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国民党的元老重臣。但他毕竟只是一介书生，因而只得利用蒋介石的实力和兵权来充当国民党党魁；而蒋介石也想利用他在党内的资望，渐图扩大巩固自己的权势。胡汉民鄙薄蒋介石，把蒋视为“小人”而以“君子”自居，并入木三分地指出蒋介石“惯用的手段是‘压’、‘诈’、‘拆’”。胡汉民不可谓不清醒，但他又确实很糊涂，因为他看不清与蒋介石的合作是“与虎谋皮”，只想着利用蒋介石却不料反被蒋介石一再利用。
一、蒋介石大摆“鸿门宴”，软禁胡汉民
蒋介石陵园设宴软禁胡汉民
1931年我在南京主管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及所属各院、部、会机关的警卫，以及首都各城门的治安工作。3月下旬的一天深夜，与我同住在南京明瓦廊三道高井的吴礼苍（我的姨夫，同盟会员，曾任刘伯承在川军时的秘书，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秘书）公毕回家，突然张皇地告诉我：“老弟，出事了！”我问：“什么事？”吴答：“展堂（胡汉民号）先生被扣留了！”我说：“哪里会？”吴说：“真的，就是刚才的事。”又问：“哪个扣留的？”吴答：“除了老蒋（蒋介石）还有哪个敢哟！”再问：“为啥子？”吴答：“不知道。”当时我们都为这一突然事变感到震惊，二人相对欷歔良久，但总猜不透这两根所谓国民党的支柱为啥会闹到这样地步。由于这时军事上的噩耗（蒋介石的十八军军长张辉瓒的首级在吉安赣江上游苏区漂流下来被检获的消息）不断传开，在政治上又增添一层阴影，不能不使人担心会影啊我们的未来。
我又继续探问：“消息从哪儿来的？”吴悄悄对我说：“只能让我们两人明白，老蒋那股水发了，不知要株连多少人！就是老总（指办公厅主任朱培德）都在闷葫芦里，现在中央（国民党）各要人都为这一事变提心吊胆，不知火石（祸事）还要落到哪个头上来！刚才，老总匆匆从陵园官邸[1]回来，关照我马上通知办公厅人员，对于胡院长因病休养的事，不准对外说；并叮咛我特别要告诫我们的人（指随朱从江西省政府调到办公厅的亲信，吴亦其中之一）不要乱说，不要乱走。”又说：“老总无论在平时甚至战时应付事变都很沉着，这回神色显得特别紧张。而且历来各院、部、会长官因病休养，根本用不着向办公厅打招呼，既要打招呼，又要不准谈，这中间明明有文章。我才悄悄去问黄副官（随朱到陵园赴宴的侍从），由于我们都是老总的心腹，他才将今晚遇到的情况告诉我。”
据黄副官说：“委员长（蒋介石）今晚在陵园请客有两桌人，同往常一样，到晚上约8点钟，差不多客人都到了，记得有戴传贤、于右任、居正、孔祥熙、宋子文、吴稚晖、朱家骅、张继、叶楚伦、邵元冲、陈布雷、陈果夫、张静江、张群、何应钦、吴铁城、谷正伦和老总等，都被一一引到官邸左边的餐厅里，济济一堂，谈笑风生。这时委员长还在楼上，没有下来。侍卫长王世和跑来招呼我们这些侍从人员到侍从室休息。随即很郑重地宣布：‘等一会儿有什么事发生，不关你们的事，千万要招呼好自己同来的卫士、司机不要乱动。’同时我们已经发觉各处岗位值勤情况不同寻常，大家顿时紧张起来，猜不出要出什么问题。我就借口送公文包给老总，溜进餐厅，将外面情况悄悄向他报告。同样有其他几个侍从也进去传递消息。这一来，弄得热热闹闹的餐厅，立刻鸦雀无声。客人们有的惊慌失色，有的凝神不语，各想各的心事。隔了不久，胡院长最后到了，王世和赶紧亲自到车前，把胡院长引到官邸右边的会客室，让胡一人留在室内，紧接着来了两个卫兵守卫门口。胡院长一见情况有异，脸色骤变，但很镇静，不言亦不坐下，一直在室内背起手踱来踱去。再说当王世和引胡院长进入会客室的同时，另有几个侍卫队官兵，以两人监视一人的办法，将胡院长同来的侍卫副官、卫士、司机等强制带到警卫室，强迫他们缴枪。对方不肯，初而言语冲突，既而摆出架势，准备动武，声言非有胡院长命令不行。这时王世和将胡院长安置好后，转身见此剑拔弩张的情况，吓得急忙退了回去，他怕的是对方同他拼命。万一枪声一响，惊动主子，怪他草包，要受责备。王世和见硬的不行，就另派一个侍从出来，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宣称奉委员长命令，胡院长已被扣留。此言一出，更激起胡的侍从人员的义愤，大声质问：‘胡院长犯了什么罪？’这位王世和的代言人根本不知道胡院长犯了什么罪，糊里糊涂地说：‘这是他们（指蒋、胡）两人在闹别扭，根本就不关你我的事，犯不着扯内皮，只要把枪交出，等他们把话说清楚，枪，还是交还你们的。’停一停，他又带着威胁的口吻说：‘请你们想一想，在这个地方要耍枪还行吗？’胡的卫士终于悻悻然把枪扔了出来。
“大约又隔半小时，委员长才从楼上下来，态度严肃，径入餐厅，随即招呼大家入座。接着，只听见餐厅里委员长一人好似训话一样，中间有些话语声音特别大，如：‘展堂近来精神失常，已有病态，我要他休息一下。我考虑过，不这样办不行！这几年来，我把中枢重任付托于他，他不但没有减轻我的麻烦，反而一再反对我的主张。他忘了他这条命，不是我救他，哪会有今天……’只听见委员长讲了好一阵子，会场静悄悄的。最后戴院长才说了一句：‘让展堂休息一段时间也好！’宴会就此不欢而散。”
至于留在会客室的胡汉民那晚的情况，后来在胡恢复自由，离开南京前我问过他。他说：“那晚从会客室设置卫兵起，到餐厅宴会散止，等到外面汽车开动了，还不见蒋介石进来，我才向卫兵要笔墨，写了一张条子要卫兵交上去，我一定要同蒋介石面谈。大约又过了一个钟头，蒋介石才下来，走进会客室，彼此心中有数，他先开口说：‘你还有什么话好说？’这立刻激起我的愤怒，狠狠教训了他一顿。我问他：‘你想要干什么？总理（孙中山）在世时，我是怎样替你说话的，直到近几年，我又怎样苦心孤诣把中央局面稳定下来，你以为冯、阎就甘心失败了吗？（指1930年结束的蒋、冯、阎中原大混战，冯、阎佯称下野出洋，实际是企图保存实力，退守西北。）张汉卿（学良）真的拥护你吗？（指中原大混战中，蒋派吴铁城、张群等到东北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和平津地盘为条件，拉拢张学良派兵入关，冯、阎受威胁而失败。）江西军事失败是小事吗？（指蒋低估红军力量，认为第一次“围剿”失败，仅仅是指挥不得其人。）你总以为军事万能，可以解决一切，那么，江西军事就不该失败。在政治上，共产党抓住我们一些弱点攻击，影响越来越大，你每次在国府或军校纪念周会上（每星期一上午集会纪念孙中山）空谈遗嘱，大讲特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提倡新生活，改变社会风气，以抵制共产党的宣传。我不是说做得不对，而是说做得好。可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能够服人吗？今天，不管哪一个，要关要杀，全凭一个人的高兴，究竟国家还有没有法纪，礼义廉耻到哪里去了？这样做，将带来怎样的后果。你想到没有？’尽管我讲得很清楚，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他最后想出一句无赖的话来搪塞：‘讲，我讲不赢你，总之你对不住我。’紧接着他就硬逼着我，气势汹汹地问：“究意愿不愿意起草约法？’当然这是违背总理建国大纲的，遭到我的严词拒绝后，他就拂袖而去，当晚把我送到汤山。”
以上是当年胡汉民答我所问的情况，我没有进一步追问。后来为了弄清蒋、胡之间矛盾激化的关键所在，曾请教过同胡一道参加辛亥革命广州起义的老战友但懋辛先生。据他所了解的情况是：蒋介石之所以不顾一切扣留胡汉民，是因为民国十九年打败冯、阎之后，曾经召开过一次会议，目的是商讨草拟一个约法，然后根据约法于次年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胡那时看出了蒋的武力专横，别有用心，未予正面驳斥，只说：“可以照建国大纲的训政时期办事就行了，不必再拟约法，俟机会成熟，即召集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因为那时立法应由立法院起草，不通过国民会议，在宪法未施行前，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相等。正如辛亥革命时，南京成立临时政府，由临时参议院行使立法权，制定约法一样。但是当时（指1931年）南京已经是正式政府，就可以不再用约法，只是召开国民会议，制定永久性的宪法就行了，所以胡不干。胡事前还向人表示过：军人的政治知识浅薄，武断专横，动辄耍刀，要效美国宪法精神，现役军人不能参加总统竞选。蒋闻之大不以为然，认为胡在立法上和选举上都是他的对头。但是，胡在那次会上并没有正式提出他的主张，只是强调没有草拟约法的必要，而蒋则非拟不可。由于两人都坚持己见，那次会议就没有把这个问题决定下来。以后蒋约胡单独谈（即1931年2月底陵园设宴扣胡那一晚），一定要他在立法院草拟约法，胡一再说明理由拒绝。蒋沉不住气了，就威胁胡一定要写，并说：“胡先生如不答应，那就会对你不起。”这就激起胡气愤地拍着桌子说：“随便你，杀头，我胡汉民也不怕！”蒋就一怒冲上楼，立命卫士押胡到汤山与外界隔绝起来。
从以上胡汉民对我所说和但懋辛的回忆，蒋、胡之争的关键在于制不制定约法，而制定约法的核心，又在于要不要写进现役军人竞选总统一条。蒋既有心，胡亦并非无意，蒋怒胡之不做驯服工具，胡则愤蒋之日益跋扈专横，胡欲以法制蒋，而唯我独尊的蒋介石，则视胡如眼中钉。胡之被扣，渊源在此。胡被扣后，由蒋一手包办草拟的约法，就不再提现役军人竞选的问题，为蒋于1948年窃据总统宝座扫清了道路。
蒋介石下令“保护”胡汉民
1931年3月底，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电话约我立刻到厅里谈话。到达时，警厅的核心人物楼文钊（主任秘书）、李进德（督察处长）已先在座，吴即出示蒋介石手令：“胡院长应移往双龙巷孔（祥熙）宅，着由首都警察厅派保安警察严密保护，具体部署和行动同王世和密切联系。中正。3月×日。”
我看了手令后，思想上第一个反应是胡汉民还在，证明近来街谈巷议胡汉民已死或已出国都不是事实。第二个反应是立法院警卫，长期以来都是保安警察担任，为什么这回蒋介石要亲自下手令，不要胡汉民回立法院或回胡公馆，而指定要住孔宅？第三个反应是保护上层人物，布置警卫，保安队平时都是独立行动，为什么这回要王世和插手？而所谓“严密”保护，使我回忆起吴礼苍告诉我的消息，结合这些天来西南激烈反对的情况，未必不是蒋介石迫于形势，对胡汉民杀既不敢杀，放又放不得，只得把人交给我，名曰“保护”，葫芦里又是另一包药。就我的职责来说，当然不能不执行命令，但从我的真实感情来说，则又是抵触的。
正由于我对蒋介石、胡汉民二人抱有不同的态度，因而我一看到蒋介石手令，联想到蒋介石曾把居正（号觉生，当时的司法院院长）禁锢在南京周必由巷[2]时所给我的手令，不也是明明白白写着“保护”字样吗？蒋介石一贯使用书面一套、实际一套的手法。我不能不把这次手令的真实意图弄清楚，我就直截了当地问吴思豫：“委座（蒋介石）还有其他交代没有？”吴亦开门见山地回答：“胡汉民反对委员长，不能不采取紧急措施，不住汤山移住城内，不用侍卫队而用保安队。名为保护，说穿了就是监视，但又要在有我们的监视之下，允许他在南京城内以至到汤山这个范围内活动。这样做，是为了对付不同意见的人，特别是西南的责难。委座还交代除了戴院长（传贤）、邵副院长（元冲）、吴委员（稚晖）三人之外，其他任何人非有委座条子，不准与胡晤面。明天傍晚，即由王世和把人送到双龙巷，此后就是保安队的责任，由你负责。为了把这一工作做好，要做到连胡本人都说不出所以然来才对。”
根据蒋介石意图，经过大家仔细研究，吴思豫最后决定：由卞稚珊负责选派一个中队兵力布置双龙巷孔样熙公馆警卫；由楼文钊负责会同该地警察分局于明午将孔宅及其周围有关楼房让出备用；由李进德负责与王世和联系，商定交接时间和手续。会毕，我即前往双龙巷现场观察。拟订布置腹案如下：以一个班的兵力担任孔宅门警，形式上与一般要人住宅的警卫同。孔宅西面、北面、东北角楼房各派潜伏哨一组，暗中监视孔宅内部。加强双龙巷西口通黄泥岗、东口通丹凤街的交通岗，注意来往行人和车辆。将孔宅原有电话拆除。中队部位置于黄泥岗工商部，并兼任该部警卫，原派警卫归还建制。以上腹案我即责成第一大队胡绍韩（吴思豫的亲信）选派一个浙江籍、黄埔军校毕业的中队长担任。目的是为了预防意外事故发生，又可以减轻我的责任。
午后，我又召开担负这一任务的有关队长会议，并向全体士兵讲话，主要是强调这次委员长亲自交代的任务，既不同于一般保护，又不同于一般监视，既要达到委员长的意图，又要做到胡院长无话可说。要求对外保密，严守纪律。遇事上报，不得擅自行动。以上一系列安排的用意，与其说是防胡，毋宁说是防蒋。一方面防的是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另一方面防的是这一批警察老爷们狐假虎威，嚣张成性，不能不用蒋介石这块令牌来将一将军。
我将布置情况向吴思豫汇报的同时，楼文钊、李进德也汇报了联系情况。诸事齐备，只是胡汉民提出要他的女儿胡木兰和一女佣随伴，经请示，也得到蒋的同意。到下午6时许，王世和将胡汉民从汤山押到，由木兰将其父扶持下车，然后再扶到孔宅楼上沙发上一躺。我问他：“需不需要什么？”他把眼一瞪，头一摇。此后，我每隔三两天前去巡视一次。胡总是抑郁寡言，我也只得对木兰敷衍三言两语即走开。
（卞稚珊）
二、援胡反蒋，同床异梦
当时作为国民党第二号人物的胡汉民被蒋软禁与外界隔绝，很快就激起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如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统一政府的胡汉民派、孙科的太子派、张继的西山会议派等首脑人物都明白蒋介石权迷心窍会不择手段的，为了避免株连，都纷纷潜去上海谋对策。而在广州与南京国民党中央貌合神离的政治分会的元老派，如邹鲁、古应芬、肖佛成、邓泽如和两广实力派的李宗仁、黄绍竑、陈济棠、白崇禧、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等，对于他们作为政治支柱的胡汉民无端被扣，更是激烈反对。这时在香港的前北平扩大会议主席汪精卫，不甘心在不久前同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的失败，想利用西南反蒋机会东山再起。于是年5月间与西南合作，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成立西南国民政府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唱对台戏，迫使蒋介石释放胡汉民。
西南这一行动，打破了蒋介石原来的计划，使他扣留胡汉民的阴谋遭到中途挫折。在此以前，正当西南酝酿军事反蒋之际，蒋介石也曾考虑到这将不利于共同制定约法，更不利于团结反共。因而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除派戴传贤、邵元冲、吴稚晖三人对胡汉民进行劝说外，旋又增派陈布雷、张静江、于右任、叶楚伧、宋子文、孔祥熙、张群、吴铁城等十一人对胡汉民进一步施加压力，要他放弃反对制定约法的主张；另一方面，趁胡失去活动能力的机会，积极准备召开国民会议，以图得到在胡汉民身上得不到的东西。因此，为了增强对这一会议的压力，他又拼凑了二十万大军向江西红军进行第二次“围剿”，并下令前线必须于5月5日前，即国民会议开幕前，攻下中央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瑞金等地，以显示他的威力，借以消除对他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怀疑和动摇。结果，“劝说”始终遭到胡的严词拒绝，第二次“围剿”又遭到比第一次“围剿”更加惨重的失败。但是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并不肯就此罢休。
蒋介石玩弄民主，召开所谓国民会议
蒋介石妄自尊大，并不因胡汉民作梗、西南闹独立、江西军事一再失败而放松对党、政、军权的独揽。他认为冯、阎业已下台，张学良又被拉拢过来，这几股当时最大的实力派，都被他施展纵横捭阖的手段所屈服，在军事上已唯我独尊，正宜抓紧时机，为未来做大总统找到政治资本，所以必须及时召开国民会议。另外，他明白，如果不是张学良被拉拢过来，他早已被阎、冯打垮。现在阎、冯名虽下台，但是遗留下来的几十万军队，仍然保持着相当强大的实力。而张学良进驻平、津，实际是取阎、冯而代之。由于东北军与西北军之间，早有多年的历史渊源，两军将领之间，也各有各的深厚关系。因此，蒋介石这时既怕张学良独吞冯、阎的部队，壮大了别人，孤立了自己，但又不能不依靠张学良共同努力，处理这些部队。为此，蒋介石采取了分化、利用、限制的办法来对付这些杂牌部队。这既利于江西“剿匪”军事，又利于借刀杀人，消灭非嫡系部队。这就是蒋介石急急忙忙于1931年5月5日在南京召开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会议，标榜民主政治的内幕。
以下根据我所亲身经历的事实，来谈谈当时的情况。当时我被派充国民会议的警卫官，清楚地记得那时作为蒋介石唯一上宾的、同时也是作为蒋介石国民会议最有力的配角的是张学良，在蒋介石心目中，只要把少帅（张学良）这一关敷衍过去，就可万事大吉。因此，他抓住这个关键人物，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保证会议安全，严防破坏捣乱。
除对胡汉民加强看守，不让一点消息传给胡汉民外，也不让胡汉民有一句话泄露到外面来。还特命我抽调两个大队和机枪、手枪、骑巡、车巡各一队，配合宪兵担任会场内外警卫。会场设在中央大学内，是专为召开这次会议而特别设计建筑的。主席台下构筑有钢筋水泥的地下室，会议期间秘密布置一个中队在地下室。担任警卫的官兵都要经过严格选择，而且要具三人联环保结。主席台顶设有瞭望台，有钢筋水泥的掩蔽体，东西南北各置一挺重机枪。场内各要道有全副武装的岗警，各进口有门警，转弯抹角处有暗探。场外附近街道有骑巡、车巡队分段巡逻。主席台上和蒋介石、张学良的休息室完全由蒋介石的侍卫队把守，除持有特许证外，任何人不许进入。此外，会场出入证一般分四种：红色的可以上主席台，蓝色的可以进会场，黄色的只能到旁听席，白色的为工作人员所用（都具有保结）。即使是警卫人员的行动，都有一定限制，只有警卫处长（吴思豫兼）一人可以上主席台到委员长休息室，警卫官也只有因工作需要，才可以进出会场，其他服务人员只准在指定地点或场外活动。就这样，几乎是用人盯人的办法，总算保证了会议的安全，自始至终没有事故发生。
其次，保证议案的通过，精心“招待”张学良。
蒋介石用尽心机，宣扬这次会议是最“民主”的会议。他充分估计到，除了“少帅”一伙人之外，其他安排出席的人员中，不会有人持异议的。同此，他把全副精神对付“少帅”，针对“少帅”有吗啡癖、舞癖，就精心安排了一套“疲劳轰炸”的日程，使得他日以继夜地迷迷糊糊奔忙于“三会”（开会、宴会、舞会）之间。
最突出的是“招待”。蒋特派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任总招待。这位招待能手，把张学良等人招待得舒舒服服，他们需要的舞女、歌妓、香槟、白兰地、花旗桔、茄力克、雪茄烟、人头土（印度鸦片烟）以及其他山珍海味、点心罐头等应有尽有。招待对象，主要是张学良一方，从上到下分别指派专人负责。如张学良由吴铁城、张群陪伴；于凤至（张学良妻）由宋美龄、宋霭龄陪伴；高级幕僚如王树翰、莫德惠、刘尚清、刘哲、沈鸿烈、鲍文樾等由各院、部、会每日轮流设宴招待。宴后，备有舞会、戏剧、杂耍、清唱、电影、台球以及烟赌等各式各样的娱乐场所，各投所好，各尽其兴，不到鸡鸣，不会收场。娱乐场分等级，高级的设在宋子文、孔祥熙、张群、吴铁城、吴国桢等人的豪华别墅内；一般的设在励志社、中央饭店、安乐酒店等处。至于中级以下的随员，甚至侍从副官、卫士、司机等，都安排有同级人员、眷属陪吃陪玩，不使一人向隅。这一幕别出心裁的“盛会”弄得满城乌烟瘴气，使得张学良同他的幕僚之间，也难得机会碰头。而这些幕僚们，虽是弄得精疲力竭，倒也乐得享受，深感委员长的手面阔绰。至于下级随从更是有吃有色，皆大欢喜。宋美龄第一次私人欢宴于凤至，厚赏于的随从人员就有三千银元。还有奉命赌博的人员，只准输，不准赢，输掉的准向总务处作招待费报销。
最后，严密控制会议，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
在上述情况下，使得张学良这一方对会议的进行毫无准备，也无暇准备。而蒋介石那一方就大大不然。每晚深夜，蒋介石都要亲临国民党中央党部，召集亲信，亲自主持秘密会议，有计划、有准备地安排好次日议程，提什么案，哪些人发言，如何监视表决。有意识地将对方出席人员席位分散安排，把自己的亲信席位安排在对方人员周围等等。这些都经过反复研究，照计划执行。轰动一时的所谓国民会议，蒋介石就是这样毫无阻碍地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可是他的日子并不因此而更加好过，他忧心忡忡的还是江西军事一再失败，中共的日益发展和壮大使他坐卧不安。因此，在国民会议闭幕后不久，他又重新调集更多的军队，企图卷土重来。可是，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震动全国，形势逼人，打乱了他的如意算盘。
西南内部矛盾重重，援胡反蒋同床异梦
当时被软禁在双龙巷孔公馆的胡汉民，一方面愤恨蒋介石手段毒辣，另方面还担心蒋介石随时对他下毒手，因而终日徘徊楼上，足不下楼。本来蒋介石允许他可以在南京至汤山一段路上逛游，但他明知这是蒋介石的圈套，也就从未要求出游。他把唯一能恢复自由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西南方面。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希望渐渐渺茫。精神上的折磨，内心的痛苦，加剧了他身体的衰弱。
以半独立状态的国民党西南政治分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西南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内部权力之争的激化。这一局势，在政治上是以胡汉民派为核心，在军事上是以陈济棠为柱石。当胡汉民被扣，陈在政治上失去了靠山，不得不转而利用汪精卫以资号召。汪则不甘心于1930年北平“扩大会议”的失败。现在蒋、胡闹翻，正是捞取政治资本、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汪利用西南国民政府这块招牌，表面上是援胡反蒋，实际上一切是为了自己，他同胡汉民的政治主张从来就是互相龃龉的。蒋需要利用汪做他的政治傀儡，汪需要蒋对他的军事支持。
至于陈济棠援胡反蒋，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结果，他援胡援不了，反蒋也反不成。症结所在，是他本身的腐朽无能。虽有援胡的愿望，但终因力量不足，难以实现。轰动一时的西南援胡反蒋活动，并没有迫使蒋介石恢复胡汉民的自由。而在广州的国民党元老派，如邹鲁、古应芬、肖佛成、邓泽如等倒是十分关心胡汉民的安危，没有袖手旁观。他们深知汪、陈两人都不可靠，才派专人到沪，委托驻沪的、曾经同胡一道参加过辛亥革命广州起义之役的老同志熊克武、但懋辛、余际唐、喻培棣等，就近设法援救，终于找到营救胡汉民的另一途径。
熊克武、但懋辛积极策划营救胡汉民
大约在1931年8月上旬，喻培棣[3]由上海专程到南京三道高井我的寓所访我，照例住在我家里。他恳切地对我说：“我奉锦公（熊克武字锦帆）和老二哥（我们一般对但懋辛的称呼）之命来营救胡先生（胡汉民）。为这件事，西南已采取各种办法，老蒋（蒋介石）仍顽固地拒绝释放。现在远水不能救近火，还要考虑到投鼠忌器的问题（指用军事行动有顾虑），所以才迭次商请在沪诸老同志就近设法，最低限度要暗中保护他的生命安全，最好是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他出险。我们总不能忘记老蒋当年欠下虎门的那笔账，使成千上万的旧袍泽到现在都还流离失所[4]。当时胡先生亦在老蒋监视之下，虽对我们很关心，但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老蒋旧性不改，又以同样手段来陷害胡先生，无论公谊私情，我们都不能袖手旁观，但如何入手，很费踌躇。锦公想，老蒋既把胡先生交给你负责监视，可以从中想出一个两全的办法。因系多年患难朋友，相信你也不会坐视。因此，要我亲自走一趟，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你。”
我当时被华（喻培棣号）这一股真挚的热情所感动，马上严肃地说：“去年我能同你们到武汉反蒋，今天当然义不容辞要设法救胡。不过需要仔细研究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不能草率，以免打草惊蛇。”我当将胡的身体衰颓、蒋临行前的交代，以及警卫布置情况一一告之。喻深感情况颇为复杂严重，不能再拖，当向我提出需设法先与胡一晤的必要，把内外情况交换后，再作计议。我当时表示同意，但考虑到保安队里的人，上上下下对我既无恶感，也无特别好感。而蒋介石对人惯用权术，各级都有他的耳目，不能保险没有人盯住我。因此，我要喻准备好对胡谈话的内容，时间不能多，而且要见机行事。翌日，我照平时一样前往孔宅巡视，喻化装随我前往，以请胡书写为名（胡长于汉碑），叫喻把宣纸送上楼去，喻即趁机上楼晤胡。
事后返家，喻对我说：“胡先生很惶急，正如我们那年被困虎门那样，满腔激愤。我扼要将粤沪情况和此来意图向他说明，最后征询他的意见。胡先生说：‘前后到来看我的人（指蒋选派的十一人）语调不同，用心则一，可以说都是蒋介石的传声筒。他们的意图，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国民会议召开以前，要我放弃主张，不再反对，仍然可以恢复我的名誉地位。当然我不能为他（蒋介石）开此先例。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法制的根本问题，我们不能忘记孙总理建国大纲精神。最后我答复他们，他（指蒋介石）如仍一意孤行，由他自己负责，这是前一阶段。在西南成立国民政府以后，这些人又不断来啰唆。理由是，顾全大局，一致对外（指共产党）。要我亲笔函劝西南，恢复统一，然后他们才有向蒋转圜余地。可恨这些人完全把我当成人质看待，亏得他们想得出来，说得出口。自从蒋去前方后（指江西），最近他们也不再来找没趣了。我想蒋介石还不敢公开杀我，顾虑的却是暗害。特别是近来各方面形势紧张，这一手，蒋介石是做得出来的。我并不怕死，所不甘心的是死得不明不白。你（喻）同锦帆诸兄热情可感，不知此来有无妥善办法？’”
喻继续说：“从胡先生的话里看，情况确是严重，近来沪上亦有此类消息，无怪胡先生有此忧虑。我当即告诉他：‘熊先生和但先生对于整个形势已经缜密考虑过。不管局势如何演变，一致认为目前救人第一，此来正为此事。由于熊、但两先生想到有一人可托，所以要我亲来与先生联系。’胡先生马上追问：‘哪一个？’我答：‘就是卞稚珊。’胡先生一闻此言，反而失望地说：‘他？他把我管得这么紧，哪里能够！’我说：‘今天与昨天不能同日而语，你知不知道他就是卞小吾烈士之后，与我们一军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关系，是一个能够共患难的同志。去年他可以同我们到武汉反蒋，今天又能让我单独进来会你，这难道是一般朋友所能做得到的吗？’胡先生兴奋地说：‘你们既有这样的热情，我关在这里情况不明，也没有成熟的意见。最好是趁蒋忙于江西军事，出其不意，给他个措手不及。你们商量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们商量好，我希望你请他（指卞）明天能够来同我谈一谈。’”
喻培棣同卞稚珊营救胡汉民的计划
我同喻培棣从当时的局势，熊、但的讨论，胡汉民的想法以及我们能够做到的等客观条件进行分析，经过日夜的反复密商，决定以救人为主。而救人的办法，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西南局势的演变上，还必须同时考虑到别的途径。我们分析了形势，认为在国民会议召开后，蒋已如愿以偿，扣胡已失去原有作用。但因此而激起西南成立国民政府以相对抗，使蒋在政治上暴露了弱点，在军事上不能实现两广军队在南面包围江西红军的计划。在此以前，胡曾拒绝蒋函劝西南撤销国民政府的要求。现在江西红军一再胜利，蒋更需要西南的合作，但这并不意味着蒋放松了西南。而汪精卫念念不忘的是国民党中央的党权、政权，今虽然当上了西南国民政府主席，但并不满足于偏处西南一隅的局面。至于胡汉民，此时自身难保，无暇他顾，只是希望脱险以后，再谈国事。根据当时的环境条件，我们初步拟订了以下营救计划。计划之一是：以救胡出险为当务之急，我们决定以暂时妥协为上策，主动满足蒋、汪的要求。和平解决的办法就是建议西南方面由元老派出面，以恢复胡汉民自由为条件，撤销西南国民政府；计划之二是：准备在计划之一不能实现时，运用个人有限权力，布置心腹，选择有利时机，离开孔宅。
具体行动是：首先，由胡慎选精干可靠人员，秘密介绍给我，我即利用有批准各队补充缺额的职权，把介绍来的人员安插到警卫孔宅的中队值勤。表面上是保安队警士，实际变成了胡的侍从人员，这就对胡提供了随时可以化装溜走的条件。
其次，决定出走之前，必须做好三项准备工作。一是在双龙巷东口，越出监视线外的黄泥岗或丹凤街选定适当地点，准备好接运汽车，或布置接应站，以保证胡汉民离开孔宅后，能够安全驶往上海。二是严格要求冒充警卫的人员，利用值勤机会，沉着地掩护胡汉民溜走，之后还要留在原岗位，照常服务。必须在胡去一日后，始能自由行动。因胡从不下楼，警卫人员也从未上楼，“门警”不走，就能保证胡汉民到上海有充分的时间。三是胡走后，胡木兰和女佣还需留下，照常在楼上活动，以麻痹孔宅周围的潜伏哨。事后，即使蒋介石迁怒木兰，但毕竟她是女眷，也办不出个所以然来。
计划之三是：在上述两计划条件还不成熟时，预防蒋介石突然袭击，以确保胡之生命安全。具体行动是：利用我有权准许胡出游汤山这一有利条件，届时由我亲自出马，与胡同车，表示由我亲自监视。再选择中途预定的接应地点，多备现钞，以便随行卫士在有变时进行收买。万一不听指挥，即先发制人，用武力强迫服从，同到上海，要钱给钱，要官给官。以我所知保安队的素质，在重奖之下他们是求之不得的。蒋介石惯用金钱万能的伎俩收买异己，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实为一大快事。不过这一计划，不能期其万全，而有冒险成分，非不得已，不能采用。
我把以上计划同喻培棣商定后，次日即以取胡书写的单条为由，上楼直到胡的书房（此房比会客室偏僻，可以避开视线），胡闻声，立即由木兰扶出，趋前紧握住我的手。胡明白，我此来会给他带来希望，这与过去对我的冷淡态度大不相同。他先开口说：“昨天华□来，才晓得令尊……”我不等他继续谈下去，马上截住说：“用不着客气，他已经详细告诉我。为了党国前途，宁肯少一个我，不能少了胡先生。我来会胡先生，就是表明我的决心。”紧接着我把营救他的三个计划提出请他斟酌。他听后激动地说：“这几个计划，只有你才想得出，也只有你才做得到。第一个计划虽能适应目前形势的要求，但有汪精卫在，操之过急，恐难成事。此外夜长梦多，会发生意外变化。第三个计划，固然我们可以不惜用钱，但不能保证不牺牲人，现在还用不着。我看还是第二个计划稳妥可行。最难得的是你的决心。有了条件，没有决心和毅力，还是不行。现在我把全部希望完全寄托在你身上，你看怎样？”我说：“单凭我的决心，还不行，还需要准备四个条件才好办。”我接着问：“有没有对你最忠实可靠的人介绍给我？”胡答：“此事请转托伯琅[5]到上海一趟，必要时找陈融[6]约李文范[7]会同商量。为了我的事，现在又是紧要关头，他们一定能够物色几个可靠的人。我想，为了避人耳目，来的人可以用化名，就以伯琅名义介绍给你。至于接应的汽车等，都告诉他们妥为准备。最好你要怎么办，就叫他们怎样办。”
我又提出第二个应具备的附带条件，同时又把我的视线转到木兰身上。我问：“照第二个计划执行，木兰女士有无顾虑？”在商讨这个问题时，胡显得很难过。谁都知道他们父女俩是相依为命的。还好，木兰不等他父亲开腔，就坚定地插话说：“为了家父事，卞先生都这样古道热肠，我们是父女关系，只要对家父的安全有保障，我是不辞任何艰险的！”我说：“既然木兰女士有这般孝心，外面一切由我负责，问题就这样决定。不过从今以后，胡先生有必要假装生病，连会客室都宜少去，这样可以麻痹他们，放松监视。”同时我又将警卫散布情况画给他们看。胡才明白，四面八方都有监视他的人，不禁紧握拳头愤怒地说：“蒋介石丧心病狂，已无人性，看他能够横行到几时！”我看他感情冲动甚剧，当即安慰数语，要他保重身体，准备应付未来事变。胡感慨地说：“老友难得，请为我谢谢华，并代问候锦帆、怒刚诸兄。”我即告辞，拿着他写的单条巡视一番而归。
归来，即将会商情况和胡对三个计划的选择与委托之事，转告华和伯琅。他们都认为这样做比较有效而安全。当晚联袂去沪，分道进行。大约相隔一个星期后，用伯琅名义先后函介两人化名前来我处。按照预定计划安排他们先在总部服务。到8月底，各队缺额表报来时，我即将这二人补进一个中队充警士，旋即有意识地将这个中队调到双龙巷孔宅接防，待机行动。
（卞稚珊）
三、蒋汪合流，胡汉民获释
在我按计划安排好人事不到一个星期，突然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遵循蒋介石不抵抗的意旨，节节撤退，东北沦陷的消息不断传来。与此同时，蒋介石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又遭失败。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正获得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蒋介石在这样内外夹攻的情势下，仍然顽固地坚持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此，对待西南，他又变换了一副面孔，对汪精卫表示要“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汪明白这正是蒋迎合自己团结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真实意图，因而同意以此换取西南撤销独立。这样，宁方派出居正、叶楚伧等为代表，粤方派出汪精卫、孙科等为代表在沪举行和平谈判，很快就达成了宁粤合作。于是胡汉民也恢复了自由。
在宁粤两方代表在沪举行和谈的前夕，蒋介石曾突然下令给我，派兵保护胡院长去沪。当我将这一消息往告胡汉民时，胡反怀疑说：“刚才季陶、铁城、元冲诸人都来转达蒋介石之意，要我到沪休养。我正为此事忐忑不安，你来正好，是不是蒋介石又在耍滑头？”我说：“不错，刚才我同伯琅诸人对时局的急转直下，交换了意见，也认为蒋介石还在继续耍滑头。不过这次不是在你头上耍，而是耍到汪精卫头上去了。”胡问：“此话怎讲？”我解释说：“这几天，侍从室的人传出的消息有这样几句话：‘老头子成天大发脾气，骂人，我们也怕接近他。’另一消息是汪精卫已经决定来上海，蒋介石正派人去沪准备和谈。再有一个情况是各方面要求抗日的呼声越来越激烈，对蒋介石坐视不出兵非常愤慨。侍从室传出话来，认为是共产党在捣乱。综合这些情况看来，蒋介石这几天弄得确实手忙脚乱，对内对外都很难应付。刚才我接到命令，又去问吴思豫，说想放就放，为什么还要派兵保护？他说：‘胡院长来的时候是派兵保护的，今天去，仍叫派兵保护，前后一致。是有委员长（指蒋）的道理的。’我又进一步问：‘外面谣言很多，究竟中央决策如何？’吴说：‘委员长这些天来很伤脑筋，大致已经决定，采取分别对待的办法，东北问题用外交解决，江西问题用军事解决，西南问题用政治合作解决。’”我将以上情况告诉胡汉民后，胡愉快地说：“不料我们准备实行的第二个计划竟备而无用，而认为远水不能救近火的第一个计划，反而提前实现。形势变化，殊难预料。不过这个所谓政治合作，主要不是为了我，而是便宜了汪精卫。情况既已摆得很清楚，那就决定尽快走，先到上海再说。国难严重，蒋介石一意孤行，要负完全责任。”
两天后的一个早晨，双龙巷气象一新，冷落已久的孔宅，又车如流水地载着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各部门的文武大员，除蒋介石外，几乎都到孔宅送行。当胡汉民由木兰扶持跨出大门时，排列在两旁，笑容可掬的大人先生们，争先恐后向胡汉民问好。但是胡汉民一见，反勾起了一向蓄积在心头的怨愤，不瞅不睬，旁若无人地直趋座车，弄得大家靦颜相向，啼笑皆非。但他刚一上车，抬头见我站在远处，就情不自禁地又下车来，趋前同我握手，连声说谢谢。这本来算不得一回事，但在当时那种尴尬场面下，就显得突出了。这与我此后不到两月就被蒋介石免职不无关系。
从此以后，胡汉民虽没有重登历史舞台，但他对蒋介石的仇恨，并没有因时间的转移而减轻。他一直住在香港妙高台上，仍然不失为西南政治核心人物，始终领导着西南坚决反蒋。直到1936年5月间，胡在广州突患脑溢血病逝。
（卞稚珊）
四、胡汉民被扣前后见闻
1929年，在我几次见到胡汉民的时候，从他的口中常流露出这样一句话：“革命党人必须身家清白。”他这样说，显然是为了自己同蒋介石合作解嘲。他又曾对人说：“小人之所为，实所以利于君子。”这是把蒋介石看成“小人”，认为蒋的所作所为对他这个“君子”有利。
1930年冬，我见到胡汉民提及那年中原大战时，他说：“他（指蒋）惯用的手段是‘压’‘诈’‘拆’。”“压”是压迫，“诈”是欺骗，“拆”（广东人念“察”）是收买分化。打败阎、冯是蒋介石得意之作，而在胡汉民心目中，却是一幕阴谋丑剧。这些话，说明胡汉民并不尊敬蒋介石，反之是对蒋怀着十分鄙薄的心情的。
由此可见胡、蒋合作时期的南京政府是貌合神离，相互利用而已。蒋介石利用胡汉民在国民党的资望，渐图扩大巩固自己的势力。胡则利用蒋的实力地位以充当国民党党魁。这种相互利用的局面之不能长久下去，在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便清楚地暴露出来了。
1929年讨桂期间及以后，蒋介石对胡汉民在表面上似乎还是尊敬的，但常有特务到胡汉民住处的门房查看会客登记簿，胡汉民曾以此为言。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亲自在徐州督战，南京党政大事交由陈立夫、胡汉民主持。“蒋家天下陈家党”，其实，蒋介石是把责任交给陈果夫负，陈果夫病了，又由陈立夫继任中央组织部长。据闻在中原大战接近结束的九、十月间，对于华北党政工作人员的安排，胡汉民同陈立夫曾大吵几次。在胡汉民心目中，陈立夫是“后生小子”。但陈立夫为蒋扩张党政势力，有一定的计划安排，几次提出整批名单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要求通过，没有事先征求胡的同意。胡因此指责这是陈立夫企图包办党务，有一次曾在会议上破口大骂。
陈立夫当面不顶撞，但他的名单因得到其他依附蒋的中常委同意，常整批得以通过。而胡汉民却提不出名单来代替。陈立夫的名单上是些什么人呢？原来从1927年四一二以后，陈氏兄弟办起了一个“党务训练班”，每期都招收几百人受训。这个训练班的负责人都是清一色的右派集团的忠实分子，这同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黄埔军校成为蒋介石培植自己军事干部的学校的性质是类似的。
到了1931年，蒋介石在打败了阎、冯以后，张学良又依附了他，大有“蒋家天下”局势已定的样子，“陈家党”更加活跃起来。在这样的局势下，胡汉民也不甘屈服，曾利用他的老资格拉拢一些人，想要安置到各省的国民党部里。这样，在中常会上讨论地方党务工作人员的名单时，他们常发生争论。
打败冯、阎之后，蒋介石踌躇满志，主张召集团民会议制定宪法。胡汉民在原则上也曾表示同意，但在召集方式和人选产生的问题上，也有过争论。另外，胡汉民在1928年写了一本以《三民主义之连环论》为题的小册子，但他的这套理论在国民党内部不受欢迎。有人提出，胡汉民是把三民主义描绘成一只关在笼中的小鸟，永远也出不来，因此也就没有远大的前途，不少人一度称呼胡汉民为“连环先生”。很明显这套理论是和戴季陶把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联系起来的“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强调“四维八德”论不同，也和陈立夫正在写的用机械论和唯心论杂凑起来的“唯生论”不一样。这又是胡汉民在理论方面同蒋介石集团不一致的地方。
这些事情加在一起，便是1931年2月胡汉民被蒋介石扣留起来的前因。
据说这一天，蒋介石在开会的时候，对一些部长每星期六跑上海的事咆哮如雷地斥责了一番之后，然后就命几个兵士把胡汉民拖下座位来，用汽车送到汤山去的。他当面并没有宣布胡汉民有什么罪状，随即又指定邵元冲继任立法院长。
把一个国民党的元老、立法院长随便扣留起来，对一个以奉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相标榜的政府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况且，胡汉民虽然思想有些顽固，但一般还算是比较正派的。那时国民党又正是四分五裂的时候，广东、广西、山西、四川、云南事实上都是军阀割据，因此就促成了反蒋各派系的大联合，在广州成立了国民党的“非常会议”，与南京政府相对立。“非常会议”既有前次被蒋介石打败的桂系、冯阎等军人参加，又有汪精卫、西山会议派的元老和孙科系统的国民党元老、青年加入。更糟糕的是这年的9月18日，日本人在沈阳发动了军事行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使他陷入十分不利的局面。
最初，从南京退出来的反蒋分子在上海合谋，决定利用正在广东厉兵秣马的陈济棠和盘踞广西的桂系在广州建立基地，同蒋唱对台戏。
我本来是一个国民党的游离分子，1929年秋，被孙科系统的马超俊拉到南京铁道部工作的，这时自然应该与孙科派同进退。但当我知道汪精卫也成了广州“非常会议”的主要成员时，我就表示不愿去广州。当时天津方面也有一个反蒋组织，由原属“西山会议派”的覃振负责主持，天津又是我的第二故乡，因此，我就请求派我到天津。据说在广州一次会上，曾议决派我和王葆真为天津的代表。
我离开南京，是向铁道部次长连声海请假后走的。但当陈立夫知道了以后，他对我采取了又打又拉的两手。他一方面对连声海说，要将我免职；另一方面，他又找李峙山，要他写信叫我回南京来。在宁粤决定谈判时，他又托李峙山传话，要我回到南京以后务必找他谈谈。
我到天津后自然天天同覃振在一起，在他身边有一个桃源人翦伯赞，我们认识以后天天长谈，使我感到很相契，从此我们建立了长期的友谊关系。
到天津我见到了几个属于汪精卫改组派的人物，如谷正纲、邓飞黄等。特别令我满意的是同郭春涛的几次长谈，我们本来认识，但没有单独谈过话，他虽属于汪派，但他对于汪精卫的评价以及对于整个国民党的看法，与我当时的见解有许多相同之处，令我钦佩。他向我介绍的关于冯玉祥的情况也使我深感兴趣。
我还见到了阎锡山的代表赵丕廉和一个桂系的代表。
我到天津不多几天，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驻津的军队在日本租界举行了几天演习。九一八事变后，我同翦伯赞、郭春涛深感事非寻常，经过分析，认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世界经济总恐慌的形势下准备开始独占中国的急性侵略。因此，我曾对覃振说，在日本开始的对华军事行动下，国民党的分裂是违反民族利益的。
1931年12月的一天，由于宁粤已开始谈判，我也回到南京。李峙山传话来，告诉我说陈立夫要见我。我同陈立夫虽然是北洋大学同学，在学校时又是网球场上结识的朋友之一，五四运动中又同办《北洋大学日刊》，本来是很熟的。但在这时以前，虽然也见过几次面，但没有谈过政治问题。
陈立夫同我的这次谈话，将近两个小时之久，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可以说很坏，我发现他的封建意识极其浓厚，而且很不老实。他把蒋介石说成是刘邦、朱元璋式的人物。他强调了由于有了蒋介石北伐成功的“丰功伟绩”，才有了国民党政府的建立，其言外之意，国民党全体党员都应该无条件地对蒋尊崇。这样的话他说出来很自然，我听了却觉得有些肉麻。在他口中既没有孙中山，也没有三民主义，更没有人民群众。他谈到几年来蒋介石所干的几件我当时认为是不可饶恕的错事时，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他说讨桂是古勷勤的主张，有些事情则说成是革命的策略。
陈立夫向我发誓，矢口否认有“中央俱乐部”的组织。当时人们口中的CC是说二陈成立了一个小团体，名曰“Central club”的头两个字得来，当时我还不知道有“青白社”。
当我问到为什么要扣留胡汉民时，陈立夫支吾其词，最后说：“胡先生有些事情也太过分了。”
陈立夫把自己打扮成蒋介石身边的萧何、张良式的人物，而又强调蒋介石身边缺少“主王之才”。他知道我同马超俊的关系，对马超俊在广州“非常会议”的一次纪念周上的讲话，大肆攻击。我没有见到马超俊这次讲话的记录，只听说这次讲话是以点名攻击陈立夫是挑拨蒋、胡关系的主要责任人。
我本来准备同陈立夫谈谈对九一八事变的看法，但他却表示，现在困难当前，应该大家言归于好云云，没有更进一步地多说。我去看他的目的，是想听听他究竟想对我讲些什么，而不是想同他辩论，因为我觉得同他辩论也没有用。
我同陈立夫谈话后，就到上海去了，宁粤代表会正在伍朝枢的家里进行。宁粤双方各派了五位代表，南京方面是蔡元培、李石曾、吴铁城等，广州方面是汪精卫、孙科、伍朝枢等。以沈钧儒为首的上海爱国人士，组织了一次请愿活动，陈述了希望全国一致、共赴国难的愿望。汪精卫则作了一次令人作呕的讲话，加深了我对他的厌恶。
宁粤和平谈判的结果，胡汉民被释放，“非常会议”解散了，在南京出现了汪蒋合流的局面。这一方面是蒋介石鉴于扣留了胡汉民，使自己一时陷于孤立，想拉一个新伙伴以自固；另一方面汪精卫系的人急于要做官，所以一拍即合。
但是，汪精卫系的人没有参加国民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所以也没有人参加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因此，汪派的人就在1932年1月的一天在“大世界”召集了一次所谓“代表大会”，选出了纯属汪系的二十多个“中央委员”作为同蒋“合作”的政治资本。这二十多个人中，除谷正纲投靠蒋介石当上了社会部长以及个别人外，都在1939年随汪精卫到南京成了汉奸傀儡政府的主要成员。[8]
1932年1月，我约翦伯赞在天津出版《丰台》旬刊，一方面研究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一方面抨击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主义和淞沪之战时南京政府迁往洛阳的问题，而主要的还是揭露汪精卫派在上海“大世界”选举二十多个“中央委员”进入南京同蒋“合作”的丑行，因而颇受读者欢迎。但这一刊物是不能长期存在的，不久就被禁止发行了。
我是一辈子反对汪精卫的，事情是这样开始的。
1924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了天津，我办的一个“明星通信社”详细报道了他的活动情况，受到孙中山行营几个随员的重视。12月下旬，孙中山决定住天津，想在天津办一份报纸，当黄昌谷向我提出这个计划时，我就主张不如接办《新民意报》。
《新民意报》是天津唯一的进步报纸，是五四运动中各界联合会几个主要负责人创办的。1923—1924年“觉悟社”几个社员邓颖超等人出版的《党邮》和《女星》，就是借用该报的副刊篇幅出版的，《妇女日报》也是《新民意报》印刷厂印行的。经过和汪精卫商谈，得到同意后，我就领着黄昌谷去看了一下《新民意报》的社址。12月30日上午，我同刘铁庵（刘清扬的三哥）、马千里等三个人去到张园见了汪精卫，这天是星期日，汪精卫答应即拨五千元为经费，交黄昌谷主持。
当天晚上事态有变，孙中山决定12月31日到北京去。我随即写了一封信给汪，请他每月津贴《新民意报》一笔钱，把这份报纸办成国民党的机关报。他不理，后来我又专门到了一趟北京，托于右任和汪说这件事，一直没有下文。这固然是由于形势转变因而变更了计划，但当时《新民意报》的处境的确很艰难。
这件事使我意识到，一个政党的负责人对于一件已经决定的事，突然改变不留余地，一点也不讲信义，这不是好的作风。1938年冬，汪精卫从重庆出走，终于当上了大汉奸。
这是我第二次对国民党的前途表示怀疑，第一次是1928年1月，蒋介石复辟的时候开始的。
宁粤谈判后，蒋介石把胡汉民放出来了。胡汉民到了上海，对反蒋活动有所布置，不久就到广东去了。
胡汉民对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1933年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是不赞成的，因为他听说李济深等“勾结”共产党，但他想利用军阀陈济棠反蒋的打算也终于落了空。
1934年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胡汉民开始计划成立“新国民党”。他起草了这个新党的纲领和政策，有人告诉我其内容观点仍然打着三民主义的招牌，以反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主义为口号。据说，在“新党”入党的仪式上，礼堂正中摆置了一个木人偶像，用布遮头，前面放着一把匕首。入党的人在填写了申请书之后，要站在那里用匕首向木偶作刺三下的动作。大家意识到那个木偶就是象征蒋介石。这显然是一种中国旧式帮派组织的落后方式，因此加入的人很少。1936年8月，我被任命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到了广州以后就这件事进行过调查，据了解当时情况的人说，确有此事，但入党的人寥寥无几。
1936年5月，胡汉民死在广州。
1936年9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仍然为胡汉民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葬礼，各省市党部都派有代表到广州参加。胡汉民被葬于广州东郊，以表示对他在国民党中的历史地位的尊敬。这位曾经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的国民党元老，也就从此无人再提及了。
（谌小岑）
五、胡汉民自述被囚“痛史”[9]
民国十七年（1928年）8月，我从欧洲经香港到上海，在香港时，有许多同志婉劝我不可入京。到了上海，数十同志如汝为（许崇智）、觉生（居正）、慧生（谢持）等也围着我，阻我入京。他们诚恳地说：“胡先生，以你这样的历史地位，竟到南京去帮助蒋介石吗？”我觉得他们的说话太过，未免把我的目的弄错了。我说：“中国需要统一，统一需要建设，实行建设，需要一个健全的中枢，我到南京，并不是帮助个人，是想帮助中华民国，完成中国国民革命的使命。你们应该把对人的观点，改易为对事的观点，这样便不致误解我了。退一步说，假如我到南京，是帮助介石个人，则我希望这所谓个人，是凯末尔，不是袁世凯。如果这所谓个人，是袁世凯，我必首先反对他，任何牺牲，在所不辞。请你们放心吧。”
我在极苦闷的状态中一再考虑，并决定了主张和办法，才毅然入京。初到南京，我报告在欧洲考察经过，有一段关于土耳其的说话，也说得很详尽。我们前几年在广东的时候，已常常说：军队党化、党军队化，可是我们虽是这样说，一直还没有做到。这次我在土耳其，却看到他们把军队党化，党军队化这两句话，做出很好的成绩来了。
一天王亮畴（宠惠）来找我，在长谈中，他说：“胡先生何妨随和些，你天天讲欧洲，讲土耳其，讲建设，又讲军队与财政，这批人懂些什么，你要知道，我们贵国的中国鬼，是没有办法教导得来的。”
亮畴说起中国人，总是说我们贵国的中国鬼，广东人称外国人作老番、鬼佬或红毛鬼。亮畴说我们贵国人，何尝比鬼佬高明，外国人是番鬼佬，我们中国人便是中国鬼了。他常常劝我随和些，以为中国鬼办事是不能这样认真的。亮畴的话，自是经验之谈，我为事认真，便会事事阻碍。
民国十八年三月武汉事起，介石拉拢冯焕章（玉祥）说是共同合作，给冯位置了几个部长委员之类，我当时即反对。后来冯焕章也反对南京了，阎百川（锡山）没有响应，又把阎委做陆、海、空军副司令；赵戴文的监察院长、赵丕廉的内政部长，也因此有了着落。在这案没有决定之前，组庵（谭延闿）来找我，说出介石这样的主张，并叹气道：“从前给焕章的，现在可以又给百川，这种做法，怕不对吧。”我说：“何止不对，而且不该。”一天介石来找我，把这件事征询我的意见，我详陈利害，一力反对，但终于反对不来，这是行政院的事，我无从深问。到冯焕章、阎百川都反对南京时，又去拉拢张汉卿（学良）做了陆、海、空军副司令。十九年（1930）冬，汉卿到南京，大家喜欢到了不得，要简某人做国府委员，又要简某人做××部长。事先介石、季陶、稚晖一流人来说：“现在要与汉卿合作，非这样办不可，胡先生以为何如？”我仍旧反对，并说：“在一个政府立场，不应该用拉拢凑合的卑劣手段，我们不能自己做郑庄公，把人家当做公叔段。在过去把这种手段施与冯阎，我已经反对，现在又施之于汉卿，我也当然反对。我以为合作，并不在分配官职，国家的名器，也不应这样的滥给人。而且是一个中央政府，在中央的意义下，对于国内的任何个人，都谈不到什么合作。”
“胡先生向来看功名利禄的事，不是很平淡的吗？何以对几个国府委员之类，却这么隆重起来了？”介石站起来说。
“把功名利禄看得平淡，这是我对于自己的修养；把国府委员和部长看得隆重，是我对于国家名器的尊敬。前者是个人的立场，后者是国家的立场，其间截然不同，我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标榜者。因此看重国家，看重政府，不能随个人好恶，把名器滥给人。尤其不能把国家名器做拉拢私人的手段。我最痛恨的是自己标榜无政府主义，而实际是热衷私禄，无所不至。标榜无政府，而自己却去滥窃政府名器，这类的人，其心尤为可诛。”
这一场话，说得介石、季陶诸人，面红耳赤，终之没有结果而散。过了几天，亮畴来谈天，他说：“为了胡先生反对把几个委员部长给汉卿，介石发愤要辞职了。这是石曾（李煜瀛）、稚晖说的，他们要我转告你。”
我答道：“介石要辞职，何必告诉我？我只问道理对不对，政府像不像政府，其余的我都不管。他们闹这些，全没体统。这冒牌的无政府主义者，尤其虚伪得可恶。稚晖、石曾他们根本不该把介石辞职的话告诉我，倒应该把我的话，转告介石和汉卿。他们现在告诉我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比如我怕介石辞职，我先前所说的话就不应该说吗？既然他们请你来告诉我，我也请你去告诉他们：第一，我要爱护汉卿，不是在给他做副司令，或分他几个委员部长。汉卿年纪还轻，前程很远大，我们要好好地训导他，使他明白革命大义，将来能为党为国出一番力，这是爱人以德，不是?人以利。第二，这些把戏，过去施之于冯阎，现在施之于汉卿，汉卿聪明，他何尝不知道这是我们虚伪的羁縻手段，他知道了，将以我们为何如人？汉卿而不懂，我们用这种手段去欺骗人，我们居心如此，又自以为何如人？总之，无论论事论理，我对这种办法，绝对无有苟同的可能。”
民国十九年秋，军事大定，我指摘党政军腐败的言论，不断地公开发表出来。我之入南京，既然与人为善，和确定党的立场，自不敢遇事敷衍，我一方面尽我立法院长之职责，一方面便以党员的地位，弹谬纠邪，因此对中日关税协定签订，立法院提出质问。介石在前方慌了，发电给人问：“事情紧急，胡先生这样做，是不是想推翻政府？”这人告诉我，组庵也对我这么讲。我说签订法律案，不经立法许可，是违法的。王儒堂昏聩糊涂，擅签协定，遽许日本以利益，使关税自主政策，大受打击。就国家纪律说，王儒堂应该撤职查办。提出质问，是立法院职责所在，在职责范围内，我不能不问，不能因为我提出质问，就说我想推翻政府。后来才知道这中日关税协定，是宋子文、王儒堂诸人预先商定，得介石同意，便不顾一切地鬼鬼祟祟和重光葵签订下来的。其荒谬糊涂，丧权辱国，与中东路交涉如出一辙。请大家注意吧，因为有这件事，我便可接着谈谈我二十年（1931）2月28日晚被幽禁的经过了。
大概是2月26日，我接到蒋介石访柬，邀我在28日晚到总司令部晚餐。28日是星期六，星期六是立法院例会。那天讨论法案，从上午8时起至12时，下午3时起又继续到晚上8时还没有完结，我看介石邀请的时间到了，而且全日会议九小时，人也困倦，便宣告休会。休会后，又回到院长办公室，处理些重要公事，然后驱车到总司令部，这时大约是8时3刻，我的车直驶介石住宅。刚到门，便有十余名总司令部警卫军，荷枪实弹地围上来，把我的四名便衣卫士、四名武装卫士，邀进别室去了。我自己拿着呢帽手杖，大踏步进门，进门是一条通道，通道尽头，一并排两间屋，右边一间房中，我望见季陶、益之、稚晖、楚枪、芦隐、果夫、立夫等都已经到齐了。楚伧见了我，忘形似的大声说：“好了，胡先生到了。”接着高凌百迎了出来，接了我的呢帽手杖，让我到左边一间屋中，一面让，一面说，来了，请胡先生那边坐。我以为有什么事商量，便随他去了。一入室，谁都没有在，只有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静静地坐在那里，我便起了一阵疑虑。这一间屋，布置草草，中间一张大菜台，两旁两排椅子，我向大菜台正中一坐，高凌百和吴思豫便在两旁站着，情势很严肃。高、吴向我招呼一会儿，便拿上一封信来，这信很厚，大概有十几张纸，不是介石亲笔，但介石在旁加了很多注，下面签了他的名字。我看过这信，便被高凌百收去了。信的内容是这样的：先说介石如何尊重崇拜的是我，次说我近来反对政府、反对介石，无论在党务、政治方面，处处与他为难。接着便罗列了许多条款，算是我的罪状，重要的有：
一、勾结许汝为。二、运动军队。三、包庇陈、温（陈群、温建刚）。四、反对约法。五、破坏行政。在每条之下，介石自行注了几句，最后注的几句，大意是先生每以史丹林自命，但我不敢自称为托洛斯基，中正正欲努力革命，故必须竭我能力，不顾一切做去，断不敢放弃自身责任也。
我看完这信，又气又笑，高凌百收这信时，我吩咐他说：“找介石来，我有话说。”高、吴两人很忸怩，讷讷地说，总司令开会，怕没有时候，胡先生吃饭吧，有什么话，吃了饭再商量，一面说一面传饭。我不想吃饭，我正色说：“非请介石来不可。”这两个人无法，一个假装打电话，一个在室内走几圈。挨了约半个钟头，邵元冲来了，诚惶诚恐地问我道：“胡先生有什么意见？”我说你去找介石来，我要问他是什么意思。元冲似乎不敢尽其词，悄悄走了。一会儿，元冲又来，吞吞吐吐说：“蒋先生没有什么意思。”他好似未敢把我和介石的话完全传达出来。我说：“没有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样做？”“蒋先生想胡先生辞去立法院院长。”元冲知道挨延不了，便找我入另一屋子，讲了这么一句。“何止辞立法院，我什么都可以不干，组庵未死时，我已说过辞职了。但必须找介石来，这样就可以了事吗？”这时候大概有10点钟了，到12点钟，介石来了，随着十几名卫士，他一人来，卫士统统站在门外，王世和戎装持枪跟了进来。介石坐在我对面，王世和也不客气，居然按着枪坐在我和介石旁边的一张椅子上。高凌百、吴思豫两人，有时坐一会儿，有时出去走一走，我也不理他。“你近来有病吗？”我问介石。介石说：“没有病。”“那很好，我以为你发了神经病了，”我笑笑说，“你给我的信，我已经看过了，但你何所据而云然？你应该明白告诉我。”介石不做声。“你说我勾结汝为，这是什么根据？”我问。“这是听人说如此”，介石答。“汝为在党是一个同志，在私人是数十年共患难的朋友，就党的历史来说，你配说我勾结他吗？”我愤然地说，“就退一步讲，我从十七年到今天，我没出过南京，汝为也没有到过南京，我从何同他见面？你拿证据来，证明我和汝为通讯通电，甚至勾结了搅些什么事出来，这才算事实，做一个人想说话，不能这样不负责任。”“撤销汝为的通缉令，不是胡先生也赞同的吗，大概没有话讲了”，介石这么说。
我笑起来了，我说：“原来你这么幼稚，下一个通缉令于汝为何损？撤销一个通缉令，于汝为何恩？我觉你之所谓通缉与否，狐埋狐掘，根本不值得重视。且就事实来说，撤销汝为通缉令，是谁提议的。溥泉（张继）提出，张静江、雪竹（何成溶）附和，你是会议主席，同意通过了的，与我何干？我看这类案，简直小孩子玩的把戏，既不值得我赞同，亦不值得我反对。即使我赞同或反对，亦不过如是而已，你何以不去问溥泉、静江和雪竹，是不是勾结汝为，才撤销他的通缉呢？”介石依然不做声。
“再说到运动军队，那在你心目中一定有你的军队和我的军队了。你的军队你可发电或找他们问一下，问我对他们说些什么话。我从不和人密谈，我的事无有不公开。如果敬之、益之、经扶、雪竹等等，算是你的军队中人，我告诉他们的话，不但可以公之于天下，而且可以刻之为军队格言。如果你以为真如、伯南是我的军队中人，（其实我根本没有军队，也从不想有我的军队），那我又对他们说些什么话了，你可派人到立法院搜检我的文电，询问我的办理文件者，否则你也该拿出你的证据来。”介石尽不做声。
“陈、温是什么人，我为什么要包庇他们？我不认识温建刚，民国十六年你找他做南京公安局长，你又扣留他，以后我又没有看见他，何从包庇？一天，立夫对我说，建刚很可怜，人实无他，不如帮帮他忙。说到包庇温建刚，还不如去问问立夫。而且陈、温是什么人，无权无勇，纵使包庇他，又成了罪案吗？”
“胡先生不知道，温建刚是要打死我的呢，我在上海几乎被刺，便是温建刚搅的。”介石想了一会儿，支吾地回答。
“立夫知道吗？”我问。
“立夫怎么会知道？”介石答。
“那你糊涂了，你为什么不告诉立夫？还任立夫去帮他忙”，我说。介石又不做声。
这两年陈群在何处，我简直不知道，扩大会议，果夫、立夫在中央党部告诉我说：“前方军情紧急，人鹤（陈群）还在做反政府运动，毒骂蒋先生，听说他什么人的话都不肯听，只听胡先生的话，就请胡先生劝导劝导他吧。”
我不知道人鹤住处，问芦隐，芦隐找到邓祖禹，说祖禹可带信去，我当着果夫、立夫的面，在中央党部写信给人鹤。大意说：我人皆数十年同志，必须谨守党的立场，不自丧其所守，庶几无愧衾影，近年之事，实为党的整个问题，不能以一己之恩怨，集矢于个人，故凡一切无益之毒骂，均甚不必也。后来接人鹤回信，我在中央党部当着立夫、果夫的脸，开封给他看。人鹤回信大意说：“年来潜踪沪渎，闭户静修，不闻世事，外传云云，皆模糊影响之谈，殊不可信。今承教督，当更自勉耳。”果夫、立夫很欢喜，问我该弄些什么事给人鹤做，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人鹤做的，结果，在党史编纂委员会给他一名编纂。我说人鹤做党史编纂也相当，读读书，做做文章，也是一件大事。这些经过，立夫清楚。党史编纂委员会，是属于中央党部的，我一个人便可包庇了吗？其实滥以名器投人，买人来不骂，根本不是办法，何况人鹤又未必受人买。我尽说，介石尽不做声。
迟一会儿，才说：“胡先生，你反对我的约法呢。”
这句话，我不听则已，一听，就动了我的真气。我便严厉地问：“你的约法吗？你有你的约法吗？你的约法给我反对了吗？开国民会议是一回事，约法又是一回事，我在立法院纪念周上公开演讲，遵依总理遗教，召开国民会议，这有错误吗？不依总理遗教来开国民会议，可以冒牌算总理主张的国民会议吗？我在中央日报发表的话，有谁说我不合总理的遗教？我说总理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但没有说国民会议当编订约法，关于约法并不是我个人反对，稚晖、季陶、亮畴和你，又何尝赞同。国民会议不讨论约法，是中央党部的决议，即使是我首倡，但也附和了，既经成为党的决议，便不是我个人的主张。再退一步说，你前四天，不还是赞同不要约法吗？何以你今日又变卦了，到底是今是而昨非，抑或是昨是而今非？”
大概是2月24日，我、季陶、稚晖、张群，都在介石那里，谈到约法问题，我尽量发表我的意见，大家都同意了，介石也说，只有照胡先生的话去做，不要约法。这天的谈话，我今天可以补述出来：
那天介石约去谈话，我到时，张群、季陶，他们都已经先在了。张群是政学系的余孽，竭力在那里敷张其立法救国论，我听了不耐烦，便痛辟了他。我说：我并不是不主张约法和宪法，我自信是真的为约法宪法而奋斗者。现在说一句，当开始反对满清、提倡民权主义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你们在何处，而且也无处去认识你们。我维护民权的意思，亦不会比你们减少，而且还比你们热烈。只要看我在广东时言论自由的程度，和我执政时的行政措施，便可了然了。我在立法院，未尝不可大出风头，立一个约法宪法来，但立出一个宪法约法来，是不是算实行民权主义呢？我因为深知做政治党务工作的人，是不应该不顾实际地乱唱高调。现在各项法律案，还没有完备，已有的又因为军权高于一切，无从发挥其效用，徒然定出根本大法来，有而不行，或政与法违。不特益发减低了人民对党的信用，法的本身也连带丧失了价值，所以我不主张马上有约法或宪法，不但是为党和为法的本身计，甚至也为了目无法纪者的军阀自身计。至人民方面，真正的人民，何尝要求一个空空洞洞的法来保障他们的利益。约法这东西，寒不能衣，饥不能食，有而不行，或行而枉之，只于人民有害，不会于人民有益。真的人民要求，是希望我们能实行建设，减少些苛细杂捐，摧毁军阀暴力，努力把交通农业工商业等，充分发展起来，使人民衣、食、住、行四大需要，渐次解决，人民的希望便满足。至于官僚政客，未尝懂得宪法，他们或者看过几本法律书，在似通非通的状态之下，舞文弄墨，无论你的法案定得好不好，如果与他们本身无利，或为自己出风头，便会造作巧言，吹毛求疵，结果是为官僚政客立法，并没有为人民立法，立法的本旨，何尝在此？我的话句句根据事实，你们看我的立法工作“六年计划”，便可明了。如果你们能多读些中国书，多研究些中国的实际情况，多留心些世界法治的演进史实，便知道我的话是没有理由可以辩驳的。我说完了这些话，张群没出声，季陶、稚晖都赞成，介石也说很是，我们只有照胡先生的话去做。这天的谈话，就是这样的完结了。
介石迟疑了一会儿，便说：“胡先生讲话，向来那么严正，我既不会说话，自然只有赞成了。”
我说：“你这人竟这么奇怪，这样大的事，既已赞成，不久，便可算我反对，你究竟是什么居心呢？即使你可以操纵一个国民会议，定出一个约法来，这个约法的价值，又究竟何在呢？”介石又不做声。
我说：“破坏行政是何指？”
“是与行政院为难。”介石很困难地说。
“为些什么难？”我问。
“听说交通部的邮政储金案交到立法院，但至今还没有议定。”介石想了一会儿，才期期艾艾地说了这几句。
我想，做一个人，何致冥顽至此。我问：“你做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究竟有没有懂得邮政储金是什么一回事？经过立法又是什么原因？你举出邮政储金法案，便足证实立法院和行政院为难了吗？我为了交涉收回领事裁判权，可以不分昼夜，督率立法院同人，在数月之内编订新民法、海商法等等，数千百条法律案，委员和职员因开会过久，治事过繁而昏晕生病。但立法的精神，绝不曾因此而减退，我主持立法，并未因求急速而草率，这是事实已经表现出来的。
“邮政储金，虽没有通过，但交通部的邮政储金局，是不是在法规未颁之前，已经实行了呢？你到街上去走走，不是南京已成立了邮政储金局吗？我不责备交通部违法，你反说立法院和行政院为难吗？所谓邮政储金，就整个国民经济国家财政来看，并不是一件小事，很多国家的财政，是借邮政储金来转动和挹注的。这与国民经济尤其息息相关，因此我对于这样法案，不能不持重审慎。交通部做些什么事，你有没有清楚？招商局这样糊涂舞弊案，层见叠出，我不是行政当局，又不是监察当局，当然无从过问，且在政治会议中，我早就指摘过，在我的立法责任上，我更应想方法来补救。否则我便是失职。立法并不是讨人欢喜，立法只该忠于党，忠于国，忠于人民，忠于由法律案所产生的政治设施。我告诉你，你不懂立法和行政的道理，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便不配来责人。”
介石听了我的话，很像不以为然，最后说：“不过胡先生常常严责党务人员也太过，这些人都不自安，对于先生恐怕印象不好。”
我严肃地说：“我严责这些人，正是我看重他们，他们任性胡为，擅离职守，殃民祸国，贪鄙无能，国家法纪何在？这样的人还不该受我的教导吗？”
“胡先生责备他们，还不如责备我吧。”介石狡猾地说。
“他们且不能责备，何况你？我未尝不责备过你，但可惜你不能接受，反而发生反感罢了。总之，这些事不必提了，老实说，一切政治上的策略手腕，我经验得多了，不过我只能懂，不愿意做。因为我数十年来，从不肯丧失我的立场。而以什么手腕对付党中同志，除真正忠实同志以外，我也不求其谅解。但我总不料前有汪精卫，后有你蒋先生会误解我。不，我忠告你吧，为你个人计，约法根本不能增加你的声望，反能减少你的信用。做总司令、做主席、做行政院长，而国事至此，请你自己想想吧。进一步说，你能操纵一个国民会议，通过约法，再选你做总统，你能做得好，我也许可以相当赞成。但你万不能怀疑我会和你争总统，因此而以去我为快。你要如此存心，便没有认识我了。其实主席或总统，能值几文一斤。我革命数十年，只是愧对国民，愧对总理，真正是余生犹在已堪惭，说不尽从来积惨。再就事实来说，民国十六年同你进南京，哪一个主席不是我做的？中央党部政治会议，国民政府的主席是我，甚至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也是我，但我可以使人人不称我为主席，而仍称我为胡先生，他人能做得到吗？再者民国十三年总理北上后的革命策源地广东，党权、军权、政权，都交付于我。但总理逝世，我可以立刻交回党，我可以断言，像我这种做法，不敢说后无来者，但可以说前无古人。这非你们所能做的。精卫等不能认识我，才借廖案来兴大狱，几欲置我于死地。”我说到这里，介石插口说：“胡先生不要误会，仲恺的案发生，我实在救了胡先生的命，要是胡先生当时不住黄埔，早发生意外了。精卫、汝为、鲍罗廷，都主张乘机倒胡，我大反对，才邀请胡先生到黄埔去。这是胡先生该明白的。”我说：“好了，你救了我的命，精卫和汝为也说救了我的命，你们三人都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只有对你们感谢万分，本来只有鲍罗廷这东西，才是认真害我的。但你也错了，精卫、汝为要主张乘机除我，这是他们不认识我；你肯救我的命，这是你比他们聪明。你现在又怀疑我，以为有我在，你不能为所欲为，会争夺你总统的地位，这样看来，还不是和精卫他们一样糊涂吗？假如我真正想做总统，或者运动军队，自为其政，我却没有这么蠢。你在前方与阎、冯相持，我有什么做不得的。前方的情势越紧张，后方的地位越艰危，整个南京城跑来跑去，在党部政府开会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其余的人，虽然也算在政府负责，但不是养病，就是请假，或是到上海或别处去了。你查看当时的签名簿，是不是有许多会议往往只有我一个出席。连谈话会都谈不成的吗？我不在这时推翻政府，却到现在战事停了，你也回来了，才推翻政府？这种蠢事，大概平常人的脑子都能想得出来，绝不是我做的。”
“民国十五年，季陶要到广东。我说：‘你到广东，只有帮两个人，一个是鲍罗廷，一个是蒋中正。帮鲍罗廷是帮共产党来消灭国民党，帮蒋中正是希望能帮助国民党来打倒共产党，这是形势如此，当然很痛心。我要先问你，你去帮哪一个？’季陶说：‘照胡先生说，只有帮介石。’我说：‘对了，但帮蒋介石，应该有一个限度。’‘什么限度？’季陶问。‘最高的限度是帮助介石做土耳其的凯末尔，要是做了中国的袁世凯，我们必须反对，这是最清楚的界线。’季陶听了我的话，才到了广东。我这段话，曾经老实告诉过你，你现在不是要做袁世凯，何至于怕我反对。而且你如果想做袁世凯，那就反对的人多得很，不仅是我。”我正要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介石插口说：“胡先生反对我，但我只想革命，何尝要做袁世凯。不过胡先生何以要反对汉卿？”
“我反对汉卿什么？”我问。
“胡先生不赞成汉卿做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介石答。
“的确，我不赞成，为的是国家名器，做一个政府，不应该常常以自己为郑庄公，把人家当公叔段，你这套把戏，施之于冯焕章，施之于阎锡山，又施之于张汉卿，我以为不对，我这段话，是当着戴季陶、吴稚晖诸人的面，公开说的。我不是反对汉卿，是爱惜汉卿，尤其是爱惜国家名器。我更以为行政治军，用不得这种卑鄙手段。其实我真要运动军队，有所企图，我正好交好汉卿，做一套远交近攻的政治策略。但天下人都可以知道我并不是这类人。”
接着我又说：“人的历史，自己创造，自己毁坏，自己不毁坏，没有人可以代替毁坏。自己毁坏了，没有人可以代替你补好，这是我创造的格言。这句格言，可以用之于你，也可以用之于我，甚至可以用之于世界人人。去年组庵在时，我已经说过不干了，从今天起，我什么都可以不问。”介石即说：“胡先生能辞职，很好。但不能不问事，我除总理以外，最为尊敬的便是胡先生，今后遇事，还是要向胡先生请教。今晚胡先生火气太甚，我又不会说话，讲什么事，向来辩不过胡先生，不过我蒋中正断不肯冤枉胡先生。如果枉冤胡先生，我蒋中正不姓蒋。”一面说，一面拍胸脯。介石向来擅长发誓，我笑笑不做声。
介石走后，这一晚，我没有睡，第二天早上，便写了一封辞职书，内容很简单，只说因身体衰弱，所有党部政府职务，概行辞去。后来报纸刊布，听说有“况国民会议开会在即，尤不胜繁剧”等语，这是吴稚晖先生等冒我名私自添上去的，我不能承认。
又写了一封信给介石，大意说：“我平生昭然揭日月而行，你必有明白的时候。我去年早已提出辞职之意，但自去年与组庵、湘芹等唱和以还，竟自审我非政治中人，而发现自己有作诗的天才，实可为一诗家。当十五年自苏俄返国，避居上海，从事译述著作者年余，所以维生活，所以遣长日，颇有成就。今后必得以数年之时何，度我诗人之生活也。”信末我还附了几句：“留居此间，室小人杂，诸多不便，能往汤山亦好。”就在这天上午9时，由吴思豫、邵元冲等以十余兵警，送我到汤山。这天我告诉邵元冲，要求准邓真德医生来看我，邓医生来了，过一天，我的女儿木兰也由上海来。听说允许邓医生来，还是哲生帮忙的。在汤山幽居的生活，的确清静得可以，除我以外，有邓医、木兰和男女工人各一名，我的个人生活，向有规律。在南京数年，一家之中，除我外，便是些工人卫士，除外还有寄居的三个同志。我工作之余，除读书写字外，晚上或有些同志来谈天。每晚9时半洗澡，10时睡，早晨3时半起床，做小运动，进早餐。5时办公看书，重要宾客往往在这时延见，8时后出席会议，到党部、国府或立法院批阅文件。
28日晚，通夜没有睡，而且讲话太多，未免兴奋了些，到汤山后，便觉得头脑发涨，而且幽居一室，空气恶劣，窗外便是兵警，擎着枪，枪影从窗中照映入来，令人难受。3月1日下午，稚晖、季陶来看我，我对季陶、稚晖说：“我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介石这么防范，还怕我插翅飞上天吗？”季陶说：“胡先生，这些不用说了，我劝胡先生以后，还是学学佛。”以季陶这人真可怜，我知道他自己有许多矛盾，愈矛盾，愈想克服矛盾，而矛盾愈烈。天天哭丧着脸，讲些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话，算是昌明总理遗教，而自己所作所为，往往相反，他劝我学佛，我生气了。我说：“我已经成了佛了，为什么还要学佛？左传说神者聪明正直而一者也。像我这个人，不是聪明正直而一者吗？”我刚要说下去，稚晖接口道：“胡先生不要动怒，这种事，该要看破些。我有一个朋友，襟怀潇洒，从不肯做事，在某部当一个挂名差事，每月拿几百块钱，东走西荡，他说中国的政治还搞不好，有什么事可以做的。让彼等在台上做戏，我们在台下看戏，不很舒服吗？我也是这个主张，无论如何是弄不好的。”季陶的话，只是好笑。稚晖的话，却是无耻。我听了却动了真气，我说：“你不应该这样无耻，这些话，不是革命党人应该说的，你存心在看戏，便不必同我谈这些，不过我要劝你们要讲些廉耻，有些气节，才配做一个人。党一天天地糟下去，政治一天天地腐败下去，这是看戏的时候吗？你们尽力纠正些，还怕人砍了你的头吗？亮畴常常说，中国人平均的寿命，只有三十五岁，我们活到现在这般年纪，不但过了头，而且转了弯了。我今年五十多岁，死不为天，就是你们今天死了，也不该说是短命。”这两人听我这样说，面面相觑，没精打采地坐了一会儿走了。
这时刘瑞恒同了一个助手人来，替我检验体格，一会儿出去，便同邓医生在门外窃窃私语，邓医生进来说：“刚才他们检验先生血压，竟高到一百九十，刘瑞恒惊惶失色地说非替先生打针不可。”我说：“血压高有什么要紧，我从来不注意这些。”邓医生说：“那不然，先生应该小心些，少看书，少说话，少想些闲事，脚放高些，头放低些，静静地躺着，自然会低了。”邓医生一面说，一面替我布置被褥。刘瑞恒要替我打针，我说没意思，不必打。他一定要打，我一定不许，他说：“如果不打针，胡先生有什么危险，邓医生，你一个人负责。”邓医生说：“当然，胡先生找了我来，我自然负全责。”不打便罢，即招呼工人，在饮料食物等要加意小心。
这几天我读韩昌黎集，作了很多首读韩诗，精神很困疲，但还能支持。过了七天，木兰去找孙科联同亮畴诸人去向蒋介石说，胡先生这么病，不应该禁在汤山，万一不测，谁负这个责任？还不如回到双龙巷住还好些。
3月8日便由吴思豫、邵元冲等，把我押送了回来。这时可以看我的只有邵元冲、孔祥熙两人，立法院秘书李晓生，则为办理家务、由邵元冲特许出入，不过出入必须受驻守军警检查，亮畴、哲生诸人都不能来，或到门而不得入。一次亮畴以司法院长的头衔，硬冲入来，谈了半小时才走，但从此之后，这些警兵把双龙巷两头都堵塞起来，交通断绝了。此外，可以来去的，有三名诗友，是在立法院和考试院供职的。
以后，才许增多几个人来访问，5月5日南京召集所谓国民会议，这时西南同志为反对军阀独裁，在广州召集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昭告中外，声罪致讨，内外要求恢复我自由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尤以海外各级党部如美洲加拿大古巴南洋欧洲各地，函电纷驰，主张甚力。
大概是5月1日，孔庸之来探问，一见面，便问：“胡先生精神好些吗？”我说：“没有什么。”庸之又说：“说起这些事，不但令人发气，但替胡先生想想，这类人算得什么，不过是小孩子罢了，实在值不得同他们计较的。现在又想请胡先生出席国民会议，大概也说说罢了。”坐了一会儿，庸之就走了。
5月4日，介石自己来，上了楼，握了一握手，我坐在沙发上，介石便坐在我对面的一张椅子上。“胡先生身体好吗？”介石问。“不过如此，只是血压高些。”我谈了些血压高的病状。介石又问：“常看看书吧？”我说：“是的，我的日常生活，全都改过了，报纸没有得看，信札当然没有，从前常有的书都收起来，现任看的都是些线装书。”我一面说一面指着我室内的五六个书架。介石说：“大家的意思，想请胡先生出席国民会议，胡先生可以允许吗？”这几句话介石沉默了四五分钟始能吞吞吐吐地说出来。
“我身体不大好，怕不能出席。”我顿了一顿，接着又道，“而且军警监视着我，也不便出席，怕也不大好看吧。”
介石没有做声，又默了三四分钟，起身辞行。我送他到楼梯旁，我说：“不送了，你知道，我是不能下楼的。”
我自汤山回双龙巷，楼下住的，都是派来监视我的军警，这些事，介石当然很清楚。到7月13日，又迁往香铺营，香铺营是庸之（孔祥熙）的住所。当时外面空气很紧，西南有北伐之说，庸之再三劝我移居，说那边地方大些，至再至三，我才迁居了去。到9月中，真如、溥泉、孑民（蔡元培）诸人，奔走粤宁，倡什么和议。10月11日，真如（陈铭枢）到我处，他说：“介石因粤方坚持须先恢复先生自由，到了上海，然后再谈和议，所以已有意送先生到上海了，我看先生要快些走，一迟便又要变卦。”
10月12日上午，真如、溥泉等又来，他们说：“介石想见一见先生。”我说：“我可以去看他，礼尚往来，他上次来过，这一次我应该去。”于是和真如等约定13日下午3时与介石在总理陵园会晤。
13日下午，由真如、溥泉等陪我到陵园，见了介石，寒暄了一会儿，那时是九一八之后，介石问我对日办法，我略微谈谈我的意见，并力说倚赖国联之非。大约谈了二十分钟，便相别。这一谈，决定14日早快车到上海，介石还说：“过去的一切，我都错了，请胡先生原谅。”
14日晨，许多人都到庸之宅为我送行，介石也来了，一见面，又说：“请胡先生原谅，我前时所做的都错了，以后遇事，还得请胡先生指教。”
我说：“不然，你说过去的一切都错，这又错了，你应该检查出在过去的一切中，哪几样是错的，然后痛自改正，错而能改，并不算错。如果说统统错了，便无从改起，这却是大错。”
“据胡先生看，错些什么呢？”介石微笑狡猾地问。
“过去最大的错，是大家并没有为党为国为革命去奋斗；只是努力于私人权力的斗争，党以此不团结，党的力量因此不能表现，整个中国革命，也因此完全失败。这种错误，谁都有份。先生逝世以后，你都是很清楚的，从今以后……”这正想继续发挥我的意见，要介石注意，静江大概怕我说错了话，便顾左右而言他，高声说：“今天天气凉爽，胡先生到上海去，长途中也舒服些。”又说：“时候不早了，应该动身罢。”介石说：“8点钟我本来要开会，现在迟了，我先走了。”我起身送他们。介石说：“到上海再见，我一定要来上海的。”
这天上午我搭9点多的京沪特快车到上海，从2月28日晚被禁起，到10月14日下午到上海，这种幽居的生活，足足过了八个月又十四天。从十七年到南京[10]，到二十年10月离京，在南京的生活，也足足过了三年又一个半月。
（胡汉民）
注释
[1]这是蒋介石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官邸，地址在南京原黄浦路中央军官学校内，是一座两层楼的独院。
[2]居正被扣，是由于同蒋百里分别去说服熊式辉（第五师师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反蒋。熊为了争取蒋介石信任，初则与居等虚与委蛇，继则向蒋告密，将居等押送南京禁锢。
[3]1923年至1924年间。熊克武任孙中山大元帅委的建国联军川军总司令时，但懋辛任第一军军长，喻培棣任第一师师长，卞稚珊任第一军第一团团长，他们之间感情深厚。
[4]1925年，蒋介石同熊克武等于虎门要塞，群龙无首，一军瓦解，官兵分散，流落异地，情况很惨。
[5]伯琅是卢仲琳的号，四川三台人，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曾参加辛亥革命前的镇南关之役，与胡汉民有深交。
[6]陈融是胡汉民夫人陈淑予的哥哥，曾任立法院秘书长。
[7]李文范：广东籍，1924年胡任广东省长时，李任政务厅长。1932年任国民党内政部长。
[8]汪精卫成立伪国民政府的时间是1940年。
[9]梁绮神跟随胡汉民工作二十多年，为胡氏亲密的诗友。“胡汉民的自述”是胡氏在广州执信学校一个集会上的讲话，由梁绮神记录整理，经过胡汉民批阅，未公开发表。这里发表的是原稿的一部分。
[10]此处有误，1927年（民国十六年）胡汉民到南京协同蒋介石反共，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主席、国民党中政会主席、中央执委会常委兼宣传部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