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一日，院子里的一棵小菊花总算开了几朵小花，读陈长衡的走投无路的人口论，叹了一口气，到了薄暮，坐公共汽车，看见有一个青年上来，开着一本新出版的《文友》看。我想着大概这一期上面会有我和内山氏的座谈会了，可是没有等到他翻着，这个青年下车去了。
十一月二日，早晨走到内山书店，漫谈几句，告他说《文友》出版了，还没有看见，他马上叫店员去拿，可是没有，他就命店员说：“打电话‘文友’去闹，我们店里怎么不先送来。”从内山书店出去，走过报摊前面，可是忘去《文友》了，夕刻，又到内山书店，老板说：
“喂，关于大东亚文学大会我们讲过么？好像没有讲过什么。”
他交给我一本《文友》，我说：
“如果文章里写着，那一定讲过的了。”
我就开出来一看，忽的，我发现一句文章叫《不中用的人出席，结果就成为不中用的了》，我想：
“那不行，那大家要误会了。”
我回到家里，就想着，那么先写一封信给随便哪一位罢，可是我所知道的，出席大东亚文学大会的人只有丘石木，柳雨生两位，及见过一次面的予且关露两先生，后面两位不知道地址，前面两位送信去太远，因此想着可托林广吉先生转信给柳雨生先生，于是赶出几段文章，送到林先生家里。他不在。
十一月三日早，接到一个老友来信说：“你的鲁迅的文章看见了，随园坊日记也看见了，你一刻儿成小丫头，一刻儿成老朽，变化太快。”
我想，他仍旧把我的老朽两字解释为老辈了，我的老朽文献在《申报月刊》：
我又发现，这些老朽，因为洗不清他的古董气，所以应该抹消他们，可是在二十岁青年欲举斧头之前，他们已酥瘫倒地了。
不过如果你给两三个老朽集会，他们定会谈论如旧，往年青年的思想，仍然随口而出，因此我又发现，他们又似乎不老朽。
老朽不好惊动他们，老朽一受惊，怕要没气了。
我此刻，虽说气还没有断，也没有瘫下去，可是已经战栗发抖了，因为我要想说：“大东亚文学会是要举些成绩的，如果随便拉几个不能发扬大东亚合作能力的人，像如我与张资平等人去，那不中用的。”这一番好意的话，反而成为说别人不中用，那可以的么？如果这样受冤，那就怎样可以雪冤呢？
我再翻起《文友》来看，仔细一想，知道这个毛病的病理和病因和病原了。
从前在日本，日本的议员为了几句话打起来了，他们就追根究底去找到速记录了，五个速记者中，三个写这样，两个写那样，于是用多数决定。日本的大学教授的讲义，学生把它抄记，不屑一字，所以不管理解不理解，记下来再讲，记不成的部分成空白。有一个伶俐学生想，去叫一个速记者来抄一下，可是速记者抄不惯大学教授的文章，康德学说抄成烤的学说。
我有个老友何畏，我佩服他教我很多的社会学说，他用日本话讲，他的话好像在吐出一颗一颗石粒，给人感铭不少。至于我的话，我的日本话很多新造，特别到重要地方说得很快，我说：“那个时候日本流行Eucken，Bergson的哲学而Koeber先生被聘为大学教授也是那个时候，他的哲学是师承Hegel的Hartman哲学的。”我这样说者，速记者把它留着很多空白了。
我仔细读了一遍，想，明天要到乡村去几天，现在如果不去想一想法子，Eucken，Bergson不在此地不敢闹，邱柳两友不会闹，可是到过文学大会的还有几位那边要去解释一下的，正好，今天是日本的休日，林广吉氏大概在家，再去看他。
果然看到了，他说今天有丰岛氏来沪，且他们今天可以大家集到，于是我跟他到文化协会。
到文化协会，丰岛氏，柳雨生先生，都见到，写一个启事，写一段正误，送到哪儿去呢？《中华日报》罢。
夕刻，又走上内山氏漫谈，他摸出一封信，一个忠实爱读者写给他的，仿佛说朱舜水先生在中国也并不不看重他，武士道在中国就是豪杰，现时的杂志多为暴发户有钱而买，都不能入真正有识者眼中，而第四，我国有与日本人要好而说坏本国人的，而日人中有人与我国人联络而害自国人的，我一一解释给他听了。
我的漫谈说：我们招待一个友人来，乃竭力隐蔽家丑，可是一个亲眷来，极力高扬家中纷纠。可是有力量的友人早已看穿我们了，所以如果一个好友来，宜乎不被看穿以前讲个实在。我再试作一段漫谈说：朱舜水没出息，没有像文天祥那样死，远避日本，所以诚如此位读者所说，我国志士太多，及不到表彰朱舜水了，譬如中国美术品在伦敦者颇多，或者孔子庙在日本者并不荒凉，我也想学老青年吴稚晖说，古物古学不妨投入粪缸，将来要的时候去取好了。日本的武士道，西洋的骑士道，中国的侠士，性格都不同，捧读日本之武士道，不一定说中国没有中国的侠士。这一点不可以说贵国有之，敝国也一定有之。我却觉得内山老倒很可以谈些知己话。因为他和我国人接近而害彼国人，所以日本人之爱被捧者把他叫抗日日本人，而我这个与日本人要好而会在友邦人前说自国人之缺点者，也成为和平抗日人了，最好我们这种人被抹消，贵国敝国再客气，那么不久再可以打仗来解决。
十一月四日，到乡，农家，麦已出，不像去年的田都干。
十一月八日，回到上海，看见周化人先生，同他又谈及这一件事，分析给他听，他说“哈哈，那小事，不要紧不要紧”我说，“不，不要紧归不要紧，事实归事实”。可是他除了仔细讲给我听怎样请六个代表去出席文学会之外，还是非科学的在说“那不要紧，解释解释好了”。弄得我这胆小人啼笑都不成。
十一月九日，总算弄到能够走到文友社了，他们先道一个歉了，可是我又大大的道歉了。
因为第一他们的动机是极好，第二毛病并不是完全在翻译之上，因为速记者提出的原稿一定是很麻烦的，我也有过经验，把速记一面翻一面编是的确一个苦工，我老早要把它投入火炉去了。那么速记者么，他全不用前头部脑筋（前头部管联想），光从耳朵进去用手写出的，我们又不能怪他抄得不好，那么结果要怪到我了，我诚然不能像赵正平先生在座谈会的办法，闭了目，静心，慢慢的谈一篇大文章，有一个难写之字，就对速记者训示一下。毕竟我还是年轻气急。
我从“文友”出来，对他们再道了一次歉，我又战栗发抖，唉，他们诚又为“待你好反成仇了”（日本谚句）。
中午回去，见《中华日报》上有我的正误登着。
夜，我想，我已经把老朽宣言在前了，现在好瘫了，好断气了，森鸥外的“田鸡”序文也说：
“止罢，止罢，青年之铁椎未下之前”那个田鸡，我虽说没有看见过，可是青年的铁椎打破大理石田鸡之时，田鸡之血，流满水盘，我也可以推想。
十一月十日，早，很冷，想，抱歉工作已经十天了，工作已完。的确弄文学者的精神要用在作品之上，作品之形式要更正，作品之精神要支持，支持作品之精神还是要Sehnsucht（憧憬）和Leidenschaft（烦恼），Pettenkofer四十五岁脱离马戏而成学者，他说：
Der Glaube an etwas Hoeheres,an etwas Ideales,das wir nie zu schauen und nie zu erreichen vermoegen,ist die Quelle aller menschlichen Kultur und aller Fortschrittes.
（大意：人对不易获到的理想或高超有信仰，才能成为文化和进步之源泉）
这种信仰才给我们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