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江楼诗抄》序
古人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的说法。何则？知与不知也。我与熊治祁先生相知多年，虽然由于地域暌隔，接触不多，但彼此尊重，置腹推心，尝以知己相许。先生有《听江楼诗抄》一束，付梓前，嘱我作序。灯前展读，爱赏不置，吟哦者至再。仿佛跟随这位心地纯真、赋性淡泊的“三湘才子”，之江永，走湘阴，过都庞岭，上橘子洲头，遍游湖湘大地，又置身苏鄂闽桂，远涉东瀛；仿佛同他一道追怀师友，感慨生哀；共同沉酣于两晋诗文之中，饱享那份潇洒出尘之美，如陶彭泽所言：“诗书塞座外”，“乐与数晨夕”了。
治祁先生雅擅旧体诗词，诗章洒脱、清丽，寄至味于淡泊，而为词则造语沉着，格调俊爽，要皆自抒怀抱，出色当行。惟靳墨如金，轻易不肯示人。这次结集时拣选颇严，精益求精，在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中，仅仅选录六十余首。“吹尽狂沙始到金”，摆在我们面前的自然都是精金美玉，堪称上乘之作。关于量和质的辩证关系，作者在《后记》中有警拔、剀切的剖断，看过实足发人深省。在举世喧哗、浮躁的今天，能够葆有这样一份清醒的认识，自甘沉寂，不肯俯仰随俗，委实难能可贵。
他的诗词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一是情真意挚，一缕真气自胸臆中汩汩流出；二是萧疏雅淡，于抑扬抗坠之间渗透出高情远韵，在平淡的描述中含蕴着自得自娱的澹荡情怀；三是根柢深厚，功夫缜密，格律精严；四是浏亮畅达，朗朗上口，不现斧凿痕迹。这里举出两篇代表性作品，一首是成于四十年前的七绝《初至江永中峒村》：
一曲清溪绕屋流，溪头水碓转悠悠。
篱边遥望深林杳，无数鸣蝉唱晚秋。
娴熟、婉丽，俊逸、清新。人们大概想不到它竟出于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之手。另一首是词作——《水调歌头·登重庆枇杷公园红星亭》：
欲赋登高意，秋日上名亭。玉簪螺髻凝碧，雨霁蜀天青。入夜人间仙景，灯海光摇影曳，一睹快生平。万峰环胜地，二水绕山城。雄风拂，神思远，喜披襟。望中爽气东下，终古送芳馨。雪浪银涛奔涌，翻动满天星月，千里斗雷霆。胸臆豪情激，倚柱听江声。
境界高远，豪爽酣畅，具见功力，堪称词中上品。
治祁先生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是海内卓有建树的出版家，又是一位治学谨严的学者。多年前，我曾拜读过他的力作《陶渊明集注译》。这部《听江楼诗抄》中又收录了他对两晋时期十位著名诗人的诗作今译。其中都深深地涵蕴着他在古诗文方面的修养与功力。
他在诗词写作与古诗今译方面的成功实践，为当今诗坛提供了许多堪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我想，起码在下述几个问题上，值得诗词界的同好认真进行探索、研究。
当代诗坛，新体与旧体双轨并行，无论从作者队伍、读者层面还是作品数量上看，大有相互颉颃之势，可以说各有短长。总观全局，新体诗颇富创造性，争奇斗胜，佳作迭出，令人耳目一新；但也确有一些作品斑驳陆离，失之拗、奥，有的可以借用《前出师表》结尾那句话——“不知所云”。旧体诗作者队伍、作品质量不甚整齐，高下之分十分明显。足以传世的好诗，时时可以看到；但大量作品失之直白，不少诗词缺乏美的意境、诗性品格。这里有诸多认识上的误区，比如有些人以为，只要把五、七言凑到一块，大体上合辙押韵，就算是律、绝了；实则大谬不然。诗词是以格律化的语言熔铸情感、营造意象，表现作者对社会、人生、自我的独特感悟和心灵体验，因而，被称为最精美的文学形式和语言艺术。特别是近体的律、绝，在有限的字句、精严的格律中施展身手，无异于“带着镣铐跳舞”，实在是“戛戛乎其难也”。
美籍著名史学家唐德刚教授有言：“写新诗，完全凭才气、凭灵感来创作，就可以在一代诗坛崭露头角了。……而写旧诗就没有这福分了，它在灵感和才气之外，还需要有相当的汉学根基以及锤炼和推敲的长期练习，才可略窥堂奥。”中国古代的文论也反复强调：“诗者，吟咏情性也”，不能“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看来，关键还在于读书要能够读得“破”——书为诗用，不为诗累；理为诗眼，不为理缚。这里存在着一种才与学、情与理的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关系。既要有足够的才情、悟性，又须“有相当的汉学根基以及锤炼和推敲的长期练习”，这是治祁先生的优势所在，也是成功所在。
诗词的各种体裁，特别是近体的格律，千百年来，有其形成的规律与存在的合理性，而且是约定俗成，相当稳定。即使在长期推演过程中有所发展、变化，不断地出新、创化，但其基本规律与格局并未曾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能假“创新”之名，以“任情适意”为借口，而置固有格律于不顾，率尔操觚，随意填写，以致降低作为高层次文化结晶的诗词形式所固有的文化素质。窃以为，要写作旧体诗词，特别是已经标示出为“律”为“绝”，注明了“调寄”某某词牌，那就应该谨遵型范，合格入律；假如嫌旧体形式拘缚太严，不愿循规蹈矩，或者根本没有掌握这种固有的形式，那就莫如径直去写自由体的新诗好了。
从原发意义上讲，诗歌是一种口头文学，是人类赖以互通情愫的一种传达方式。《诗经·国风》，古诗十九首，李太白、白乐天、李后主、苏东坡等大家的诗词作品，大都富有音乐感，流畅、明朗，易懂、易记，因而得以流播众口，传诵千秋。而后来一些所谓“文人诗”，用语日益书面化，特别是受清代乾嘉朴学“考经榷史、训诂形声”的影响，许多诗词以艰深文浅陋，里面填塞大量经义、典故，佶屈聱牙，满含“学究气”，以致被人讥为“误把抄书当作诗”，最后导致诗词走向末路。
在当代诗词创作中，有这样一个现象：有些学者、文人腹笥丰厚，而且精通诗词格律，可是，他们写出来的诗词却味同嚼蜡，晦涩板滞，缺乏诗词应有的优美、酣畅的韵味。其成因，我想，固然和长期沉酣于学术研究，习惯理性思考，以致阻隔了形象思维的发展有直接关系；但更大的可能是在创作路径上有不尽顺适之处。从前，流行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说法。这是说，练习写诗，首先应该多读多记前人的典范诗篇，做到烂熟于心，随口都能吟诵。如果走的不是这条路子，而是先去刻意钻研、死记诗词格律，然后再像小学生填方格字块那样，按照格律去填写、推敲，这样，恐怕很难达到畅达的要求。
十多年前，上海大学吴欢章教授曾经指出：“如今写作旧体诗词，难不在合格入律，而难在运用旧有的形式完美地表现当代的社会生活和今人的思想感情。”旨哉斯言！应该说，对于许多诗词作者来说，实现这个要求，并非可以一蹴而就。当今诗词写作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偏向：有的作品，格律确也谨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诗性，只是内容陈旧，词句锈腐，缺乏新的意境、新的气息，根本不像出自现代人之手，引用清代性灵派主帅袁枚的说法，是“满纸死气，自矜淹博”。
最后，想谈一谈治祁先生的古诗今译。我认为，以新体形式翻译旧体诗词，起码要突破两个关口：首先，要对所译诗词文本作深入、透彻的揣摩与剖析。这有赖于深厚的古代文学功底，娴熟地掌握古典诗词创作规律，并具备一副独到的眼光。作诗固难，解诗其实也匪易。“好诗正似佳风月，解赏能知已不凡。”（吕居仁诗）但是，要译古诗，就必须闯过这重难关，因为它是基础，是前提条件。另一个关口就是语译，亦即运用现代人的思维、语言、句法对旧体诗词加以重构，实际上就是寻找新体与旧体诗词的契合点。著名学者余冠英先生早年曾选译过《诗经》，他是深谙个中甘苦的：“有时只是一个字，得费上几天、甚至成年累月地琢磨。读者看上去只是很简单的一个字，但实际上那是你长期研究的结果。至于准确地、原汁原味地传达出原诗的意韵，真是比创作一首诗还难。”也许，正是通过解诗、译诗这一番艰苦的磨炼，才使治祁先生不仅养成了熟练运用现代语言从事古诗译作的本领，而且，进一步提高了诗词创作的水准。
治祁先生在写诗与译诗的艰苦历程中，践履了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的“入门须正，立志须高”的主张。他对于陶渊明的诗素有深湛研究，而且在创作中颇受其益。陶诗以人生态度与生命意识为根柢，不违心，不矫情，不虚饰，不强求，“寄心清尚，悠然自娱”，在平淡的述怀中显现出身居乱世而洁身自好、一尘不染、自得自适的高尚品格，营造一种超功利的清淳淡远、天机洋溢的艺术境界。我们从治祁先生的《听江楼诗抄》中，不难发现陶诗的影子。正如陶渊明亦有金刚怒目式的咏史诗，慷慨奋激的咏怀诗那样，在治祁先生的诗词作品中，于淡烟疏影之外，也不时地闪现着雄豪俊爽的风姿。当然，总的都统一于高情远韵的“素心人”的品格。
意犹未尽，以七绝一首足成之：
豪华刊落现清淳，万卷罗胸笔有神。
探得陶家真髓在，哦诗如对素心人。
王充闾
2006年岁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