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文，其实是在读人。
我和曹辉女士，虽然只有一面之雅，但通过解读她的大量很有特色的诗文，还是获得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读她的散文，仿佛是在那里听她饶有兴味地叙说着多彩的人生，展现着心灵的奥秘，其中饱绽着欢欣，也浸渍着愁苦，洋溢着快慰之情，也播撒着忧伤的种子。她还很年轻，可是，文章中却充满了对世事沧桑的感怀，人生体验的解悟；当然，也像其他年轻女作家的作品那样，洋溢着浪漫情怀和细腻笔触的亲情、友情与爱情。她以一种从容的心态，顾自在那里娓娓动人地诉说着，听来宛如一曲奏鸣着心灵之美的生命赞歌。
作为女作家，曹辉的散文创作，既具有女性反应锐敏、思致精密、揭橥心灵婉转细腻的优长，又冲破了视界狭窄、局面不够宏阔的局限，文章有涵蕴，有灵气，有情趣，特别是创新意识很强，于散文写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作为青年写作者，她并不像有些人那样“跟着感觉走”，凭借“生活意志”、“生命冲动”等“非理性”意向，进行无节制的言说，她的文章放射出一种理性的光彩，文辞洁简，惜墨如金。我想，这和她长期从事诗词写作当有直接关系。
说到诗词写作，曹辉作为一个掌握了娴熟技巧的诗人，散文创作也相当出色，这是难能而可贵的。许多诗词写作者，由于思维定式、格律束缚、文言词语的限制，已经弱化乃至丧失了写作现代散文的能力。
而作为业余写作者，她能够从繁忙的机关业务和冗杂的家庭琐事中挣脱出来，坚守高尚的志趣，保持清新的心态，超越世俗取向、物质追求，钟情文学写作，更是让人刮目相看。按照钱锺书先生的说法，文学“邻近着饥寒，附带着疾病”，操此业者皆为“至傻至笨的人”。“自古文缘是苦缘”，迷恋上文学这个“魔鬼”的人，要比其他人多耗无数心血，少睡不少甜觉，饱尝多重苦楚。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潮泛涌，物欲横流的情势下，公余之暇，还能不惮辛劳，咬定这枚“苦瓜”不放，甚至像她在《后记》中所说的：愿做一株卷施——拔心不死的草，“生而一世，在个人爱好方面，哪怕把心拔掉了，也不肯妥协，不肯死去”。“卷施心独苦，抽却死还生。”（李白诗）对文学的虔诚竟达到此种境地，怎能不让人投以崇敬的目光！
二
散文是作家生命、人格、信念的组成部分，是作者心灵的外化。优秀的散文，从思想主旨到字里行间，应该让人感受到作者是在以全部的灵性和感受力去烛照人生，触摸现实，探索文化，追寻美境，进而产生耐人寻味、新颖独到的洞见。应该从作者的自身体验出发，去见证美和丑的生成，揭示出令人感发兴起、令人唏嘘扼腕的人生况味。这方面在曹辉的文章里都有充分的展现。现在有些散文，存在着灵性的消减、人性的物化、缺乏“精气神”的弱点，这反映了作者心灵的空虚、理想的弱化，甚至人文精神的沦丧。
艺术是人的精神的外射，是作家艺术家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产物。散文创作的过程，是客观世界不断人化与人的精神不断外化这样一个能量互相交换的过程。美国的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说，艺术表现的是人类的情感本质。这种情感本质，必然是人类深层意识的外射，是个体生命对客观世界的深刻领会与感悟。因此，作品必然处处体现着作者灵魂、心性的特征，必然表现为对自身生命的关注，并集中表现为人对自身命运与生命价值的思考，对自身赖以存在的时空环境的探索，以及精神家园的追寻。概言之，散文应该表现关于人性和人自身的生存、发展的生命意识，表达社会与文化环境的历史意识，表现人类存在的自然环境的宇宙意识。我多次谈到散文深度关怀、深度追求的问题，我认为，上述几方面就是散文深层意蕴之所在。曹辉的散文对此做出了可喜的探索。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公文的统一用语和传播媒介的千篇一律，加之由于日常生活的实用机制，由于从小学到大学的知识传授方式，造成了人们对于一切事物往往形成预设的思维定式，雷同的表述方式，语言已经失去了个性的光彩，即使靠摆弄语言文字过活的作家，也往往陷入这个泥潭而不能自拔。我们经常苦于找不到细微感觉和与思维状态对应的词汇，失去了感觉的动态过程。难怪法国诗人弗兰西斯·蓬热痛切地建议：“创立一种修辞学，准确地说，教每一个人创立自己的修辞学，是一项拯救公众的事业。”就是说，散文作家一定要有独特的文学语言，新鲜、锋利、刚健、短捷，陌生化，要有一股奇气。像卡尔维诺一样，找到自己“维护健康”的路子，在自身的语言机体内，分泌出医治这种语言痼疾的抗体。
曹辉除了有良好的语感，还有一种所谓“状态的文字”，通过个体生存状态来展现文化，亦即个体生存状态的文化。从她的散文里，可以看到个体的实际上也包括了大量同辈的青年女性的生命体验、生存状态、心路历程；可以从中发现作者生命、生活的投影，个体的主体性投射，里面饱含着生动的、感性的诗性智慧和深切的心灵体悟。即便是那类虚构的或者想象成分占一定分量的文字，也同样具备这一特征。
三
在我的心目中，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深深植根于文化传统，同时又具有深刻的当代性；既坚持精神价值，存在不为时尚所摇动的定力，又能与时俱进，具备精神观念与艺术理念的现代性乃至前卫性。常常是所用素材是传统的，而其言说语境、言说方式是现代的，经过作者现代思维的过滤，学理分析的提升，就具备了特殊的魅力。
在中国，当代散文创作面对着三种传统：一是古代散文的大传统，二是“五四”之后的新传统，三是域外文学的异质传统。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一说创新，就必须与传统决裂，错误地把生物进化中那种后者不断淘汰前者的发展过程，应用于文学创新的实践。我们不能认同这种“进化论”的美学观念；我们反对直线性的层层淘汰的所谓发展，而是提倡多维度的变化，即在不同维度上进行各自不同的创新。
为此，需要找准切入点与结合点，使三个传统融会贯通，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既须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传统作纵横交错的宏观了解，又要与这三个传统中的某些文学大家建立“点”的师承关系——这种师承关系必须建立在自己独特创作个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脱离自我生命体验，一味追求时尚的花样翻新。鲁迅先生等文学大师，做出了光辉的示范；当今，台湾作家余光中、王鼎钧、董桥等，也继踵前贤，为整合三种散文传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很欣赏曹辉关于董桥作品的分析、剖断。看来，她对此还是颇感兴趣的。以她较好的文学功力及其探索、创新精神，我相信，今后在融合三种散文传统方面，她有望取得一定的实绩。
曹辉女士是从写作传统诗词转入散文创作的。由于脑子里积淀的诗词名句太多了，它们会逐渐发酵、升腾、膨胀开来，不时地闯入笔下。如果是专事诗词写作，这是求之不得的；但是，作为散文创作，则须加以控制。所谓“控制”，并非绝对不可以引用，而是要掌握分寸，适所、适量、适度。运用诗词名句，如果恰如其分，会使文章增光添色；假如过当、失度，则会适得其反。我也是从写作诗古文辞入手而走上散文创作之路的，开初也是写着写着，文章中就冒出来几句诗词，有时还会变散句为韵文。承好心的文友提示，我便注意了这种“掉书袋”的偏向。发现曹辉某些访问记、抒情文也有类似现象；不过，《因为爱》、《浅读董桥》、《幸亏有你》、《撕不破的情网》等许多篇什中，倒没有这种偏向，说明问题并不明显，不过是一种潜在的趋向。俗谚云：“欲知山下路，须问过来人。”出于关心，作为“过来人”，我愿提出这个问题，以期共勉。
王充闾
2012年8月于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