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嘉道理（Lord Lawrence Kadoorie）[2]
亲爱的柳芭：
您1979年1月7日的来信，连同瑞娜·克拉斯诺夫人要求我谈一些我们家族与上海犹太人之间关系的信，我都已收到。
随着中国开始实施四个现代化纲领，香港已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繁忙，以致我很少有时间来回忆历史往事。不过，我相信下面的一些记述可能还是有价值的。
一
自2000多年前罗马人捣毁我们的圣殿开始，犹太人便流散到四方：有些人到北方去了；另一些人往西去了希腊的萨洛尼卡、摩洛哥和西班牙；还有一些人则向东方迁移，形成了一个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巴格达为中心的庞大的犹太人社区。
这个社区在那儿繁衍了开来。到近代，他的子孙们又跋山涉水去了印度、中国、欧洲和美洲。
巴格达犹太人中显赫的家族有：沙逊家族、嘉道理家族，索姆奇家族，索福家族和葛培家族等。有姻亲关系的沙逊家族和嘉道理家族，曾是经商的牧人。在那个时候，做生意用的货币是羊毛束，通常由牧民们经营，因此在业主们眼中，牧人们就像银行家。
我父亲埃利沙·西拉斯·嘉道理（艾利爵士），是家中7个孩子中的1个。1880年5月20日他经孟买到达香港，进入E.D.沙逊公司[3]的一家商行当书记员，一开始月工资只有37卢比。他的哥哥摩西比他先来，也在沙逊公司中任职；1883年，他的弟弟艾利斯（即后来的艾利斯爵士）也来港与他一起共事。
后来，我父亲被派往中国北方。在那儿，他时常要到开放的5个口岸——上海、威海卫、天津、芜湖和宁波待一段时间。他给我们讲述的有关他早年生活的故事有许许多多，但只有其中一件他在宁波时发生的小事对我们家族的未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缺少一位经理，我父亲便留在宁波暂时掌管沙逊公司宁波办事处。这时城市里爆发了一场瘟疫，我父亲没有征得上级经理的同意便从仓库中提取了一桶消毒剂。为此，他受到了严厉的责备。他感到这很不公正，提出了抗议，以致事态扩大到他被送回上海向公司本部解释此事。后来要他不必再做解释，只能服从。他又提出了抗议，结果被开除了，只得返回香港。哥哥摩西给了他500港元，并告诉他这是他能得到的一切。然而这一事件却为我们家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一桶消毒剂带来了嘉道理家族的盾形纹章[4]。
此后我父亲做起了经纪人生意。他以天生的聪颖勤奋地工作着，很受人欢迎，在积聚财产方面运气不错。
1890年末，这位被他的朋友们称为“凯利”的年轻人访问了英国，在那里结识了F.摩卡塔先生，一位著名的塞法迪[5]犹太慈善家。在这位先生的家中，我父亲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母亲劳拉·摩卡塔。1897年，他们结了婚，婚后一周他带着妻子回到了香港。
摩卡塔家族祖籍西班牙，在西班牙设立宗教裁判所时离开那里到了荷兰，后来又去了英国。在英国，他们与哥德斯密茨家族合作于1684年创建了摩卡塔—哥德斯密茨有限公司。自1696年后，这个公司一直是英格兰银行的银币经纪人。
初到香港，我母亲觉得生活有点困难，因为与她已习惯了的伦敦氛围很不一样。但有一位葛培夫人对她很友善，她是位非常迷人而有特色的女士，为使我母亲熟悉变化莫测的东方生活做了很多工作。
1899年我在香港出生，我弟弟霍瑞斯1902年生于伦敦。
此后的10年里，我父亲与他的合伙人乔治·波特先生和沙逊·本杰明先生成功地创办了本杰明、凯利与波特商行，成为香港第一家经纪行。
有一件有趣的逸事形象地说明了罗伯特·伯恩斯的这首诗句：“最优秀的人制订了胆小的计划，而计划却常常失败。”海军上将德威率领的美国舰队将要攻占马尼拉城[6]，一切都处在近乎混乱的不景气状态之中。我父亲和他的合伙人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为了发财致富，现在正是一个“买进”的时机。因而他们在香港组成了一个辛迪加式的联合商行，专门收购马尼拉几乎所有准备出售的产业——卷烟厂、自来水工程、电车公司、金矿、办公楼，等等。但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等美军登陆后才能“大发”起来。不幸，“大发”并没有出现。过了几年之后，他们才小有亏本地逐渐卖掉他们所买下的产业。
1910年，父母亲决定离开远东去英国定居。他们在伊斯特本镇租了一所房子，我和弟弟便在那儿上学。
1911年，我父亲听说他公司的总经理用公司的资金在香港投资，公司却严重亏损。他再次回到远东，重整公司。
在香港度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时期后，父亲去了上海。在汇丰银行经理史蒂文斯先生的坚持下，他留在上海重新组建了大批橡胶公司——这些公司因行业不景气都面临破产。他成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后，决定重开自己的业务，并把总部设在上海。
1914年，父母亲和本杰明夫妇同去加拿大的班夫，与从英国去那儿的孩子们共度暑假。
正当我弟弟、我和本杰明夫妇的两个女儿在家庭女教师们带领下坐船穿越大西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结果我们不能再返回英国上学。经过一连串冒险经历后，我们这帮人用完了所有现金，但所有的人总算回到了上海，整个战争时期就在那儿度过。
没有一个城市，以后也不会再有另一个城市像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上海，这是一个混合着东西方特色、带有强烈反差的城市。这个既有善、又有恶的东方的巴黎，为冒险家提供了一个乐园。我弟弟和我在上海继续念书——上海所提供的国际环境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并使我们懂得了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世界公民。
1919年，我们在上海的家遭遇了一场火灾，我母亲因返回屋中寻找家庭女教师而丧生，她是一位受人爱戴的杰出妇女。从此以后，霍瑞斯和我担负起了以前由我母亲所担负的许多责任，为在整个亚洲确立嘉道理家族的影响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20世纪20年代初，我们在欧洲度过了3-4年的日子。父亲在伦敦买下一幢房子。阿拉伯半岛的费萨尔一世国王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是那里的常客。在这些年月中，我们在法国和英国建立了一个广泛的关系网。
至于我个人的学历，除了在父亲的办公室中受到训练外，就是师从著名的世界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专家J.E.萨尔蒙大律师学习法律。我成了英国林肯律师学院[7]的学生。我在那儿吃过几顿午饭，然而却一直没有时间完成我的法律学业，但我还是取得了律师资格。
我弟弟霍瑞斯想当农场主，但家庭事务的压力使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想法。他开始做大理石大厦（又名嘉道理大厦）的管理工作。由此积累的经验对他后来成为香港—上海旅店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大有帮助（我们家族在该公司中享有股权一直可追溯至上一世纪，在半岛酒店中更是如此，该酒店现已闻名世界，为亚洲第一宾馆）。大理石大厦是我父亲不在上海时委托他人建造的。不幸的是，建筑师格拉汉·布朗酗酒成性，把住宅楼造成了一幢宫殿式的建筑。毫不夸张地说，当我们回到上海时，看到的是一个烂醉如泥、正躺在医院中的建筑师和一幢拥有一个高65英尺、长80英尺、宽50英尺的舞厅；一条长225英尺的长廊再加上其他大房间的建筑。我们大吃一惊，而真正的打击则是承包商寄来的账单上所标明的巨额付款数。
我父亲喜欢款待朋友，大理石大厦在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中出了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被改为市少年宫，从各个学校中挑选出来的小学生们在那里接受艺术培训。岁月流逝，得知我父亲特别喜欢的这幢建筑现在被成千上万的儿童使用着，他们从那儿提供的课程中受益，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件高兴的事。
嘉道理家族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即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好运。叔叔艾利斯·嘉道理爵士在香港、广东和上海兴办了一批学校，目的是为中国学生提供学习英语的基地，以便他们能在外国公司中熟练工作。当时中国人与教会及其学校之间有鸿沟隔阂，所以特别欢迎这些非教会学校。
父亲特别重视在中东地区建造女子学校和医院，这样当地妇女就可以享受到除了家庭教育以外的其他形式的教育。学校由巴黎犹太人联盟和伦敦盎格鲁—犹太人协会管理。父亲还附加了一个条件：学校应不计宗教信仰欢迎任何儿童入学。
这些学校带来的冲击是：受到良好教育的女孩子择偶时要求未来的丈夫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而不再一味地服从她们的父母。也许我们可以宣称：我们已经发动了一场“妇女解放运动”。
叔叔、父亲、霍瑞斯和我对香港、上海及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事务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做了一些工作。1937-1938年，霍瑞斯在救助最后一批逃离俄国、奥地利和德国的数千名犹太难民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创立了上海犹太青年会及所属学校。他鼓励青少年们要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要懂得当时受到的良好训练是为了在新的环境中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正是这些难民生涯中不易找到的学校为他们今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他们的子女相当部分后来在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在美国成了有成就的公民。
除了商业来往和在金融界中的巨大影响外，父亲在上海还捐赠了一所肺结核病防治所、中山医院皮肤病防治所及其他医疗设施。
父亲因在世界各地兴办许多慈善事业，于1926年荣获大英帝国二级爵士称号。
我在20世纪30年代回到香港，重开了我们的办事处；不久，你——柳芭（我记得当时你16岁）便成了我的秘书。你对那个时期一定记忆犹新。我弟弟留在上海的公司总部，与父亲在一起。
1938年，我与老葛培夫人的孙女穆丽尔·葛培结婚。前面我已经说过，我母亲到香港后，她们便成了好朋友。
二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于日军之手。冬天一到便来香港的父亲、我夫人、我以及我们18个月的女儿和6个月的儿子均被关进了斯坦利集中营，随身只携带了一些能带的东西。
战争时期的生活是艰难的，但也有它光辉的时刻。我清楚地记得那时父亲得了病，常常坐在一棵大树下与其他难友交谈。他从未丧失信心，更重要的是，正如下面一段逸事所显示的，他从未丧失幽默感。
集中营里的食物很少，每天的热量约900卡路里。这自然要影响集体生活的条件并造成反应。一天，我正在领取我的那份定量—香烟、罐头、米、煮莴苣和一小碗汤，一个高大壮实的人穿过屋子大喊：“你，该死的嘉道理，你父亲不能带着这帮人溜走。我是香港警察，我想留在这儿。”我不知道他是何人，便问他想要干什么，他答道：“你父亲说他要把集中营里这些人统统带到上海去，但我不想去。”我未置可否，后来把此事告诉了父亲，说这是件很可笑的事。父亲听后说：“劳伦斯，日本人已占领并控制了整个香港和新加坡，但仍有人相信我能够在一场战争中把3500人从香港带到上海，这说明我的信誉仍是很好的。”
5个月后，由于只有关押我们的人才知道的理由，我被确认为加拿大记者，我们一家被允许与外交官一起搭乘“台南·马鲁号”船去上海。那是一艘2000吨的船，载着2000名乘客。用海水洗婴儿尿布不但对我这个洗衣人是件苦差事，而且对幼小的米歇尔也是件痛苦的事，他大声哭喊着抗议给他穿上这种带有腐蚀性的衣物。
海上旅程共9天。到上海后，弟弟与我们见了面，他住在亲戚家中，他把我们带到以前的住所——大理石大厦，大厦已被日本人接管。
我们作为英国公民，佩戴着有“B”字母的红色袖章。由于是敌国公民，日本人只允许我们去一些指定的商店购买食品。我们的所有物品被减少到最低限度，其他均被没收。尽管如此，当我们在中国人社区和俄国人社区遇到老朋友时，他们的忠诚、友善给了我们希望和信心——深信情况会好转，这实在是一种温暖人心的体验。
1943年，我和妻子及孩子们被关进闸北集中营。父亲有病，和一些病残者待在集中营外面，由我弟弟照料。
在集中营的两年中，我们与原籍黎巴嫩的一家美国人（由父亲、已成年的一对儿女及他们的姑姑组成）同住在一间长18英尺宽15英尺的房间中。这位先生原是位“帕夏”（贵族），被关进集中营前曾拥有一爿上海最好的亚麻布店。他妹妹能把许许多多橄榄油肥皂带进集中营真是件幸运的事，她慷慨地让我们分享这些当时可称无价之宝的肥皂。
这是一种永远也不会忘记的经历，它对我们以后的人生观产生了影响，犹如一剂苦口的良药。从我个人后来的经历看，它使我更为明察事理，更理解真正的价值观，为人更加宽容。
近1944年末，日本宪兵队允许我们离开集中营去看望病危的父亲，我们被软禁在老家大理石大厦的职工宿舍区内，该建筑已被日本傀儡汪精卫占用，日本人让他建立和领导一个伪政府。
一天傍晚，正值上海全城灯火管制，传来一阵重重的敲门声，原来是上海法国领事馆前首席法官考夫曼来访。他是法国公民，未被关进集中营[8]。考夫曼非常紧张，他说维希政府在上海的支持者正在搜捕他，他不得不离家出走。他一面说话，一面把一个有7公斤重的用报纸包着的包裹交给我们。在我们的追问下，他说：“这是一根金条，你们是我认识的唯一能够相信的人。”他又说了一句：“把它藏起来！”随后便走了。作为一贫如洗并被软禁起来的战俘，我们的感情十分复杂。尽管如此，约在半夜时分，我弟弟和我偷偷溜出屋子，跑到花园中，找了一棵树，把那条金子埋到树下。9个多月后，战争结束了，经过一番搜寻，我们找到了那条金子，并把它还给了它真正的主人。
一天深夜，一位好友溜进我们的住地，他从一家地下电台听到原子弹爆炸和日本人投降的消息，赶来告诉我们。
1945年8月25日，第一批美军在上海登陆，他们是由肖耶少校（后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率领的一支20人小队。战争尚未正式结束，他们通过瑞士领事馆设法与我们取得了联系，并要求住在我们家中。我们极为高兴地迎接了这些客人。5年来，我们第一次打开了大理石大厦中的电灯，用“K”字[9]特制食品（一种我们还从未吃过的食品）来举行庆祝。不久，我们家便成了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军人活动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嘉道理家族实际上失去了所有散布在敌国占领国家中的财产。
从战争结束直至共产党人占领上海这一段时间，霍瑞斯全力应付公司上海办事处的工作，我则去香港再谋发展。
驻华美军指挥官海斯将军当时住在我们大理石大厦的家中，后来从重庆飞抵上海的英国总领事沃登先生也搬来同住。我急于回香港，便问他们是否可以使用沃登先生即将飞回重庆的飞机，再从那儿乘英国皇家空军的运输机去香港。他们同意了，并为我写了请给予最优惠照顾和享受贵宾待遇的介绍信。我到重庆后被安置在英国领事馆中，很快与皇家空军取得了联系，但后者断然拒绝将我作为一名乘客带走，这样便把我撂在了重庆。
一天，他们安排我乘吉普车去观光市容。一件尴尬的事发生了：吉普车的座垫上有颗露出来的钉子，把我裤子撕破了一个大口子。我郁郁不乐地站在英国领事馆的台阶上，看上去一定很狼狈。正好一辆吉普车路过，上面满载美国兵。他们很同情我，问我遇到什么麻烦了，我回答说：“如果你们只有一条裤子的话，那你们就会明白了！”
美国兵们要我跟他们一起走。40分钟后，我那唯一的便服换成了一套地道的美军制服。当问起谁应当向谁敬礼时，我自信地说道：“在这里，谁也不向谁敬礼！”这套军服对我极其合身。离开上海前，人们要我与当局中说话算数的人取得联系，以便下达命令，通过瑞士银行解冻并汇出我们存款中的一笔钱以救济德国和奥地利的难民，他们中7000人左右是天主教徒，10000人左右是犹太人。
日本投降后，这笔钱被冻结，因而也就带来了一些困难。我向前来帮助我的美国兵们叙述了上述事宜。他们认为这是随军牧师的事，便找了5位随军牧师来见我。通过这次会见，我被带去拜见驻重庆美军司令奥兰德将军。他听了我的叙述，深表同情，下达了一些命令，还问我是否愿意陪他一起去广州。我表示感谢，但觉得最好还是先去见见英国皇家空军的官员。他们仍然很强硬，坚持不带旅客，我提出我也许可被当作“货物”运输，他们同意了。他们让我坐在一大堆钞票上，这些钞票要空运香港，替换日本军用币。
1945年11月11日，我穿着美军军服，作为“货物”到了香港。我以前任沪港旅店业公司董事长的影响使我在半岛饭店得到了一间房间。3个月后，妇女被允许返回香港，穆丽尔能够和我在一起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弟弟也来香港助我一臂之力。我们几乎是从头儿干起，经历了一段相当紧张的时期。我们两人在重建家族的产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勤奋的工作和好运气帮助我们重新获得了我们原有的地位。我们最大的快乐就是能帮助一些运气不及我们的朋友，使他们逐渐过上较好的日子。
三
去年，我妻子和我再次访问了阔别30年的中国。我们受到了很好的接待。我可以欣慰地说，中国政府与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知道我们对自己从小生长的国家是心怀感激之情的，我们所经历的政治事件和麻烦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怨恨，而只是使我们认识到：为使世界更美好，必须尽一切可能去做。
以上一系列对往事的追忆实际上并没有回答克拉斯诺夫人的问题。然而，在我们家族生活于世界这一地区的百年中，“嘉道理”这一姓氏已成为香港和上海犹太人社团的同义词，其影响有助于创造外国人社区及与之有联系的中国人的历史。现在有许多有趣的东西可写，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鼓舞的时代，并继续发挥着我们的作用，这就使重述那个无疑具有魅力的故事变得困难了。
您忠实的
劳伦斯·嘉道理
张家哲节译自《香港犹太历史学会专论集》第1卷（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