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外面的革命闹得多么疯狂，多么荒诞，我们的小日子还是由一些点点滴滴的琐屑构成。革命我们也闹了，可能还是觉得并没有从中得到乐趣，闹到最后也觉得挺没劲的。要说为什么，也说不清楚，但就是觉得挺厌倦的。
一到下午，外婆照例开始擦灯罩。其实煤油灯罩子上的烟垢或尘埃只要用布稍微一拭，灯罩也就亮晶晶了，可是外婆总是要把玩着灯罩磨蹭好一阵子，一会儿用手掌堵住一端，用嘴对着另一端往里哈气，然后再擦上几遍。别人家用一个灯罩，也不见得每天都擦，而我家用两个，点到中间总要换一次，而且每天都擦。
我家点灯并不只是为了照明，昏黄的油灯下外婆和姐姐还要用针线缝织出比现在好一些的安适一点的生活。我和姐姐都在成长，吃穿的开销也越来越大。母亲还是照例寄40块钱，关键是亲外公那个黑洞，我们从来都不知道要用多少钱去填。
姐姐回校参加了复课闹革命，作业总是要在白天做完，入夜油灯一亮，外婆和姐姐就坐到了灯下开始缝袜子。袜子是从袜厂拉来的，缝一双袜子几厘钱，袜口上还能拆下来几圈线，虽说这些线要交回袜厂，但还是能剩下一些的，攒得多了送去织成布，我和姐姐穿衣的问题就解决了。昏黄的夜里，姐姐低着头一声不吭缝袜子，姐姐老实，从来都不会去想生活为什么这么辛苦。外婆戴着老花镜，不知不觉眼里就噙满了泪水，如果她发现我注意到了，她会霎时举起袖口把泪揩去，嘴里喃喃道：“这两天害眼，眼睛胀痛。”这样我只好装作没看见。
我的心颤抖着，夜晚总是变得难以忍受，这时候我常常起身到外面去。我家的窗棂没有玻璃，寒冬来了就在上面糊一层绵纸，晚上从里面看不见外面，但从外面可以朦朦胧胧看见里面。我跑出来并不是想逃避，而是觉得隔着这么一个距离窥视，感伤的传导会小一些，内心的疼痛可以扎扎实实地由一个人来承受。隔着一层纸是很影响视觉的，只听到外婆的声音使我很着急，有时候我就用舌头往绵纸上轻轻一舔，绵纸即刻就溶化了，我就悄悄从这个小洞往里窥视，感受到的、埋进心里的多半都是痛楚，我意识到这个家的很多事情都要靠我了。
外婆兴致高的时候也会嘤嘤嗡嗡地说一些远年的故事，可是眼前的事情我们想听她说她却从来都不说。譬如她为什么要那么恨我的外祖父，为什么既要尽一份责任而又要憎恶他、不理他。这些事情我们从来就没有搞懂过。外婆总是能从往昔的生活里嚼出一些生活的诗意，但她从来都不说那些令人心碎的伤心事，她是不想让这些事再苦着自己进而又苦着我们。声音从灯火里流出来，勾勒出外婆的轮廓，外婆坠入了柔和的朦胧的清冷的夜。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外婆总是要把灯罩擦了又擦，省油是一方面，亮堂也是一方面，外婆多半还是顾及姐姐的眼睛。这是一个仪式呀！微弱的灯光要陪伴和映照着我们去应对绵绵无期的困境和艰辛。
袜子是由一个喝烧酒的单身汉从资江对岸的袜厂用板车拉回来的，然后他再分发给我们这样一些缝织户。他总爱喝酒，所以我不想理他。忽然有一天我的想法变了，我有意识溜到他家里看他在灶火上有滋有味地温酒、抿酒，我看出他乐意接纳我，时不时给我夹块腊肉吃，还把酒壶递过来让我来上一口，我辣得蹦起来声声叫唤的时候，他也仰着脖子跟着乐。
我去他那里总是表现得很随便，在那种有意无意之间去接触他。我想从他身上发现一个机会，看看能不能多少减轻一点外婆和姐姐的负担。喝完酒以后他总是爱嚎歌，而我的样板戏比他唱得好，一开始我跟着他唱，他听到我唱以后，那种歌者的倾情挥洒状态就大打折扣了，于是他就跟着我唱，跟着我学了许多新段子。有一天，他提出来让我跟着他去拉袜子，他说：“一路上很好玩的，管你午饭，还可以乘轮渡，去一次给两毛钱，袜子也可以给你们家多几打。”我心里很激动，但我没有表现出来。出了他家的门以后，我撒开腿飞跑到家给外婆说了这件事。外婆说你太小了吧！就是走一趟也有七八里地呢！我说没事，又不让我拉板车，只是陪他说说话，在上坡的时候搭把手就行了。外婆犹豫再三后还是答应让我去了。
袜厂在湘江北岸的工业区，我们要穿过无数的大街小巷才能到达袜厂。走了几趟以后我才觉出，其实就拉袜子而言有我没我都一样，他只不过是想找个人陪他说话。一个人总是有话要说的，而他必须走着说着，所以就需要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跟随。他那酒壶总是随身带的，中午的时候总是要抿几口，而我呢？要不就是一碗米粉，要不就是一碗米面，不超过一毛钱。就我而言，也就十分满足了，这可是三双草鞋的钱呢！
粮店驮米的这一天，我跟喝烧酒的拉袜工说：“今天就不去了，我的同学要来。”他说：“让你同学一起去不就对了！”我说：“不行的，他父亲要来粮店驮米，他来送饭。”
大米是粮店雇米驮子用船运来的，运到河岸以后，米驮子往粮店的二楼粮仓里驮，那种背负重荷的感觉既令人敬重也令人心酸，既令人感奋也令人压抑，既有一种渴望也有一种抵触。一麻袋米大约在200斤左右，相差也就是几斤的样子。我常常想，为什么不能把麻袋做得小一点呢？为什么这样一群人的劳动非要在极限中挣扎呢？
这群米驮子是一个特别的群体，意志的力量以一种缓慢的形式表现出来，身体释放出的生命力之强大令人咂舌，在沉默的躬行中显示出另类。看他们驮米其实也挺好玩的，并不亚于一路走走看看拉袜子。别的先不说，这些米驮子的肌腱是无与伦比的。罗新民的父亲罗鼎是米驮子，矮墩墩的，肌肤上发出一种古铜的光泽，成日阴沉着一张脸，但一旦笑出来样子是很好看的。
我上街了，一边瞅着罗新民，一边看着米驮子。就人的力量而言，这是最让我惊讶的一件事，米驮子驮米时的情形是非常令人感动的。驮子们只穿一条短裤，有的穿双草鞋，有的光脚板连草鞋也不穿。米袋子上肩以后，人的身体就像一只鸵鸟，从河里到粮店的二楼一路都是上坡，腿肚子上的青筋和肌肉有节奏地往外暴胀，随时都有炸裂的可能。驮子们的汗水直接从毛孔里往外渗，浑身上下豆大的汗珠子往下落，在黝黑背脊上的凹沟里形成一股川流，闪烁着奇异的金属光泽。
米驮子的社会地位怎样来评价，实在很难做出一个权威的确定，但是只要他们在这座城市出现，肯定就是最亮丽的一道风景。他们默然无语，从不张扬，威风凛凛，气血旺盛，谁也不敢惹他们。因为这样一份过于艰辛的付出，所以他们很骄傲，如果这个群体被触怒，源自于他们身体内部的力量会把任何东西都吞噬掉的。这种感受太直接了。
我看到罗新民掂着一个饭盒过来了。罗新民个子要比我矮一些，像他父亲罗鼎，太阳穴上有一块泛着光亮的疤，是小的时候长疥子留下来的。人长得很秀气，眼睛大而灵动，只是一口牙微微有点往外翘，为了不让别人看见，所以平常嘴唇总是抿着的。人很实诚，也很谨严，能聚人气，言语不多。我的手劲虽然比他大，可是要论短跑就不是他的对手了。在班里，我的顽劣总比较靠前，属于那种在潮头兴风作浪的人，而他则滞后一些，但他做事的狠劲绝不在我之下。我俩的关系属于紧密型，也就没有人敢惹了。
见面以后罗新民掏出一把糖来塞给我，我接过糖以后伸出右手的两根指头，他点了点头。我们把饭盒放回家以后，躲到一个隐蔽的吊楼底下一人吸了一支烟，是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牌香烟。我说：“你父亲特棒，个子虽然矮一点，一袋米扛在肩上走起来比那些膀大腰圆的大个子还轻松。”他说：“强撑的，有一次我见他吐过血，可是他不让我给任何人说。当驮子不好，哪像你，父亲当干部，我还是羡慕你呀！”我心里很难过，我已经懂得了这样的痛是不能给任何人说的。有一次学校让填表，有一栏是亲属是否有政治历史问题。外婆说：“你爸没有政治问题，该怎么填就怎么填。”她是想缓释一些我的压力。我们就是为了避开这种影响才千里迢迢到这资水河畔来的。虽然我的内心有一种隐隐的痛楚，但还是暗自庆幸，没有任何人以任何方式问起过我！
抽完烟以后我们去了粮店。我和粮店特熟，外婆又在给粮店的会计曾妙玲带孩子，虽然我从来都没有从粮店得到过非分的半粒粮食，但粮店还是像我的家一样，知道哪些事可以干，哪些事不能干。我们在米仓里捉迷藏，时常把身子冒险藏在大米斗里，粮店的穆主任最害怕我们玩这个游戏，可是运动着的米瀑对我们有着极大的诱惑力。这个米仓的米总是要倒在这个米斗里，然后通过一个受控制的小孔漏到底下的秤盘上，最后装进买米者的米袋子里一点点卖出去。我们可以把身体藏在大米斗里，用米把自己的全身覆盖掉，下米的时候身体顺着往下滑，这种感觉是很好的。
玩腻了，我和新民把别的人一甩，船上船下、楼上楼下到处撺掇，当然，总是顺着驮米的路线去看那惊心动魄的场景：两个人在船上把米抬起来，然后放到驮子们的背上，扛上200斤的麻袋一闪一闪地走在木板上，看到这样的情形真的让人肃然起敬，同时也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命运，只不过自己现在还没有长大。
当然，我们也会浏览一番资江上的风景，资江上渔舟点点，舢板上落满的鹭鸶，它们在静静地观水觅鱼，一旦发现目标会突然扎进水里，不一会就把鱼叼上来了。江面上最壮观的景象就是放木排或者是放竹排，放排的号子在天空和两岸回旋、颤荡、翻卷，江水一泻千里的感觉只有通过放排才能体现出来。我们沿着米驮子的路线亦步亦趋地向上攀援，爬完石阶以后还要穿过马路，然后跨越一个长长的临时搭起的木板桥才能登上粮店二楼的米仓，再一袋袋码起来。
罗新民的父亲罗鼎素来对儿子很严厉，也不苟言笑。而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朝我笑一笑。我呢就拉着新民往他跟前凑。父亲这个概念对我来说太空洞了，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对自己的心灵似乎也是一种慰藉。
有一天，他父亲正在一个陡峭的河床上攀爬的时候脸色一下变得惨白，我急忙用手捅了一下新民，只见他平稳地站住以后，脸上迅速闪过一道绝望的悲凉，觉出自己已经不能再往前走了，然后把肩上的麻袋掀到了地上，一下坐到了麻袋上。我和新民在他身边一边站了一个。他一面调匀着自己的呼吸一面把腰直了起来，两眼俯视着江面，接着一口一口的鲜血往外喷。我和罗新民吓坏了，对着江面和江岸吼了起来。米驮子们全都扔下了米袋往河床这里云集，一张张汗渍渍的惊恐痛惜的脸。罗鼎坐在米袋子上，腰板一点也没有弯曲，两眼还是直视着前方的江面，用手轻轻推了一下他的同伴。我俩一下变得束手无策，紧张得不知该怎么办。几口血喷出去了好远，我看他唇边都是血，便脱下自己的衣服递给了新民，新民便用衣服揩净了父亲嘴角的血。
罗鼎看着新民，用手把他的头抚摸着，眼角露出了迷人的微笑。然后就悄无声息地倒下了，驮子们把他抬到了医院，可是他再也没有站起来。
通过拉板车和米驮子的场景，我仿佛看到了今后的生活影像，我的命运已经显出端倪了。那时候我很瘦弱，但我一想到长大以后就要像他们一样去驮米或者去拉板车，我就觉得非常害怕。苦力就像魔影一样咬噬着我的心。我已经开始思考了，但我并不知道将来该怎么办。
外婆生病住地区人民医院，就在我拉袜子的江对岸，我对这一带已经非常熟悉了。家里只好让姐姐来坚守，而我则要到医院去服侍外婆，这对我们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了。外婆的肚子里生了肿瘤，一开刀开出了三个小碗大的瘤子，我在医院服侍42天，病房内外上蹿下跳，到处都是我的熟人，别人都叫我小院长。外婆好了以后可以下床了，可是刀口又感染了，又住了18天，这大约是我感受社会比较深广的一次。最让我感到惊奇的就是花圃里的含羞草，只要稍有一点外力触动，叶子就迅速卷缩，然后又悄悄展开，没事的时候我总是到医院的花圃重复着这个简单的游戏，其中的滋味总是品也品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