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现代一般青年作家，都抱着有相当的希望，而我对于什么“狂飙运动”的长虹，则觉得其无聊。这并不是因为骂了我两次，我就说长虹不好，而是因为他骂的太无道理，太如疯犬乱吠的原故。一个作家当然应当领受别人对于他的批评，倘若这种批评是合乎批评的原则的，是属于善意的，是立在中正的态度的上面的。但是长虹两次骂我的文章，读者自能看出是什么一回事情，读者自能断定长虹是一位无理谩骂的先生。他第一次在《弦上》骂我，把我列入汪精卫和冯玉样一块，读者们，你们说这是不是怪事！我读了他这一次的文章，我简直不能乱断定长虹有没有疯病；或者他竟把我蒋光赤当成蒋介石了。若如此，那真是要使我笑得肚痛！第二次在本刊上骂我，引了我几句诗，就说我根本不配谈诗，根本不配同情于被压迫民众，真是荒谬绝伦。令我笑也不好，气也不好！到这一次，我真敢断定他是莫名其妙的，一位无聊的先生！现在他在《狂飙》上又断定我的诗“不是诗，更无论乎革命诗”，更不得不令我惊异他的狂妄！一个作者本不方便拿起笔来为自己的作品辩护，自称自己的作品是如何的好，但我现在不得已向读者说一句，我的诗虽然不大好，但总还是诗罢，萍水君的一篇文就可以做为例证。我真不愿意为无聊的争辩，我更不愿意与似乎有神经病的长虹争辩！我这一篇文本可不写，但因为恐怕读者误会我不与长虹争辩的意思，不得已才勉强说几句话。至于长虹有没有嫉妒的心意，长虹的作品好不好……我现在不愿意问及，因为我一不是心理学家，二从没读过他的大作。当我去年在北京时，曾在《莽原》上一次读过他的几行未来派的长短句，但即刻就丢下了，因为无论如何没有读下去的兴趣。现在我也没有工夫再搜集他的“诗”的作品。近来因为结婚不久的老婆死了，弄得身心不快之至，什么文章都懒做。现在只努力读外国小说。细心收集一些零碎的材料，规划要动手的一长篇小说的结构，此外什么事都不做，长虹劝我译一些俄国著作，我现在也在打算这件事情。我想译几篇文学批评的文章，使一般不懂批评为何物如长虹其人者，好得到点批评的观念，以免蹈无理谩骂如同狂吠的毛病。此外，我还要声明一句：以后长虹无论有如何关于我的文章，我皆置之不理。
一九二六，一二，二六，於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