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兵役时，每当休假回台北，我都要找个地方过夜，在诗人痖弦家打过地铺，在好友高信疆家睡过沙发，最后一年则经常去找同乡廖弘悌。与我同龄的他比较早退役，跟姊姊住在三重的一个小公寓里，我来就跟他挤一张床。若到得早就先办事，然后去他工作的地方。
那是中山北路一个灯红酒绿的地带，小巷弄里多半做日本人或老台湾人的生意，日本料理店、小酒馆的密度惊人。巷名虽然早就改了，大家还是以五条通、六条通等称呼。小廖却是在一家新潮的西式夜总会上班，叫做门雷蒂（Moon Lady），工作内容对我这个乡下人而言，真是闻所未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各营业场所大多晚间九十点就打烊，那儿却是凌晨一两点人气最旺，两层厚重的窗帘将现实世界阻隔在外，一切都在暗暗进行。中央有个舞池，天花板上的镜子球随着灯光一直转，奇奇怪怪的颜色胡乱投射，令人晕眩。色调以酒红、墨绿、暗金为主，地毯与沙发特别软，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深陷进去。
小廖的“办公室”在较高处的一大片玻璃后，看得见别人，别人却看不到他。当乐队休息时，他就播放黑胶唱片或盘式录音带，短裤、打赤脚也没人管。以现在的话来说，那儿是音控室，而他就是DJ。据我所知，他可能是台湾的第一位DJ。
如果正在忙，他就会先让我在外面坐坐，请服务员端杯咖啡给我。矮矮的沙发一坐下就像半躺，浓妆艳抹的女郎穿着低胸、高衩的天鹅绒礼服，上饮料时蹲下来，姿势像半跪，让我特别不好意思。那是我从没尝过的滋味儿，热腾腾的咖啡盛在镶金边的瓷杯里，上面覆盖凉凉的鲜奶油，气味很香，感觉有酒，浓烈刺激得就像周遭环境。后来才知道，那叫爱尔兰咖啡，里面加了威士忌与豆蔻。
我跟廖弘悌很早就认识了，初中二年级时，我被头城中学退学，不得不转到冬山中学，跟被宜兰中学退学的张姓同学特别有话讲。住在罗东的他有一票朋友，其中家境最好的就是廖弘悌，父亲当医师，诊所就在火车站前。他爸诊间后有一座撞球台，大伙儿经常一放学就去打免费的斯诺克。瘦瘦长长的小廖不太爱讲话，见我们谈美军电台排行榜只是笑笑，而我们哼哼哈哈地唱，他也不动声色。起先我还以为他没音感，对音乐不感兴趣，直到有一天回头城的最后一班车没搭上，不得不在他家过夜。
他家有套豪华音响，还有一大落唱片。我兴奋地翻一翻，竟然找不到一张喜听的，都是古典音乐！看我失望的表情，他连忙说：“古典音乐其实很好听的，我放一张给你听！”就在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咚、咚、咚、咚响起的那瞬间，我整个人被吸进了一个丰饶无比的音乐世界，半个世纪后仍然不想出来。
我永远忘不了，那张黑胶的B面是舒伯特的《未完成》。后来，不只这两位，连莫扎特、巴赫、肖邦、柴可夫斯基、海顿等大师也都成为我的生活导师。放学后我不再乱晃，时常跑去小廖家听黑胶，离开家乡到台北工作后，我俩也保持着密切联系。等我退役，他在台北已小有名气，圈里有不少人管他叫“小莫扎特”，因为他不仅涉猎广泛，且对旋律的记忆力惊人，几乎到了过耳不忘的地步。
小廖也爱喝咖啡，而且只喝黑咖啡，当年的许多名店我们都去过，感受最特别的，当然就是门雷蒂的爱尔兰咖啡。总之，堪称台湾当时最高档的这种咖啡，我不知免费喝了多少杯；有时困得受不了了，在他的“办公室”倒头便睡。老板规定小廖，除了古典音乐，什么都可以播，但这也难不倒他，因为他找到一些当时台湾很少人知道的唱片。每次去门雷蒂，他都迫不及待跟我分享这家刚起步的慕尼黑小公司出品。公司名为ECM，Jan Garbarek、Keith Jarrett、Charlie Haden这些人的音乐，我都是在他那儿第一次听到的。直到今天，上述三人合作的专辑Arbour Zena都是我极喜爱的珍藏。
小廖后来在广告公司当创意主管，可能是工作压力太大了，三十一岁时因胃癌往生。他晚我几天出生，却早走了不知几十年。但他也没完全离开，在我听古典音乐或喝爱尔兰咖啡时，经常带着皱眉苦笑的招牌表情到我的脑海里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