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从反共产说起——反共产与吊膀子
“夫反共产与吊膀子，迥然两事也；以迥然不同之两事，而硬拉之为一谈，此岂非别扭而且不通也哉？……”在下本欲写将下去，好完成一篇美丽的古文，但重复回头一读，则觉着自己所写的几句文言，简直不成东西，既无“吾兄太炎”章士钊总长老虎口中的风格，又没有“克莱孟梭是吾师”曾琦先生老狮屁下的香味，而又欲自称之为美丽的古文，这岂不是不知自量，而犯狂妄的毛病吗？因此，在下写了这几句之后，就决意不再写所谓士大夫所崇尚的文言文了。好在我生为民国之民，不愿做及第龙门挂名金榜之想，就是做不好文言文，也没有什么大要紧，不算得一回丑事。
这是几句闲话，现在且说说“并非闲话”。
现在顶出风头的，要算反共产这位先生了！无论我们拿任何一种出版物来看，我们都可以找出反共产这几个字来，并且还有一些爱国（？）的先生们，不辞劳苦，精心致意地，专门办周刊杂志为反共产的鼓吹，如《革命（？）导报》、《醒狮周报》、《国魂》、《国光》、《独立评论》、《独立青年》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出版的东西，几乎以反共产唯一的材料，倘若把反共产这三个字取消不说，那他们就不能下笔，好文章就做不成了！反共产有保皇党、无政府党、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文明绅士……但他们头上所顶的徽号虽不一样，而他们一口同声，义愤（？）填胸，热心反对共产是一样的。他们这一种联合战线，简直极今古之奇观！例如保皇党可以与无政府主义者相联合，文明绅士可以与帝国主义者相联合……五花八门，奇妙无穷，就是孙悟空齐天大圣下世，其所做出来的花样，也不过如此的奇特罢！生今之世，有观看这种从前大战所未有的联合战线之机会，岂不一件幸事吗？幸事，幸事，的确是幸事啊！
我于十分荣幸之中，发现了联合战线中之吊膀子的作用；我这种发现虽然比不上牛顿对于地心吸力和安斯坦对于相对论的阐明，但诸位也不能加以小觑呵！即如我把反共产与吊膀子这两件事体拉在一起，就足能够使诸位吃一大惊，并且非同小可。不过在别一方面，我请诸位又不必过于惊奇，因为我所发现的这种吊膀子，说穿了，真是卑之无甚高论，没有什么可以令人惊奇的地方。
“你把反共产和吊膀子拉为一谈，这简直是胡闹！反共产为一事，而吊膀子又为一事，如何有拉得拢的可能呢？”
“反共产是政治上主义上的事情，而吊膀子则为男女间眉去眼来的事情，分明是迥然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情，而你先生居然拉在一起，而且当做文章做，这不是胡闹，就是莫名其妙，此外没有二话讲！”
“……”
我知道如此骂我的人一定很多，但在我未将我的理由说出来时，我认为这种骂是合理的。现在且说一说反共产中吊膀子的作用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你们大家都知道鼎鼎大名的，以社会党首领而兼复辟党大将的江亢虎先生罢？他不是被段祺瑞聘请为善后会议的会员么？他的这个善后会议的会员从什么地方得来的？段祺瑞请他在善后会议中宣传社会主义？他是被人民选举出来的？不，不是呵！他的这个善后会议会员的地位，是用吊膀子的手段得来的。你们大家当然都知道段祺瑞痛恨共产主义并不亚于曾琦、张作霖或英美日帝国主义者。江亢虎先生冒着社会党首领的资格，极力陈述于段祺瑞陛下之前，表明自己是反共产的大将，段祺瑞龙颜大喜，遂说：“好宝贝！你反对共产吗？这真是我的好小子呵！虽然你冒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但这不要紧，只要你反对共产就可以了。来，来，我娶你做一房小老婆！”于是，呵，于是江亢虎先生就摇摇摆摆地进了善后会议大厅，备尝荣宠之味了。这不是反共产与吊膀子联合一起么？
论起主义来，则保皇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算是极相反对的了。照逻辑学来说，凡相反对的东西当然是不会相联合的，但是现在世道变了，逻辑先生之道不行，不能再施行自己的法力了。保皇党偏偏能与无政府党联合战线，保皇党报纸的社论，无政府党可以为之执笔。这也许是达尔文进化论是真的罢？什么东西是都可以进化的，都可以改良的，大约现在的保皇主义变成为改良的保皇主义了，无政府主义变为进化的无政府主义了。在下学识浅陋，对于改良的保皇主义和进化的无政府主义，没有深刻的研究，不敢多有所批评。不过他俩既然能联合战线了，这联合的中间必定有一条牵线，使他俩有联合的机会。
于是在下虽非天才，然由精心寻找之所致，遂发现这条牵线，是“反共产”这位红娘。张君瑞向莺莺送一秋波，悄悄地说一声反共产；莺莺也就点点头，嫣然一笑，柔媚地说：“我的心意同你的一样，你真是我的如意的郎君呵！……”这末一来，诸位，保皇党与无政府就鱼水合欢了。
这种新式的吊膀子，实在是时髦第一，到处风行。陈炯明叛变革命政府时，不曰自己是反革命，而曰自己是反共产，借此可以送秋波于香港，吊膀子于北京。张胡子、吴秀才、李景林、孙传芳……哪一个军阀的通电上，不标明自己是反共产的大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肉麻呢？这件事情很明白了，欲得帝国主义者的欢心，就不得不秋波一大转，而反共产一口号，于是成为吊膀子的工具了。
至于现在专门办周刊杂志鼓吹反共产的一些先生们，虽然蒙着什么什么主义的假面具，但在实际上，又谁知他们不是借着反共产的莺喉，而是博得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宠爱呢？
呵！反共产与吊膀子……
二、谁个主张在现在中国就共起产来？
“夫共产主义乃一极好之理想也，然无实行之可能；若有人不问社会之实际，而冒然胡行共产主义，则吾人必极端反对之也！”文明的绅士文质彬彬地这样说。
“共产主义实行之日，即中国亡国亡种之时，故共产党较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尤为可恨！”国家主义者板起爱国的面孔，大声急呼地这样说。
“今日之中国乃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实行共产，于国民革命本身上有绝大的妨碍。”国民党右派冒着中山先生的招牌，张着反共产的专门特口，像煞有介事地这样说。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我们的财产好容易用许多精力赚得来的，共产党要来共我们的产，这还了得！我们非拚命不可！”一般资本家、商人、地主……惊慌失色地这样说。
“共产之祸过于洪水猛兽，赤化之徒实真害国殃民……”，军阀在自己的通电上，布告上，口头上，摆着为国为民的架子这样说。
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又要摹仿两句八股式的文笔，做为以上的结论：“甚矣哉，共产之为害也！国家主义者、资本家、国民党右派、军阀以及文明绅士诸先生，咸以共产为隐忧，甚有饮食不安之大虞，呜呼！共产之为害甚矣哉！”唉！糟糕！这几句又被我写得牛头不对马嘴了！幸亏科举制度未恢复，不然，我一辈子连个秀才也中不了，又怎能像曾琦先生有中状元的希望呢？
举国汹汹，众口啧啧，就同共产的大祸就要临头的样子，说不定明天，或后天，或再过一个月，中国共产党就要大共产起来。小子不敏，但对于共产一端，自问也甚为注意，虽不敢自夸为赤化之流，然却深恨白化之人（读者注意！这几句文不文，白不白，真是有点不通罢？不过我说的并非闲话，请读者勿以辞害意！）我想，中国共产党主张现在就共产与否，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知道，非他人所得乱为推测。于是我搜集中国共产党所刊行的出版物，寻访中国共产党党人，研究一研究他们是否今天或明天或后天就要实行共产起来。但是没有一种出版物和一个共产党人对我说过，他们现在就要共起产来。他们都似乎说：“中国现在还未到可以共产的程度；我们现在首先的工作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我们现在虽然从事共产主义的预备，但现在并不主张就共起产来。”我真莫名其妙了！究竟谁个主张在现在中国就共起产来？中国共产党本身既不主张现在就共起产来，那末，可见得今天，明天，后天，或再过一个月，不致于发现共产的恐慌了。为什么出过洋的国家主义者、学问过人的文明绅士们，也跟着军阀、资本家、地主，……吓得屎尿横流，大喊反共产不亦乐乎呢？这些先生们放着国不去爱，放着“外抗列强”不去做，放着“内除国贼”不去行，而天天以反共产为做文章之资料，为自身唯一之天职，这岂非浑蛋也哉？
“不！不！你先生说错了！他们并不是浑蛋：第一、他们以为共产党比军阀和帝国主义者还可恨，国可亡，而共产则不可实行；第二、反对帝国主义者则必受帝国主义的忌视，反对军阀者则必受帝国主义的忌视，反对军阀者则必受军阀之摧残，这都是危险的勾当，为智者所不为；智者既不愿冒险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而同时又何乐而不反共产以吊“帝”“军”之膀子，反正他们被警察巡捕赶在“地底下”，无如我何，于是就得到了这个反共产的题目；这个题目比一切都容易做，真是一可以借之以出风头，二可以借此摆摆中兴名将的架子。先生！你想想，这是多末聪明，如何能说是浑蛋呢？”
呵！原来是这末一回事！呵！原来是这末一回事！
三、过去的人
有一天我在W君处，无意地遇着了胡适之博士。我本与他不认识，这是我第一次与他见面。当W君向我介绍，说他是胡适之博士时，我觉着很幸福，因为我虽久仰大名，但从没有识荆的机会，今于无意中遇见了，当然是万幸之至了。不过很奇怪，在欣喜之中，我又暗暗地感觉我们之间，横着一道巨大的鸿沟，并且是很难于掩平的。我仿佛遇见了一个人，能够令我心中隐隐地发生怀疑，悲哀，忿恨，种种的情绪：
“难道这就是六、七年前新文化运动首领的胡适之？难道这就是六、七年前活泼泼的维新人物？……好一副聪明的面孔！好一个不愚拙的头脑！但是他说青年爱国的运动是胡闹，泰戈尔不应为激烈分子所反对，帝国主义是不存在的，最近又说什么反对文化侵略是无理的举动……是思想的落后呢，还是他已跳出新的范围，而甘心倒入旧的怀里，以遂其升官发财的迷梦？可惜！可惜！但是人各有自己的路，人各有自己的愿望，这是没有办法的呵……”
胡适之博士，在六、七年前，曾受过我的崇拜的。那时的他是主张白话文的，而我是欢迎他的主张的；他是反对旧礼教的，而我却与他更同意，于是他成为我所崇拜的人了。但是我的年纪渐渐大了，知识渐渐长了，感觉渐渐繁杂了，因之要求也就渐渐多起来了；我不但要实行文字革命，并且要建设革命的文学；我不但要废除旧礼教，并且要废除一切不平等的人们间的关系。可是六、七年来的胡适之呢？一年一年地过去了，而胡适之还是站在一块地方，一点儿也不向前移动，或者一天一天地渐渐有退后的趋势。他有时竟公开反对一般向前进的新青年，不幸我又是新的青年中之一个，于是我俩的距离相差日见其远，于是我俩中间横着一道不可掩平的鸿沟。但是他究竟是我从前所崇拜的人，我不得不对于他有点可惜的心情，虽然这种可惜的心情是为他所不愿意领受的。
现在中国社会阶级的分化，实在已经是很明显的了。资产阶级所要求的是美国式的民治，这种民治是胡适之博士始终所主张的，完全属于政治的范围，而生怕一谈论到经济的组织。至于劳动阶级呢，虽然对于民治也很热心，但根本所要求的，却是经济的解放。五六年前的中国社会，所谓阶级的文化，还不十分明显，因之大家所要求的，还不见得有什么差异；可是近几年来的中国社会完全改换了面目。所谓知识阶级这个东西，名目上虽然是思想界的代表，事实上是要依附于其他阶级的。知识阶级本不是整个的东西，有的有升官发财的希望，于是就跟着资产阶级走，为资产阶级财产的辩护士；有的没有升官发财的希望，或对于被压迫者抱深切的同情，于是就跟着劳动阶级走，促进革命的运动。当胡适之博士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时候，那时因为中国社会还未表现出阶级的分化，所以那时的知识阶级的要求和口号，几几乎都是一致的；但是现在呢？现在阶级分化的现象已到很明显的地步，革命的浪潮不但增高了政治的意义，并且增高了经济的意义，此时大家没有再含混的可能，不得不把社会的面孔拿将出来，于是中国的知识阶级便分道扬镳了。
这实在没有办法！倘若谁个走入了反革命的道路，便就你硬拉也拉不过来，除非他自己有了觉悟。胡适之博士现在的行动和言论，真令我们要断定他陷入反革命的深窟了。他自己是不是要反革命？是不是在做升官发财的梦？是不是要自甘落伍于新青年之后？是不是？……我们不得而知，并且没有知道的必要。我们只要看看他的行动和言论，是否有反革命的趋向就得了，还问他什么动机呢？也许他太中了美国毒，也许他要升官发财，也许他现在相信自己的行动和言论是对的……
革命的浪潮也不知吓退许多人，把许多人抛到落伍的道上去，也不知送了许多人进入过去的坟墓，加了他们一个死去的冠冕：胡适之博士不过是其中之一个人罢了！
四、诗哲，新中国与打倒帝国主义
“……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时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这一段是诗哲（？）徐志摩先生在《晨报》上介绍罗曼·罗兰先生时所发出的感慨。有趣的鲁迅先生在《语丝》上，对于诗哲的这种感慨，说了几句话：“他住得远，我们一时无从质证，莫非从诗哲的眼光看来，罗兰先生的意思，是以为新中国应该欢迎帝国主义的么？诗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时也无从质证。不知孤山的古梅，着花也未，可也在那里反对中国人‘打倒帝国主义’？”
照着诗哲的意思，罗兰先生是不赞成中国人打倒帝国主义的，或者在欢迎帝国主义的运动中，新中国才有成立的希望。不然，为什么要说这一段话？为什么要发这样深的感慨？
在诗哲的眼光中，什么打倒军阀，什么打倒帝国主义，什么救国……都是一些无理的举动，因为这些与诗的哲学太相反背了。诗哲大约从没说过救国等等的话，更不愿意听什么国民革命，社会革命，阶级斗争等等的口号——诗哲当然是要这样做，因为诗哲的责任在歌咏花月，在赞颂自然，在神游于美丽之宫，在徘徊于象牙之塔，除此而外的事情，与诗哲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将自己诗哲的责任完成，还问什么亡国不亡国，做亡国奴不做亡国奴呢？你看印度的诗哲泰戈尔，无论印度如何受英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无论自己的同胞如何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生活，无论亡国奴的名词光荣不光荣，他总是优哉游哉，自做美妙神秘的歌吟，这岂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现在我们中国也万幸产生了一个诗哲徐志摩先生，与印度相比美照理，我们是应当引以为光荣的。为着不妨害诗哲的歌吟起见，我们应当欢迎帝国主义，取消打倒军阀等等的口号，什么反抗的运动都不要做了，如此，新中国才可以产生，诗哲的心意才可以快乐。就使段祺瑞怎么样杀北京的学生，日本军舰怎么样轰击大沽口，南京路怎么样溅满了血迹，日本资本家怎么样枪毙中国的工人……这都可以置之不问，因为这是不合乎诗意的呀！呵！美妙的诗意……
不过，我还有几句话要说。徐诗哲在感概之余，似乎深引罗兰为同志，以为罗兰先生的思想、行动、言论，是和自己一致的。可是就我所知道的罗兰先生，几乎与徐诗哲所想像的罗兰先生完全两样。我以为徐诗哲引罗兰先生为同志，未免是“认贼（？）作父”了。我们且不言徐诗哲的思想是否是新中国的代表，看看罗兰先生到底是一个什么人物。就我所知道的，罗兰先生的心肠虽然慈软，虽然还缺少坚决的果断性，虽然还未曾大声疾呼鼓吹用武力反对强权阶级，但是他的确是旧世界旧欧洲的敌人。他说，旧欧洲在不净的、闷塞的空气中呼吸着；他又很热烈地祝贺每一次的革命的运动；他又说，凡自由陷于危险的地方，都是我的祖国，都是我的生长地。当苏维埃俄罗斯初露头的时候，一般资产阶级的诗人、学者大肆其咒骂，以为俄罗斯的文化要消灭了，可是罗兰先生首先向苏维埃俄罗斯表示敬礼，以为新俄罗斯是人类解放的根据地。这么一来似乎罗兰先生的思想有点与徐诗哲的诗意不合了；岂但不合，而并且是走的完全相反的两条路！如此，为什么徐诗哲能引罗兰先生为同志呢？这是不是因为诗哲想入非非了？这是不是因为诗哲心目中的罗兰先生变化了？或者法国有两个罗兰先生？诗哲知道的是一个，而我所知道的又是别一个？在下学浅识陋，不敢自下断语，爱遍访名人，问问法国有几个罗兰先生，可是大家都答应过，法国只有今才做六十寿辰的一位罗兰先生。唉！奇怪！
我也佩服罗兰先生，但我所佩服的不是主张新中国应欢迎帝国主义的罗兰先生，不是赞同中国民众永远要受压迫的罗兰先生，而是为人类解放奋斗的罗兰先生，而是表同情于被压迫群众的罗兰先生。
但是我要向徐诗哲告罪：我所佩服的罗兰先生实在不合乎诗哲的诗意！
五、马克思逃出文庙
我现在下笔写这一段文字，是一篇小说呢，还是一则并非闲话呢？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自从郭沫若先生提出马克思进文庙一个问题来，我粗笨的脑子也实在为着这个问题想了几次，想的结果不是马克思能进文庙，或是马克思不能进文庙，而是马克思进了文庙又逃了出来。
话说孔老夫子因为尊敬自己的人们太多了，并且大家尊敬的心意都是很诚恳的，为着联络感情起见，遂在自己的文庙里大张筵席，延请门下的信徒，并欲借此机会大讲其道，以期教化人民。凡是孔子的信徒，这一天都可以赴会，这一天赴会的人非常之多，五色人种，六花八面，样样俱全，无奇不备。有些头带红缨帽，身著马蹄袖的黄袍，手里拿着旱烟袋，大摇大摆的躬着腰，据说这是从保皇党同盟会来的，为首的是一位康圣人。有些穿着威严的军装，腰下系着指挥刀，竖眼横睁，不可向尔，据说这是督军团的代表，为首的是张宗昌、吴佩孚。有些小辫子拖得很长，然穿的不美，走路斯斯文文的，据说这是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为首的是李静齐（？）罢，我可是说不清楚了。有些穿着洋装的少年，也有穿着很时髦的中国装的，像煞有介事地举着“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招牌，据说这是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健将，为首的是会什么东西，有陶其情跟班。还有一位先生算最出色了，他背着一座孙中山的铜像，累得汗流夹背，杂在众人的中间，挤也挤不动，呈现着怪可怜的样子，据说他是戴季陶先生，不远千里把孙中山铜像从世界公园背到此地，说起来，他也可算是热心之至了！
孔老夫子派子贡为招待，因为他善于词令；派颜回为司礼，因为他文雅，派子路为童子军队长维持秩序，因为他有勇。宾客到齐，大家都在文庙的大厅中坐下，孔老夫子坐在上边，正一正衣冠，端然而起立，向诸信徒致词道：
“今天我请诸位来，为的是联络联络感情，并欲就此机会请诸君努力奉行吾道，同心同德地做将下去，以维持斯文不致于堕落……
孔老夫子话还未说完，带红缨帽的康圣人起立说道：
“吾师之道首在君君臣臣，弟子深明是义。今者幼主失位，国无正君，共和乱闹，邪说横行，弟子虽有保皇之心，而无保皇之力，为之奈何？！”
督军团的代表张宗昌不问康圣人的话说完了没有，便傲然高声地说道：
“老夫子！说起来行道的话，我真是你的好学生！我禁止白话文，我提倡读经，我捉拿过激党，我枪毙了许多不良分子，……你看看我是不是行你的道呢？”张宗昌将自己的功劳表说了一大篇，但还没有说到的，如拿地盘，横征暴敛，害民卖国等等。
国家主义者曾某听了张宗昌的话，似觉又表示欢迎又表示反对的样子，欢迎的是他的捉拿过激党的行为，的确是合乎国家主义的意思；反对的是张宗昌也犯有国贼的嫌疑，倘若国家主义者要贯彻内除国贼的主张，那当然是要反对张宗昌的了。但是张宗昌与曾某总还有一半同志的关系，所以当时并没在孔老夫子面前，说什么难堪的话。曾某开始说道：
“吾师乃我们国家主义者的先进；吾师尊王攘夷，这与我们的外抗强权的宗旨相符合；诛少正卯，这与我们的内除国贼的宗旨相符合。惟有我们国家主义者才真是你的信徒！”
“放屁！难道我张宗昌不是夫子的信徒吗？”张宗昌听了曾某的话不觉勃然大怒，以为曾某太抬高了自己，看不起督办大人了，竟欲上前来打曾某，幸亏子贡哓三寸不烂之舌，废了好大的工夫，才把他安慰住，没有闹大乱子。这时孔老夫子坐在上边，只是皱眉，似觉没有办法的样子。最后，戴季陶先生见着大家都说完了，于是从大殿左边谨谨慎慎地背着孙中山的铜像，走到孔老夫子面前，先鞠一躬，然后说道：
“夫子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统，中山先生承夫子之道统，而我今又承中山先生之道统……”
戴季陶先生刚说到此地，大厅中忽进来了一位卷胡子长发的老头儿，原来是无产阶级的领袖马克思。马克思久已要与孔子谈谈，交换交换意见，又巧郭沫若所谓四个抬轿子的把他抬进文庙时，正值这次大宴会。他进了文庙的大门，投上了自己的名片，说明自己来文庙的目的，招待员子贡也就把他引进了大厅，恰好这时正是戴季陶说话的时候，忽然大殿中左边有人喊道：
“你是什么东西，要来继承夫子的道统呀？你是推翻皇帝的革命党，你是国民党，……滚出去！我们孔教徒是尊王攘夷的，你那国贼孙文搬了一大套法国、美国、德国、俄国的邪端异说，扰乱华夏……混蛋，该当打进十八层地狱，还说继承道统，真是胆大无耻，这时大殿上哄哄乱响，人声嘈杂，也辨不出是康圣人的声音，还是曾贤人的声音，何况一班圣贤的跟班小子也在廊下大打大吵。
“打，打，打……”
“打，打，打……”
“孔夫子是我们的！”
“放屁！是我们的……”
“打，打，打……”
于是顿时喧嚷起来，大厅中打得一塌糊涂，也不知谁打谁。这时孔老夫子急得没法，只是喊大家莫要争打，但是谁个也不听他的话。本来是请大家赴宴的，但酒席还未吃成，大家先打起来了；本来是要解释道统给大家听的，但道统还没有解释，大家先为着道统争得不可开交。当童子军队长的子路虽然有勇力，但是到此时，无论如何，秩序是维持不住的了。马克思本想同孔子谈谈，但一进大厅，即见着众信徒为着争道统打起来了，他弄得莫名其妙，以为大家闹出了什么大的乱子，于是连忙逃出文庙，不敢留停一步。走到庭中一看，四个沿途高唱礼运大同的轿夫早已被人打得跑了。没得法子，只好丢下空轿子急步快跑，心想不好：从中国到德国几万里路程，轿个子步行怎能去得，打算也再找几人同伴回去，买座轿子轮流坐着抬着好些。马克思正在想着，信步行来，已走了一里多路。抬头一看，原来是火车站。马克思道：原来如此，此地亦已发生了资本主义，难怪文庙里也起了阶级斗争。说完，他便乘了资本主义的火车到处找中国无产阶级来解围，他心想只有一法：请孔老夫子和这班种种色色的徒子徒孙上天堂，省得在人间骚扰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