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和蒋介石，堪称国民党的两大“顶梁柱”。他们在反共卖国方面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如出一辙，殊途同归，并且相互配合上演了一幕幕“双簧剧”。不过，由于蒋、汪都是权欲极强的野心家，各自均想觊觎最高领导权，这就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必定是难以调和的。蒋介石一直处心积虑地想把政治、经济、军事、党务大权抓在自己手里，汪精卫对此深感不满。在双方的连番较量中，汪精卫却总是棋差一着，技不如人，以至最后不得不走上了投日叛国的不归路，自掘坟墓。
一、拼凑改组派，打造“汪记”政治资本
改组派是从1928年至1932年间由于国民党内部分裂而形成的一个反动政治集团。这个集团曾经打着改良主义的旗帜，戴上国民党“左派”的假面具，迷惑了一部分青年和知识分子，并且被汪精卫集团所利用，作为和蒋介石争权夺利的政治资本。它的活动虽只有短短的四年，便瓦解消失了，但是在一个时期中，它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政治集团，在全国各地进行活动，对于当时政治曾经起过一定的影响。我是改组派分子，并且是当时南京改组派的负责人之一，兹就我所知道和记忆得起来的一些情形，回忆如下。
改组派的产生
自从1927年4月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以后，7月间，汪精卫主持下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开始反动，宣布“分共”。8月间，经过宁汉双方的庐山会议，宣告宁汉合作。9月，武汉国民政府正式迁往南京，和蒋介石政权合并。在蒋、汪勾结下，1928年2月初，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议正式成立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从此，蒋介石的叛变革命，在党、政组织上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他为了进一步实行军事独裁，清除异己，又利用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向他投效的汪精卫集团，开始进行压迫。在改组后的党政机关中，对汪系的人都摒弃不用，仅仅以一个中央民众运动委员会给予汪系的朱霁青等，而在二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又规定在党务整理期间要“停止民众运动”。同时顽固派分子吴稚晖、古应芬等还大骂汪精卫集团的人都是“准共产党”、“赤化分子”。于是，汪精卫集团的“粤方委员”[1]都只好离开南京。这时汪精卫的爪牙张发奎在广东搞“护党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发生以后，被桂系打垮了。汪精卫只好又跑到法国去了。原来想到广州去依附张发奎搞“护党运动”的“粤方委员”，都只好集中在上海。他们因为不甘失败，于是以国民党“左派”自居，开始做反蒋运动。
当时这班人物，在上海办了两个刊物：一个是由陈公博主持的《革命评论》，一个是由顾孟余主办的《前进》。《革命评论》的论调比较“左”，反对军事独裁，主张恢复民国十三年（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精神，主张国民革命要以农工小资产阶级为基础，代表农工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恢复民众运动，采取民主集中制。《前进》的论调比较“稳健”，虽然也反对军事独裁，主张民主，但是强调国民党要以“农工小市民”为基础，因为它不但反对阶级斗争，并且根本否认中国有阶级的存在，所以连“小资产阶级”的名称都不赞成提，同时认为民众运动是可怕的。因为两个刊物态度上的差异，当时上海这班“左派”中间又分成了“革命评论派”和“前进派”两个系统。前者以陈公博为首，各地有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大都同情他这一派的主张。《革命评论》在当时蒋介石反动统治下成了一种很出风头的刊物，销行最多时曾经将近万份。“前进派”以顾孟余为首，附和的多半是一些上层的反动的失意政客和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因此《前进》的销售也比《革命评论》要差得多，影响也小得多。这两派对于反蒋运动的进行方式也有不同的主张，陈公博一派主张采取一种“革命”组织的形式，在各地展开活动，来达到推翻蒋介石、改组国民党、改组政府的目的。而顾孟余一派，主张只从舆论上来促成反蒋改组的局面，不主张有积极的组织活动。所以在1928年三四月间，“粤方委员”开始集中在上海以后，虽然在他们中间已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改组派的正式名称），但是还没有在各地成立组织。到1928年下半年，蒋介石进一步实行军事独裁，准备要指定一班爪牙举行国民党三全大会，而全国各地国民党党内党外都是一片反蒋声的时候，陈公博一派的主张才得通过，开始制定会章，指定人员在各省市吸收会员，正式成立各级组织。
改组派的组织情形
改组派有一个“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会章”，对于会的宗旨、会员入会手续、纪律、组织系统等都有规定。宗旨记不大清了，大约是：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贯彻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新会员入会要由会员二人的介绍，经小组和分部通过，支部审查，总部核准。会员每月须按收入所得征收会费。会员如不遵守会章，泄露秘密，则分别情节轻重，给以警告、开除等处分。组织的系统是和国民党一样，从中央到基层组织，分为四级，即：中央设总部（相当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各省市及海外设支部（相当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及海外各地总支部），支部设书记一人；委员五人至九人；支部下设分部（相当国民党区党部）分部设书记一个；分部下设小组（相当区分部），设组长一人，每个小组有会员三人以上到十多人。
总部设在上海，总部委员是以“粤方委员”以及反蒋的一些国民党中委组成。总部内分组织、宣传、军事三部，最后决定权大都是由王乐平一人负责。宣传方面的主要工作，起初有《革命评论》和《前进》两个杂志，《前进》大约在1929年就停刊了。《革命评论》曾几次被查封；以后又秘密发行一种《民意》周刊，也因为查禁很严，出了几期便没有发行了。此外，还有一个“中华通讯社”，由梅恕曾（号心如，四川人，立法委员）负责，唐景柏（四川人）也参加编发工作。又办了一个《中华晚报》，也几次被查封。因为这个晚报在上海小报中吸引了一些读者，蒋介石曾命特务发行假的“中华晚报”，进行破坏。后来被迫改出《革命晚报》，由彭学沛（江西人）、唐有壬、夏奇峰（汪精卫投降日本时，他也当了汉奸）等共同负责，一直到汪、蒋合作时才停刊。除了这些报刊外，每周作出一个对国内外时事的分析宣传纲领，分发各地小组会员传阅，作为训练材料。军事方面除由王乐平为总部的负责人外，冯玉祥、阎锡山、张发奎、唐生智、何键等都派有代表驻沪联系策动。例如邓介松、邓寿荃就是唐生智的代表，黄少谷就是冯玉祥的代表。总部的经费开支大都是由这些人捐送的。各方面的行动联系和策划，大都是王乐平接头处理，后来谷正纲由南京逃到上海以后，就派他帮办这方面的工作。
改组派在国内各省市和国外有些地方，大都成立了支部，其重要者大略如下：
上海市支部：书记黄惠平（湖南人，留德，抗战前死去），后来黄调香港支部书记。此外，支部委员有刘蘅静（女，广东人，当时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周永年（湖南人，抗战前死去）等。上海有会员七八百人，大部分都是各大学学生，如劳动大学有九十多人，复旦大学有五十多人，此外暨南、交通等大学都有会员，各校都没有分部和小组。同时，上海的青洪帮和租界的巡捕房也都有通声气的人。因此，改组派在全市耳目相当灵通。
南京市支部：另详下节。
江苏省支部：由滕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卢印泉（江苏省党部秘书）、许闻天（江苏人，陈公博当中央民训部长时，他当工人科长，现在北京）等负责，在各县很多地方都有组织活动。1929年冬，当张发奎和桂系进攻武汉的时候，曾由许闻天、卢印泉、骆继纲、陶国华等在溧阳一带领导过一次暴动，策应反蒋，结果失败。
北平市支部：负责人前后有谷正鼎（贵州人，留苏，国民党中委，顾孟余当铁道部长时，他当总务司司长）、刘瑶章（河北人）、杨锐灵（湖南人，薛岳当湖南省政府主席时，他当财政厅厅长）、屈凌汉（河北人）、段哲人（河北人）、萧训（湖南人，当时为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委员）等。起初在北平各大学颇有活动。1929年冬，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为了讨好蒋介石，逮捕谷正鼎、段哲人及支部职员张翰献（湖南人，抗战时死去）等，一直关到扩大会议举行之前，才释放出来。
河北省支部：负责人为朱化鲁等。
山东省支部：负责人为范予遂（山东人，后来为国民党中委、立法委员）、王立哉（山东人，陈公博当中央民训部长时，他当总务处长）等。范后来调上海搞晚报工作。
山西省支部：负责人为赵光庭（山西人）、武和轩（山西人，后来为立法委员，现在上海）、郭任之、刘定安等。
河南省支部：负责人为张居平（河南人）、刘景健（河南人，留法，陈公博当民训部长时，他当特种委员，后来当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委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
浙江省支部：负责人为曾天凤、王柏青等。
安徽省支部：负责人为黄梦飞（安徽人，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委员，陈公博当中央民训部长时当主任秘书）、朱子帆等。
江西省支部：负责人为刘文涛（江西人，留法）、刘侃元等。
湖北省支部：负责人为罗贡华（湖北人，立法委员）、刘叔模（湖北人，立法委员）、杨子福（湖北人，留苏，湖北省党部委员，抗战前死去）、郭曙南（湖北人）等。
湖南省支部：负责人为伍仲衡（湖南人，陈公博当中央民训部长时，他当秘书，后当湖南省田粮处长，自杀）、宾鹤翔（湖南人）等。
四川省支部：负责人为吕寒潭、闵剑梅等。
广东省支部：负责人为陈孚木（广东人，后为国民党中委）、黄佩兰（女，广东人）等。
此外，广西、云南、贵州、福建、广州、天津等省市的支部情形不明。
在海外方面的支部有：
旅法支部：1928年春，汪精卫到巴黎后，指定龙詹兴（广东人）、颜继经（广东人）等人组织改组派旅法支部，会员以巴黎、里昂较多，共计有几十人，由龙詹兴担任书记。
香港支部：原由陈克文（广东人，汪精卫当行政院长时，他当参事）负责。1928年下半年，汪精卫回国时调任随从秘书，以上海市改组派书记黄惠平调任香港支部书记。
此外，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地都设有支部。
估计当时全国的改组同志会会员人数，共计不到一万人。
南京市改组派的活动情形
改组派虽然在海内外各地成立的支部很多，但大都只有上层的负责人，基层组织多半很散漫，没有什么活动。只有上海、南京、北平、江苏等地有比较严密的基层组织和具体活动。关于当时改组派在南京市的一些活动情形，就我所记得的如下：
大约在1928年秋，上海总部派了赵惠谟（四川人，北京师大学生，黄埔学生）到南京来吸收会员，筹设支部，由罗方中找到我和沈苑明、杨子福、段诗园等（都是留苏同学关系），辗转介绍会员一二十人，成立了南京市支部。支部委员最初有赵惠谟、罗方中（湖南衡山人，北大及莫斯科中大学生，当时他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秘书，后来谷正纲当社会部长时，他当设计委员）、沈苑明（浙江温州人，莫斯科中大学生，后当中央组织部秘书，抗战时死去）、刘兴仁（湖南衡山人，北京师大学生，当时在中央政治学校工作）和我五个人。后来陆续加上蔡熠（四川人，中央大学学生）、吴健（江苏人，中大学生）、窦培恩（中央政校学生）、罗子实（中央军校大队长）、林凡野（福建人，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秘书）、朱伦（女，辽宁人）等六人。支部书记是赵惠谟，赵离南京后，由罗方中继任。组织是罗方中，宣传是沈苑明。支部以下有四五个分部，分部以下有三四十个小组。当时全市会员最初只有一二十人。不到一年，即发展到五六百人，以大学生和机关职员占大多数。中央大学有七八十人，成为一个分部，由吴健担任书记。中央政校有五六十人，由窦培恩任分部书记。中央军校有三四十人，由罗子实担任书记，罗被捕后，由杨子福继任（当时杨在中央训练部当干事）。中央党部有三四十人，由段诗园（江西人，留苏，当时他是中央党部交际科干事，抗战时死去）担任分部书记。
因为当时处在蒋介石高压之下，组织活动完全采取秘密方式。会员入会后，都编定号码，一切文件都只写号码，不写姓名。全市会员之间，除了工作上的必要联系外，彼此都互不知道。各小组每星期都有一次经常的集会，主要是向会员根据总部的宣传纲领报告时事，通过新会员，会员反映各方面的情况等。后来因为形势紧张，小组会就举行得很少了。支部也是每周开会一次，研究工作，审查通过新会员。
南京改组派从成立到广州非常会议这个时期中，除了一般的组织活动外，还做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活动，如：
一、出版《夹攻》周刊：在支部成立后不久就开始发行，由赵惠谟主编，内容是以反蒋、反军事独裁、反国民党三全大会圈定代表，主张恢复国民党十三年改组精神，主张恢复民众运动，主张民主自由为中心。这个刊物是秘密发行的，未经国民党党部批准备案，大约出了三四期，蒋介石即下手令缉拿赵惠谟，禁止发行。因此，赵惠谟在南京立足不住，《夹攻》停止发行，支部书记交罗方中负责，在一个晚上化装逃往上海，到英国去留学了。
二、1928年8月，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已经初步稳定，为了加强军事独裁，召集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定开始“训政时期”。年底，撤销广州、武汉、北平等地政治分会，定于1929年3月举行国民党三全大会，并决定大会代表由中央常务委员会圈定指定。因此，激起国民党员中稍有民主意识的人发动了一个反独裁、反圈定代表的运动。改组派利用这种机会，做了这次运动的主力军。南京支部除了秘密散发许多反对传单、张贴标语外，中央党部开区党部党员大会时，改组派分子李实（当时中央民众运动委员会干事）在会上作了公开的反对发言，改组派当场和顽固分子发生冲突，打了起来。因此，蒋介石下令逮捕李实，并且要军警密查发传单贴标语的人。但标语传单仍继续在中央党部各处发现，于是整个中央党部都变得形势很紧张，各处日夜加派岗位，各部各科都布置一些特务分子来监视一切有改组派嫌疑的人的行动，弄得如临大敌，人心惶惶。
三、1927年3月，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举行代表大会，选举各区党部代表，在当选的全部代表六十多人中，改组派占了三十多个，超过了半数。因此，改组派准备在会上掀起一个反三全会代表圈定的运动。为了不致引起顽固派的注意，事先布置推举一个接近改组派而不是改组派会员的人担任大会开幕式的临时主席。起初准备推廖维藩（湖南人，丁维汾派的“大同盟”分子，当时是中央训练部的秘书），廖临事畏怯，不肯充当，于是改推谷正纲（贵州人，先后在德、苏留学，当时是中央政治学校训育主任，因在政校受CC分子的压迫而不满，当时首都卫戍司令谷正伦是他的哥哥）。谷在开幕词中，提出反独裁、反圈定代表，放了一炮。于是会场里的CC分子方觉慧（湖北人，后来当中央训练部副部长）、施裕寿（浙江人，当时是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干事，即中统特务）、李永懋（四川人，当时是南京市党部民运科科长）等和黄埔学生龚大风等登时起来叫嚣，围殴谷正纲。改组派的人也起来维护抵抗，一场混战结果，谷正纲、方觉慧都被打伤。谷正伦派了许多宪兵来场弹压，把谷正纲送交中央党部请示。中央常会为了这件事举行紧急会议，谷正纲和方觉慧都向常会控诉。结果常会决议解散南京市代表大会。谷正纲因为是谷正伦弟弟的关系，只受到“先行撤职，听候查办”的处分。CC分子和黄埔学生又发动了许多人来到中央党部请求“严办凶手”。当谷正纲从中央党部被放出时，他们想把他架走处死。改组派也搞了一批人，和他们又混战一场，才把谷救出，隐藏起来。改组派南京支部负责人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由支部向总部介绍谷入会，并派人连夜把他护送到上海。于是谷正纲变成了改组派的红人，在总部工作，后来当选为大世界的中委。但是当1932年蒋汪合作后，他又投降CC，又成了蒋介石的忠实爪牙。蒋介石自从“南京市三一四事件”（开会打架是在3月14日）发生以后，对改组派恨入骨髓，多方面进行残酷的镇压。
四、1929年冬，张发奎和桂系通电拥汪，要求蒋介石取消三全大会决议，举兵向武汉进攻，于是京沪一带的改组派乘机活动起来。江苏的改组派发动了溧阳暴动，南京改组派支部也决定准备在张发奎夺下武汉向长江下游进攻时，在南京发动暴动响应。当时除了已经把臂章符号都做好了之外，同时还准备在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时，由中央军校的一个改组派航空教官驾驶教练机，投掷炸弹，炸毁中央党部会议厅，想把来开会的蒋介石以下的“中央要人”一举炸死，造成紊乱局面，再行乘机暴动。当时已经把中央党部会议厅地点所在画了图交与飞机师，炸弹也运到了，轰炸的日期时间也定了，飞机师事后逃脱的方法也布置好了。不料在先一天晚上因降下大雪，飞机不能飞行，轰炸计划无法实行。接着，张发奎军事失败，退出鄂西。局势一变，改组派在南京暴动的计划也只好放弃了。
五、自从南京市三一四事件发生以后，蒋介石就多方刺探改组派在南京市的组织内容，同时设法收买改组派的一些分子来做奸细。例如当时中央宣传部干事邵华、卓衡之（都是安徽人）是改组派的会员，被陈立夫设法拉拢，许他们当安徽省党部委员，他们二人就把改组派在南京的一些情形出首告密。蒋介石知道中央军校和政校都有许多学生和教职员是改组派分子后，更为愤怒，除密令将军校大队长罗子实扣押外，并令首都卫戍司令谷正伦将改组派支部书记罗方中、委员朱伦、林凡野及中央政校分部书记窦培恩等加以逮捕。在军校和政校的许多改组派分子，也都先后失踪。南京市受了这个严重的打击以后，虽然暗地继续维持组织关系，但是一切活动陷于停顿，有许多会员都被吓倒，无形中与改组派脱离关系。上海总部王乐平被刺后，环境更为恶劣，南京市改组派的声势也随之没落了。
改组派的没落
改组派1928—1929年间，在南京、上海一带的声势相当大，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有过一些引诱的力量，但是从1930年以后，便趋于没落了。没落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蒋介石的残酷镇压，使一班软弱的知识分子都吓得不敢动了。南京市的镇压情形已如上述，更重大的打击是上海总部负责人王乐平的被刺。
王乐平自从改组派成立时起，便是上海总部中心负责人。他原来的分工虽只是负组织的责任，但是由于他做事很积极负责，思想也比较左倾，和一班知识分子青年也比较接近，同时他做事也很有一些决断干才。因此，改组派在各地展开活动以后，对各地支部的指挥完全由他负责，在总部里的一切组织宣传、军事、联络以及经费筹措等工作，都是归他做最后的决定处理，事实上他成了改组派总部的“总书记”。蒋介石在镇压了南京市的改组派以后，就转而注意到在上海的改组派总部。他知道只要把王乐平除掉，改组派的总部就会瓦解，总部一瓦解，全国的改组派就会随着瓦解。因此，他于1930年初派他的亲信特务陈希曾（浙江人，陈立夫的本家，后来当过上海警察局局长）来到上海，布置暗杀王乐平的阴谋。大约在1930年一二月间，陈希曾先布置了许多便衣特务在环龙路环龙里改组派总部的周围，天天侦察动静。某一天下午，改组派总部正在举行重要会议。他想一网打尽，便派特务在附近不断窥察。随即拥进门来，准备上楼，工友某拦阻，不许他们上楼，当场被击毙。然后特务就冲上楼去，把王乐平、潘行健打死，另有三人受伤。
自从王乐平被刺后，虽然特务没有达到把改组派总部的人一网打尽的目的，但是许多人都吓得不敢再到总部去，于是整个总部便无人负责，无形中归于瓦解。后来虽迁移地址，改由朱霁青负责，但是他是一个没有能力、没有办法的人，对各方面的工作固然谈不到积极策动，便是对于各地方到上海总部去接洽的人所提出的工作上的困难问题也都无法解决，有时连人也不容易找到。从此以后，各地改组派的基层活动都全面停顿，只剩下一些上层的官僚政客、失意军人，利用改组派这块招牌，来作为和蒋介石争权夺利的工具了。
改组派之所以迅速瓦解，主要的原因并不是由于蒋介石的残酷镇压，而是由于它的本身的形成原是一个政治骗局。汪精卫等“粤方委员”开始搞改组派，其目的在骨子里并不是真正“反军事独裁”，“恢复国民党改组精神”，而是他们在失意之余，利用这个东西来和蒋介石争权夺利。所以在开始一个短时期内，由于他们的骗人“主张”，一些心怀苦闷的青年知识分子曾经受了迷惑，纷纷起来响应，加入改组派，希望做一番“改组”事业，来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但是一到相当的时候，汪精卫这班家伙就赤裸裸地原形毕露，再也不要这些心怀幻想的群众了；而群众在发现自己受骗以后，也只好失望地离开他们。下列两幕丑剧的演出，便是所谓国民党“左派”的革命假面具完全揭穿、改组派寿终正寝的经过事实。
第一幕丑剧是在北平演出的“扩大会议”。
1929年8月，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实行军事独裁，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想利用会议的决定，在编整名义下来削弱和消灭异己部队，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他这个措施遭到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个军阀集团和许多杂牌军队的反抗。11月，就有石友三在浦口的叛变，唐生智在郑州的独立以及常州、上海驻军的叛乱等事件发生。1930年2月，阎锡山以反对“三全大会”为名，电蒋介石要求他“礼让为国”，约他一同下野。李宗仁等乘机推阎锡山为“全国海陆空军总司令”，冯玉样、张学良为副司令，形成一个反蒋的军事大联合。4月初，阎锡山就“海陆空军总司令”职，开始发动内战，同时以反对“三全大会”为号召，凡是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伪三全大会的国民党一、二届中央委员，都请到北平来举行“扩大会议”、共商“国是”。他这种号召的目的，不过想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来壮大他的声势。这和改组派的所谓“改组”主张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因而想要在“扩大会议”来实现“改组”主张，自然是与虎谋皮。但是改组派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以及在上海、北平等处的一些改组派上层分子，因为不甘寂寞，急于登台，所以都欣然来到北平，原先为改组派北平市负责人而被阎锡山逮捕的谷正鼎等，这时也被释放出来，成为参与会议的人物。会议由汪精卫主持进行，决议另行组织“国民政府”，设立“约法起草委员会”，起草“约法”。因此，改组派分子在会议上一时成了很活跃的人物，俨然以将来“新政府”的当权派自居。许多官僚政客为了投机，也都纷纷设法搭上改组派的关系，如蝇逐臭，麇集北平，准备在将来“新政府”下抢得一官半职。
这时蒋介石为了换回危局，亲自到前方督战，和冯、阎军在陇海路一带进行猛烈的战争，并对石友三等加以收买，使他们又反转来“拥护中央”。因此，冯、阎军节节败退。蒋介石又乘张学良态度模棱之际，派吴铁城到沈阳，许张以平津、河北等省市地盘。张学良便于9月18日通电表示“拥护中央”，派兵入关。冯、阎在此双重压迫之下，只好退出北平，把“扩大会议”迁到太原举行。接着因为陇海、平汉两路战事又遭惨败，冯、阎只好通电下野。当阎锡山宣布放弃北平的时候，趋附改组派的一班政客们知道大势已去，都作鸟兽散，逃到天津、上海的租界去重新过他们的流寓生活。汪精卫还不死心，一直跟到太原，宣布要坚持完成“约法”；在冯、阎通电下野，阎锡山逃往大连以后，他才无法立足，只好偷偷地逃到法国去了。改组派一些上层分子逃回上海以后，因为想继续利用改组派的组织作为他们政治投机的工具，就以汪精卫的名义由总部发了一个“告全国会员书”，把汪精卫率领一班喽啰参加扩大会议掩饰成是一种“革命战略”，把这一幕丑剧比作当年孙中山先生为了实现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北上和张作霖、段祺瑞进行协商国是一样。这个欺骗文件最后还表示说，会议虽然失败，希望会员继续为“实现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完成国民革命”而奋斗。可是原来怀着“革命”幻想而加入改组派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已经从这幕丑剧了解到自己的被骗，并没有因为汪精卫这种欺骗的语言而再受迷惑，各地的组织都从此名存实亡了。
第二幕丑剧是在广州演出的“非常会议”。
在阎、冯战争结束后还不到半年，1931年2月间，又因为蒋介石和胡汉民之间发生争夺党权和行政院的矛盾，蒋介石把胡汉民关到汤山。胡派的中央监察委员古应芬等对蒋介石提出弹劾案，和孙科一派的中央委员联合起来，相率离开南京，去到广州，怂恿军阀陈济棠和桂系联合，宣布脱离南京，另组政府。汪精卫也应邀从法国来到广州。于是胡系、桂系、改组派，以及北方的冯、阎，重演“扩大会议”的故事，准备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来另行组织政府。汪精卫为了壮大他的声势，命令各地改组派支部，“选举”代表一百多人到广州去参加会议。其实当时各地改组派的组织，早已全部瓦解，所谓代表大都是被蒋介石压迫而逃居上海、香港一带的流浪失业的一些上层分子，并没有经过什么选举，只是乘机自称代表，到广州去想找新的出路。例如当时称为南京代表的罗方中、朱伦、林凡野、吴健等，在被捕释放以后，一直住在上海，都是自封代表去参加会议的，起初连南京支部几个剩下的负责人都不知道。
9月初，“非常会议”在广州开幕；和“扩大会议”一样，又是汪精卫唱主角。因为出席会议的改组派的“代表”有一百多人，因此他们在会里也成了主要的力量。
在开会的同时，陈济棠的“北伐军”也进入湖南衡阳附近。但当他们正要和蒋介石军开始发生战事的时候，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在举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压力下，这场内战才被迫暂时停止。蒋介石派遣代表和“非常会议”的人进行谈判，因为胡系、孙系、桂系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僵持不下。于是蒋介石使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和汪精卫一派进行单独妥协。妥协的条件是：汪系的改组派分子退出“非常会议”，参加南京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由汪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行政院长；改组中央党部，举行“四全大会”；改组派除原来的中委外，增加委员十人；汪蒋合作，对内进行“剿共”，对日采取妥协政策，实行投降的不抵抗主义。蒋汪分赃卖国的妥协谈妥了以后，汪就发动改组派的“代表”，在“共赴国难”的幌子下，宣布退出“非常会议”。“非常会议”因此就垮台了。
随后，汪精卫率领全部喽啰由广州来到上海。在准备袍笏登场之先，这班“代表”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举行了一次内部分赃会议，在会议上选出了唐生智、王懋功、曾仲鸣、唐有壬、谷正纲、黄少谷、萧忠贞、邓飞黄、范予遂、陈孚木十人作为汪蒋妥协条件中给予改组派的十名“中央委员”人选。因为大世界这个地方是演滑稽戏和妓女集中的地方，所以当时鄙视他们的都称之为“大世界中委”、“野鸡中委”。会议还决定了参加政府和党部分赃所得的部长人选。这群人为了争“中委”，争“部长”、“次长”，在会中结成了许多小集团，钩心斗角，各不相让，争持不下，结果打得一塌糊涂。同时因为有一部分“代表”由粤来沪时误了船期，在选了“中委”的第二天才赶到，这一部分人因为“中委”向隅，于是自以为于改组派有功、势在必得“中委”头衔的人又声称“选举非法”，大叫大闹。当时上海报纸把这场臭不可闻的丑剧都绘声绘影，描述起来，讥诮他们这就是“共赴国难的序幕”。于是这班家伙才悄悄收兵，不好再公开闹了。
1932年1月，汪精卫率领喽啰们来到南京，实行与蒋介石合作，袍笏登场。当时改组派在南京党政机关分赃所得的重要位置是：
汪精卫 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
顾孟余 铁道部长
陈公博 实业部长、中央民众训练部长
唐生智 军事参议院院长
褚民谊 行政院秘书长
唐有壬 外交部次长
曾仲鸣 铁道部次长
郭春涛 实业部次长
谷正纲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萧忠贞 中央民训部副部长
陈树人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其余大小喽啰大都在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之下得到一官半职的安插。改组派的上层分子从此进入蒋介石王朝，成了一帮无耻的反动爪牙，再不唱过去骗人的调子了。改组派的一般下层青年知识分子，亲眼看到这幕最后的丑剧以后，他们原来想以改组派进行“革命”的幻想，才归于彻底的幻灭。从此，改组派的组织烟消云散，寿终正寝，以后只有各人的反动活动了。
我在上面说过：改组派从它的上层来说，是一个由于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一班官僚政客、失意军人为了和蒋介石争权夺利而形成的一个反动政治集团。而它的各地基层组织里，在一个时期中所以又吸收了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并且有一些反蒋行动的表现，这是由于这些人的思想情绪怀有另外一种幻想愿望的缘故。这样，就形成了改组派上层企图和下层愿望极不相称的现象。这些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一样，在大革命时期中也表现了在政治上的两面性，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愿意参加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在斗争中又表现动摇、软弱、妥协。他们的理想政治是止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因而在大革命高潮中害怕人民群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彻底的革命，怕共产党，怕白色恐怖的流血牺牲，因而离开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走到反革命道路，或者流于消极悲观。但是他们也看到了以蒋介石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完全抛弃了中山先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张，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如1927年3月24日英美帝国主义炮轰南京事件，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的大屠杀案，反动政府都采取投降屈服的卖国外交政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这种情况更使这一班青年知识分子格外感到苦闷、失望，没有出路。因此，在《革命评论》、《前进》一类刊物以国民党“左派”姿态出现的时候，他们觉得正合他们的胃口，马上感到一种吸引力，而寄予热情的幻想。当改组派最初在南京一带进行组织活动的时候，有许多青年知识分子都是十分兴奋，主动地找关系来加入，他们的主观愿望，当时的确不是搞政治投机，而是想搞“恢复改组精神”的国民革命。及至上层分子的反动丑恶真面目露出来，这些人知道自己受骗以后，他们才怀着苦闷失望心情而悄然离开改组派。我记得当改组派上层分子在北京搞“扩大会议”第一幕丑剧的时候，在南京有些大学的小组会上，许多学生会员都悲愤填膺，宣布退出组织。在搞“非常会议”的时候，南京的几十个小组通通垮光了。当1932年1月汪精卫率领他的喽啰们来南京时，南京支部原来负责的几个人（那时我已经脱离了），想要开一个欢迎会来讨好汪精卫，结果没有一个青年学生会员理会这回事。当时有一个会员在目击这班新贵入京，为了“论功行赏”而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他感慨地说：“恐怕这班‘饿臭虫’将来比这班原来的‘南京臭虫’还要凶，我真是懊悔，不但做了他们的工具，并且造了一桩孽。”的确，后来的种种事实表现真是如此。这幕被骗的悲剧深刻地说明，中国的前途，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两条路，不投降蒋介石的反动集团，就只有在工人阶级的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彻底的革命，“第三条路线”改良主义的幻想是绝无出路的，它的下场是只有遭到可耻的失败，仍然走上反革命的道路。改组派的把戏，即使当时它的上层领导者也和下层的某些青年知识分子会员一样，忠于他们所标榜的主张，但是由于它的阶级本质的局限性，没有群众的基础，没有明确的斗争路线，仅仅是根据某些眼前事变的现象、某些细微的政治活动来规定一些枝节的投机主张和行动，其结果一定也是遭到同样可耻的失败的。何况汪精卫之流，自1927年后，尽管他还在喊“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出去”，而行动上已经和蒋介石并无区别，一样反动，不过来得更阴险狡诈而已。而当时某些人还是为他的“左派”的假象所迷惑，一提到国民党左派，就联想到这个政治骗子。直到“扩大会议”、“非常会议”以后，他们才在赤裸裸的事实之前，完全惊醒过来。数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在今天看来，当时这些迷信者的幼稚可怜，既想革命又怕革命，既依附于一个政客官僚的反动政治集团，又还在幻想搞革命，是何等的滑稽和矛盾。
（何汉文）
二、汪精卫在扩大会议上的如意算盘
1930年，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等在北平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是当时国民党内部各反蒋派系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种政治联合。我当时是以改组派的关系由汪精卫提出担任扩大会议常务委员会三个秘书中之一个（其他两个秘书，一为阎锡山派提出的马小进，广东人，曾参与过同盟会；一为西山会议派提出的唐昭明，四川人，与谢持接近）。因为派系和职务的关系，我参与过一些会议和活动，接触过一些人，经手过一些文件，对于当时党政方面的情况有粗略的了解。但因我当时年轻幼稚，所知不深，而事隔三十年，又多遗忘。加以政治水平所限，不能深入分析，知其事未必能究其原。始凭记忆所及，举当时目见耳闻之事，写此点滴材料，聊供参阅。谬误疏漏，势所难免，幸知者指正。
扩大会议的成立经过、组织机构及其政治纲领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孙中山在1924年改组国民党时所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蒋、汪所毁弃，国民党遂成为帝国主义和买办、封建势力的工具。由于各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彼此斗争，国民党内各派军阀遂各依附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势力为其靠山，因而形成各派军阀间的不断混战。1928年初，蒋介石得英、美、日帝国主义势力的帮助，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正式开会，以蒋介石、谭延闿、于右任为主席团，蒋提党务案，陈果夫提党务整理计划，此为蒋介石企图摧毁国民党内反对派、创立蒋家私党的阴谋之开始。蒋介石在北伐军事告一段落后，为实现其个人独裁，首先想假借编遣会议来消灭桂系、冯玉祥、阎锡山等异己的军事势力，因而从1929年起，蒋介石和国民党内各军事集团间遂接连发生混战。1929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爆发了战争；桂系失败后，张发奎又反蒋拥汪；张失败，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又发生战争；冯失败后，唐生智又在郑州通电反蒋，不旋踵唐亦失败；接着便是蒋和阎、冯之间中原大混战的开始。为了在政治上能与蒋介石南京政权相对抗，阎、冯、桂均有请出汪精卫做招牌的需要。而汪、阎、冯、桂反蒋联合之所以能够形成，是由于当时的形势使他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汪精卫自1928年被当时桂系和西山派所把持的南京特别委员会排斥出国，鉴于蒋介石个人独裁之逐渐形成，曾以“于党恢复民主集权，于国实现民主政治”为号召迭次策动反蒋，均归失败，因想借阎、冯军事势力推倒蒋介石，以恢复他自己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阎锡山鉴于桂、张、冯、唐均被蒋各个击破，自己已成蒋的最后目标，如不联合汪、冯反蒋，就会被蒋吃掉。因为汪、阎、冯同受蒋的压迫，处境相似，他们虽然各有打算，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彼此合作。至于桂系和西山派，一则穷蹙于广西一隅，随时有被蒋吃掉的危险；一则穷途潦倒，毫无出路。所以也愿意捐弃前嫌，与汪、阎、冯合作倒蒋。
汪精卫自1928年出国后，当时国民党内所谓粤方委员陈公博、顾孟余等曾以拥汪为旗帜，在上海搞国民党改组运动。陈公博曾办有《革命评论》，鼓吹恢复1924年国民党改组精神，恢复民众组织和民众运动，反对南京的贪污腐化，也反对共产党的武装暴动，并鼓吹以所谓“农工小市民”同盟为国民党阶级基础。顾孟余曾办有《前进》，主张拥汪，但不赞成“阶级基础论”，提倡所谓“超阶级论”。两派虽有“理论”之争，但在拥汪名义下统一起来，于1928年春夏间正式形成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个政治派别，即一股所称的“改组派”，在国民党的海外和各省市组织中拥有不少党员，汪精卫以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为号召，从1929年至1930年期间，曾先后发表过《怎样扶植民主势力》、《怎样树立民主政治》、《论约法》、《论以党治军》、《怎样做文人》、《二十民权运动之回顾》、《两种模型心理之瓦解》等一系列的文章，内容都是讲的“于党恢复民主集权，于国扶植民主势力”这一套漂亮话。由于蒋介石政权日益不得人心，当时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一部分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国民党员，把汪精卫看成是一个主张民主政治、反对个人独裁的首领。阎、冯发动反蒋之时，汪已回到香港，他一面支持南方张发奎、李宗仁等的反蒋军事行动，一面又与阎、冯信使往还，随时准备北来，以促成南北反蒋势力的大联合。当时改组派内对汪北来看法不一，中下层骨干多数反对，认为阎、冯与蒋同是军阀，汪不应作此军事投机，幸胜不过以暴易暴，失败则不可收拾。汪本人及顾孟余等认为政治是现实的，蒋不倒则一切无从谈起，故倾向于北来。1930年3月，陈公博、王法勤先汪北来与各方接洽，察看虚实。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谢持等也在平津一带活动。阎锡山最初忙于部署军事，3月28日，才要赵丕廉陪同陈公博、王法勤、邹鲁、谢持等一同赴太原相晤，初步交换了关于党务和政府组织等方面的意见。阎并请陈、王等电促汪精卫北来，他自己与冯玉祥也先后发电敦促，并派代表速驾（河北老国民党员李锡九曾代表阎、冯到港迎汪）。陈公博回平后，还在北戴河看过一次张学良，探询张对政局态度。张那时只愿多听各方意见，不肯贸然表示明白的态度。
随着阎、冯倒蒋军事局面的逐渐展开，当时平津一带的政治气氛也逐渐活跃起来。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在由谁来召集扩大会议的法统问题上发生争吵。改组派认为既然反对蒋介石的三全大会，则国民党二届中央就是合法的领导，扩大会议应由二届中央召集。西山会议派认为他们曾因反对容共而被第二次代表大会开除党籍，他们自己在上海产生了二届中央，如今合作反蒋，就应由两个二届中央联合召集。改组派对此激烈反对，认为西山会议派的二届中央是非法的，如果搞什么合并召集，就是自坏党统，徒授蒋介石以口实，且不能说服改组派的各省市和海外组织，政治上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时，改组派控制的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及其机关报《民主日报》，与当时以国民党另一个小组织“大同盟”为基础的各省市党务联合会及其机关报《联合日报》常常针锋相对，互相攻讦。阎、冯认为大敌当前，不可自相争吵，因而更有促汪北来亲自主持之必要。汪精卫鉴于南方张、桂反蒋军事失利，也觉得非北上不能打开局面，乃于4月13日复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办事处一电，表示“即当摒挡就道，共策进行”。这时，南京已正式下讨伐阎、冯之令，并有长令历数阎罪。蒋介石亲赴徐州督师，阎、冯也均赶往前线，大战展开。汪精卫于7月23日自日本门司乘日本长城丸抵津，旋转平。8月4日，汪、阎会晤于石家庄，商谈党政大计，随汪前去之各派人物，在汪、阎主持下开全体会议六次，对汪起草之党务宣言、扩大会议七个基础条件、组织大纲、常务委员人选以及组织政府等重大问题，均取得同意。8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通过宣言草稿，并决定以汪精卫、赵戴文（代表阎）、许崇智、王法勤、谢持、柏文蔚、茅祖权等七人为扩大会议常务委员，负责领导扩大会议一切工作。
扩大会议除了公布七个基础条件，发表党务宣言外，并按照组织大纲，决定在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组织、宣传两部及民众运动训练委员会，均采委员制。各部、会互推秘书主任一人，执行决议及整理部务、会务。组织部因须负整理党籍、建立各省市机构及筹备召开三全大会之责，各方均注目，最后始决定由汪精卫自兼秘书主任，委员为汪精卫、邹鲁（西山派）、陈公博（改组派）、赵丕廉（代表阎）、朱霁青（改组派，东北人）五人。宣传部由顾孟余兼秘书主任，委员为顾孟余（改组派）、张知本（西山派）、薛笃弼（代表冯）、潘云超（改组派，河北人）、傅汝霖（西山派，东北人）。民众运动训练委员会由覃振兼秘书主任，委员为覃振（西山派）、白云梯（改组派，蒙古族）、陈嘉祐（湘籍军人，也算改组派）、陈树人（改组派）、商震（代表阎）。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当时改组派的分量是比较重的。因为，一则阎、冯声明党务推重汪；二则改组派在各省市和海外皆设有组织，拥有一些国民党员；三则参加扩大会议的国民党二届中委几乎都是改组派。而西山派只有几个上层，中下层人数很少。至于以大同盟为基础的国民党各省市党务联合会，除了阎锡山军政势力所及的省市略有临时组织外，其他无甚影响。冯玉祥当时的注意力集中于前方军事，而他的重要党政干部如郭春涛、黄少谷、邓飞黄等均参加了改组派。阎锡山左右也有改组派分子。扩大会议各机构的名单公布后，曾引起西山派和大同盟一部分人的不满，他们搞了一个小规模的请愿游行，把“反对改组派把持扩大会议”的大字标语张贴到扩大会议的外门墙上，这就使得汪精卫很生气。后来好像是由覃振、赵丕廉出来疏解，其事始寝。为了网罗各方人物，以壮反蒋声势，汪与阎、冯商定国民政府于主席下设国府委员七至十一人，最初推定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未同意）、谢持等七人为府委，以阎为主席，后又加推石友三、刘文辉为府委。国府组织原定为十部一院，后改定为十六个部、院、会。唐绍仪最初由阎提出，汪恐唐不同意，电询阎是否征得唐意见后再发表，阎复电仍照原议，遂一并发表。后来唐虽未来参加，也未表示反对。至于把张学良安排在内，是因为当时蒋介石正派遣张群、吴铁城等向张游说，并以陆、海、空军副司令为饵，争取张从蒋，汪、阎、冯为免后顾之忧，所以对张学良不得不尽力争取。由于种种原因，张学良最后还是进兵平津，促使扩大会议垮台，此中关键，下节还要详细说到。石友三、刘文辉曾通电拥汪、阎反蒋，且各有军队，故亦被加推为国府委员。
扩大会议常委名单及各机构组织人选确定后，国民政府委员及主席人选亦经商定产生。由于当时反蒋运动在军事、政治和外交各方面的迫切需要，阎锡山、汪精卫、谢持三人于1930年9月9日上午9时在怀仁堂宣誓就职，扩大会议派王法勤常委代表监誓。宣誓就职典礼完毕，即招待来宾及中外记者，宣布国民政府正式成立。阎锡山于就职之前，曾出席8日晨扩大会议的第八次“总理纪念周”作报告，分析蒋方与反蒋方面的兵力比较为二与三之比，并谓蒋介石“与党为敌，与国为敌，与民为敌，与公理为敌”，最后必归失败。他谈到以后的施政方针，说：“要做到社会安宁、政治廉洁、取民有制、财政公开四项训政前提，才可以实行训政。”这当然只是一套骗人的口号。阎、汪、谢就职典礼匆匆完成后，即将汪所起草之通电签署拍发，分请唐、冯、张、李各于所在地先行就职，“并望全国民众及各军政机关职员，同德一心，共负艰巨，以奠安党国”。阎、汪并于就职后对平津记者团先后发表谈话：阎谈尊重言论自由，但希望新闻界对蒋方散布之谣言慎重考虑，不予发表。汪谈“待唐、冯、张、李各委员中再有几人就职后，依照国民政府组织大纲第五条之规定，议决各部部长，提请中央党部同意，而政府正式成立，则在部长发表及各部组织就绪以后……”阎、汪就职通电发表后，冯、李、刘、石均先后各在所在地就职，唐无表示，张则始终未同意。但扩大会议组织政府的工作既已揭开，南北对峙之局，究竟谁胜谁负，一方面决定于前线的军事，尤其重要的，即东北张学良的态度究将倒向何方。此在下节将详细说到，于此先说一个故事。阎锡山选定9月9日就任国府主席，据说他认为以后定为“九九”纪念，谐音“久久”，寓长治久安之意。当时有好事者打趣说：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合为“四九三十六”，俗话说“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扩大会议其不能久乎？其后因东北军进关，扩大会议于9月19日撤离平津，距阁等就职开府之时仅十天，真可谓“短命政府”矣。
张学良的沉机观变与武装干涉
扩大会议反蒋之时，东北的张学良成为双方激烈争取的对象。因中原大战持久不决，张学良的地位更有举足轻重之势。如张从阎、冯反蒋，则政治上军事上对蒋打击更大，蒋倒更易。张如从蒋袭阎、冯之后，则东北军一进平津，扩大会议便失其凭依。张学良深知自己地位重要，但外有日本强敌，内则父丧未久，内部尚未完全巩固，不敢贸然有所行动，故初期采沉机观变态度。3月1日，张学良曾发“东电”，指陈兵凶战危，内外环伺，恳劝双方息争，各退一步，和平解决。其后，张借葫芦岛开港典礼避居北戴河，各方代表云集，张均接见，但不表示明确态度。8月22日，覃振、陈公博、郭泰祺相偕去北戴河，23日见张。24日晚张在顾维约别墅与三人长谈，表示四点：1.东北行动，只求有利于国，决不谋私利；2.内外交迫，国危民困，希双方各退一步；3.须回沈阳召开会议商决；4.目前一切尚在研究中。时阎锡山代表温寿泉、贾景德、孔繁蔚等，蒋介石代表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等，冯玉祥代表门致中、薛笃弼等先后访张。张对各方均无具体表示。正当冯玉祥在平汉、陇海两线上的军事频传捷报的时候，阎锡山的晋军在山东济南弃守，遂引起津浦线战局的变化，这时，张学良避居之北戴河海滨，宛成时局中心。蒋方代表张群死守不去，阎、冯代表贾景德、薛笃弼因孙传芳之介访张，但均未谈出具体办法。张学良在北戴河表面上游泳打球，看似闲适，实际上他正根据各方情况，深沉考虑东北方面的行动方针。中原军事局势愈形胶着，双方对张争取愈力，蒋介石一方面以陆海空军副司令饵张，并既发表东北方面的胡若愚为青岛市长，王家桢为外交次长，以示拉拢；一方面加派南京国民党中以亲法而又以阴谋著称的李石曾于8月27日由营口北戴河访法国驻华公使有所接洽。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于26日访张学良，27日下午张又赴蓝使别墅打网球。这可以看出南京政府正勾结英法帝国主义者通过其驻华使节对张施加影响。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多方推动下，态度乃转向蒋方，并于8月30日黎明前离海滨回沈阳，召集东北高级干部会议。李石曾立即追去。阎、冯代表贾景德、薛笃弼分别到郑州、石家庄谒阎、冯请示后，深夜回平谒汪。时汪已入睡，特从床上起来与薛、贾密谈甚久。薛等见汪传达阎、冯意见后，即匆匆衔命出关再访张学良。同时，阎、冯所属高级将领徐永昌、鹿钟麟等复通电请张学良合作，“早安大局”。这种密锣紧鼓的形势，识者固早已料及东北态度即将揭开矣。然而，“当局者迷”。8月27日汪精卫对天津《大公报》驻平记者谈话，还说：“张汉卿（学良字）对北方表示好感，对组织政府决不反对。郭复初（泰祺）并携张致余亲笔信归来，本人对张感想极佳……”实际上张学良这时的态度，已经不是“对北方表示好感”了。9月17日上午，张学良召见所部四个旅长指示机宜，下午接见贾景德、薛笃弼、孙传芳，明示东北方面态度。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巧电”，根据三月“东电”，呼吁和平，希望息争，“静待中枢解决”。张并对天津《大公报》当时驻沈阳特派记者胡政之发表谈话：“余两星期来静候阎公利用我，使任缓冲之地，负调停之责，乃迄今未有所表示，而唯以添推东北方面之国府委员与部长等事相商，实非余所愿闻……今日兵连祸结，徒苦吾民，而双方绝对的胜负，似均无大希望……故余不得已而被迫出兵干涉……”张并对记者明言他的政治立场系在南京国民政府之下，但“亦不尽与宁府期望吻合”，系“站在中间而偏向南方”云云。张学良的态度既明，而汪、阎等又应付失机，阎遂于18日拍发倒填日期之寒电（14日），表示退避三舍。扩会汪以次诸人莫名所以，托冀贡泉、丁春膏电阎、冯询问。18日深夜得张电全文，又忽视其中“静候中央措置”的严重意义，还幻想张不致出兵。故汪精卫于19日还致张学良皓电（19日），提出国民会议、三全大会、约法和对湘赣“共祸”忧虑等党政重要问题与张商量，直至19日傍晚，汪等知东北军已经动员，始觉事态严重，临时在怀仁堂集会，商量撤移石家庄转太原的办法。这个会我曾参加，当时谣言颇多，会上情形显得慌乱。会议首先就张电及东北军态度交换看法。考虑汪等重要人物必须立即离平，以防不测；其次则高级干部及眷属等之安置亦费周章，而最重要的必须筹到一笔款项，调拨一批交通工具。当时除商定由赵丕廉负责筹款并与有关方面商洽交通运输事宜外，并决定：1.扩大会议及国民政府撤移太原；2.汪等先行南下与阎、冯晤商善后；3.高级干部次日转石家庄入太原。一般工作人员听便。事变之来既是如此突然，而我当时年纪尚轻，政治生活经验太少，看到怀仁堂顿时人影憧憧、一片倾箱倒箧搬取文件和器物的慌乱情形，颇感到有点像看《红楼梦》里宁国府被查抄时的味道。汪精卫等于9月20日晨4时40分由平出发，车行至琉璃河，晤冯派来之代表邓哲熙等，据谓前方军事情况甚好，后方不可轻自动摇，意欲劝汪等折回北平再看。经汪等在车上临时会商，决定汪精卫、谢持等六人仍南下，须与阎、冯晤商下一步办法，而赵戴文等十余人则偕邓哲熙等折回，并宣称阎、汪即将回平组织政府。及至21日晨4时40分，贾、薛自东北归来，知北平不可久留，即于8时乘车赴石家庄。据说当时阎左右如赵戴文等还认为张学良“巧电”仅主和平，并无他意，尚可与之接洽转圜办法，其所谓“见了棺材还不下泪”了。
撤退到太原以后
阎锡山原本是山西的土皇帝，遭逢时会，得以盘踞华北六个省市，这回为了抵抗蒋介石的压迫，不得不联合汪、冯、桂各派，搞起一个扩大会议，公然组织政府，意欲问鼎中原。张学良进兵平津，扩大会议被迫撤移太原，一时正太道上，军旅辐辏，太原城中，居民拥挤。阎既失去平、津、冀地盘，财政税收大减，商业贸易不振，又加以数十万军队的饷糈供应，各方大小人物的接待，以及政治、军事、经济的善后办法，实在使这个做了二十年土皇帝的不倒翁，捉襟见肘，伤透了脑筋。我于1930年9月21日随扩大会议撤出北平，在石家庄正太饭店住一宿，22日到太原。初时扩大会议人员未到齐，一切活动几乎停顿。山西朋友好客，我们吃了不少的“全羊席”，喝了不少汾酒。晚间唯一的娱乐，就是到山西大戏院听梆子戏。有次，一个丑角讽刺阎老西引进大批外来人把山西吃穷了，连醋也喝光了，出语幽默，观众鼓掌，弄得我们啼笑皆非。我曾到太原图书馆和什么“宣讲团”等机关去看过，想要找份外省的报刊，是极困难的。阎锡山用封锁政策对待一切省外的书报刊物，使老百姓耳聋眼瞎，只知道阎锡山，不知其他。这也是“模范省”的治绩之一。
蒋介石为了要迫使汪、阎、冯下野，天天派飞机轰炸太原，扰乱市廛，摇动人心。太原的物价不断上涨，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扩大会议这帮人，初时尚未感觉威胁，不久，秋风萧瑟，衣服单薄，许多人拖儿带女，就不免有“九月寒衣待剪裁”之感了。汪精卫看到这种情形，曾送给每人五十元，钱虽不多，雪里送炭，大家还很感激他的“关切”呢！飞机轰炸的恶果，使太原市面更加萧条，金融更加混乱，白天城内沉寂无人，掌灯以后，始见市场活动。“山西票骤跌至每一百元换三百二十元，开未有之纪录。”阎锡山把扩大会议拖到太原，在政治上是个累赘，经济上是个包袱，大家都已意识到“终非长策”。
由于政治前途的暗淡，改组派内部当时极为动荡。有些人原本不赞成汪北来搞扩大会议，至此更加消极。有些人从这一幕政治剧中得出初步教训，认为汪精卫和改组派已没有任何政治前途，不投降蒋介石，就只有当共产党去，后来也有人走上了这条革命道路。所以扩大会议的失败，便是改组派的终结，从组织上讲，以后已经没有什么改组派的活动，而只剩下改组派分子的个人活动了。
改组派的二号首领陈公博，在上海办《革命评论》和大陆大学时，由于高唱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和主张恢复1924年国民党改组精神等欺骗性言论，对于当时一些认识不清、彷徨歧路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起了一些迷惑作用。受他欺骗的人不在少数，我也算是其中之一个。当陈公博先汪精卫北来时，我们不少人对他整天周旋于军阀政客之间很不满意，或写信骂他，或当面责问他，而他则愁眉苦脸，似有难言之隐。我们要他转信给汪精卫，请不要北来与阎锡山合作，他表示汪的态度取决于北来对倒蒋是否有利，能倒蒋，则一切待蒋倒后再说，那时会比较好办。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但也说不出更多的理由。在扩大会议期间，陈公博的处境是比较困难的，汪精卫受了顾孟余“超阶级论”的影响，对陈的“农工小市民同盟”说不很支持，改组派内部对陈的言论和他北来后的行动不一致表示不满，而其他派系则又把陈看成可怕人物，集中目标攻击他。所以陈公博当时的情绪一直不高，意态消沉。撤退到太原以后，他更无聊已极，借酒消愁。当时太原有个女伶叫粉菊花，略有姿色，唱腔也还清脆，一时“趋之若鹜”。陈公博也常去看戏捧场。扩大会议秘书马小进是广东人，和陈混得较熟，便冒陈之名写了一首打油诗，描写陈的苦闷心情，诗曰：“国事真成‘丢那妈’（广东骂人土话），党员心思乱如麻，从来不喝山西醋，今日喜看粉菊花。”亦可见当时这班人的无聊了。扩大会议在太原期间，陈树人、经亨颐等喜作诗画，当时陈曾为经写晋祠周柏一幅，柏枝倾斜，晋水流其下，题诗者甚众。冯玉祥曾题一绝云：“大树苍翠数千载，虽然倾斜诚大观，饱经世间冷暖事，能耐风霜不畏寒。”颇有不怕失败的气概。汪精卫离太原时，经曾持此画请题诗，汪即席挥毫题一绝云：“枕流端为听寒泉，别有虬枝接上天，此树得毋同卧佛，沉沉一睡二千年。”旧中国的士大夫，搞政治失败后，每喜作诗弄画，名为排遣，实亦遮羞耳。
汪精卫的最后一着棋
汪精卫以国民党内民主派首领自居，在扩大会议以前，他发表过一系列的有关民主政治、约法、民权等一类的文章。他在扩大会议提出的两个基本口号，一为召集国民会议，一为制定基本大法，是针对当时蒋介石“假党治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做文章的，也是想迎合当时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结束党治、实现民治”的愿望的。汪精卫看到蒋介石抓住了军队做个人独裁的本钱，认为要打倒蒋介石，必须祭起“民主政治”这块灵牌。不过，汪精卫的“悲剧”，在于他的实际政治行动，否定了他自己的政治主张。比如他到北平来和阎锡山等军阀搞什么扩大会议，就连跟随他的改组派一帮人，也认为他的行动和他的主张不一致，没有什么前途。汪精卫在扩大会议撤退到太原以后，知道大势已去，但他仍坚持要由扩大会议通过约法草案，宣布于全国。他自己亲自主持约法起草委员会，在太原博公词与当时扩会礼聘的几位法学专家吕复等共同草拟约法草案。草案全文共八章，计二百一十条，以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为第一章，第二章为人民之自由权利义务，第三章国权，第四章中央制度，第五章地方制度，第六章教育，第七章生计，第八章附则。经过一月余的努力，汪精卫几乎每天必到，亲自督率，终于完成了一部约法草案。汪并漏夜自拟约法宣言，说明约法旨趣着重人民之权利义务，并根据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及孙文学说，说明“训政时期，须颁布约法，以之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当此时期，苟无根本大法以规定政府当局与人民之关系，则政府必流于专制，而民主政治终未由养成……”宣言特别指责蒋介石歪曲孙中山先生以党治国之义，假党治以行个人独裁，“遂至训政其名，个人独裁其实，人民呻吟憔悴于虐政之下，而国家分崩离析之祸，遂再见于今”。汪在为召集扩大会议时所起草的宣言中曾强调指出，国民会议的最大作用，是要使封建势力的环境，变成民主势力的环境。他还曾在另一论文中指出：“欲养成民主势力，须自实行地方自治始；欲实行地方自治，须自组织民众始。”这个约法草案宣言，基本情神与扩大会议宣言一致。汪精卫懂得，只有抓住所谓“民主政治”这个幌子，才能使倒蒋运动变成一个表面看来似乎不是个人权力之争的政治运动。这些漂亮的口号和词句，原是汪精卫惯有的骗人本领，也是一切资产阶级伪善者玩弄政治花招的手法，我们当时是受其迷惑，信以为真的。
1930年10月27日，汪精卫在太原扩大会议举行最后一次纪念周，说了一篇慷慨激昂的空话。接着便召开约法会议，逐条宣读约法草案，于下午五时草案全部通过。并由汪当场宣读所起草之宣言，仅修改数字，全文通过。是夜汪亲自督率秘书人员整理完毕，于28日用扩大会议名义公布。汪精卫在扩大会议面临崩溃时，还要出此最后一着棋，搞出这样一个约法草案，其目的不仅在为这次倒蒋运动收尾，为以后的倒蒋运动创造政治条件，而最重要的，则是拿这个约法草案作为政治上失败的一块遮羞布。
（李俊龙）
三、汪精卫连番受挫，出逃叛国
1931年底，我被挑选任汪精卫贴身卫士，1940年4月升任汪精卫侍从室中校侍从官，1941年调伪首都警察厅任督察长。在长达十年的卫士生涯中，我紧随汪精卫左右，亲身经历了汪精卫“南京遇刺”和“河内暗杀”等事件，以及汪精卫汉奸集团的卖国活动。
陈璧君挑选卫士
我是江西省萍乡市麻山乡大山村人，1913年出生。家乡有习武风气，我也会几下武功。读了一年私塾后，于1929年在萍乡报名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分配在学兵总队。1931年，我被挑选到徐州警备区特务连任班长兼武术教练。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王均兼津浦路警备司令。他见我长得高大，又会武术，便把我调去当他警卫。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总长兼训练总监朱培德来徐州视察，又把我要去，调到训练总监部，升为卫士排长，半年后就当上了汪精卫的贴身卫士。
那时，汪精卫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为汪精卫挑选卫士的是他老婆陈璧君，挑选对象主要是卫士排的士兵。朱培德亲自向陈璧君介绍了情况，又把卫士排的人一个一个叫去目测，由陈璧君问我们的家庭情况，然后当场表演几下武术。她看中谁，就要给，朱培德不会说个不字。当时我不到二十岁，个子高，身体又棒，几下武功也过得去，被陈璧君挑选上了。这次被挑选上的还有王长志（山东人）、孙学韩（山东人）、戴云生（湖南湘潭人）。我去后挂中尉排长军衔，月薪五十元，比在训练总监部多了近二十元。
陈璧君不苟言笑，长得胖乎乎的，人称“雷山老母”，但很有活动能力。汪精卫长得很标致，举止文雅，有美男子之称。汪精卫的卫士，分外围警卫和贴身卫士两种。外围警卫有一百多人，设一个卫士大队。大队长周鸿烈，曾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当过卫士。外围警卫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盘查可疑人员。贴身卫士主要是跟着汪精卫转，他到哪里，我们就跟随到哪里，布置在他的前后左右。贴身卫士共有二十多人，都是从各处挑选出来的精悍的信得过的人。我任汪精卫的贴身卫士后，一直跟随其左右。
汪精卫遇刺
汪精卫每逢外出，随行人员除秘书外，均带有五六个贴身卫士。
1935年11月1日上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礼堂举行开幕式。
吃过早饭，我们几个贴身卫士和秘书分乘一辆轿车和一辆中卡，紧随汪精卫来到中央党部礼堂。会议警戒很严，分几层划定警戒线，由警察、宪兵层层把守。
汪精卫主持了开幕式，并发表了演说。会后，全体中委聚集在会议厅门前合影（蒋介石因有事未及参加合影）。照拍完后，汪精卫站起来转身回大厅时，一名身穿防水外衣、胸佩“记者通行证”的人（后知道是孙凤鸣），从记者群中跨过警戒线，右手从内衣口袋拔出六响左轮手枪，朝汪精卫连开三枪。第一枪从汪的左眉边擦过，第二枪击中腹部[2]。汪精卫应声倒地。第三枪没击中。枪声一响，台阶上秩序大乱。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张学良抢先一步冲过去，飞起一脚，踢落刺客的手枪。汪的卫士桂连轩朝刺客连开两枪，将其击倒。刺客孙凤鸣被送到医院抢救，第二天清晨在医院死去。
汪精卫中弹倒地后，蒋介石闻声赶到。他蹲下一条腿，拉着汪精卫的手关切地说：“凶手已抓到，找出他的主使人，一定要严加惩办。”汪精卫被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等随行护送。
我们当卫士的，过去仅知汪蒋之间有矛盾而已，然而矛盾之深，从这次汪精卫被刺后才知道。
陈璧君怀疑刺汪是蒋介石策划指使的，便找到蒋大吵大闹。蒋介石对此事感到很伤脑筋，下令撤了陈焯的职，又组织调查组，追查刺汪的主使人。孙凤鸣是以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的身份进入会场的。通过调查，证实孙凤鸣曾在十九路军任排长，参加过淞沪战役，与金陵大学学生、南京学联理事华克之以及王亚樵等人筹组过反蒋抗日游击队，后在华克之、王亚樵等组建的“晨光通讯社”任记者。蒋介石将调查情况转告给汪的心腹陈公博和陈璧君等，并一再声称，刺汪不是自己人干的。蒋还悬赏十万元，下令通缉华克之、王亚樵。
二十多天后，汪精卫被转送到上海一家法国人办的医院。我记得，主治汪精卫的医师是乐尔。经检查，乐尔认为取出子弹费力大，且有生命危险，建议以不取为好，用药物治疗，并保证三十年不会出问题。当时，汪精卫的大儿子汪孟晋在德国留学，乐尔建议汪去德国休养。1936年2月，汪精卫就到了德国治病养伤。
汪蒋冰炭不相容
汪精卫去德国后，何应钦把我们调到军政部军官训练班学习。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在国民党内，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分为两派。一派是以何应钦为首的，他们置蒋介石生死而不顾，主张武力讨伐；另一派为保障蒋的生命安全，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
何应钦主张武力讨伐，虽掌握兵机，但他并非国民党元老，左右不了国民党内的局面。在调兵遣将时，他又以国民党中常委的名义，向正在意大利的汪精卫发电报，催促汪迅速回国主持政事。12月22日，汪乘意大利“皇后”号邮轮起程回国。
1937年元月上旬，汪精卫回到上海。我记得去黄浦码头迎接汪精卫的有何应钦、于右任、孙科、居正、谷正纲、钱大钧、朱家骅等国民党头面人物，还有柳亚子、吴稚晖等人。码头上有拿着彩色三角旗的人群，彩旗上写着“欢迎汪院长回国主持政事”等字样的标语。此间，蒋介石已回到浙江奉化溪口老家，当他得知汪精卫回国，到上海时还有这么多军政要员去迎接，对此大为不满。听人说，蒋大骂汪说：我还没有死，你汪兆铭就急着赶回来抢班夺权了！
汪精卫回到南京，几天后便到溪口见蒋介石。一见面，蒋介石便说：你来这里干什么呀！不是有好多人拥你回国理事吗？蒋对汪十分冷淡，汪精卫在溪口讨个没趣。从此，汪在蒋面前一直坐着“冷板凳”。
汪精卫一回国，我又回到他身边。汪对蒋很不满，经常在家里发牢骚，骂蒋介石。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集大权于一身，汪更为恼火，经常在家大谈“没有飞机大炮，抗日必败”的悲观论调。
汪精卫出逃
七七事变爆发后，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珞珈由召开，邀请了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列席会议。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但是，汪精卫的个人权力仍然是有其名无其实。他对蒋介石的独裁更加恼火，同时对抗日战争的悲观失望情绪也与日俱增。
1938年7月，日军逼近武汉，汪精卫到了重庆，住在上清寺美专。这一段时间里，他表现得非常沉默苦闷，好像有说不出的苦衷。在重庆美专期间，他除了接见德国大使，还在美专、南温泉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礼堂作过两次演讲外，就再没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在家中，他经常召见陈公博（国民党中央常委、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周佛海（国民党中央常委、宣传部代部长）、梅思平、曾仲鸣（国民党中央委员、汪的秘书）、陶希圣、高宗武等人，磋商叛国的事情。
1938年12月10日，汪精卫把我叫到他房间里。他把门关上，很神秘地问我：“少泉，我对你怎么样？”他这样突然发问，真使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跟随汪精卫已有多年，他和陈璧君对卫士也和善，从来不打骂卫士。而蒋介石一遇不顺心事的时候，就拿卫士、侍从出气，不是挨耳光，就是被臭骂一顿。对汪精卫的提问，我立即回答：“汪先生和夫人对我们都很好。”汪说：“那好。现在我交给你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很重要。”停了片刻，他接着说：“这事不能跟任何人讲，只能完成，不能出任何问题。”
汪精卫对我这样信任，我便毫不迟疑地回答：“请汪先生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接着，汪精卫把具体任务交代给我。
原来，有八辆汽车由重庆去昆明。汪精卫指派我负责押送，随车押送人员由我挑选，12月12日一早出发，六天之内务必到达昆明。汪精卫说完，拍拍我的肩膀说：“此事不得延误，你去准备吧，千万要保密！”从汪精卫房间出来，我心里很纳闷，这个任务怎么这么机密，又这么急？好在我们都是单身汉，说走就走，没有什么牵挂。
回到卫士排，我立即挑选了十二个人，只告诉他们准备待命，没有说是去执行什么任务。12日一早，我带领二十名卫士和一名副官，分乘一辆卡车（装有汽油）、一辆中卡、两辆保险车和几辆小汽车，从重庆起程。副官何连均负责司机、卫士的吃住和联络，卫士负责车辆的安全。18日晚，我们按时抵达昆明，住进了昆明饭店。
第二天一早，我持汪精卫的亲笔信去见云南省主席龙云。龙云得知我们一路上很安全后，说：“你们都换了便衣，这样比较方便。”我们出发时在重庆都换上了便衣。龙云接着说：“汪先生11点到，等一下我们一块到机场去接。”
不到11点，汪精卫的座机抵达了昆明机场。同机到达的有陶希圣、陈春圃和两位中西餐厨师。下飞机后，汪和龙云一道乘车前往龙云家。中饭后，汪精卫把我叫去，夸奖我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接着又对我说：“你暂时留在昆明多待几天，把汽车送走以后，再把昌祖（即陈璧君之弟、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厂长陈昌祖）、国强（即陈璧君之侄、飞机制造厂机械处处长陈国强）送到老关（中越交界处），一同到河内来。”又嘱咐我说：“军统在这里有不少人，你千万小心，把工作做好，不要出问题。”
汪精卫在重庆已给我办好了去河内的护照。谈话时，汪精卫把护照递给我。第二天，他便带着陶希圣、陈春圃（国民党侨务委员会教育长）和两位厨师乘飞机去了河内。
我把汽车分别送走后，再送陈昌祖。因出境不能携带武器，我把手枪交给龙云并向他告别后，便和陈昌祖一道乘火车去河内。一上火车，我们便发现有特务盯梢。火车开到蒙自，陈昌祖被军统抓去。我立即下车给昆明的龙云打电话，要他找军统昆明站交涉放人。龙云在电话里把军统昆明站站长臭骂了一顿。昆明站站长原是汪精卫的老部下，接到龙云的电话后不敢怠慢，马上把陈昌祖送给龙云。
龙云知道这是件麻烦事，若蒋介石过问起来就很不好办。龙云交代属下挑了一部卡车，在车厢铺上个“床铺”，又买了面包，配好茶水，在卡车车厢门上加锁，贴上“云南省政府”的封条，把陈昌祖送出了老关。一切办妥后，我于12月底到达河内。
蒋派军统刺汪，又遣特使笼络
跟随汪精卫到河内的卫士有赵衍庆、戴云生、桂仲萍、梅甫生和我，还有秘书陈兴陶，六人都是少校以上军衔。另外还有两名厨师，三名杂工，几位女佣。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高宗武等人也陆续来到河内。汪精卫亲拟的“艳电”，在《南华日报》上发表后，蒋介石立即通过国民党中常委会，在报上公开发表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撤销一切职务的决定。
1939年2月，蒋介石密派谷正鼎携亲笔信到河内，劝说汪精卫去欧洲旅行，出国护照由重庆方面办理，并从香港一家银行拨给二十万元作旅费。这封信有七八页纸，与汪精卫称兄道弟。记得大意有，这次做出开除党籍的决定，也是没有办法，是周围压力所迫；并安慰汪不要为此难过，要汪到国外去散散心。
汪精卫读了蒋介石的信，思想有些动摇。但就在那几天，周隆庠（汪在南京兼外交部长时的日语翻译）潜来河内面见汪精卫游说，称日本政府很重视汪的举动，希望汪出来组织新政府，日方代表影佐祯昭（梅机关机关长）、松本重治和清水董三要来河内与汪晤谈。汪精卫又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但没有同意与日方代表会面。
1939年3月，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油画家）和林柏生的妻子（外号十一姑）从香港来河内，为曾仲鸣做生日。戴笠指派的特务从香港跟踪而来，执行暗杀汪精卫的使命。
为防暗杀，汪精卫早有戒心。他不常住一个地方。有时住在曾仲鸣的小洋楼，有时住在朱培德的房子里。这天晚上，我们都在曾仲鸣的小洋楼里。
这栋法国式的小洋楼有上下两层，汪精卫夫妻住在二楼的左边，曾钟鸣夫妻住在二楼的右边。这天大家聚在一起，既为曾仲鸣祝寿，又为方君璧接风，说说笑笑闹得较晚。汪精卫和曾仲鸣带着太太上楼休息，我和桂仲萍、戴云生、梅甫生在楼下房里打麻将。
大约在深夜12点多钟，几个军统特务翻墙而入。
厨师何兆住在后门口的一间小房里，听到异常响声，便打开门张望，特务朝他连开两枪打伤他的左脚。惊闻枪响，我们准备冲出去，可是房门已被特务堵住。又一声枪响，特务打伤戴云生的左膀，并有几支枪口对准我们威胁说：“不准动，谁动就打死谁！”因出境时不能携带武器，我们都是赤手空拳，加之又不知道对方来了多少人，均不敢冒昧从事。就在这个时候，两名特务上楼砸开曾仲鸣卧室房门，朝曾钟鸣连射十几枪。在楼下警戒的特务听到二楼枪响，便打了两声口哨，特务们便越墙而去了。
我们立即奔上二楼，只见曾仲鸣的卧室房门洞开，床前血溅满地，曾仲鸣下腹部连中数弹。已撒手归西；方君璧躺在床下不能动弹，大腿中了三枪。我忙叫开汪精卫的房门，汪精卫此时吓得脸色苍白。汪问我情况，我告诉他曾仲鸣已中弹身亡，汪精卫听后哆嗦得说不出话来。原来，汪精卫听到枪响，知道事情不妙，便翻身下床，和陈璧君一道拖过一只大木箱堵住房门，又躲到了阳台上。
附近的法国巡捕听到枪响，马上乘警车赶到，把房子团团围住搜查。
这次事件后，法国总督府发给我们两支冲锋枪、十支小勃郎林手枪，以防不测。蒋介石发来电报表示慰问，电报内容大意是，仲鸣兄被害深感痛心，凶手如缉拿归案，一定严办。汪精卫拿着电报给我们看，气愤地说：“这明明是他暗算我的，还来这一套，想推脱责任！你们看到了吧，老蒋好狠毒啊！”他又接着说：“你们跟我都好多年了，现在到了这种地步，你们谁如果想回去，我给何应钦写封信，到重庆去找他，他会给你们安排工作的。”我们不好多说什么，都表示愿意留在他身边，不回重庆。
不几天，蒋介石又派谷正鼎携亲笔信来河内。谷一再对汪说，发生这次暗杀事件，蒋先生确实不知道；对这一不幸事件，蒋先生深表遗憾；蒋先生已向各地发出通缉令捉拿凶手。汪精卫听了这些，更加被激怒了，打发谷正鼎走后，又痛骂蒋介石。
1939年4月，周隆庠带着影佐祯昭、松本重治和清水董三秘密来到河内晤面汪精卫，商谈组织汪伪政府事宜。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密谋，决定汪精卫离河内去上海，并将赴沪的路线、交通工具、接送等事宜商妥后，影佐祯昭等才离开了河内。
从河内到上海
1939年4月下旬，汪精卫从河内起程去上海。
为提防蒋介石再派特务暗算，决定车辆和人员分两路秘密出发。一路是几辆汽车装载物品经海防过轮渡到香港；另一路是汪精卫及随行人员乘法国总督府的汽车走军用通道到海湾军港，然后乘法国小兵舰走海道去香港，再从香港去厦门。日军派了一艘较大的军舰“北光丸”号到厦门，在厦门把我们一行接上去后驶往台湾。汪精卫在台湾住了两天，拜会了日本的台湾总督。接着，我们又乘“北光丸”军舰驶往上海。5月8日，在虹口日军军用码头上岸。日军梅机关派来一个代表，把汪精卫接上汽车，驶入虹口日军原西尾中将的一栋小洋楼。
以后，汪精卫就住在这栋小洋楼里。洋楼周围由日本宪兵站岗，外人来见汪，均须经日本宪兵允许，连我们这些贴身卫士都不能随便出入。汪精卫整天提心吊胆，既怕受到抗日民众的惩处，又怕遭到蒋介石的暗算。为防不测，汪精卫在兵舰上就要我们抽血，检查彼此的血型，以应付紧急情况。
在上海，周佛海、陈公博、褚民谊、陶希圣、梅思平、李士群、丁默邨、周隆庠、高宗武等人经常到小洋楼与汪精卫密谈。还有伪维新政府官员梁鸿志、任援道等人，南京日本宪兵司令、日本派遣军司令等都专程来沪拜会了汪精卫。在虹口小楼住了约二十天，日军将愚园路1136弄原交通部长王伯群的住宅拨给汪精卫做公馆。王伯群宅是一栋花园洋楼，1136弄是一条很长的里弄。为安全计，特工总部的丁默邨、李士群下令，把这条里弄的住户全部迁走，周佛海、陈春圃、罗君强、梅思平等人都迁至1136弄居住。
一切安顿下来后，这条里弄马上戒备森严，李士群派来了特工队驻守，还设有瞭望台。另加派了日本宪兵、便衣警察巡逻，进入必须持特别通行证。
拼凑汪记御林军
到上海不久，汪精卫与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之具体办法》，以书面形式提交给“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办法”中提出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组织所谓“中央政治会议”和“中央政府”。在人事安排上，周佛海、褚民谊与丁默邨、李士群争论不休，后来汪精卫出面圆场，才达成原则协议。5月31日，在影佐祯昭、清水董三等日本人的陪同下，汪精卫、周佛海、高宗武、周隆痒等人乘日本海军飞机由上海去日本访问。
在日本期间，汪精卫一行拜访了日本改组后的首相平沼骐郎、陆相板垣征四郎、海相米内光政、外相有田八郎、藏相石渡庄太郎，以及前首相近卫文唐（时任枢密院议长）进行了会谈。
在成立伪政权的会谈中，汪精卫与日方争论最激烈的是“国旗”问题。汪精卫坚持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以示其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国民政府之正统，声称他的政府是“还都”南京，而不是重建。日方却坚持要汪伪政权挂五色旗。经过讨价还价，日本方面提出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上加上一块三角形的黄布片，上写“和平、反共、建国”字样。汪精卫等认为这种做法不伦不类，要求日方取消这个黄布片，而日方坚不答应。无奈，汪精卫只有勉强同意。直到1943年1月9日，日本要求汪伪政权对美英宣战后，旗上的三角形黄布片才去掉。
6月18日，汪精卫一行离开日本乘船回国，24日到达天津。汪精卫一回国，便频频与南北日伪政权要人接触，晤面日本侵略军头目。
伪“六大”经过一周多的喧闹，总算结束了。我们这些卫士又恢复了往日的静寂。1939年9月的一天，陈璧君关切地告诉我：“少泉，国民政府快要成立，准备还都南京，需要很多人才。先生要我跟你说，准备派你去广州燕塘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你的意见如何？”我说：“既然汪先生和夫人对我有意栽培，我当然感激不尽，听从安排。”第二天，我正式接到派我去广州伪军校学习的通知，和我一道去广州学习的还有任孟兴和梅甫生。
我们三人一道从上海乘一艘意大利邮轮先到香港，再乘车到广州。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由汪精卫兼校长，教育长李讴一是留德学生，全校五百多名学员，我们三人分派到三个中队学习，汪精卫的用意是要我们掌握学员的思想动态，监督学员的行动。
1940年3月，汪伪政权“还都”南京。4月间，陈璧君来到广州，找我们谈话。她说：“国民政府已经成立，为了保卫汪先生的安全，要成立卫士团和侍从室，急需要人，汪先生要你们提前结业回南京。”这样我们才得知，汪伪正在组建卫士团和侍从室。伪卫士团编制有一千多人，任孟兴任团长，桂仲萍任副团长，梅甫生任营长，我留在伪侍从室。伪侍从室主任是朱赤子少将。伪侍从室共有三十多名侍从卫士，四名高级侍从官是赵衍庆上校、何连均中校、戴云生中校和我。
日军为加强对汪精卫的“保护”，在汪的住处——颐和路34号的对面，驻扎了从日本御林军中挑选出来的二十多名宪兵。
伪卫士团、伪侍从室的武器，均是汪精卫的大儿子汪孟晋从德国购进的新家伙。每逢汪外出，侍从、卫士、警察前呼后拥，还有化装成中国便衣的日本宪兵混在人群中以防不测。
尖锐的汪日矛盾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宣布“还都”，演出了一场傀儡登台的丑剧。这天，汪精卫及各院、部的汉奸头目宣誓就职。十天前的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伪中央政府成立大纲、政府名称及国旗等。
在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前夕，汪精卫曾向日方提出，要求侵华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从南京迁往他处，并要求将伪府办公处迁到原国民政府大院办公。这个装饰门面、维护其一点点“尊严”的要求也遭到日方断然拒绝。那时上海至南京段铁路守备、南京城门检查，均由日军执行。汪精卫向日方交涉，要求将这两项守备、检查权交还“中方”军警执行，还建议日军在南京逮捕华人时也应有“中方”军警协助参加等，日军也不予理睬。直到1940年10月10日，日方才勉强同意。
在经济方面，沦陷区的一切财政税收均由日方把持。汪伪政府“还都”时，连开办费也无法筹措，只有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法币”四千万元，才使“还都”丑剧得以登台。在军事方面，在日军的卵翼下，汪伪虽拼凑了一支颇具规模的部队，但还是听命于各地日本派遣军。汪精卫领袖欲极强，他不愿意事事听命于日方，于是汪日之间矛盾逐步加深。
“还都”典礼时，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楼顶旗杆上挂上了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日军发现后，立即鸣枪警告，迫使汉奸们急忙降下来换上有三角形黄布片的“国旗”。
汪伪政权名义是“中央政府”，统辖全国（除东北外），实际管辖范围和权力却很有限。
日本侵略者为了限制汪精卫的行动，推行了“分而治之”的原则。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和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实际上是不听汪伪的两个日军卵翼下的独立政权，连“国旗”也是各树一帜。就是日军同意归汪伪政权直接管辖的华中、华南沦陷区，由于日军的直接干涉，汪精卫也无法插手。如伪江苏省主席陈则民、高冠吾，伪浙江省主席汪瑞闿，伪安徽省主席倪道娘，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等人，均是伪维新政府的旧人，他们不听从汪精卫，而受日本占领军的摆布。只有伪广东省政府主席一职，汪精卫坚持委派陈璧君的弟弟陈耀祖代理才如愿，而伪广州市长仍由原伪维持会头目彭东原担任，实际仍由日军把持权力。当时，汪伪中央政府有的官员自我嘲笑说，汪伪政府是一个“政令不出南京城的小朝廷”。
1941年，我随汪精卫从华北“巡视”回到南京。汪把我叫来说：“你跟了我十多年，年纪也快三十了，该成家了。跟在我身边，日夜离不开，现在不能再拖婚事了。”不多久，汪精卫把我从伪侍从室调入伪首都警察厅任督察长。他接着说：“叫你到警察厅还是搞警卫工作，只不过是给你换个环境，好结婚成家。”我早就有个对象，打算结婚，可陈璧君一直不同意。汪精卫主动找我关心此事，我当然很高兴。
伪首都警察厅厅长李讴一是我在广州伪军官学校的老师，我调到他手下，他也很满意。警察处长叫张令吾，我们也熟悉。到伪警察厅后，汪精卫外出，都打电话告诉我，让我乘摩托车为他开路，实际上还是给汪当警卫。干了几个月，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希望换个工作环境，便提出辞去伪督察长，后由李讴一安排我到如皋县当上了伪警察局长。
我离开汪精卫之后不久，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影佐祯昭向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提出，要汪伪政府抽调五百万壮丁支援日本，并达成了口头协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印度支那各战场补给发生困难。为打通京广南北交通，解决印支战场的补给问题，日本的东条英机来华，要汪伪政府立即实现诺言，抽调五百万壮丁。汪伪政府到哪里去抽调五百万人呢？汪精卫一筹莫展，无法答应下来。日本政府便把周佛海召到日本，给他施加压力。周佛海一再申辩，口头协议不能生效，五百万壮丁无法可抽。为此，日本政府对对汪精卫怀恨在心，认为汪“背信弃义”，是靠不住的人。
我离开南京后，听卫士们说，影佐祯昭和冈村宁次等日军侵华头目，一天在南京中日文化宫请汪精卫吃饭。宴席间，他们轮番敬汪精卫喝日本黄酒，直到把汪精卫灌醉。汪精卫醉后，导致被刺伤口发痛。后汪在南京经日本军医手术，取出子弹，但病况继续恶化，影佐祯昭等借机劝汪精卫去日本治疗。到日本后，汪精卫被送进名古屋一家医院，一切行动均受日方控制，连陪同前往的陈璧君也不能进入病房，与汪接近。汪的手术是秘密进行的。手术后，除日方人员外，任何人都不准看望。汪的病房没有调温设施，气温很低，汪盖的又少，致使汪精卫手术后感冒发烧，伤口感染，并发肺炎，于1944年11月10日客死异国他乡。
（许少泉述 文华、涂苏中整理）
四、蒋介石用心“良苦”，秘密炸汪坟
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为了争夺领导权，有时合作，有时分裂。总的说来，他们是一丘之貉。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二十几年的中间，一直是在相互倾轧，争闹不休。现在我叙述的是蒋汪“双簧剧”的最后一幕——蒋炸汪坟。这一幕，我是参与其事的。
1945年日寇投降以后，我在陆军七十四军工作。该军于10月初奉何应钦的命令，由湘西芷江空运到达南京，直接归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担任南京的卫戍并协助陆军总部处理日、汪伪军解除武装和遣送日俘、日侨等工作。1946年1月15日夜，我接到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的电话，说他奉何应钦的指示，要我立刻去总部参加一项重要会议。等我赶到黄埔路陆军总部会议厅时，南京市市长马超俊、陆军总部工兵指挥官马崇六、南京宪兵司令张镇和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都在那里等候。何应钦亲自出席主持会议，他首先发言说：“请你们来商量一件事，希望绝对保守秘密，不得向任何方面泄漏。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汪精卫这个大汉奸的坟墓，居然葬在梅花山（明孝陵南面一个小土山，山上植有梅树林，故名），和孙总理的陵墓并列一起，太不成样儿。如不把它迁掉，委座还都看见了，一定要生气。同时也有碍各方面的视听。你们详细研究一下，怎样迁法，必须妥慎处理。”说完他就先退了席。然后萧毅肃接着发表意见，仍然申述何的意思。他说：“总司令已经接到重庆指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内和国际的视听，限我们在十天以内处置好。”当时就指定由七十四军派工兵部队执行迁移；宪兵司令部在迁移期间派兵担任内外警戒，断绝行人交通，不许任何人接近；在迁移时，南京市政府要派员协助。大致把任务分配以后，马崇六向我介绍有关汪墓的情况。他说：“这个坟墓的工程，已侦察过，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坟墓不太大，但相当坚固。”他问我用什么方法搞开。我随便谈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工兵有的是炸药，但要求绝对保密，否则不直使用爆破，时间也得充裕些。马又告诉我：“总座的意思时间愈快愈好，因为还要整理和建筑别的东西。最好在一切充分准备好的条件下，乘一个夜间就把它处理好。”由于时间的短暂，当时就决定只能使用爆破，再利用其他音响来掩盖，以防止泄漏。会议结束，各归任所积极准备。
原来决定是在1月20日深夜12时开始炸破坟墓，由于准备工作尚未就绪，临时改在21日行动。在此以前的三天，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就断绝了行人，禁止游览。此时外间就有些谣言，说什么又要查捕汉奸，有些在敌伪时期做过坏事的人，都惶恐起来，有的向外逃走，有的到处躲藏。关于爆破坟墓的任务，我当面指定七十四军五十一师的工兵营长李东阳负责处理。据工兵技术侦察的估计，大约要使用“梯恩梯”（TNT）烈性炸药一百五十公斤，才能全部炸开。爆破时，在现场监督的有马崇六、马超俊和我等。汪精卫是在1944年死于日本，他的尸体是用一具不大的楠木棺材装运回国，葬于此地。汪伪政府并准备花一大笔民脂民膏的巨款来建造一座规模相当大的陵墓。据一位姓孔的工程师告诉我们，陵墓图案是仿孙中山的陵墓设计的，造价预算是五千万伪币。坟墓刚把核心工程初步完工，日寇就宣布投降了，施工也就停止下来。工兵爆破作业是分两个步骤：第一步，炸开墓的外层混凝土钢筋部分；第二步炸开盛棺的内窖。内窖炸开后，才发现棺材；揭开棺盖，见尸体上面覆盖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子，尸身着伪政府文官礼服，系藏青色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腰佩大绶；面部略呈褐色而有些黑斑点。由于入棺时使用过“防腐剂”，所以整个尸体尚保持完整，没有腐烂。揭开棺盖后，马崇六指使不必要的人员暂时退离墓地，由马超俊进行全部棺内检查，主要是去寻找有什么葬物。检查结果，除在死者马褂口袋内发现一张长约三寸的白纸条以外，别无其他遗物。这张纸上用毛笔写“魂兮归来”四个字，下款署名陈璧君。据说这张纸上的字是汪的妻子陈璧君从日本接运尸体回国时所写的，以示招魂的意思。
当马崇六指挥开棺时，我发现这样做有些突然。在开会时何应钦的指示明白规定是迁移，而现在又将棺盖打开，并没有提出迁移到何处去的打算。我明知有些不对头，但不了解他们又搞什么名堂。马崇六当即吩咐工兵营长李东阳：“你的任务现在就把棺材装上卡车（车是“陆总”准备好的），今晚还要将基地平掉，务使不留原来痕迹。”当时我为了弄清这个谜，暗示李东阳注意，他理解我的用意。我故意对他说：“我们为了负责到底，请你随同汽车护送一趟，以免中途发生意外。这里的任务，交代你的副营长就行了。”我并对马表示，李营长忠实可靠，一切问题可以放心。马表示同意让李同去。次日清晨李由现场回来对我报告说：“我昨晚随同马崇六将汪精卫的棺材一直送到清凉山，将尸体交付火葬场，只费了半个小时，棺材同尸体全部焚化，并没有留存什么。”至此我才明白，马崇六是根据何应钦的另一秘密指示，按预定计划实施的。所谓迁移，只不过是在会上的一种托词而已。国民党头子们做事就是这样，表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
时间又过了半个多月，已经是二月初，春光明媚。有一天我驱车到明孝陵游览，顺便到梅花山溜达，发觉梅花山上的景物全非，面貌已全部改观。在原来的汪坟地墓上，已建立起一座小亭，可供游人憩息。山的南北两面，还开拓了两条小径，培植各种各样的花木。周围环境，修刷一新，与中山陵的秀丽景色，遥相映对，风景确是不错。谁也料想不到此地曾经是大汉奸汪精卫葬身之处。但是，俗谚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何况还要大兴土木的问题。在旧社会里所谓保密，成为例行程式，最大限度也只能做到暂时的。到二月初消息就泄漏出来了。有一天，出现一位三十来岁的女人，说是刚从国外赶回来的，自称是汪精卫的女儿。先到南京市政府，要求见马超俊，其势汹汹。马超俊知道此人为什么事而来，感到穷于应付，拒不接见；最后派了一位张秘书出来应付一番，把处理坟墓的事，全部推到陆军总部，他自己装着不晓得这回事。这个女的又跑到黄埔路陆军总部，要求见何应钦，被门首卫兵挡住，不让进去。自后她每天来一次，坚决要见，仍没有结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就耍起无赖来，又哭又闹，破口大骂，大声指责何应钦不应该把她父亲的坟墓搞掉，说什么“南京不能葬，就让我运回广东去葬好了，难道又碍你们的事吗？”最后并搬出她父亲在生时那一套臭名远扬的丑恶历史作为要挟的资本，语言实在难以入耳。当时有许多群众围观，他们都以奇异的眼光来注视这个女的。守门者怕闹出什么乱子，出来一个卫兵长，对观看群众佯说这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喝令群众散开。萧毅肃知道不想办法就不得开交，于是叫一参谋官出来，带着两个警卫员，身佩盒子枪，先给这个女的来一个下马威，警告她说：“限你立刻离开，否则，以捣乱秩序和袒护汉奸论罪。”这样才把她的气势压下去。她见来势不对，也只好溜之大吉。一段插曲，遂告收场。
蒋介石为什么要指使何应钦炸坟烧尸呢？是不是出于对汉奸的仇恨心呢？显然不是。即使他看到汪精卫葬在梅花山，也不会“生什么气”。从当时的炸坟事实过程也可以看出是别有“苦心”。如果是出于仇恨心，那么，对一个大汉奸坟墓的处理，满可以理直气壮地公之于世，又何须鬼鬼祟祟秘密行事呢？
我以为，所谓“有碍国际国内视听”，其中就有文章。蒋汪固然争权夺利几十年，有其内部矛盾，但他们在反共反人民、投降卖国的根本问题上，则始终一致。汪精卫妄称“曲线救国”，出走重庆，公开投敌，在日寇导演下，成立南京汉奸政权，坚决反共反人民。蒋介石被迫抗日，在抗战八年中，一贯坚持“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反动政策，并且不断和敌人勾勾搭搭，阴谋进行投降活动。毛主席论《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早已指出，中国主和派即投降派的整套阴谋，“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唱双簧，有些装红白脸”。诚如毛主席的分析：蒋介石扮演了红脸，汪精卫唱的是白脸，其投降卖国反共反人民的“国策”，遥相呼应。
抗日战争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广大人民的坚持斗争，由于苏联出兵东北，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迫使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这是蒋汪所没有预料到的。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以胜利者自居，依靠美国主子的力量，窃取胜利果实，继续反共反人民，自不能不仍然装着一副正经相，审几个战犯，杀几个汉奸，以示汉贼不两立。对头号汉奸的坟墓公然葬于首都中山陵一事，如置之不理，那一幕双簧剧岂不露白了？所以一面炸坟烧尸，以示“此地无银三百两”；一面又做贼心虚，唯恐因此激恼内部，有人出来揭底，也就不能不秘密行事了。
（邱维达）
注释
[1]所谓“粤方委员”名称的由来，是1927年1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发生以后，国民党监委邓泽如、古应芬等硬说这次起义是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何香凝、朱霁青、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白云梯、柏文蔚、郭春涛等国民党中央委员主使的，向国民政府呈请“通缉归案，从严究办”。这些委员后来除了何香凝外，都是改组派。
[2]王亚樵集团成员余立奎、华克之等亲历者回忆录说孙凤鸣一枪射中汪的背部，子弹卡在汪的脊骨中，1943年弹伤复发，延至1944年毙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