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人的食粮以稻米为主。“八·一三”后，米粮的问题，一天天的严重起来。其初，海运还通，西贡米，暹罗米还不断的运来。所以，江南的米粮虽大部分已为敌军所控制，所征用，而人民们多半改食洋米，也还勉强可以敷衍下去。其时米价大约二十元左右一担。但平民们已有亟亟不可终日之势。“工部局”开始发售平价米。平民们天一亮便等候在米店的门口，排了队，在“轧”米。除了排队上火车之外，这“轧”米的行列，可以说是最“长”，最齐整的了。穿制服的人，“轧”米有优先权。他们可以后到而先购，毋须排队。平民们都有些侧目而视，敢怒而不敢言。
有些维持“秩序”的人，拿粉笔在每个排队的人的衣服上写上了号码。其初是男女混杂的，后来，分成了男女两队。每一家米店门前，每一队的号码有编到一千几百号的。有的小贩子，“轧”到了米，再去转卖。一天可以“轧”到好几次米，便集起来到里弄里去叫卖。以此为生的人很不少。
后来，主持平卖的人觉得这方法不好，流弊太多，小贩子可以得到米，而正当的米的人却反而挤不上去，便变更了方法，不写号码，而将每一个购过米的人的手指上，染了一种不易褪色的紫墨水。这一天，已染了紫色的人便不得再购第二次米。
但这方法也行了不久。“工部局”所储的米，根本不能维持得很久。洋米的来源也渐渐的困难起来。米价飞跃到八十余元一担。
“轧”米的队伍更长了。常常的排到了一两条街。有的实在支持不住了，便坐在地上。有的带了干粮来吃。小贩们也常在旁边叫卖着大饼、油条一类的充饥物。开头，“轧”米的人，以贫苦者为多，以后，渐有衣衫齐整的人加入。他们的表情，焦急、不耐、忍辱、等候、麻木、激动，无所不有，但都充分的表示着无可奈何的忍受。为了太挤了，有的被挤得气都喘不过来。为了要“活”，从“轧”米到“踏”米什么痛苦都得忍受下去。有执鞭子或竹棒的人在旁，稍一不慎，或硬“轧”进队伍去，便被打了出去。有的，在说明理由，有的，只好忍气吞声而去。强有力的人，有时中途插了进去，后边的人便大嚷起来，制止着；秩序顿时乱了起来。为了一升米，或两升米，为了一天的粮食，他们不能不忍受了一切从未经过的“忍耐”、“等候”与“侮辱”。
米价更涨了。一升米的平售价值，也一天天的不同起来。然而较之黑市价格还是便宜得多，所以“轧”米的行列，更加多，更加长。
有办法的人会向米店里一担两担的买。然已不能明目张胆的运送着了。在黑夜里，从米店的后门，运出了不少的米。但也有纠纷，时有被群众阻止住了，不许运出。
最大的问题是“食”，是米粮。无办法的人求能一天天的“轧”得一升半升的米，已为满足；有办法的人储藏了十担百担的米，便可安坐无忧。平民们食着百元一担，或十元一升的米时，有办法的人所食的还是八元十元一担的米。
有许多“轧”米的悲惨的故事在流传着。因为“轧”不到米，全家挨饿了几天，不得不悬梁自尽的有之。因为“轧”米而家里无人照料，失了窃，或走失了儿女的有之。因为“轧”米而不能去教书，或办事，结果是失了业的，也有之。携男带女的去“轧”米，结果还是空手而回。将旧衣服去当了钱，去“轧”米，结果，那仅有的养命的钱，却在排队拥挤中为扒手所窃去。
大多数的人家，米缸都是空的，米是放在钵里，罐里或瓶里，却不会放在缸里的。数米为饭的时候已经到了。有的人在计数着，一合米到底有几粒。他们用各种方法来延长“米”的食用的次数。有的搀合了各种的豆类，蚕豆、红豆、绿豆、黄豆，有的与山薯或土豆合煮。吃“饭”的人一天天的少了。能够吃粥的，粥上浮有多半的米粒的，已是少数的人家了。
如果有画家把这一时期的“轧米图”绘了出来，准比《流民图》还要动人，还要凄惨。那一张张不同的憔悴的面容，正象征着经历了许多年代的痛苦与屈辱的中国人民们的整个生活的面容。
到了后来，“工部局”的储粮空了，同时，敌人们的压力也更大，更甚了，便借着实行“配给制度”的诱惑力，开始调查户口，编制“保甲”；百数十年来向来乱丝无绪的“租界”的户口，竟被他们整理得有条有理。
所谓“配给制度”，便是按着户口，发给“配给证”，凭证可以购买白米及其他杂粮和日用品。开头，倒还有些白米配给出来。渐渐的米的“质”“江河日下”了；渐渐的米的“量”也一天天的少下去了；渐渐的用杂粮来代替一部分的白米了。米的“质”变成了“糠”多“米”少，变成了泥沙多，米质有臭味，不能入口，变成了空谷多于米粒。这些，都是日本人所不能入口，所不欲入口的，所以很慷慨的分了一部分出来。至于我们所生产的香糯的白米呢，那是敌人们的军粮，老百姓们是没有份吃到的。
有几个汉奸，勾结了管理军粮的敌人们，窃出了若干白米或军粮，在黑市上卖了出来。上海人总有半年以上，能够在黑市上买得到真正的白米或杜米，那不能不归功于那些汉奸们的作弊之功——从老虎嘴里偷下了一小部分的肥肉出来。后来这事被他们发现了，两个汉奸，侯大椿和胡政，便被他们枪决。从此以后，白米或杜米，在市面上便更少见到了。“一二·八”珍珠港事变以后，海运完全断绝了，连日本本土的白米也要“江南”地方来供给，白米的来源，便更加艰难，稀少起来。
上海区的人民们，如果有力量，不愿吃杂粮或少吃杂粮的，只好求之于少数的米贩子，那便是所谓“踏”米的人们。“踏”米的人，不过是一个代表的名辞，指的便是那批用自行车偷偷的从敌人的封锁线上，载运了少数米粮过来的人，他们都是年轻力壮的汉子，冒着生命的危险，做着这种黑市交易，其他妇孺们和老年的人们也常常带了些米粮来卖。身上穿了特制的“背身”，“背身”前后面都有的，其中便储藏着白米，很机警的偷过了敌人的“检问所”——其实，还是用金钱来买“过”的居多。他们常常的发生“麻烦”；最轻的处罚是将食米充公。封锁线的边缘上常见有许多的“没收”的白米堆积着。有的是“没收”后还被“打”被“罚跪”。遇到敌人们不高兴的时候，便用刺刀来戳毙他们。如此遭害的人很不少。友人程及君曾绘了一幅《踏米图》，那幅图是活生生的一幅表现得很真切的凄惨的水彩画，是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的烙印。
为了食米的输入一天天的艰难起来，敌人们的搜刮，一天天的加强加多起来，米价便发狂的飞涨着。从伪币一千元两千元一担，到四千元，八千元一担。后来便是一万元，五万元的狂跳着。最后，竟狂跳到一百万元左右一担；最高峰曾经到过二百万一担的关口。平民们简直没有吃到“白米”的福气。连所谓“二号米”，“三号米”也难得到口。许多人都被迫改食杂粮，从面粉到蚕豆、山薯，只要是能够充饥的东西，没有不被一般人搜寻着。饭店里也奉命不许出卖白米饭；有的改用面食；有的改用所谓“麦饭”。白米成了最奢侈的、最珍贵的东西。“配给制度”也在无形中停顿了。——从半个月配给一次，到一个月两个月配给一次，直到了“无形停顿”为止。
食粮缺乏的威胁，不仅使一般平民们感受到，即有力食用白米者们也都感受到了。肉和鱼和蔬菜还有得见到，白米却都到了敌人们的“仓库”里去了。前些时，听说烟台的人请客，食米要自己随身带去。江南产米区的人们，这时也有同样的情形。历史上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皇帝，遇到荒年，饥民遍野，他提议说，“何不吃肉糜？”这时，倒的确有这样的“事实”了。吃肉糜易，吃白米饭却难。
假如胜利不在八月里到来的话，在冬天，饿死的人一定要成坑成谷的。然而江南产米区并不是没有米。米都被堆藏在敌人的仓库里，一包包，一袋袋堆积如山，任其红腐下去。他们还将米煮成了“饭”，做成了罐头，一罐罐的堆积着，以备第二年，第三年的军粮。
什么都被掠夺，但食粮却是他们主要的掠夺的目的物。我常经过几个大厦，那里面的住户都已被赶了出去，无数的卡车，堆载着白米，往这些大厦里搬运进去。雪白香糯的米粒，漏得满地，这不是白米！然而沦陷区的人民们是分润不到一粒的！德国人对占领地的许多欧洲人说，“德国人是不会饿死的；你们不种田，不生产，饿死的是你们；最后饿死的才是德国人。”这话好不可怕！日本人虽然没有公开的说这句话，然而他们实实在在是这样做着的。
假如天不亮，我们是要首先饿死了的！
好不可怕的一场噩梦！秋夜吟
幸亏找到了小石。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热，整个夏天我以面包和凉开水作为午餐；等太阳下去，才就从那蛰居小楼的蒸烤中溜出来，嘘一口气，兜着圈子，走冷僻的路到他家里，用我们的话，“吃一顿正式的饭”。
小石是一个顽皮的学生，在教室里发问最多，先生们一不小心，就要受窘。但这次在忧患中遇见，他却变得那么沉默寡言了。既不问我为什么不到内地去，也不问我在上海有什么任务，当然不问我为什么不住在庙弄，绝对不问我如今住在什么地方。
我突然的找到他了，突然每晚到他家里吃饭了，然而这仿佛是平常不过的事，早已如此，一点不突然。料理饮食的也是小石一位朋友的老太太，我们共同享用着正正式式的刚煮好的饭，还有汤，——那位老太太在午间从不为自己弄汤菜，那是太奢侈了。——在那里，我有一种安全的感觉。直到有一次我在这“晚宴”上偶然缺席，第二天去时看到他们的脸上是怎样从焦虑中得到解放，才知道他们是如何理解我的不安全。那位老太太手里提着铲刀，迎着我说：“哎呀，郑先生，您下次不来吃饭最好打电话来关照一声啊，我们还当您怎么了呢。”
然而小石连这个也不说。
于是只好轮到我找一点话，在吃过晚饭之后，什么版画，元曲，变文，老庄哲学，都拿来乱谈一顿，自己听听很象是在上文学史之类，有点可笑。
于是我们就去遛马路。
有时同着二房东的胖女孩，有时拉着后楼的小姐L，大家心里舒舒坦坦的出去“走风凉”，小石是喜欢魏晋风的，就名之谓“行散”。
遛着遛着也成为日课，一直到光脚踏屐的清脆叩声渐渐冷落下来，后门口乘风凉的人们都缩进屋里去了，我们行散的兴致依然不减。
秋天的黄昏比夏天的更好，暮霭象轻纱似的一层一层笼罩上来，迷迷糊糊的雾气被凉风吹散。
秋夜吟夜了，反觉得亮了些，天蓝的清清净净，撑得高高的，嵌出晶莹皎洁的月亮，真是濯心涤神，非但忘却追捕，躲避，恐怖，愤怒，直要把思维上腾到国家世界以外去。
我们一边走着，一边谈性灵，谈人类的命运，争辩月之美是圆时还是缺时，是微云轻抹还是万里无垠。……
小石的住所朝南再朝南。是徐家汇路，临着一条河，河南大都是空地和田，没有房子遮着，天空更畅得开，我们从打浦桥顺着河沿往下走往下走，把一道土堆算城墙，又一幢黑的房屋算童话里的堡垒，听听河水是不是在流。
走得微倦，便靠在河边一株横倒的树干上，大家都不谈话。
可是一阵风吹过来了，夹着河水污浊的气味，薰得我们站起来。这条河在白天原是不可向迩的。“夜只是遮盖，现实到底是现实，不能化朽腐为神奇！”小石叹了口气。
觉着有点凉，我随手取起了放在树干上的外衣，想穿。“嗄！”L叫了起来：“有毛毛虫，”外衣上附着两只毛虫呢，连忙抖拍了下去。大家一阵忙，皮肤起着栗，好象有虫在爬。
“不要神经过敏了，听，叫哥哥在叫呢。”
“不，那是纺织娘。”
“那里，那一定是铜管娘。”
“什么铜管娘，昆虫学里没有的名字。”
其实谁也没有研究过昆虫学。热心的争论起来了，把毛毛虫的不快就此抖掉。
“听，那边更多呢，”“那边更多呢。”
一路倾听过去，忽然有一个孩子的声音叫：
“在这里了。”
那是一个穿了睡衣裤的小孩，手里执着小竹笼，一条辫子梢上还系着红线，一条辫子已经散了，大概是睡了听见叫哥哥叫的热闹又爬起来的。
“你不要动，等我捉，”铁丝网那边的丛莽中有一个男人在捉，看样子很是外行，拿了盒火柴，一根根划着。
秋虫的声音到处都是，可是去捉呢，又象在这里，又象在那里，孩子怕铁丝网剌他，又急着捉不到，直叫。
小石也钻进丛莽里去了。
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经过，也停下来，放好了车，取下了车上的电石灯，也加入去捉了。
这人可是个惯家，捉了一会，他说，“不行，这样，你拿着灯，我们来捉，”原来的男人很听话的赶快把灯接过来，很合拍的照亮着。
果然，不一会，骑自行车的人就捉到了一只，大家钻出来，孩子喜欢得直跳。
骑自行车的人大大的手里夹着叫哥哥，因为感觉到大家欣赏他的成功而害羞，怯怯的说道：“给谁呢？给谁呢？”
原来在捉的男人就推给小石说：“先给他吧，他不会捉的。”孩子也说：“给你吧，我们还好再捉。”
小石被这亲热的退让和赠予弄得不好意思起来，连忙走开去，说：“那里，那里，我原不想要，我是帮你们捉的，”想想自己又不会捉，又改说：“我不过凑凑热闹。”
我们也说：“小妹妹别客气了，把它放在笼子里吧，看跳掉了。”
那个孩子才欢欢喜喜感谢地要了，男人和骑自行车的又钻进丛莽中去。
小石一边走，一边笑，一边咕噜，“我又不是小孩子。推给我做什么。”
L说：“人家当你比那个小孩还小啦。这又有什么可脸红的呢。”
于是小石就辩了：“月亮光底下看得出脸红脸白么。”
其实我们大家都饫饮这善良的温情而陶然了。
走得很远，回过头去，还看得见丛莽里一闪一闪亮着自行车的摩电灯。悼夏尊先生夏尊先生死了，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叹息，他的悲愤的语声了；但静静的想着时，我们仿佛还都听见他的叹息，他的悲愤的语声。
他住在沦陷区里，生活紧张而困苦，没有一天不在愁叹着。是悲天？是悯人？
胜利到来的时候，他曾经很天真的高兴了几天。我们相见时，大家都说道，“好了，好了，”个个人的脸上似乎都泯没了愁闷，耀着一层光彩。他也同样的说道：“好了，好了！”
然而很快的，便又陷入愁闷之中。他比我们敏感，他似乎失望，愁闷得更迅快些。
他曾经很高兴的写过几篇文章；很提出些正面的主张出来。但过了一会，便又沉默下去，一半是为了身体逐渐衰弱的关系。
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反对一切的压迫和统制。他最富于正义感。看不惯一切的腐败，贪污的现象。他自己曾经说道：“自恨自己怯弱，没有直视苦难的能力，却又具有着对于苦难的敏感。”又道：“记得自己幼时，逢大雷雨躲入床内；得知家里要杀鸡就立刻逃避；看戏时遇到翠屏山杀嫂等戏，要当场出彩，预先俯下头去；以及妻每次产时，不敢走入产房，只在别室中闷闷地听着妻的呻吟声，默祷她安全的光景。”（均见《平屋杂文》）
这便是他的性格。他表面上很恬淡，其实，心是热的，他仿佛无所褒贬，其实，心里是泾渭分得极清的。在他淡淡的谈话里。往往包含着深刻的意义。他反对中国人传统的调和与折衷的心理。他常常说，自己是一个早衰者，不仅在身体上，在精神上也是如此。他有一篇《中年人的寂寞》：
我已是一个中年的人。一到中年，就有许多不愉快的现象，眼睛昏花了，记忆力减退了，头发开始秃脱而且变白了，意兴、体力甚么都不如年青的时候，常不禁会感觉得难以名言的寂寞的情味。尤其觉得难堪的是知友的逐渐减少和疏远，缺乏交际上的温暖的慰藉。
在《早老者的忏悔》里，他又说道：
我今年五十，在朋友中原比较老大。可是自己觉得体力减退，已好多年了。三十五六岁以后，我就感到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工作起来不得劲，只得是恹恹地勉强挨，几乎无时不觉到疲劳，甚么都觉得厌倦，这情形一直到如今。十年以前，我还只四十岁，不知道我年龄的，都以我是五十岁光景的人，近来居然有许多人叫我“老先生”。论年龄，五十岁的人应该还大有可为，古今中外，尽有活到了七十八十，元气很盛的。可是我却已经老了，而且早已老了。
悼夏尊先生这是他的悲哀，但他并不因此而消极，正和他的不因寂寞而厌世一样。他常常愤慨，常常叹息，常常悲愁。他的愤慨，叹息，悲愁，正是他的入世处。他爱世，爱人，尤爱“执着”的有所为的人，和狷介的有所不为的人。他爱年轻人，他讨厌权威，讨厌做作、虚伪的人。他没有机心；表里如一。他藏不住话，有什么便说什么。所以大家都称他“老孩子”。他的天真无邪之处，的确够得上称为一个“孩子”的。
他从来不提防什么人。他爱护一切的朋友，常常担心他们的安全与困苦。我在抗战时逃避在外，他见了面，便问道：“没有什么么？”我在卖书过活，他又异常关切的问道：“不太穷困么？卖掉了可以过一个时期吧。”
“又要卖书了么？”他见我在抄书目时问道。
我点点头：向来不作乞怜相，装作满不在乎的神气，有点倔强，也有点傲然，但见到他的皱着眉头，同情的叹气时，我几乎也要叹出气来。
他很远的挤上了电车到办公的地方来，从来不肯坐头等，总是挤在拖车里。我告诉他，拖车太颠太挤，何妨坐头等，他总是不改变态度，天天挤，挤不上，再等下一部；有时等了好几部还挤不上。到了办公的地方，总是叹了一口气后才坐下。
“翁老了，”朋友们在背后都这末说。我们有点替他发愁，看他显著的一天天的衰老下去。他的营养是那末坏，家里的饭菜不好，吃米饭的时候很少；到了办公的地方时，也只是以一块面包当作午餐。那时候，我们也都吃着烘山芋，面包，小馒头或羌饼之类作午餐，但总想有点牛肉，鸡蛋之类伴着吃，他却从来没有过；偶然是涂些果酱上去，已经算是很奢侈了。我们有时高兴上小酒馆去喝酒，去邀他，他总是不去。
在沦陷时代，他曾经被敌人的宪兵捉去过。据说，有他的照相，也有关于他的记录。他在宪兵队里，虽没有被打，上电刑或灌水之类，但睡在水门汀上，吃着冷饭，他的身体因此益发坏下去。敌人们大概也为他的天真而恳挚的态度所感动吧，后来，对待他很不坏。比别人自由些，只有半个月便被放了出来。
被放了出来。
他说，日本宪兵曾经问起了我，“你有见到郑某某吗？”他撒了谎，说道，“好久好久不见到他了。”其实，在那时期，我们差不多天天见到的。他是那末爱护着他的朋友！
他回家后，显得更憔悴了；不久，便病倒。我们见到他，他也只是叹气，慢吞吞的说着经过，并不因自己的不幸的遭遇而特别觉得愤怒。他永远是悲天悯人的。——连他自己也在内。
在晚年，他有时觉得很起劲，为开明书店计划着出版辞典；同时发愿要译《南藏》。他担任的是《佛本生经》（Jataka）的翻译，已经译成了若干，有一本仿佛已经出版了。我有一部英译本的“Jataka”，他要借去做参考，我答应了他，可惜我不能回家，托人去找，遍找不到。等到我能够回家，而且找到“Jataka”时，他已经用不到这部书了。我见到它，心里便觉得很难过，仿佛做了一件不可补偿的事。
他很耿直，虽然表面上是很随和。他所厌恨的事，隔了多少年，也还不曾忘记。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遇到了一个他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时代的浙江教育厅长，他便有点不耐烦，叨叨的说着从前的故事。我们都觉得窘，但他却一点也不觉得。
他是爱憎分明的！
他从事于教育很久，多半在中学里教书。他的对待学生们从来不采取严肃的督责的态度。他只是恳挚的诱导着他们。
……我入学之后，常听到同学们谈起夏先生的故事，其中有一则我记得最牢，感动得最深的，是说夏先生最初在一师兼任舍监的时候，有些不好的同学，晚上熄灯，点名之后，偷出校门，在外面荒唐到深夜才回来；夏先生查到之后，并不加任何责罚，只是恳切的劝导，如果一次两次仍不见效；于是夏先生第三次就守候着他，无论怎样夜深都守候着他，守候着了，夏先生对他仍旧不加任何责罚，只是苦口婆心，更加恳切地劝导他，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总要使得犯过者真心悔过，彻底觉悟而后已。
——许志行：《不堪回首悼先生》
他是上海立达学园的创办人之一，立达的几位教师对于学生们所应用的也全是这种恳挚的感化的态度。他在国立暨南大学做过国文系主任，因为不能和学校当局意见相同，不久，便辞职不干。此后，便一直过着编译的生活，有时，也教教中学。学生们对于他，印象都非常深刻，都敬爱着他。
他对于语文教学，有湛深的研究。他和刘薰宇合编过一本《文章作法》，和叶绍钧合编过《文章讲话》，《阅读与写作》及《文心》，也象做国文教师时的样子，细心而恳切的谈着作文的心诀。他自己作文很小心，一字不肯苟且；阅读别人的文章时，也很小心，很慎重，一字不肯放过。从前，《中学生》杂志有过“文章病院”一栏，批评着时人的文章，有发必中；便是他在那里主持着的；他自己也动笔写了几篇东西。
古人说“文如其人”。我们读他的文章，确有此感。我很喜欢他的散文，每每劝他编成集子。《平屋杂文》一本，便是他的第一个散文集子。他毫不做作，只是淡淡的写来，但是骨子里很丰腴。虽然是很短的一篇文章，不署名的，读了后，也猜得出是他写的。在那里，言之有物；是那末深切的混和着他自己的思想和态度。
他的风格是朴素的，正和他为人的朴素一样。他并不堆砌，只是平平的说着他自己所要说的话。然而，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不诚实的话，字斟句酌，决不急就。在文章上讲，是“盛水不漏”，无懈可击的。
他的身体是病态的胖肥，但到了最后的半年，显得瘦了，气色很灰暗。营养不良，恐怕是他致病的最大原因。心境的忧郁，也有一部分的因素在内。友人们都说他“一肚皮不合时宜”。在这样一团糟的情形之下，“合时宜”的都是些何等人物，可想而知。怎能怪尊的牢骚太多呢！
想到这里，便仿佛还听见他的叹息，他的悲愤的语声在耳边响着。他的忧郁的脸，病态的身体，仿佛还在我们的眼前出现。然而他是去了！永远的去了！那悲天悯人的语调是再也听不到了！
如今是，那末需要由叹息、悲愤里站起来干的人，他如不死，可能会站起来干的。这是超出于友情以外的一个更大的损失。
原载1946年6月出版的
《文艺复兴》第1卷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