到原值的1/4，或是原谷物的1/4才对。然而，英国铸币单位至今仍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同一数量的铸币，无论是镑、先令还是便士，几乎都含有同一分量纯银。由此推断，是银价下降导致了货币地租价值的跌落。
这时，如果铸币内所含的纯银量也减少了，货币地租就会损失得更大。在含银量的变动方面，法兰西铸币比苏格兰铸币要大很多，而苏格兰铸币比英格兰铸币也要大。这么一算的话，昔日有价值的地租现在几乎没有任何价值。
而等量的谷物，也就是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却不会出现上述情况。即使是在两个相隔很远的时期里，在购买等量劳动的可能性方面，等量谷物似乎都要比等量金银或其他货物大。因此，在两个相隔很远的时期里，等量谷物保持相同真实价格的可能性更大。换句话说，就是在购买或支配他人的等量劳动方面，有谷物者比有货币者更有优势。当然，在购买或支配等量劳动方面，我只能说等量谷物比等量其他商品的可能性要大，而不能说完全有这种可能。因为，要用等量谷物丝毫不差地购买或支配等量劳动，是不可能的。
就像后文所说的那样，在不同时期，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劳动的真实价格）是大不相同的，进步社会最多，静止社会次之，退步社会最少。在一定时期内，用谷物之外的其他任何商品去购买生活资料，都可以购得相当的劳动量。因此，能够影响谷物地租的因素，只有一定分量的谷物所能购买的劳动量的变动。但是，在用谷物以外的其他物品计算地租时，还要另外考虑这一物品所能换购的谷物量的变动。
不过，还有一点需要我们注意。谷物地租真实价值的变动，从世纪角度来看，比货币地租要少得多；可从年代角度来看，却比货币地租要多得多。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详细说明这一点：劳动的货币价格与谷物的货币价格，并不会逐年地同步波动。谷物的货币价格，会不时地偏离它的平均或普通价格，发生暂时或偶然的变动；而劳动的货币价格却不会有很大的波动，它似乎与谷物的平均或普通价格保持一致。影响谷物平均或普通价格的因素，有金银的价格、金银矿山的出产额、把金银运送到市场所必需的劳动量，还有整个社会必须消费的谷物量。这一点，将在后文进行详细的介绍。
从世纪角度来看，银价的变动有时会非常大；但是从年代角度来看，银价的变动却很小，甚至经常是50年或100年不变。既然银价在这么长时期内都几乎不变，那么在其他社会情况全无或几乎无变动时，平均或普通货币价格也就不会发生什么变动；而劳动的货币价格，无疑也保持不变。不过，由于谷物的货币价格会暂时或偶然性地发生变动，所以谷物今年的价格比去年高一倍的情况，是经常会发生的。比如，同样品种的谷物，今天的价格还是25先令每夸脱，明年则可能会涨到50先令每夸脱。
可是，当每夸脱谷物的价格由25先令涨到50先令时，谷物地租的名义价值和真实价值也会相应增长，而且比以前高一倍。换句话说，就是谷物地租跟以前相比，它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或其他货物量又增加了一倍。然而，劳动和其他大多数商品的货币价格，却并没有随着这些变动而发生变化。
由此可见，只有劳动，才是衡量价值的普遍和正确的尺度。换句话说，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以劳动为标准来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所以，衡量某一物品的真实价值的尺度，在世纪范围内就不能是它所能换得的银量，而在年代的范围内则不能是它所能换得的谷物量。但是，如果用它所能换得的劳动量作为尺度，那么无论是以世纪还是年代为期限，都可以极其准确地确定它的真实价值。在世纪范围内，等量谷物支配等量劳动的可能比等量白银更大，所以谷物更适合作价值尺度；而在以年代为期限时，等量谷物支配等量劳动的可能又比等量的银更小，因此白银更适合作价值尺度。
在制定永久地租或缔结长期租地契约时，区分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还有些用处；而在日常的普通买卖中，则没有必要对这两种价格进行区分。
只要是时间与地点相同，一切物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都是成正比的。例如，在伦敦市场上，如果售卖一种商品所得的货币越多，这一商品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也就越多；而售卖这一商品所得的货币越少，这一商品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也就越少。所以，当且仅当时间和地点相同时，货币才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正确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