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说，多年来，我军的文艺事业一直是在党的正确指引下健康发展的。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指示，一脉相承地要求文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做革命大事业的武器、工具、齿轮和镙丝钉。就是说，革命的文艺必须服从服务于革命的大局，融入时代，融入事业。许多以张扬艺术个性为标榜的文学艺术家，在抗日历史潮流的风起云涌中，放弃了自己的“个性”，走进了革命的队伍，成为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文艺战士。丁玲、萧军、公木、刘白羽、杜鹏程……莫不如此。然而，当战争的硝烟散去，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之后，他们中的少数人对于一味地强调“配合中心工作”产生了怀疑。尽管，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的观点相当的温和，强调的无非是“配合”是需要的，只是不要过于“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而已。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蒙冤多年。
值得我们深思和玩味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改革开放初期被“平反解放”之后，没有依附于一度非常流行的自由化的观点而高举批判《讲话》的旗帜，仍然坚持以自己革命文艺战士的历史定位而自豪。更令人钦佩的是，他们不仅没有忘记初心，而且对文艺的融入革命事业，“配合中心”内涵的理解更加深刻和丰富了。对于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条件下的文学艺术道路，有了更多的历史沧桑感，多了几分“而今识了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愁”的厚重和深沉。这其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的家国情怀和政治信念。即便身处江湖之远，仍心系庙堂之上。他们视“融入”为使命，即使沦落到了“想融入也不让融入”的境地（如那些五六十年代的右派或准右派），宁可视之为宿命，也不会罢手停笔。许多往事，令人唏嘘，令人心酸，亦令人钦佩，令人尊敬。
为了避免误解和歧义，不再沿用“配合”而用“融入”的提法，显然是与时俱进的。军事文艺是作为一支队伍而存在的，其使命必须是服务、服从于党、国家和军队事业的大局，必须更好地“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这也是“融入”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融入的前提，是对时代精神有一个准确而透彻的理解和认知，尤其“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显然，在这个问题上相应的困惑是存在的：有沉湎于个人“一己悲欢、杯水风波”，导致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的；有把经济效益看得重于社会效益，心情浮躁，以完成任务式的被动心态描写中心工作和重大题材的；有把“融入”等同于“配合”，认识上有偏差，单纯追求所谓“艺术规律”借以逃避现实生活的；也有主观上积极“融入”，配合中心工作但创作水平不高、效果不甚理想的；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影响“融入”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困惑还是“市场”。对此，评论家南帆有一段很精彩的分析：“自从市场赢得了理论的肯定之后，世俗气氛的到来是迟早的事情。文化领域不可能置身世外。当下的文化领域，就弥漫着浓烈的世俗气息。各种类型的娱乐节目纷纷成为大众传媒的座上宾。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畅销书，火爆的动作与惊险、悬疑、艳情、明星八卦共同组成了招徕观众的要素。这一切显然植根于市场的需求。市场决定艺术家的报酬、声望和身价，没有人敢蔑视销量制定的新型文化秩序。哪一个艺术家可以不食人间烟火？这种实利主义始终是世俗气氛的一部分。文学的深刻正在演变为一种招人嫌弃的品质，严肃的经典已经留在昨天。”（《人民日报》2013年12月3日第14版）
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艺术消费主义倾向，如果不是政府财政的投资，无论创作个体、还是文化经济实体，积极主动地选择可能挣不着什么钱的主流题材特别是重大题材的创作，既需要高明的远见、强大的定力，更需要敢于承受风险的市场预测力和强大的资金支持。因为，若干年前那种不计成本、不讲效益、意识形态至上的创作行动在今天已经极为罕见，更多的作品既要通过市场来生产，还要经受市场的检验。娱乐化的文艺，并非没有一点“融入时代”的功能，但我们所指，是那种直接以“主流题材”“融入”的严肃作品。此类作品虽然有时不能直接地改造社会或者创造多少经济的效益，但它却可以展现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导向，改造和影响人们的心灵，而有精神追求的人反过来又可以改造社会，创造经济效益。现实中多少利益的纠葛都在搅动着人们的心灵，而恰恰是文学艺术可以给人们一些灵魂的安宁和平静。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军事文艺的作用显然主要的是通过潜移默化的审美手段来影响和浸润读者、观众的精神世界，进而充实人们的心灵生活，陶冶情操，提升境界。经济的效益并非无关紧要，但至少不是第一位的。
张西南的《追赶兵车：军事文艺的使命与光荣》（《文艺报》2013年11月29日第6版）一文，就军事文艺的光荣传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新形势下的任务、职责使命、为强军目标服务的艺术性、变革模式与创新手段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特别强调了军事文艺创作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应该说很有针对性。要使我们的军事文艺在国家和军队新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好“融入和引领”的作用，能够影响甚至“赢得”文化的“市场”，既不能一味迎合，也不能故步自封，必须闯出一条具有鲜明军事特色的创新之路。解决包括公式化概念化在内的创作问题之前提，是对当前时代的理解和认识。这个理解和认识如果是准确的、深刻的、丰富的，那么解决创作上的许多问题，特别是核心在于简单化的公式化概念化弊端，就有了坚实的理性基础。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军事文艺工作者必须全身心地“融入”当前的时代和生活，用生动的感性支持清醒的理性认知。在网络手段高度发达的今天，我没有再用“深入生活”这样的表述，正是为了防止受到简单化的理解甚至误读。
思想的融入。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实践的自觉来源于理论的清醒。思想的融入首先是理论的信服。军事文艺融入当前的军队变革的伟大实践，首先是对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准确把握和认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创新发展军事理论，加强军事战略指导，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这段话信息量非常之大，需要我们所有军事文艺工作者认真思考和理解。否则，无法去正确地“融入和引领”。
感情的融入。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学习如此，创作更是如此。对于日新月异的军事变革新生活，我们必须满怀激情地去热爱它拥抱它，才能产生创作的激情和源源不断的艺术灵感。对我们这支拥有近90年光荣历史的人民军队来说，它所创造积累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传统是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所有军事文艺工作者安身立命之所和事业激情的源泉，我们没有理由不以赤诚之心热爱和呵护。文艺对人的影响最终靠的是作品，作品里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激情。事业不需要简单化的概念化公式化的“融入”，而需要深刻而独到的人生体验和独一无二的艺术表达。军队正面临深刻的变革，巨大的变化很可能不期而至。为了实现军队打赢未来战争的远大目标，即便对某些个人是一种痛苦和牺牲，我们也要承受它、体验它、描写它、讴歌它，义不容辞，义无反顾。
生活的融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一线的军队创作骨干对于今天的部队生活可能会渐渐生疏，欲产生新的有活力的作品，必须不断补充新的生活：嫦娥奔月，亚丁湾护航，维和行动，跨国演习，特种兵建设，信息化装备，新一代武器，新型战机，航空母舰……新事物层出不穷，即便是传统的生活领域，比如边防海防，医疗卫生，编制体制……也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拓展世界的视野，全身心深深地“融入”现时的军队新生活比什么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军队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无论写不写军人和军队，我认为并非特别重要，重要的是真正地融入今天这个全新的时代和更加复杂而又丰富的真实的军队和社会生活，并深刻地洞察今天部队官兵及各阶层人们价值观的复杂变化和纠结，他们物质生活中的喜怒和哀乐，精神追求上的痛苦和欢乐。莫言说过：“文学的重要功能不仅仅是描写创伤，而且能够疗伤。”如果没有对生活的熟悉和透彻的了解，既无法准确地写出“创伤”，“疗伤”更是无从谈起。我们的理想和目标，无疑是写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去提振民族的精神，去影响更多的人同心同德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这是军事文艺的神圣使命，让我们为此而不懈努力！
2013年12月16日初稿
2017年2月20日再改于京华
用壮美的人生讴歌伟大革命事业
——浅论刘白羽的文学之路
黄国柱 林凌
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历史是想象力挥洒的舞台；对于一个记者来说，历史是用笔忠实记录的书卷；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历史是用双脚来丈量，用理想、信念和心灵来耕种的黄土地。然而，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说，拥有同时作为文学家、记者、革命者的刘白羽无疑是它的幸运。走过一个世纪，刘白羽以等身的小说、散文和新闻报道，叙述着时代的风云流转，执着地、忠实地、不知疲倦地以壮美的旋律歌颂着他所投身其中的伟大革命事业，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读者，成为值得珍视的革命军事文学遗产。同时，他在党的教育下，不断自我反思，把个人的事业融入党的事业之中，其灵魂的震动与洗礼、挣扎与净化的历程，对当今的军事新闻和部队文艺工作者，都有很强的启示和教育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刘白羽是永恒的。
文学生命从这里开始——从文学青年到党员作家
1936年，20岁的刘白羽将他个人坎坷的生活经历与对中国艰难时局的慨叹糅为一体，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冰天》。小说描写一个叫王强的大兵，坐在一辆装满地图的大车上摇摇晃晃地向西北开拔，离家越来越远。听着单调、沉闷的车轮声，他想家，想母亲。家里是伯父当家，“他是绅士，祖宗遗留下的田地全让他一手吞没了。妈病了，没有一点钱买点丸药吃……”最后，大兵在暴风雪中冻死。从刘白羽的全部文学创作看，这篇小说称不上是重要的作品，与其后来的《无敌三勇士》《政治委员》《火光在前》和《长江三日》等作品相比较，这篇小说无论是立意的高度，还是艺术技巧，都是幼稚而粗糙的。但是，作为作家文学创作的起点，我们必须注意到，小说已经显示了作家朴素的阶级情怀和向善的文学理念追求。
刘白羽晚年回忆说：“尽管我在1938年成为共产党的一员，但我其实还只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从剥削阶级向劳动阶级的过渡，是十分艰巨的。”[1]他这里所说的爱国主义是一个比较广泛而复杂的概念，比如，追求光明、进步，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诅咒国民党政府腐败等等。从文学创作角度看，刘白羽的爱国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人道主义观念上。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许多作家都经历了从人道主义者向阶级论者和共产主义战士过渡的历程，如鲁迅、郭沫若、丁玲等。总起来看，这批作家的转变都是主观上追求理想进步与某种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表现形式有两种：其一，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著实现思想飞跃，如鲁迅先生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中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郭沫若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等，对他们完成思想转变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其二，通过亲身经历解放区的生活和斗争，逐渐离开人道主义立场，转变为一个自觉的党的作家，如丁玲、何其芳等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以后，思想发生彻底转变，刘白羽也正是在解放区的艳阳天里确立了自己一生的政治立场和文学方向。
刘白羽曾经说：“我的文学生命是从这里开始的。”[2]在他看来，文学生命是指把文学事业当作党的事业。刘白羽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但也仅仅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而已，只有来到解放区投身实际革命工作以后，他的创作才出现蜕变。从此，中国新文学史多了一个有风格、有作为的革命军事作家，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一般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