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
转眼间，嘉道理勋爵去世已两年了。两年来，人们写了许多关于他的文字。每每看到关于他的记述和评论，便不由自主地回想起6年前与他的难忘会见，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那样历历在目。
1989年4月19日中午，我登上香港圣乔治大厦24层，走进一间大会客厅。一位老人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与我握手，对我表示热烈欢迎。他，就是90岁高龄的劳伦斯·嘉道理勋爵（Lord Lawrence Kadoorie），著名的嘉道理家族的最年长者，财力雄厚的嘉道理集团的象征。
提起嘉道理（准确的译音应为“卡杜里”），老上海恐怕没有谁不知道的。上个世纪末叶，英国籍犹太人埃利·嘉道理先生来到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经商办实业。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他在建筑、公用、地产、金融等业获得长足进展。1926年，英王授予埃利·嘉道理爵士封号。到20世纪30年代，以埃利·嘉道理爵士父子公司为核心的嘉道理集团已成为上海滩上一大犹商财团，与沙逊、哈同、海亦姆、埃兹拉、安诺德等大财团齐名。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对嘉道理这个名字也不陌生，因为我们儿时常去的上海市少年宫便是当年嘉道理的宅邸。当我开始研究犹太史，特别是中国人民和犹太人民的关系史之后，我对嘉道理家族的了解就更多了。我个人以为，这个家族在上海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从上个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中叶上海犹太商界历史的缩影。
现在，大名鼎鼎的埃利·嘉道理爵士的长子就坐在我的对面。从外表看，他并不像一个90岁的老人。他起立和坐下时无须别人搀扶，两眼炯炯有神，说话声音响亮，听力也不差。我一边向他问候，一边回想着我所知道的他的简历。据国内最新版本的《当代国际人物词典》介绍，他1899年6月2日出生于香港，少年时代曾在上海就读，后在英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和专业律师资格。1944年埃利·嘉道理爵士去世后，他和弟弟霍瑞斯·嘉道理共同掌管嘉道理财团的业务。现在，他是埃利·嘉道理爵士继承人公司、圣乔治建筑公司、香港中华电力公司、施罗德和渣打公司、香港地毯制造商公司、南洋棉纺厂公司等许多公司的董事长和香港大学董事会董事，还兼任许多协会、委员会的主席、总裁等职务。
我是以研究犹太学的学者身份拜访他的，我们的交谈很自然地从犹太学研究开始。我告诉他，由于一些“敏感”因素，中国的犹太学研究长期以来没能得到很好的发展，直到1988年8月在杭州召开全国首届犹太文化历史学术讨论会，来自各地的犹太学研究者才第一次有机会在一起进行交流。正是那次学术讨论会后，上海、北京、南京、天津、哈尔滨、西安、开封等地的犹太学研究发展迅速，并且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以色列、香港等地的学者建立了学术联系。嘉道理勋爵听了这些非常高兴，关切地询问中国的犹太学研究有些什么成果。趁此机会，我将国内学者发表的一些犹太学研究著作送给勋爵，并转达了学者们对他的问候，他连声说：“谢谢！”
谈到下一段的研究计划，勋爵说：“上海曾有过一个数万人的犹太社团，犹太人对上海有一种亲切感，他们不会忘记上海，你们应该研究上海的犹太人。”我说：“您说得很对，上海的犹太人正是我们的一个研究重点。”我告诉他，我这次去美国访问研究的一个课题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上海犹太难民，我在纽约、旧金山等地会见了许多当年在上海生活过的犹太难民，他们都对上海充满感情，对中国人民的热情援助表示感谢，也清楚地记得嘉道理家为救助他们所做的有益贡献。听了这些，勋爵似乎又回忆起了那艰苦的战争岁月。他深沉地说：“当时，每个有良心的人都应该救助这些难民，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勋爵的话使我想起了许多当年的犹太难民向我介绍的情况。1938年10月，正当大批来自希特勒德国的犹太难民开始进入上海之时，勋爵的弟弟霍瑞斯·嘉道理先生出面召集会议商讨救助事宜，上海的所有犹太团体和社会救济组织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决定建立“上海援助欧洲难民委员会”以采取联合行动帮助难民。同时，嘉道理家捐出许多钱物救助犹太难民，还出资创办了上海犹太青年学校，专门招收欧洲犹太难民的子女。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后，嘉道理勋爵及其父亲、弟弟、妻子、子女均被日军囚禁，先是在香港，后又被送到上海，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勋爵的父亲正是在被囚禁的困苦折磨中去世的。勋爵一家在艰苦的年代与犹太难民及中国人民共患难，对此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话题转到了中国当前的改革开放政策上。勋爵兴奋地谈起近年来访问中国的印象及受到中国领导人接见的情况。他特别提到了1985年访华时受到邓小平接见，两人共商建立大亚湾核电站计划的难忘情景，显得十分兴奋。他说：“只要中国继续执行改革开放政策，我对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信心的”接着，他又向我问起上海的市政建设情况。我尽可能向他做了些介绍，并对他说：“上海是您的故乡城（homecity），欢迎您多去上海看看。”他笑着回答说：“当然，我们这些老上海都愿意回去看看，”接着又半开玩笑地加了一句：“如果上海把门开得更大些，我们这些当年的上海居民也许还会再去上海定居的。”这使我想起了勋爵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下的一句对中国充满感情的话：“我们对自己从小生长的国家始终心怀感激之情。”
我知道，90岁高龄的勋爵现在一般是不会客的，此次破例已是不易，因此时间不能拖得太长。会见前我曾答应勋爵的秘书将会见时间控制在30分钟内，眼看时间快到了，我便转谈轻松的话题，以便为结束做准备。我说：“勋爵您的身体仍然是那么健康，几乎很难看出是90岁的人。”他听了笑了，对我说：“前几年我还自己驾驶汽车呢，现在视力不行了，不敢开车了。”我问：“您写东西有困难吗？”他答道：“当然有困难，手颤抖得厉害，只能请秘书代劳了。”我祝他健康长寿，与我们一起迎接21世纪的来临。他听后诙谐地说：“那我就是一个跨越三个世纪的伟人了！”
该是会见结束的时候了，我站起来对他的接见表示衷心感谢。他却好像仍谈兴未尽，又递给我一篇材料说：“这对你们的研究可能有用。”我接过来一看，是但戈先生（M.E.Dangoor）写的《上海的犹太人》一文的复印件。我答道：“当然，这对我们的研究非常有用，谢谢您！”他高兴地说：“我将尽力支持你们的工作，包括你们与外国学者之间的合作，祝你们的研究取得更多的成果。”这时，我突然想到应该与勋爵合影留念，便冒昧地问道：“我可以与您一起照个相吗？”“当然可以。”他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站在勋爵父亲埃利·嘉道理爵士的像前合影，当他的秘书拍了第一张之后，勋爵大声地说：“再来一张。”在闪光灯频频发亮之时，我想，这大概是我第一次与一位90岁高龄的名人合影。
1993年8月，我应邀赴港开会。行前，我给勋爵发了传真，告诉在港日程，希望能约个时间去看他。没想到他立即回了传真，表示欢迎。到港后，我即给勋爵的秘书打电话，约好8月25日星期三上午10点与勋爵见面，勋爵还接过电话对我说：“星期三上午见。”谁料，这竟成了勋爵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8月24晚，我正参加香港犹太俱乐部的一个宴会，突接勋爵秘书来的电话，说勋爵身体“有些不适”，第二天的见面改到8月26日（星期四）上午。然而，8月25日晚香港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报道了勋爵当天下午在医院去世的消息。就这样，94岁高龄的勋爵安详地离去了。我至今仍深感遗憾的不仅是我失去了再见他的最后机会，也是因为他没有再次“重返故里”。
勋爵去世两年来，中国和上海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勋爵生前最为关怀的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于1994年2月6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李鹏总理在庆典上特别赞扬了“港方开拓者”嘉道理勋爵的功绩。我想，热情支持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勋爵如在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笑逐颜开的。
199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