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开到了天通苑公寓楼下，已经是夜里12点多了。我们下了车，准备上楼。佟佳说要去扔手上的矿泉水瓶子。他走向垃圾箱，看见地上乱扔了几个瓶子和废纸，就去一个个地捡起扔进垃圾箱。他走回来，愤愤地说，“你看，这些人也太不懂得环保了，总是乱扔垃圾。太不像话了。”
他站在单元门外不肯上楼了，好像又激动了起来。
“我就守在这，看看到底是谁扔的。”他狠狠地说。
我和子健对视了一下，都傻眼了。现在已经快凌晨1点了，院子里已经空无一人，他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们能放心他在这等吗？可是，不放心，我们能陪他在这里站一夜吗？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和子健已经陪他在外面跑了一天，实在有些累了，陪了他一会，我们只好上楼了。
过了一会，他的烟瘾犯了，楼下的小卖部都关门了，只好上楼来了。他拿着烟又准备往外走，子健挡在了门口。
“我得到外面去抽烟啊！”佟佳嚷道。
“你就在家抽吧，我们不怕熏。”子健说。
佟佳无奈，只好站在公寓内的阳台上抽起了烟。抽完烟，佟佳显得平静些了。我们好劝歹劝让他服下了药，又让他服下了两颗安定。最后，总算是把他弄上了床。我和子健这才松了口气。
看着佟佳的状况，不像是睡一两天觉就能解决问题的，我和子健都觉得这样不行，准备第二天再带他到北医六院去看看。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北医六院，给佟佳挂了一个专家号。我们等了3个多小时才见到了医生。按佟佳的要求，他要先跟医生谈，好像怕我们说他什么坏话似的。我们就让他先进去了。大约谈了10分钟，他就出来了。医生把我叫进去了。医生看起来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男人，脸上有一种资深学者或专家特有的气质。他看不出有任何的老态，眼神中还有些锐气，说话果断。他的身边还坐着一个30岁左右的女医生，也许是实习或进修的医生。一看见我进来，医生就说，“什么啊！我一句没听懂他说什么。”
我一听医生说这话就知道医生已经看到了佟佳的问题。我把佟佳这几天出现的异常表现向医生简短地说了一下。
“他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医生接着问。
我迟疑了一下，本不想扯太多，可不讲病史医生怎么能诊断病因呢？
“嗯……以前在美国，他也出现过奇怪的失眠症，10多天都不能睡觉，情绪很亢奋。医生的诊断是dipolar(情绪双相症)。”我说。
“哦！他有双相症。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医生问。
“大概十来岁的时候。”
“那时间不短了。”
“唉，是啊，十来年了。”我叹了口气说，“不过，以前只是睡不着觉，从来没有这样过。我们都吓死了。这到底是什么病啊？”
随后，子健也被叫进去谈了一阵。
最后，医生给出的诊断与前天安定医院医生的诊断差不多，认为佟佳现在有精神分裂症。我听了心里又一沉，顿时觉得心里难受极了，一直以前没有跨过去的底线现在终于还是不得不跨过去了。以前佟佳有点精神异常时，我们，包括医生，都认为可能是睡不着觉，或者不能控制情绪所至，从来都没有认为是精神分裂。真有精神分裂吗？可为什么呢？什么原因呢？我始终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可安定医院开的治精神分裂的药吃了也不起作用啊。”我说。
“他开的什么药？”医生问。
“我忘了带病历来。嗯……”我在脑子里搜索着，“哦，好像是‘奥氮平’吧。”我说。
“大概是吧。这是美国进口的新药，现在大多都采用。”医生说。
“第一天吃一颗，第二天吃两颗，第三天早晚各吃两颗，这样加上来的。”我想了想，补充说。
“这样吧，我还是开同样的药。这是一种较新的治疗精神分裂的药。但是，我准备先用大剂量，然后再往下减。让大的剂量先冲冲看效果怎样。”医生说。
按佟佳现在的状况，我们觉得他确实有病，至于什么原因引起的先不去说，现在的首要问题是把症状压下去。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一切听医生的吧。我们希望佟佳能住院治疗，在家里我们越来越无法控制他了。他现在已经是25岁的大小伙了，身材又高大。他要想做什么，我们的确是很难阻挡了。他如果成天在外面跑，出了事怎么办？
“能不能让他住院治疗几天？”我问。
“我可以给你开住院，但能不能住进去就不好说了，可能要等有空床位。”医生说，随即开了一张住院单。
“这个病看来是急性发作的，最好能及时治疗。能不能给帮个忙，让他今天就能住进来。”我带着央求的口吻对医生说。
“这个不是我能决定的。你要去住院部问问。”医生回答说。
我们只好拿着单子出来了。到了住院部一问才知道，在我们前面有很多人在等空位。住院部管登记的老头拿出一大沓医生开的住院单给我看。
“他们都在等着住院哪。”他说。
一看这种情况，我们心都凉了。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去啊？黄花菜都凉了。如果病急的话早被耽误了。另外，佟佳这种极度亢奋、无休无眠的状况，我们也控制不住啊！可是，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无奈地回去了。
到了公寓楼下，上楼之前佟佳要抽烟，我也只好在旁边陪着他。他在院子内找了一个较阴凉的地方在地上坐了下来。我也在旁边蹲了下来。他抽了两口烟后，眼泪就从眼眶里流了出来。看到他的眼泪，我有些吃惊，不知道他为什么。
“妈，我不想这样。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他说着，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我看着很心痛，一边抚摸着他的肩膀，一边安慰他。
“我知道，我知道”，我想尽力宽慰他。
他大概现在有点清醒，知道自己在犯病，有很多异常举动，可又感觉没有办法，无可奈何。
我在旁边仔细地端详他的脸。我发现在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很微妙的变化，这我在下飞机看到他的第一眼就感觉到了。跟以前正常时相比，他的前额两眉之间的距离好像无形中变宽了，也就是脑门楣心，中国人称印堂的部位，显得比较凸显，感觉像有块什么东西挡在那里，或者说堵在那里，让他的神智与外界仿佛隔了一层。那块无形的东西给人的感觉是木讷、无情和空洞。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最近眼神不集中、有些呆滞的缘故呢，还是真的发这种病造成的。这种感觉不只我一人有，佟佳的拳术老师也发现了。他看见我时说，“佟佳现在看起来脑门这一块有点空空的、白白的感觉”。
过了一会，佟佳站了起来，又像没事人一样向前走去。我赶紧追了上去，问他去哪。他说要去走走。他一边走，一边得意地说，“你看，这里的人都怕我，他们知道我会通背拳，嘿嘿……”
听着他发出的有些机械和生硬、又有些不自然的笑声，我心里觉得很可怕。他几分钟前还在掉泪，现在竟然就能笑。我心里有种不祥的感觉，我现在不得不承认他是真的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已经不像以前仅仅是睡不着觉那么简单了。这可怜的孩子，他的生活刚好了几年，刚正常了几年，就又被打翻在地，又被抛进了深渊。
我现在还不太清楚到底是由于这么多年来多少次“无眠症”的刺激已经从量变达到了质变，成了现在的精神分裂呢，还是刺激的方式或部位发生了改变，导致了精神分裂？我想，如果精神分裂是脑神经紊乱造成的话，那在某种外力的刺激作用下是否也能使脑神经紊乱呢？是否也会有同样的行为和外形特征呢？没有答案。
吃完晚饭，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佟佳好像条件反射一样，又要出去了。我们拼命劝他不要出去了，等一会吃了药就上床睡觉。
“你们别管我。我就出去走走。”他极不耐烦地说。
他好像一刻也停不下来，在屋里走来走去。他急不可耐地要想出去，他的那个床好像连碰都怕碰一下。每天到了这个时候，晚上8、9点钟，好像就是他的亢奋点，亢奋高潮就来了，怎么按都不能把他按下来。这次子健挡在门口也不行了，他上去拉子健，想把子健拉开。
“你要再碰我，我就打110叫警察了！”子健说。
“你叫啊！叫啊！”佟佳也嚷道，但手停了下来。
他退到沙发上坐了下来。不到10分钟，他又站了起来，走到门口，靠近子健。
“你怎么不叫啊？你怎么不叫啊？”佟佳嚷道。
俩人脸对脸，眼睛对眼睛，这么相互对峙着。佟佳现在已是25岁的成年人了，而且一米八五的个子，身材矫健。我们两个50多岁的人哪里是他的对手啊。
子健见真有点控制不住他了，再这样下去就真要打起来了，就拨了110。我们不敢晚上再放他出去。他恨不得在外面折腾一夜，万一伤了他自己或伤了别人该怎么办啊？
110拨出去后，有一男人的声音接听了电话。
“有什么事要报？”他问。
“我与我儿子发生了冲突，请你们过来一趟行吗？”子健回答说。
“是家庭暴力吗？”
“暂时还没有，请过来解决一下吧。”
子健随后又把住址告诉了对方。佟佳一听真打了110，也稍许缓下来了一点。不一会，小区的警察就来敲门了。子健打开了门，有三个穿制服的男人站在门口。我们想请他们进屋，他们坚持站在门口说事，我们也就不好强求。我们就都出来站在了走道里。子健把这几天佟佳的情况说了一下，说他这几天脑子有些乱，晚上睡不着觉要往外跑，我们怕他出去惹事不许他出去，结果就与他发生了冲突。听完后，其中一个警察把佟佳叫了出来。佟佳显得比刚才老实些了。
“为什么不肯吃药，要跑出去？”警察问。
“我就出去走走，他们老限制我。”佟佳说。
“现在已经是该睡觉的时候了，不要再出去了，把药吃了。”警察劝道。
我赶紧趁警察在，把神经类的三颗药以及睡眠类的两颗药都拿到了佟佳的面前。他看了看，也没拒绝，乖乖地吞了下去。药吃下去后，警察也不可能守在这里，他们就走了。我们想，等一会药劲上来了佟佳就能躺到床上去了。结果，警察前脚走，趁门开着，他后脚就下楼了。子健追了下去也没找着。
“你还不下去再找找，他吃了药一会别倒在什么地方了。”我着急地说。
“哎呀！我可管不了啦！”子健说着，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一脸颓丧的神情。
不管了，我们今晚能在床上安心睡觉吗？我只好穿上外套又出去找。我在楼下转了一圈，没看见他人。我又走到小区大门口，去看了看那些餐馆和咖啡厅，他们都在打烊了。已经是凌晨一点了，佟佳不可能在里面。我只好转身往回走。
快走到公寓楼门口时，我远远看见佟佳摇摇晃晃地从楼的另一端向楼门口走去。他手里拿着一个不知从哪里买来的烙饼，像喝醉了酒似的身体前后在晃。我见他晃得差点摔倒，赶紧上去扶住他。我们俩摇摇晃晃地上了楼，佟佳费了很大的劲才从他裤兜里拿出钥匙。他已经完全失去了重心平衡，身体在前后左右摇摆得很厉害。我在旁边扶着他都跟着在摇晃。
我扶着他摇晃着进了屋。他扔下了咬了两口的饼子，往自己房间走去。我这时才看见了他背上的泥土，不知是摔在了地上还是撑不住躺在了地上。我把他扶上了床，擦干净他背上的泥土，帮他脱掉了长裤，盖上了一条被单。当从他房间走出来时，我已经累得趴在了床上，再也不能动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起来时已经是上午8、9点钟了。见佟佳还没醒，我们都蹑手蹑脚地走路，生怕把他吵醒了。每人心里都在希望他能结结实实地睡上一觉，醒来时就恢复常态了，像以前一样。
快中午时，佟佳醒了。还在睡眼惺忪，眼睛都还没完全睁开，他就准备又要出去了。他那样子就像中了魔似的，拼命要往外走，好像外面有一股强大的磁场在强烈地吸引着他，只要一有知觉，他就要往外走。我心里觉得奇怪，外面有什么呢？他在外面干什么呢？我有时也跟着下去观察了一下。我发现他在下面也没有真做什么，只是不断地在走动，看着来往的行人，找机会去跟过往的陌生人说上几句。看着就好像他体内有一股无名的能量要往外喷发和散发，只有靠着这种不停地走动，不停地絮叨才能把这种能量发泄出去。
“你出去干吗？”我有时问他。
“我在工作。我得找各种不同的人交谈，了解他们的想法。你不知道就别管了。”他显得有些自信地说。
工作？什么工作？为谁工作？我觉得莫名其妙。不过，这倒听起来有些耳熟，让我想起了曾经灌入我耳中的那些特殊的“信息”。这里的工作意味着什么呢？充当替身？充当实验品？
吃了中饭，佟佳又说要去学校。
“你去学校干吗？都放假了，同学都回家了。”我说。
“还有同学没走。我要去找Kelvin(凯文)，我跟他约了今天下午见面。”佟佳回答说。
凯文是一个新西兰来留学的华裔学生，父母都是20世纪80年代从中国大陆去新西兰的华人。据说，他父母在新西兰开了一家能源公司，做得很成功。他们好像现在与中国的能源部还有合作项目。凯文跟佟佳很谈得来，大概觉得彼此背景比较相似吧，都是海外长大的华人。他们很快就成了朋友。
佟佳在自己屋里找了半天，把他的护照找了出来，放进了他的包里。我见他拿着护照，真担心他糊里糊涂地弄丢了。
“你带着护照干吗？万一弄丢了多麻烦。还是放在家吧。”我劝他说。
“不，我得带着，这是我的身份证啊。”佟佳坚持说。
“那你小心点，别弄丢了。”我看劝不住，只好这样说。
我们劝佟佳现在不要去找凯文，等过一段再去。他哪里肯听，一定要去不可。他现在要干什么我们怎么拦得住呢？我们又不放心他懵懵懂懂地出什么事，还好现在是白天，我们只好开着车陪他一起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