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孝存 杨固之[1]杨固之：曾任金城银行天津分行副经理、新裕信托公司副经理。
一、金城银行的创办经过
1.创办人周作民的青少年时代
周作民是江苏省淮安县人，1882年二月生。其父是前清举人，在乡里开馆教学，家世甚清贫。周作民原名维新，在戊戌维新变法以后，恐触嫌忌，改名为作民。
周作民幼年随其父读书，打下了汉文的基础。1898年16周岁时，在淮安转入无锡谈氏所办的东文学堂就读，汉文教师为上虞罗振玉。1901年谈氏东文学堂主办人谈觐孙病逝，学堂停办，罗振玉应广东公学之聘，赴粤讲学。罗振玉爱周聪颖有才，函召赴粤就学，周因贫无川资，延至1902年秋，由乡人王仲书（前北洋政府财政部库藏司司长王毓霖之父）质裘相助，始得成行。在粤攻读期间，其学费均由罗振玉资助，膳宿书籍等费用则皆取自夜间誊写讲义所得的报酬，备尝艰苦。
1906年周作民考取广东官费赴日留学。周本非粤籍，几乎被取消资格，因其成绩优异，经罗振玉向诸暨周善培（当时为广东臬台，兼主留日考试官）请求破格维持。始得去日。周作民抵日本后，考入京郡第三高等学校，（后改京都帝大）在日肄业二年半，中间未曾返国，寒暑假学习均未间断。后因广东官费停发，未能毕业即行归国。
1908年秋，周作民为了谋生，经同学张某介绍，在南京法政学堂（地址在红纸廊）做翻译工作，每月薪金仅24元。在这一时年，周从事研究财政经济学，得该学堂日籍教习的帮助很大。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日籍教习回国，学堂停课，周遂返故里淮安，经同学谈谊孙介绍，与杭县何如珍结婚。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帝逊位，各省县纷纷设立临时司法机构。周作民担任了淮安县临时法庭法官，但为时甚暂，即加入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担任库藏司科长。政府北迁，周随财政部至北京供职。
1913年熊希龄以国务总理兼掌财政，即任周为库藏司司长。周在司长任内，财政事务与银行业务息息相关，即与交通银行在人事上发生了密切关系。1915年周学熙重掌财政，周作民企图蝉联，曾函托乡人王其康向周学熙探询情况，未得王的答复，周作民遂亲往东光访王（时王其康为直隶省东光县知事）。甫下车，即闻王已先一日赴东光北乡勘察蝗灾未回，周作民探知王乃避而不见，当晚返京具呈辞职。
2.周作民早期从事金融业的经历
1915年5月周作民就职交通银行总行，任稽核课主任，旋兼国库课主任。当时交通银行总行，在总理、协理下，设有五课，所谓“五总”是也。五课主任除周外，其余为文书课主任陈福颐，会计课兼钞券课主任谢霖，当时总行的一切事务，即由这三位主任具体执行。
那时北洋政府的政策法令，不能下达各省，财政税收皆由各省自行支配，形成军阀割据局面，即国家银行欲在各省设立分支机构，亦非得事先疏通商洽，在对各省财政不加干涉及对各省具有利益的条件下，才得允许设立。交通银行为了扩展业务，拟在长江下游的安徽芜湖开设分行，发展皖南茶叶贷款与押汇业务，但慑于安徽省督军倪嗣冲的蛮横跋扈，前曾派员赴皖洽商，已被拒绝，为了达到设行的目的，非遴选干员前往周旋洽商不可。一日晚间，交通银行高级职员在该行协理任风苞家中（北京东四铁狮子胡同）宴集，并作麻雀之戏，该行总理梁士诒亦来参加。在宴罢休息时，梁与周作民谈及芜湖设立分行事，拟派周前往进行洽商，协理任风苞亦力促其行，周当即首肯。梁面嘱该行北京分行经理胡筠开支票两万元，由中国银行汇往蚌埠，备作周作民交际费用。周为了与倪嗣冲搞好关系，不得不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先由梁士诒正式函介倪嗣冲，又请安福系徐树铮私人函介倪嗣冲与倪的亲信王郅隆，倪的女婿王普。这时正值王郅隆因办理安武军后路局事务在天津，于是复经徐树铮就近介绍后，一同前往蚌埠，先与王普晤面。王普当时任皖北镇守使，为倪在军事上的左右手，再由二王引介与倪相见。周见倪时，申述交通银行有计划贷款发展皖南茶叶，将来可使皖省税收增加，这一谈话，倪闻听甚为动容，当晚设宴招待。宴罢由周陪倪作麻雀戏，第一晚，周即输了五千余元，遂开中国银行支票拨付。倪见周举止豪迈，同时在晤谈中又见周对金融、财政、实业诸端陈述甚详，倪则默加赞许。翌日，倪对王郅隆说：“周作民甚有才干，将来在中国金融界中，有其地位。”
周作民在蚌埠周旋了二十余日，因得二王在倪面前的揄扬吹嘘，得与倪多次晤谈，并陪倪打麻雀消遣，对交通银行拟在芜湖设立分行事，则只字不提。最后在临行前夕，周向倪辞行时，始谈及交通银行办理茶叶贷款并做押汇业务，拟在芜湖设立分行，就近办理其事，请倪多加支持。倪未加考虑即慨然允诺，但希望周能亲来皖省经办此事，并函复交行总理梁士诒。周回京复命，梁深感满意，遂派周为芜湖分行经理，仍兼总行职务。周再次到皖，即着手筹备设立芜湖分行。为了与倪系人物接近，又申请总行在倪办公所在地蚌埠设行，以资密切联系。两行设立后，不数月间，安徽全省的财政收入悉与交通银行往来，形成了代理皖省金库的机关，这些都是周作民与王郅隆、倪嗣冲拉拢的成果。
3.周作民创办金城银行的动机
周作民在皖省办理交通银行期间，与王郅隆的交谊日深，而倪嗣冲更重视周的才能，视周为幕中人物之一。周作民早在筹办芜湖交通银行分行时，即对王郅隆陈说，工商业家举办各项企业，须有自己的金融机构，吸收社会上广大闲散资金，提供自己的工商企业周转使用，方能扩展运用自如。王、倪拥有许多工商企业，闻之均甚为赞许。周在财政部所受挫折，有其切身感受，认识到做官全是“五日京兆”，属于官办的交通银行，也会受官场多变的影响，其职位亦非永久之计。瞻望将来，打算凭借自己力量筹办一个银行，进可以攻，遇有机缘，未尝不可以做到如财政总长等类的显要位置；而退可以守，即在官场变化，必须下台时，仍可回到自己的银行。如搞得顺利，也可以借此金融力量为核心，进一步控制和发展其他各项企业以获取厚利。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经济势力暂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有所繁荣，这对银行发展有利；而北洋政府在财政上的竭蹶，更需依赖银行在资金上从旁接济。周自以为抱负不凡，踌躇满志，欲在经济上、政治上有所成就，周审时度势，因而跃跃欲试。
安武军后路局督办王郅隆，原是商人，热衷于做买卖，曾做过粮食、木材、盐务、军粮、军装等生意。他与皖系军阀紧密勾结，为之策划筹款谋利，深得倪嗣冲的信赖。倪忙于带兵做官，在财务上无暇自顾，因此在财务管理及企业经营上与王合作，由其全权处理，所以王握有由盘剥营私得来的大量资金。倪统率着安武军，更有由剥削农民、克扣军饷、贪污暴敛掠来的大量财富。
王、倪二人为了大量增值，虽有合办的裕庆公银号，但更愿办一个较大的银行，而苦于无适当人选。经过周作民的大力怂恿，便促成了他们的合作。倪嗣冲以其子倪道杰（幼丹）为代表与王郅隆共同出面，拉拢军阀官僚，如陆军次长徐树铮、财政次长兼天津造币厂监督吴鼎昌、陆军部经理司司长陈国栋、山东省财政厅长曲卓新、长芦盐运使段永彬等，与交通银行高级人员胡筠、任风苞、周作民，以及裕庆公银号经理郭善堂，共为金城银行发起人。周作民、任风苞、胡筠等则与工商业者及一般中小散户接洽投资。这样以军阀官僚搜刮的民脂民膏与从事银行有实际经验的人员结合在一起，便把金城银行筹划起来。
4.金城银行的资金来源与董监事
金城银行于1917年5月15日成立。取名为金城，系采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行址设在天津当时的法租界七号路43号，资本定为200万元，实收1/4，即50万元。其中倪嗣冲投资17万元，王郅隆投资10万元，其他军阀官僚投资16万余元，工商业者及一般散户投资6万余元。成立董事会，推选王郅隆为总董，倪道杰、徐树铮、曲卓新、任风苞、倪道煦、段永彬等为董事，胡筠、郭善堂为监察人，由周作民任总经理。
至1919年1月，资本收足200万元，其中王郅隆投资50万元，倪嗣冲投资27万元，其他军阀官僚投资85万元，工商业者与一般散户投资38万元。同年10月增资为500万元，1922年3月收足，其中倪嗣冲投资64万元，王郅隆投资55万元，其他军阀官僚投资113万元，一般散户投资188万元，工商业者投资58万元，洋行买办投资12万元，金城银行出资购买自己的行股股份，占8万余元。由这时期起，一方面有的大股东拿不出更多的资金；另一方面周作民有意多吸收中小户资本，并由金城银行购进自己行股，这在当时是不合法的。周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借机摆脱大股的约束，周已由初成立时之利用大股，走向抛弃大股；至于一般中小散户，力量分散，对周不能有所限制。周本人任总经理，又由银行本身购进行股，也就更能控制及运用董事会与股东会。
1923年计划增资为1000万元，但至1927年仅收足资本700万元。1932年7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验资，规定即以实收数目700万元为资本定额，以后资本额即未再行增加。在700万元资本中，倪嗣冲投资85万元，王郅隆则因安福系失败遭到通缉，后死于日本，其投资减少为20万元，其他军阀官僚投资176万元，中小散户投资208万元，工商业者投资87万元，洋行买办投资33万元，金城银行本身购进行股则增至近90万元。这时散户大量增加，本身行股比重亦加大，周作民在金城银行的地位更为巩固。
周作民在创办金城银行时，本人财力微薄，只担任总经理，董事会里无其席位。董事会第一任总董王郅隆在安福系失败被通缉后，由梁士诒代理总董。直至1929年周才开始被选为董事，七七事变后当选为董事长，仍兼总经理，大权汇集于一身了。
历届董事，除第一届7人外，先后有梁士诒、朱宝仁、魏联芳、王馀生、吴鼎昌、王景杭、周作民、宁云章、钱永铭等人。历届监察人除第一届二人外，先后更有吴鼎昌、郑风藻、曲卓新、陈国栋、钱永铭、范锐（旭东）等人。在金城银行其余军阀官僚股东中，曾任督军、总长以上的人物颇多，如曾任大总统的徐肚昌、黎元洪，曾任国务总理的梁士诒、熊希龄，曾任各部总长的曹汝霖、周自齐、朱启钤，曾任总司令的徐树铮、吴光新、孙传芳，曾任巡阅使的吴佩孚，曾任务省督军的王占元、卢永祥、王承斌、田中玉、肖耀南等。因此，周作民通过股东的媒介，与北洋政府军政方面的关系是广泛的。
1927年北洋军阀倒台，金城银行的军阀官僚股东中，有的将股票出售，有的分散过户给家属，于是军阀官僚投资比重减少，股票的户名也多分散。同时银行界人物如吴鼎昌、钱永铭、胡筠、任风苞等，先后有了增资，金城银行各分行负责人如上海分行经理吴在章（蕴斋）、天津总行经理王锡文（毅灵）、北平分行经理杨允楫（济成）等，亦均有了投资，从而股东会、董事会掌握在银行界从业人员本身手里。在这种情势下，周作民更能运用自如，集中精力应付外界，领导全行发展业务。他还要效法日本三井、三菱等株式会社的垄断，将金融资本渗透到产业资本中，所控制工、商、农、矿、交通诸事业。
二、金城银行的逐步发展
1.业务的开拓
银行的营运资金，不能仅凭其自有资本，必须依靠吸收外界存款，充实资力。金城银行成立后，由天津、北京、上海、汉口总分行设起，与年扩展，广为吸收军政机关、军阀官僚、工商企业、学校团体、零散储蓄等各种存款。当时清末的王公贵胄，以及军阀官僚所有款项，为了保守秘密，多存储于外商银行，如英商汇丰银行、美商花旗银行等处，以资隐蔽。外商银行虽无利息或更收保管费，存款人亦所情愿。“北四行”相继开设后，有较优利息，并为存户保守秘密，这种存款才逐步由外商银行转入国人私营银行之手。王公贵胄存款以盐业银行吸收为最多，军阀官僚存款则多存于金城、大陆两行。金城银行成立初期也曾发生过因存户提款造成周转困难的情形，如1920年安福系失败王郅隆遭通缉时，曾有提存风潮，幸赖交通银行协助，始化险为夷。
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的军政费悉赖发行大量公债维持。当时工商业陷于长期萧条，农村经济衰落日甚，现金均集中于都市，一般富裕人家有钱宁愿存入银行取利，不愿投资工商业，因之较有信誉的银行吸收存款容易。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抓住这一时机，大力吸收存款。周作民曾对行内从业人员说过：“大水之下，必有泥沙。”意即存款越多越好，水过自能肥田。
1937年6月抗战前夕，金城银行全国各地分支行处增至65处。1939年，存款额达23710万元，曾超过存款额最高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居私营银行的首位，其余期间亦多仅次于上海银行。为了与南京政府进一步靠拢和与其他银行作业务的竞争，一面保持其华北各分支行处和西北、东北各分支行处的传统优势，一面加强并增设长江流域与华南地区以及香港的机构。早于1936年，周即将总行移沪，天津总行改为分行，上海分行改称总行，并将总经理处迁移上海，重心南移，就近管理。
金城银行凭借着大量存款，在经营方面，首先为北洋军阀政府及南京国民党政府提供了财政资金，这里主要有对政府的公债、库券的投资与投机，有对政府机关的放款与对铁路的放款，其次经营了工、商、矿、棉农等方面的投资与放款，也与国外发生了联系。抗日战争后期，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更在套购外汇黄金、囤积货物方面畸形发展。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已形成垄断局面，通货膨胀，货币购买力剧跌，银行变为收支清算机关，存款实值萎缩，业务日渐衰落。
金城银行承购政府公债、库券，是资金运用中的重要方面。金城银行虽是在第一次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初期，在国内工商业发展阶段中成长起来的，但在战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大量商品倾销中国，国内工商业遭受打击时，也依然大有发展。其原因之一，即由于给北洋军阀政府提供财政资金、购买政府公债、库券，有极优利息（按照公债、库券的购价、利率及还本付息年限、次数计算，高达年息19%～23%），更享受低于票面价格发行的厚利，并可利用为在市场上投机的对象。金城银行承购数额常为购买北洋军阀政府公债、库券之最多者。国民党政府时期，也以承购政府公债、库券为资金主要去路。金城银行营业报告书中曾公开说明：“我们有价证券，以中央政府发行之公债、库券担保为最确实，……市场流通性亦最大，故本行对于此种债券之投资，商、储两部，历年均达相当之数。”当时国民党政府公债、库券在法币政策实行之前，规定可以充作发行钞票和储蓄存款的准备，可以作为借款的担保品，又成为市场投机与借贷的筹码，因此私营银行乐于承购，引起了银行信用的扩张，金城银行接济了国民党政权入不抵出、漫无止境的财政需要，弥补其赤字预算，获得厚利，而成为其依附品。金城银行曾在上海、北京设丰大号，利用金城银行大量放款，专门买卖公债、库券，进行投机，因此工商业尽管萧条，金城银行独能发展。
北洋军阀政府，如陆军部、财政部、交通部均常向“北四行”借款，金城银行在这方面，因与政府关系较深，做的也多。国民党政府则由财政部集中借贷，金城银行也予承做。为了拉拢关系与争取存款业务，也做了些军政界的名人放款，如北洋军阀政府首都所在地的北京分行，就摊上不能偿还呆账不少，这都在每年结算盈余与货币贬值时，由利润中逐渐冲销。从1921年起，金城银行开始承做铁路放款。初期通过交通银行招揽一部分存放业务，以后由于通过利息回扣等拉拢、勾结方式，进一步与交通铁道部门及各路局密切联系，直接承做，其放款比重逐渐增大，成为铁路放款和承募铁路债券的主要银行之一。当时铁路在帝国主义控制之下，收入正常，还款可靠，利息高，还可借放款以吸收存款，所以承做了南北政府的京汉、京绥、陇海、津浦、浙赣、京赣、粤汉以及川黔等路的放款，周作民对外声称“金城银行对国内所设铁路的兴建与旧有铁路设备的改善，路线的展修，以及运输力的促进，均略尽绵薄，有所贡献”。
金城银行单独或与同业合作，经营了许多企业如太平保险公司、通成公司、诚孚信托公司、丰大号、天津航业公司、北洋纱厂、新裕纱厂等。参与投资的企业更多，还经营了不少工、商、矿、棉农各方面的放款，为私营银行做的最多者。这帮助工、矿、棉农等业发展，在当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参与剩余价值的瓜分，更为其剥削的一面。私营银行以低息收进存款，以高息放出，赚取中间利息差额，有时放款利息之高（高达月息15%），常为正常工业的重大负担，萧条期间，甚至工业所赚的钱，尚不足以偿付高额利息，可见私营银行瓜分剩余价值之多，剥削之重。
金城银行工矿放款的特点，多集中于少数重点户，主要是金城银行自营的附属事业，及周作民担任董事、监察人等参与管理的投资有关企业，同时也以大规模信用可靠的企业为对象。如就工矿种类而言，则以纺织、化工、煤矿为重点，这样投放安全，到期可以确保收回，进而帮助有关的企业经营谋利；对于小户则因资本不确实，内容复杂，不愿多做。工业方面如诚孚公司、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塘沽制碱厂、浦口硫酸铔厂、利中酸厂、天厨味精厂、北洋纱厂、恒源纱厂、寿丰面粉公司、丹华火柴公司等，矿业方面如兴宝、六河沟、门头沟、中兴等煤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与战后经济恐慌稍缓和时，金城银行即将大部中小型工业放款陆续收回，多做贸易商的押汇与抵押放款业务，并及时加以收缩。
周作民与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创办人范旭东是旧日留日同学，对其颇多协助。在水利公司塘沽制碱厂试制产品尚未正式出货前，曾以久大公司出名，由金城银行贷款五六十万元，实为筹设永利制碱奠定基础。但此项放款长期不能收回，而永利制碱又成败未知，曾受到董事会的非议。以后永利制碱成功，也常贷款在一二百万元，以示支持。永利公司在浦口新建硫酸铔厂时，以金城银行投资为多，且首先给予巨额贷款，以后其他跟行相继贷款，始得免于英、美帝国主义攫夺和插手。
商业放款则多由金城银行中小城市分支机构承做，个人放款之中亦有的是商业放款，以自营附属企业与投资有关企业为主，如丰大号、通成公司、南洋企业公司、重庆民生轮船实业公司等；其次为贸易公司与洋行；再次为粮、盐、糖、土货等业。其贷放则以票据贴现、货物抵押、押汇等方式进行。
对洋行放款，乃对帝国主义在中国倾销商品与收集原料上尽了力量。金城银行也曾为铁路部门向英、美、法、比等帝国主义厂商购料的期票上，与银行同业共同作担保；也曾与其他私营银行如中南、盐业等，与美商康泰银行合作，组成在美注册的中美投资信托公司，借外商势力，促使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整理银行对铁路的放款；与日本帝国主义联系更多，自营的通成公司在华北收购棉花，除供应自办的纱厂外，即售与东洋棉花株式会社；又曾与门头沟中英煤矿合组同和煤栈垄断土窑煤的产运销，为英商效力。金城银行本身在华北沦陷后，参与为敌伪收购物资的银团联购放款。早在1927年金城银行在大连设行与1931年在哈尔滨恢复分行营业时，都是取得日本政府的支持。由此可见其与各国帝国主义的联系。
抗日战争起，通货恶性膨胀，货币贬值。沦陷区的金城银行在周作民的指使下，以上海、香港为据点，西南区在戴正善（自牧）的指使下，以重庆为据点，进行套购外汇、黄金的金融投机与抢购商品囤积货物的活动。如华北的通成公司，西南的酒精厂、制革厂等，均囤购大量货物。外汇、外国债券、股票，则通过美国欧文信托公司储存，并委托上海四行储蓄会经理施博群在美就近管理（施博群以四行储蓄会经理身份长期驻美，管理四行储蓄会在美的外汇事务）。黄金则以上海、香港为据点购进，并投资到美国陈纳德主持的空运大队，发了国难财。当时物价飞涨，纸币购买力剧跌，银行所收存款的实值萎缩，如与黄金、外汇实值比较，则以其以前用存款所购实物一部分，即能偿付。如以1937年6月抗战前夕的存款总额15900万元，按当时黄金市场价格每两约110～120元折合为例，则此项存款当时可以购买黄金1330000两；而1945年5月抗战胜利前，黄金市场价格每两升至100000元左右，只需售出1500两黄金，变为纸币，即能支付上项存款。币值相差悬殊，国民党政府罪恶滔天的通货膨胀，严重残酷地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生活必需品价格一日数涨，而私营银行却从中获取厚利，金城银行以其存款额较大，所进实物及外币更多，因而获利也更大。
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垄断一切，民族企业奄奄一息，金城银行因资力锐减，也不例外。高级从业人员，在周作民以下，如上海总行经理吴蕴斋，天津分行经理王毅灵，北平分行经理杨济成，均因曾与敌伪关系密切，忙于应付国民党政府及特务的侦查，银行业务衰退，西南区金城银行负责人戴自牧又闹其独立性，独霸一方，金城银行进入衰落时期，而周作民亦陷入困难境地。
2.人事安排
周作民抓住银行大权，通过总经理处，以其亲信控制分行。按照金城银行组织章程，总经理下，可设协理一二人，协助总经理处理行务，但在金城银行成立后的前20年当中，虽业务非常发展，周也不设置其左右手，而把大权独揽。只有到抗战胜利后，为了安置闹独立性的戴自牧为总行协理，同时又把在抗战时期出过力的总分行经理吴蕴斋、王毅灵等留日同学提升为兼职协理，予以优遇。其使用人员，更有其适才、适时、适地，针对需要的灵活性，当创设金城银行的初期，周为了适合大股东倪嗣冲、王郅隆等人的意旨，并与当时势力强大的银号竞争业务，在高级职员中多聘用银号出身者，如由王郅隆介绍的天津分行经理阮寿岩，胡筠推荐的北京分行经理孙汉卿，以及北京分行副经理尹凤藻（趾洲）等都是。当时政府机关方面多由日本留学生掌政，而银行为新式金融企业，亦应有较新头脑者，于是亦延聘留日学生作为分行经理，如与周一同留日的同学王毅灵、吴蕴斋等均是。1921年以后，陆续延用欧美留学生顾翊群、董洗凡、王一吾、金子玉等，设立经济调查室，装点门面，以后诸人均感无事可做，相继离去。1927年后，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反动政府财政经济均操之留美学生手中，为了便于联系与提高金城银行在社会上的声誉，周即由国内大学与企业中，陆续罗致一批留美学生，从事研究调查工作，或担任较大城市分行经、副理，如全绍文为顾问兼农贷主任，徐国懋为汉口分行副理，周兆元、杨培昌为香港分行经、副理，王恩东为重庆分行经理，戴自牧为汉口分行经理。
1927年金城银行在大连设立分行时，为了应付日本政府的特殊环境，谋取业务上的便利，延用日本留学生杨济成为大连分行经理；1931年设立哈尔滨分行时，亦由杨兼任，后调杨为北平分行经理。华北沦陷后，杨对于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的周旋应付，极为得手。汪原为沈阳中国银行经理，两人同为安徽人，早在东北即已相识，北平重聚后，关系更臻密切。汉口为长江中游，与四川帮关系密切，为了扩展金城银行大西南的业务，非与川帮发生联系不可，周遂延用四川聚兴诚银行创办人杨家的女婿戴自牧为汉口分行经理。上海为外商荟萃之地，洋行林立，乃延用英语口语熟练的镇江人吴蕴斋为上海分行经理。青岛国外贸易亦多，日人关系甚繁，乃用曹汝霖的女婿、留美学生陈图南为经理。总之，周作民对北平、天津、上海、青岛、汉口五个重点分行，均布置了能够应付环境，能与敌伪组织取得联系的人选担任经理，使在沦陷区的金城银行能维持并发展业务。
周作民先在交通银行任职，因此金城银行的用人风气，与交通银行颇多相似之处。大清银行后的官办中国、交通两行人员的作风不同：中国银行高级人员的特点是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交通银行高级人员则多能应酬拉拢，手面较大。金城银行沿袭交通风气，所以周作民延用的分行经理，亦多善于应酬、拉拢、逢迎、勾结，以推进银行的业务。
抗战胜利后，吴蕴斋因与南京汉奸政权合作，担任过伪上海商统会常务委员，被捕入狱，即由副经理徐国懋升为经理。王毅灵曾任伪天津银行公会会长和伪华北证券交易所理事长，胜利后经人告发指控为汉奸，被迫离津避祸，周曾请中纺公司杨亦周兼金城银行经理名义（未作实际工作），以维持局面。
汉口分行经理戴自牧，抗战时期撤至重庆后，扩大重庆分行组织，亦设立总经理处，在大西南内地广设分支机构与附属事业，俨然总经理自居。周身在上海，处于两个政治势力之下，尾大不掉。戴在胜利后有准备接收沦陷区全部金城银行事业，取周而代之的企图，但经周作民通过张群及有力者运用政治手腕，调戴为总经理处协理，方始就范。戴沉湎于酒色，亦渐无力与周分庭抗礼。
早在1933年，周作民为了充实金城银行基本人员，请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何廉指导该行，从国内各大学经济系、商学系招考毕业学生，进行培训后予以任用。1935年后，改为金城银行自己办理，由过去曾在燕京大学任职的全绍文专责经办其事，前后三批共有四五十人，为银行注射新血液，以提高金城的地位。
总之，周作民善于用人是多方面的。本人能力甚强，记忆力好，能随机应变，善观外界形势动态，会敷衍军阀官僚，会“烧冷灶”，长于逢迎、应酬、拉拢。为保护其事业，抬高其身价，寻求其利润，对有用处的人是肯于花钱来周旋的。
3.倡议成立四行准备库、四行储蓄会
1921年，中国、交通银行钞票于北京停兑后，周作民见到社会上对钞票的信誉低落，而外商银行等所发行的钞票充斥市场，非常混乱，便效仿过去英国五银行联合准备发行钞票的事例，于是年秋提倡发展四行联营组织。先与盐业、中南两行洽商，复于1922年春约大陆银行加入，以“厚集资力，互通声气，提高信誉，扩展业务”为宗旨，成立四行准备库，恪守“四成保证，六成现金”之当时政府规定，公开准备，以中南银行钞票共同发行。
周作民所以联合盐业、中南、大陆三行，是因与该三行领导人有密切关系。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为金城银行发起人之一，历任金城银行的董事；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筠，是周作民在交通银行老同事，也是金城银行发起人之一，对金城银行的创办更多擘画，历任金城银行的监察人，而当时中南银行已取得钞票发行权，四行准备库的发行，即以中南银行的钞票为基础；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荪与周同是淮安人，少年时代两度同学，关系甚深。
由金城发起，联合盐业、中南、大陆四行成立了联营机构，其领导人规定由四行总经理轮流兼任，任期一年。首任为盐业方面吴鼎昌。吴因盐业非其手创，人事关系浅，遂对四行联营机构甚感兴趣。1923年，四行各出资25万元，设立四行储蓄会，吸收多种多样储蓄存款。后又成立信托部，信誉日渐增强。其余金城、中南、大陆三行总经理，因本职业务甚忙，虽有规定轮流兼任四行联营领导，但由于吴鼎昌对联营机构兴趣浓厚，结果就由吴专司其事，遇有业务上的重大事件，则与其他三行领导人商洽同意后办理。三行领导人中，周作民对四行联营业务过问较多；谈荔荪因与吴俱为日本东京高商同学，又系过去大清、中国银行同事，关系较深；胡筠则全力经营中南，又常参与交通银行幕后活动，且为银号出身，对吴甚表尊敬；因而后两人过问四行联营业务比较少，三行联营实权乃集中于吴一人之手。1932年，吴任国民党实业部长后，改由钱永铭主持实权。四行尽管为了共同利益联合经营，但在银行本身业务上，仍是互不相让，彼此竞争。如北京盐业银行抓住北京电灯公司事业，进行存款放款业务，但周作民也以金城银行抓住北京电车公司，下过很大力量，贷与八九十万元，造就自己的声势，与盐业银行分庭抗礼。
为了扩大三行储蓄会业务，各地多设分会，并创设储户分红办法，以达到其所谓“社会化”。1934年以储蓄会资金在上海建成22层大厦的国际饭店，为上海最高建筑，豪华富丽，煊赫一时。其第一层即为四行储蓄会，借大厦名气扩大储蓄会的声誉。1935年南京政府实施新货币政策，周作民对取消四行准备库的发行权深为不满，但慑于政府压力，不得不将四行准备库未发行的钞票及发行钞票的准备金，悉依法令如数缴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四行准备库随即撤销。以后四行联营专营储蓄信托业务，即在抗日战争期间，业务亦未衰退。
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作民与钱永铭主持将四行储蓄会改为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向政府申请立案。当时虽有张群，钱永铭、吴鼎昌的政治力量，却经过很长时间才获得批准，其中是有一段经过的。南京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有一司长戴铭礼者，伺候孔祥熙、宋子文多年，甚得宠信，且与蒋介石为浙江同乡，自恃有余荫可遮，囊括甚丰，看到政府财政经济走向崩溃道路，久欲摆脱，另作他计，适四行储蓄会申请改组成立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的良机，遂将申请全文压不签批。周作民先已托张群向蒋、宋申请，并得首肯，但为时甚久，竟不得批准消息，正疑虑间，戴铭礼因与钱永铭有同乡关系，来沪访钱，表示做官无前途，微露愿效驰驱之意，并谈及申请改组银行呈文，不日即可批准，请转达周老总（指周作民，当时银行界中皆称呼巨头为某老总）等语。钱领会其企图，答以与周商洽后奉告。钱即与周晤谈此事，周问界以协理如何？钱表示可专任董事长，以总经理职位让与戴铭礼，周即同意，并请钱向其他三家银行主持人解释。于是以总经理为条件换取批准银行的申请的一场交易得以告成。
4.兴办的几项事业
（1）辅助小本农工商事业。我国各城市市郊，一般小本经营的农、工、商业，资金无多，最需要金融上的资助，如日用品、食品等类的小商小贩，郊区的蔬菜、花卉园圃、小手工艺作坊等。以北京为例，南城一带景泰蓝个体手工艺者，雕刻磨琢玉器手工艺者，儿童玩具的小作坊等，走街串巷的日用百货小车商贩，清晨送货上门的各种蔬菜商贩、花卉挑贩。各种油类、熟食品的挑商摊贩等，种类甚多。过去银行号因其烦琐，获利不多，且有风险，向不承做这些小商小贩、小手工艺者等的小额放款。周作民对此则认为，如承做小本借贷，显出关心社会上小本生涯，可以抬高自己的声誉地位，于是在1934年4月，首先与北平市政府组设北平市民小本借贷处，聘卓定藻（君庸）为主任，办理小额（10～100元）农、工、商三种低利贷款（月息6～8厘）。其后又在南京、镇江、苏州、青岛、兰溪等处设立小本借贷处。1934—1936年的3年，各地放款累积总数达145万余元，借户5.48万余户。其他如天津、汉口、武昌等地小本借贷处，则为当时政府联合同业共同组设，金城银行亦均有参加。
1936年，金城银行又与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联合办理小工业贷款，在南京、上海及其附近地区做起，以“将国内小工业分类援助，用共有计划生产，不使其盲目竞争，并改进技术，以提高产品质量，并为工科学生增辟出路得到学以致用”为号召。抗战后，限于环境，始行中止。
（2）工厂管理事业。1935年周作民由金城银行与中南银行合资组织诚孚信托公司收购天津北洋纱厂、上海新裕纱厂，又将上海大生纺织二厂并入新裕纱厂，其后因贷款关系，接受委托管理天津恒源纱厂。总公司设上海，实行董事制，周作民为董事长，王孟钟代表中南银行为常务董事；后改为经理制，中南银行方面由张重威为总经理，金城方面甘助予为协理。除融资以外，更延揽纺织技术人才，如天津北洋纱厂朱梦苏、恒源纱厂曾伯康、上海新裕纱厂童润夫、赵砥士等，进行技术与管理的改进。天津设分公司，以朱梦苏为经理，杨固之为副经理，就近管理天津的纱厂。周认为我国工业中纺织业尚略具规模，且历史较久，因受外国的摧残及掠夺，几至一蹶不振，应切实改进，借图复兴。纱厂的机器与零件均购自国外，为了维修与配制零件，在诚孚信托公司下设诚孚铁工厂，自力配制，并培训技术与管理人员。又设置纺织实验所，研究花纱质量，提倡在国内植棉区域，改进棉花质量，提高产量，借以追求利润。
（3）发展农村经济事业。金城银行所属诚孚公司所管理的纱厂，与其他纺织同业一样，所需原棉大部购自美国，其余则购自巴西、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而国产棉花则大量输出日本，尤以华北为显著。周作民为了他所经营管理的纱厂能得到供应充足的原棉，而又适合国民党政府在华北刘日本经济合作原棉出口的需求，于1932年4月，联合天津南开大学、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组织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后又有清华、金陵、齐鲁大学参加，先着手研究改进河北省主要经济作物棉花，在定县设立棉场，从事试验。又从美国购入斯字四号优良棉种2000担，进行繁殖。对土壤气候条件适应后，即在冀中大平原的定县、无极、南宫、晋县、赵县、正定、完县、徐水、清苑等县设立办事处，推广优良棉种。同时组织合作社，办理生产、凿井、运销、利用四种农业贷款，指导植棉技术，以增加棉花产量。
1934年5月，周作民在上海得到政学系张群传达国民党政府的意图，拟以社会团体组织进行扩大河北省推广植棉计划。其要求是增加棉花产量，供应国内纺织业的需要，做到自给自足和对日巨额输出的需要。1934年6月，周遂衔命北来与河北省主席商震商洽，以金城银行所组织的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为基础，再以河北省建设厅、北宁铁路局（该局沿线已具有改进植棉的措施，通州设置种棉试验场，主持者为日人三宅，另有技术人员4人，试验繁殖良种为早熟种关农一号，属金字棉系统）、长芦碱地改良委员会（研究改良沿海碱地植棉的机构）、天津商品检验局（为检验棉花出口的机构）、中央棉产改进所河北分所（已在军粮城设有棉花试验繁殖场）六个机构，共同组成河北省棉产改进会。成立理事会，推举周作民为理事长，河北省建设厅长吕咸成为副理事长，其他参加的四个机构负责人为当然理事，另推植棉技术人员三人为理事。设会址于北平东城前赵家楼二号。抗战前夕，棉产改进分支机构遍及河北全省，植棉指导区办事处12处，分办事处45处，棉花试验繁种场三处，组织各项生产合作社有2192个，社员人数达87870人。三年中各项贷款累计达1450万元，推广棉田达600万亩，所用棉种改进70%以上为优良棉种，增产皮棉达220万担。
在筹组河北省棉产改进会的同时，1934年周作民为了打下其他省区棉花产销的基础，以金城银行联合交通、大陆、上海、中南等银行，委托陕西棉产改进所，就陕、豫、晋三省境内，组织棉花产销合作社，并代办生产、运销、利用三种贷款。为了扩大区域与增厚贷放资金，复于1935年联合其他五家银行，合组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仍以棉花产销为贷款对象，对冀、陕、豫、晋各省贷放。
周作民企图由棉花生产、收购、运输到纺织制造，完成一整套棉业垄断。较之日本的东洋钟渊纺织株式会社等业务范围更胜一筹，因日本当时国内不产棉花，原棉仰赖进口。
三、周作民的政治活动
1.周作民与各方面的关系
周作民在办金城银行的初期，是有其政治欲望的。周做过北洋军阀政府财政部库藏司长，对掌财政部有染指之心，与倪嗣冲、王郅隆创办金城银行，其意未尝不以军阀后台为攀登政治舞台的阶梯。创办金城银行后，选出的董事又多为安福系中人物，因而周与安福系甚为接近。金城银行业务的发展，分支行处在国内的普遍设立，周领导各方面经济事业有所建树，确也提高了周在社会上的地位。
周作民与黄郛友谊甚深，对政治结合有默契。周住北京西城绒线胡同西口，黄则住宣武门内大街糖坊胡同，相距咫尺，过从甚密。1922年3月，周见冯玉祥提倡全军勤俭节约的运动，于是想出小额零存整付的储蓄存款办法，从冯玉祥的士兵做起，以迎合冯的心理，借以达到政治上的联系。通过黄郛的推荐，冯玉祥接受了周作民提出的储蓄办法，通令全军兴办储蓄，由此周与冯发生了关系。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后，曹锟被逮，黄郛临时摄阁，发表周作民为财政总长。当时黄郛组阁仅暂时过渡，周见到局面甚短，而财政困难重重，所以虽经报纸发表，亦未肯就任，后由陈锦涛就任斯职。其后，段祺瑞由津入市执政，倪嗣冲曾向段推荐周作民出掌财政；时徐树铮远游海外，亦特由巴黎来电推荐周出任财长。段经考虑，举棋不定，曾谓其左右曰：“赞侯（李思浩字）追随我们多年，且为财政熟手；作民与我们关系亦深，是现在有力的财政金融家，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后经与左右再三研究，仍决定由李思浩担任财长。
1926年9月，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北伐到武汉，即将向南京、上海进军。这时，江浙财阀[2]为了欢迎蒋军，献殷勤于蒋介石，由周作民等人筹集40万元慰劳金，公推与蒋同乡的钱永铭为代表，秘密去武汉献金慰劳。当时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尚扼守金陵，闻得密报得知钱永铭携现洋40万元乘英商共和轮去汉口，即将在翌晨过下关西上。孙传芳即于夜间三时用汽车接其秘书阮性言到司令部，密告此事，嘱即草拟报告一则及逮捕钱永铭令一纸。拟就后，孙问阮：“钱永铭为何许人？你知道他吗？”阮答：“不独知道，而且是很熟的朋友，彼此为日本同学，并曾在南京江南高中两等商业学堂同事。”阮又介绍钱永铭系一随势浮沉的政客，与南通张謇有旧。阮对孙说：“区区40万元，对我们来说实太微小了，而我们现尚据守长江下游五省范围，金瓯完整无缺，上海为我们经济中心，今后还须与他们交往，请联帅加以考虑。”孙默思良久，最后说出：“算了吧！外间不知此事，你要保守秘密，两个稿子你收起来吧！”其时孙适燃火吸烟，阮即索其燃余火柴，将两草稿烧毁。孙乃笑曰：“你真仔细。”即嘱阮回家休息，而钱永铭能平安经过南京西上，阮性言一言之力也。此为周等江浙财阀与蒋介石接触之开始。
北洋军阀垮台后，国民党政权继之成立。这时周失去了政治上的依靠，但他经过十多年的感受，深知以金城银行为个人阶梯攀登政治舞台，易遭风险；在蒋介石掌政后，又看到执掌财政的人均系裙带关系，非宋即孔，于是政治野心即行幻灭，决心从事金城银行等事业的扩展。但为了应付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经济局面，周通过黄郛、钱永铭等人的关系，积极向蒋介石靠拢并在为国民党政府承募公债、库券方面起带头作用，因而周个人曾担任国民党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及黄郛主持的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
1928年7月，蒋介石来北平视察，北平银行界以周作民为首，于西山翠微峰下西山饭店举行茶会欢迎蒋介石。当时随蒋北来者为钱永铭、吴荣堃二人。茶会上银行界出席者为金城周作民，大陆谈荔荪，盐业岳荣堃、王绍贤，新华方仁元，农工吕志琴，中国实业卓定谋等。蒋在茶话会上讲了话，勉励大家帮助国家银行，发展经济，造福民生，国家统一后，工商业极待整理与兴办，请大家与政府合作等一派冠冕堂皇言语。最后对大家表示谢意，并摄影留念。
1930年周作民当选为南京政府参议院议员，并进入参议院主席团中。宁、沪相距咫尺，因而借开会之便有机会常去南京，与国民党政府接近，更开设金城银行南京分行，派王恩东为经理，吸收其父王章祜在两淮盐运使任上的大宗存款与南京政府机关及官僚政客的存款。
1932年黄郛主持华北政务委员会时，政学系张群经常衔命北来与黄郛洽商华北军政及对日妥协计划，于是周作民遂有机缘通过黄郛与张群密切交往。周特为张群在北平西城锦什坊街孟端胡同（罗鸿年旧宅）购置住宅，隆重招待。张嗜酒成癖，周亦有同好，常在北平前外煤市街丰泽园饭庄欢聚畅饮，在座的仅金城银行高级职员吴延清、王毅灵等人而已。吴延清并被周指定为张驻平期间的专司招待之人。据参与丰泽园盛会者言，张群曾于微醉时慨然叹曰：“我愿意每天到这个丰泽园来，而不愿意到那个丰泽园去（指中南海黄郛办公地址）。”从这两句言语中，既可看出周、张关系之深，又可看出当时中日外交的棘手。
1932年10月，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黄绍竑前往内蒙古百灵庙代表中央宣慰，往返经过北平，周作民亦出面招待，驻节于盂端胡同专用住宅中。黄系政学系，因此周与政学系关系是密切的。但周曾对其亲信云：“政学系没确组织、没有党纲，几个政治看法相同、时常过从的朋友，不具形式的集合，彼等是蒋介石军事、政治、经济的参谋，即所谓智囊者，如张岳军、黄膺白、杨畅卿、黄季宽、吴达铨、钱新之、张公权等人，热心政治、各显才能，得蒋信赖而已。我是做金融事业的人，只有与他们搞好关系，才能靠拢蒋介石。我对政治无野心，何必打进这个小圈子里边去。”这是周曾经表示过的。
1933年，蒋介石授意张群组织民间团体进行中日合作。张群即请周作民出面组织中日贸易协进会。周被推为理事长，理事有钱永铭、唐寿民、李铭、王晓籁等人，副理事长为日人儿玉为雄，并有日本经济界人士担任理事。同时日本方面亦组织日华贸易协进会，推周作民为副理事长。周于是年秋组织访日考察团，率领全体理事去日本访问，受到日本经济界、产业界人士的盛大欢迎。中国华北所产棉花，为日本纺织工业界垂涎已久，此次访日在商谈合作时，对棉花的输出和增产，成为商谈之主要部分，其次为煤、盐、铁矿砂等，所谓二白二黑者是也。其余合作内容，如组成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总社，为日本火柴制成品便利倾销，在分配国产火柴原料上，允许日商得以优先等，因而当时国产火柴商人对周颇有指责。
金城银行承销陇海铁路债券甚多，而至1934年该债券跌价甚惨。当汪兆铭出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时，顾孟余为铁道部部长，为了计划下台后准备政治资本，1934年7月以视察为名来北平，周作民当时亦在北平避暑，顾曾至北平西郊香山荚蓉坪周作民私人别墅中与周相晤，[3]顾孟余与周作民晤谈计划统一整理陇海铁路债券（英镑）办法，借新债整理旧债，按债券票面还本付息，嘱周以低于当时市场票面价格收购。这一计划，经周之手购得该债券全部的40%左右。整理时得到按票面偿还，官商勾结，获利甚巨。
1937年7月，抗战开始后，周即赴香港，以香港金城银行为其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基地，与内地张群、吴鼎昌、张嘉璈等联系频繁。据闻周此行负有与日本经济界人士商淡和平妥协的使命，周对沦陷区南京、北平两个伪组织的周旋活动，完全交由金城沪、平、津分行经理应付，因沪、平、津分行经理俱系留日学生，便于联系。上海总行经理吴蕴斋为了在业务上与南京伪政权合作，担任了上海商统会常务委员；天津分行经理王毅灵在敌伪时期，担任天津银行公会会长；北平分行经理杨济成担任北京银行公会会长，且与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友好，在该行筹设初期，即在事务上帮助汪筹备。天津租界被日寇封锁，杨曾出面请北平中、交两行经理劝说天津中、交两行经理，交出库存与存放账表，给日伪人员接收查封；后经重庆法国大使电饬天津法国总领事，派法国工部局法籍巡捕保护中、交两行，始未得逞。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日本投降前夕，曾暗中在北平、天津市面收购黄金，北平方面即由汪时璟委托杨济成，由北平金城银行襄理张篆如等代为购进；天津方面则由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天津的经理唐卜年，委托天津金城银行由副理夏采臣代为购进。
1941年12月8口，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当时周适在港，日军迫使周出来与汪伪合作，周未应允。1942年3月，周来北平小住，南京伪政权头子陈公博请周之亲戚来北平请其担任南京伪组织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周答以：“请公博原谅，他自己已入火坑，何必再拉好朋友下去呢？”
周由港返沪后，常与汪兆铭、陈公博、周佛海等晤面，也曾为了将南京的伪中央储备银行与北平的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合并及统一纸币发行等问题，与李思浩同去南京，向南京伪政府最高经济顾问日人石渡庄太郎联系。但因日本对南、北两个伪组织采取分而治之的做法，所以两银行合并未能实现。
周作民在香港期间，另一任务即为重庆朋友运用所存资金，套购外汇，购置外国股票，使其增值。张嘉璈因仕途不利，辞官远游海外，道经香港，兴致消沉，周曾致送张美金二万元做为旅费，以壮行色。张宦囊本甚丰沛，周作民此举，实乃锦上添花。张群资大半交周代为保管与运用，这对张说来，是个有增无减的保险箱。
1947年张群一度因癌症赴美就医治疗，周事先电其婿颜复生（颜惠庆长子，任国民党政府驻纽约总领事），为张筹备住所与洽定医院。张在美经检查后，仅有痛症嫌疑，不久返国。闻张此行，系负有蒋、美间洽商的重大使命，对外诡称赴美就医，系遁词耳！
2.周作民的遭遇
1925年5月某日夜间三时左右，奉军第三、第四方面军约一排人，越墙而入周作民北平西城绒线胡同西口住宅，径至卧室，促其随行，声言我们少帅（时张学良住北平）有要事查问，并翻查保险柜，挟周而去。周夫人何如珍因与熊希龄夫人朱其慧素有往还，而熊、周关系亦密，即往石驸马大街熊宅晤熊夫妇，详述经过，请其相助。一面更走告其姑表兄大陆银行谈荔荪，谈即约同盐业银行吴鼎昌于凌晨走访赵尔巽，对此事件同声愤慨，请次老（赵尔巽字次珊）主持正义，急电张作霖斥第三、第四方面军即将周释放，周如实有问题，查明后由法律解决。赵闻之亦愤慨，遂与熊希龄联名急电东北张作霖，说明利害，请其告第三、第四方面军释周。前赵尔巽在东三省总督任内，张作霖系绿林英雄，受赵的招抚成为正规军队，因此张对赵感恩甚深；而熊则曾任热河都统，与张亦曾旧识，因此请赵、熊斡旋。赵、熊随即又访晤张学良，张学良答以不知此事，谓恐系韩麟春部下所为，表示万分抱歉，允即查明请周回家。为了釜底抽薪起见，更请与奉系有关的陈国栋、杨毓殉四处奔走，当日下午三时周作民即由西安门大街旃坛寺返家。当天周被逮走的消息传出后，北平银行号一时空气顿形紧张；周被放出后，即晚由北平金城银行在前门外西车站京汉铁路食堂，宴请全市同业，周亦出席宴会，表示已经自由，以安定金融界及市面人心。
嗣后方知周被逮原因，为在奉直战争期间，奉军在战场上检得直系冯军每一士兵尸体衣服口袋中，皆怀有金城银行储蓄存折，奉军为了攫取冯军存款，曾向金城银行查询冯军存款数目，拟即提取，而金城银行存款规章规定有为存户保密的责任，由该行襄理王宾卿接待奉军军需人员，答以存户达数万户头，皆系姓名或堂名某记等开户，而且军方存款皆以某记开户，各方军需人员与我行交往甚多，实难查明见告。奉军军需人员不得圆满结果，愤愤而去，遂有捕周之举。
在营救周时，除赵尔巽、熊希龄向张作霖急电外，对张学良方面斡旋者为陈国栋、杨毓殉，据闻对释放周的条件是，答应奉军第三、第四方面军在金城银行无条件透支40万元。这是周被即时释放的最大力量。
1935年华北形势日趋恶化，冀东已有日伪组织，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人的威逼下，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主持，任委员长，周作民被任命为委员。周以长期在沪主持金城行务为借口，不能来北平就职，宋对其不与合作深为不满，适北平金城银行东城办事处因旧址狭小，在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西口外兴建新址大楼，建筑设计已被北平市政府工务局批准，进行施工。当工程将竣，预备安装最高层大钟的时候，宋为泄愤，不准装设。后经北平电报局局长何石杉（冯系的旧人，为周同乡）向宋疏通，仍被迫削减钟楼与最高一层楼房，始告结束。
日军占领香港，次日即将周作民与颜惠庆等集中软禁在皇后大饭店。经六十余日的威胁利诱，周以企业领导人身份应付日军，表示沉默，最后日本方面将周押回上海，指使汪伪组织拉他出来合作，但周并未正式出来参加汪伪组织。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周即飞往重庆与张群、钱永铭、吴鼎昌、张嘉璈等畅叙离衷。因其在抗战期间常住沦陷区，特来探询蒋介石对其责难程度，请诸人为其疏通缓颊，并将其过去在沪处境向上呈述。在重庆羁留近一个月，始与钱永铭同机返沪。原来蒋的特务在上海对周作民疯狂敲诈勒索，是年11月某日下午有特务四人乘车来其寓所，请其去研究在敌伪时期某项问题，周即知不妙，嘱家人为其准备卧具随车带去，并由其妻伴送。在汽车中周谓其妻曰：“我宁死不愿受辱。”其妻请人疏通营救，以黄金一万两为条件，当晚返家。闻此事系戴笠所为。司法机关对周准备起诉，周移往虹桥医院，对外称心脏病发，遵医嘱休养。后幸经张群向蒋介石请求手谕，司法机关对周予以不起诉处理，从旁又有黄金与外汇的力量，始化险为夷。
事后曾于1946年1月某晚，在上海江西路金城大楼设盛宴庆祝，出席者为张群、吴鼎昌、钱永铭、何廉，及行中经理人员。周振作精神，补充人事，整理业务，曾赴美考察，与美国银行企业家进一步联系和合作，以应付蒋、宋、孔、陈官僚资本之排挤，但终因周与美国历史较浅，攀援不上较多关系，仅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几个大城市逗留不足半年，怅然返国。
1948年国民党政府濒于崩溃前夕，蒋介石为夺取外汇，作逃亡之计，宣布发行金圆券，由蒋经国在沪函约周作民，施以恐吓、威胁，限期呈报其黄金外汇数目。上海各银行与工商企业早在前一时期均已呈报，此次函约呈报，系指暗账及个人财产而言，并通知在限期内不许离沪。此项难题，亦由张群全力斡旋而始沉寂。周对未来政局变化，怀疑观望，又怕蒋介石在逃亡前再出问题，难于应付，遂于1948年秋间，黯然离沪去港。
3.香港归来
1947年周作民在沪即与李济深有秘密往述，每次晤谈后，均认为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已到崩溃阶段，政权已临末日，李济深则对周阐释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统一战线的伟大政策和民族工商业者应具有的责任。周闻后，深受启发。
1948年周抵香港后，与李济深更多晤谈，所受影响与启发更大。1948年李济深北上来京，周与李仍有书信往还，由李相约，固定于1950年3月返回大陆。据云因周心肌梗塞症忽然加剧，在港进行治疗未能如约回大陆。在此期间，金城银行因受到解放前夕反动政府的压榨与掠夺，其业务基础已被摧残殆尽。上海提取存款紧张，业务难以进行，上海总行经理徐国懋北来向人民银行请求支援，政府维护私营企业，给以大力扶植。周作民深受感召，子1950年8月回来，投到人民政府怀抱中来。1951年9月，周提议北五行（金城、盐业、大陆、中南、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联合公私合营，获得批准，被推为董事长。在新的中国银行改组董事会时，复被选为董事。全国政协特邀周为特邀委员。周在回来后，目睹旧中国虽曾满目疮痍，而新中国经济整理短期即有伟大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实现，感奋异常。
1955年1月，周到上海视察行务，突于3月8日晨旧疾复发，遽尔逝世，终年73岁。
（写于1964年）
注释
[1]籍孝存：曾任金城银行北京分行办事处主任。
[2]指银行界巨头属于江浙两省人士而言，范围较广，没有什么组织与团体，乃一广泛的称谓，即所谓上海的“江浙帮”。周作民率领金城银行总经理处迁沪后，因其为江苏籍人，故亦视其为江浙财阀之一。
[3]周作民能在香山营建别墅，是与熊希龄在政治上结合有关。香山静宜园为前清皇室行宫，风景幽美，熊以办理慈幼教育，成立香山慈幼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