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母亲的电报，我立即赶回了家。母亲憔悴的面额上又刻进几道深深的皱纹，满面忧愁，一见到我，她就老泪纵横地哭诉着：原来，小妹谈了个对象，那青年曾进过劳改农场，母亲反对这门亲事，她希望我替她做主，劝劝小妹。
爹死得早，母亲吃尽了苦，才把我们兄妹拉扯大。母亲之命，我岂能不听？
我的到来，妹妹也认为有了希望，在她眼里，哥哥是个有学问的作家，思想开通，一定会支持她，给她勇气。母亲的哭诉，妹妹的希望，把我夹在了中间，难得很，左思右想，最终还是将自己的砝码加在了母亲的秤盘上。可具体怎么办呢？劝小妹妹？小妹一定失望难受。在她心目中，对哥哥抱的希望多大呀。终于，我想出一个主意，去说服那个青年。他主动退却了，母亲、小妹和我就没有正面冲突了。
当我提出来见他一面时，妹妹并不知道我的用意。第二天，在公园，我们见面了。
“同志，你叫刘……”我刚开口，他就回过身来，“啊，这不是汪老师吗？我是四中队的511号，您不认识我了。”他很激动，一口气说着。
我想起来了，四年前我曾到过他劳改所在的农场进行社会调查，并给他们作过一场报告，报告是极为成功的。几天后，我要离开农场时，四中队队长交给我一封信：
汪老师：
您点燃了一颗将熄灭的生命之火，我相信您，也相信我自己。
511号，四年了，“511”对我来说仍然是熟悉的。
“我是提前两年出来的，永远忘不了您那场精彩的报告……”他眼角闪动着泪珠。
……
该回到正题上了，“汪老师，您是小妹的哥哥吧？”
“是的。”
“那太好了，您一定会支持我们的。”
“是的，你们追求的是幸福，今天我是来……”停住了，我没有露出破绽，我是来压抑人性的。
“您是来为我们出主意的吧？”他天真地把我想象得太好了：“是吗？”
我点了点头。我骗人了，平生第一次说了谎话，我为什么不敢告诉他我来的真正目的，是因为考虑自己的形象吗？
如果遇到的不是511号，而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那我又会怎么样呢？
我看到了自己言行的距离，它那样漫长，呵，我？
（原载《南昌晚报》1986年5月5日文艺副刊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