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拥有广袤的大陆国土与辽阔的海洋国土。有5000年的文明史。对世界文明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华文明，是光辉灿烂的陆海文明，是世界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先驱。
中国海洋文明的萌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那时，华夏先民们的活动，已经与海洋发生关系。《物原》一书载有“伏羲氏始乘桴”。随着火与石斧的运用，开始制作独木舟。先秦史籍丛编《世本》一书记载，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命其臣共鼓、货狄造舟。黄帝并曾“东至于海”。（见《史记·黄帝本纪》）他为经略海陆天下，不避艰险，“变乘桴以为舟楫，水物为之翔涌，沧海为之恬波”，（见《拾遗记·轩辕黄帝》）黄帝之孙颛顼帝（高阳氏）时，“四远皆平”“越山航海”而来服；高阳“乘龙而至四海”“南至于交趾”“东至于蟠木”，（见《史记·黄帝本纪》）蟠木为东海中山名。帝尧时，常有巨槎“浮绕四海”。这些四五千年前的史迹记载，显示了华夏祖先及先民的航海业绩和中国海洋文明的悠久历史。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青铜器出现并成熟，木板船与风帆出现。铁器的出现与运用，促使木板船进一步发展。中国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中南半岛的海上交往，已见诸史籍。甚至华夏的殷人或越人曾向东远渡太平洋。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社会。航海术更有新发展，天文定向、地文定向、海洋气象知识等古代海上导航手段已具有雏形。
秦汉时期。海洋船舶日趋大型化，并在世界上最早制成、运用航向控制设备——尾舵。掌握了帆舵并用、掉戗驶风的航海技术。中国海域的海上航路全部畅通。秦人徐福（原名徐巿［fu］），率船队东渡日本（扶桑），带去“五谷种、百工”，（见《史纪·淮南衡山列传》）促进日本农耕技术的发展，终至使日本由绳文文化时代进入弥生文化时代，结束野蛮历史时期。史学界公认日本文字即起源于汉文字。西汉继续保持与朝鲜、日本的海上交往，其船队还航渡南中国海，驶出了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次大陆南部，开始形成第一条中国海域至印度洋的远洋航线，亦即海上丝绸之路。东汉时期，与西太平洋各地区、各民族继续海上交往。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遣使来朝，“光武赐以印绶”。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孙吴航海事业兴盛，船队航越东中国海、黄海与辽东、高句丽、台湾多次交往。南北朝时，中日海上北航线进一步开通。传说慧深和尚曾远渡太平洋到达墨西哥。中国的佛教文化，由建康（今南京）从海上首先传入朝鲜；继续传入日本，使日本以佛教文化为中心的飞鸟文化开始形成。
隋、唐、五代时期。除继续通过海上北航线与朝鲜、日本频繁交往外，还开辟了航达堪察加的西北太平洋航线，横越东中国海直达日本的南航线。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及于南亚各国和地区，并远及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与非洲东部海域。交州、广州、泉州、扬州、登州等成为世界闻名的航海贸易港口。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术传入日本。日本正处于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朝野人士兴起学习唐文化热潮，由多批世俗人士组成的遣唐使前来中国。使中国文化，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儒学、佛学等源源传入日本。中国春秋时期的杰出军事学家孙武的兵法名著——《孙子》，就是在日本奈良时代（公元8世纪），由日本遣唐学者吉备真备带回日本，并广为传播、学习与运用的，这就是在日本传世的兵法珍本——樱田本《古文孙子》。该珍本的《序》中称：“《孙子》十三篇，兵家之祖，韬略之神髓。”（[日]服部千春著《孙子兵法校解·附录》，军事科学院出版，1997）《孙子》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至今不衰，它早已越出军事范围，而及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领域。
宋、元时期。中国航海术有飞跃发展。据朱彧所著《萍洲可谈》一书记载：“舟师识地理，昼则观日，夜则观星，阴晦则观指南针。”朱彧的记述，是根据他在宋元符二年至崇宁一年（1099～1102年）期间，随其父朱服广州任上时目睹事实的记录。这就证实，中国舰船在11世纪早已装有船用指南针——水浮针罗盘。有了指南针这一先进的导航仪器，结合天文定位、航迹推算，使航海术跨越“定量航海”的历史阶段，从此舰船能够顺利地远离海岸在远海、大洋航行。宣和五年（1123），宋廷派遣由神舟、客舟组成的出使船队访问高丽（朝鲜半岛），进行友好交往与文化交流，即使用指南针导航，由明州（今宁波）直航高丽的。中国与高丽的交往，对高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术产生了重大影响。高丽的造船工匠学习中国沙船建造技术，用于本国造船业。宋与高丽的海上贸易已有相当的规模，仅据宋大中祥符五年至绍熙三年（1012～1192年）的记载，宋商贾海船航抵高丽者有100余次。
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海上交往频繁。郑和七次率大型船队下西洋，历经中南半岛、东印度群岛、加里曼丹与菲律宾群岛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商贾海船航渡菲律宾者尤多。16～18世纪，马尼拉港成为中国跨太平洋与美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中介港，马尼拉大帆船成为这一国际交流的主要装备。中国船舶航驶日本是另一个重要方向。17世纪上半叶，每年驶往日本的海船为30～90艘。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颁发命令，开放海禁。中国驶往日本长崎港的海船大量增加，1688年达到117艘。中国的一些文化人士与高僧乘船赴日本，有的在日本居留；同时，中国的一些文化典籍随之传入日本，其中有《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清朝探事》《潜確类书》《监本四书》《唐律疏义》《律吕精义》《乐书》《采参纪略》《元亨疗马集》《折本医马书》等，包含了历史、地理、天文、哲学、文学艺术、民俗、医学等文化门类。日本古籍有《吾妻镜》《东鉴》（共52卷，记述日本1180～1266年历史）等，同时亦传入中国。有一位中国古代思想家朱舜水，乘船赴日，并居留日本20多年，他将中国的儒学、建筑工程、农田水利、冠服等文化传播给日本人民。朱舜水逝世后，日本建祠祭祀。中国黄檗山万福寺（黄檗寺）临净宗高僧隐元禅师乘船赴日本，讲传佛法。1659年日本京都建立中国式寺院，名为黄檗山万福寺。从此，日本开创了黄檗宗，使这一派佛教文化在日本世代流传。
中国古代造船事业与航海事业具有悠久历史，是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通过航海同其他国家、地区进行传播交流的主要内涵是文化，不像其他国家是经济贸易，这是由农耕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所决定的一种历史现象。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传播有两大方向：向西方，是通过贯通欧亚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与跨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向东方，是航越太平洋。
中国古代航海事业，早在2200多年前，即由初创时期转入发展时期、繁茂时期。中国古代航海事业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向太平洋地区辐射传播同时，太平洋地区的文化也传向中国。这种文化交流是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所必需的。
（19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