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26日）
一
在我国的古代文化典籍中，文史融合的现象是最为鲜明的。上乘史学著作都是最佳的文学作品；同样，凡是传世的诗文必都具有深湛的史学意识和历史感。从发生学角度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古代都有文史合一不分家的传统。作家的最初文化角色常常就是史家。比如，先秦百家诸子都是出色当行的作家，但同时又都是著名的史家。所谓“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三国时刘劭语）。文与史的自觉分家，大约是在两汉以后，主要体现在文重辞而史重事上。西方的情况大致也如此。在荷马的史诗中，史和诗的成分都是很重的。文史的判然有别，则是以后的事。
南朝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门设了《史传》一篇来讲历史散文，从文章的角度对历史著作提出了要求。就此也可以看出，从前的学人对文史融合的重视。其中有这样的话：“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物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就是：《左传》记事，附在《春秋》经后面，跟经文交错，文辞简约，可是，人物的姓氏、宗族不清楚。到了司马迁写列传，人物开始分别叙述，这样就很容易阅读了，后来继承的人便都效法他的做法了。
本来，实现历史与文学的媾和应该不成问题，可实际上并不简单、容易。几十年来，我们的历史学和史学研究的处境似乎日见迫蹙，近些年竟然处于尴尬地步。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首先是民族虚无主义所带来的深重影响。从本世纪初开始的“打倒孔家店”，对于传统文化的简单否定，而后延续几十年，直至“文革”中变本加厉，“与传统彻底决裂”，使我们长期饱受数典忘祖的文化断裂之苦；其次，近年由于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冲击和全盘西化的思想影响，唯工具、唯自然科学、唯技术主义，使许多人陷入了鄙薄民族传统文化和“见物不见人”的误区，失去了主体的自主性，忽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的现代价值或永恒价值的内涵；第三，社会转型时期人心浮躁，实用主义盛行，一些人目光短浅，从现实功利出发对待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加之，学术界本身体制化的细密琐碎的分工，存在着忽视必要的整合、超越，忽视交叉科学多维研究的倾向，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科学的普及与发展。
其严重后果已经逐渐地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对思想充满渴望的时代，可是，由于作家队伍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哲学、史学根底薄弱，以及市场观念的冲击无远弗届等主客观因素促成，许多文学作品（我这里着重谈散文随笔）思想穿透力差，文化含量低，精神资源匮乏，深度背景（包括心理积淀）日益淡化，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文学品位的提高，窒碍着文学作品的生命力。
同样，史学著作的情况，恐怕也不容乐观。抛开学术内容，只从历史叙述角度来谈，我认为，有些著作虽然写得严肃认真，可是，却存在着辞采寡淡，忽视审美价值的缺陷，显得枯燥乏味，以致调动不起来读者的阅读欲望与审美期待。在人类符号的历史中，艺术、历史和科学是彼此相关的三个独立的领域。历史处于科学与艺术之间，这一地位促成了两种不同的历史叙述方式：一种是侧重于理性的、科学的；另一种是侧重于直觉的、审美的。我以为，二者不是相互排斥和对立的，应该统一起来。《文心雕龙·情采》中正确地指出：“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兹华乃赡。”意思是，语言靠文采才能流传久远，这话是确实而应验的。思想感情既经显露出来，文采才显得丰富。毋庸讳言，比起我们的史学前辈来，文学功力不足，恐怕是当代某些史学工作者一个不容忽视的缺陷。
对于历史叙述，晚近的西方史学界十分重视这个课题，许多人在致力研究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的关系。如所周知，“历史”这个词儿，在希腊语中原初的意义就是叙述。对往事的叙述构成了历史话语。就这个意义来说，在叙述的技巧、方式和手段方面，从文学那里，史学是可以有所借鉴的。作家与史家一样，都是往事的见证人和记录者，正是通过记录与见证，一去不复返的过去被保存在符号之中并流传下来，从而使得后人有可能去追忆和重新阐释。作为最富于历史意识的思想者，史学家在叙述与解释往事时，其最终关注点是如何揭示过去的意义，如何增加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增强创造未来历史的自觉性。从本质上讲，这是对于过去传统的一种文化反思。著名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当我研究历史的时候，我总是企图渗入人类现象的背后，去研究隐藏在它的深处的东西。”就所承担的这一使命来看，作家与史学家确实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
其实，文学是最富有历史感的艺术类型，甚至可以说，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寻史。对于历史的反思永远是走向未来的人们的自觉追求。而所谓历史感或历史意识，就是指对过去的回忆与将来的展望中体现出来的某种自觉意识和反思，其中蕴涵着一种深刻的领悟。文学家与史学家都是凭借内心世界深深介入种种冲突，从而激起无限波澜来打发日子、寻觅理性、诠释人生的，都是通过搜索历史与现实在心灵中碰撞的回声，表现他们对于人生命运的深情关注，体味跋涉在人生旅途中的独特感悟。因此，它们在人生内外两界的萍踪浪迹上，可以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就是说，实现史学与文学在现实床笫上的拥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我觉得，无论是史学还是文学，都应该具有深邃的哲思和精美的诗性。如果说，文史著作从诗性那里寻找到了激情的源流，在哲学那里获得了升华的阶梯；那么，通过文史联姻，可以使文学的青春笑靥给冷峻、庄严的历史老人带来欢快、生机与美感，带来想象力与激情；而阅尽沧桑的史眼，又能使文学倩女获取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一种巨大的心灵撞击力，引发人们把对往事的留连变成深沉的追寻，通过凝重而略带几许苍凉的反思与叩问，加深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若是杜陵无史笔，姓名恐亦少人知。”诗人吴静在这里说的是，史笔在诗词创作中断不可少，对于散文来说，何尝不是如此！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应该说，历史感对于所有写作者来说，都是进行创造性活动所必不可少的思维训练。任何社会现象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历史感不仅要求写作者把具体问题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去分析，还通过提供长远、宏观的视角，对此一时段事态的发展进行全面、系统、整体的考察，从而探赜发微，洞悉底里。
作为一个散文作家，我十分艳羡历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他们凭借创造性的艰辛劳动，使自己能够突破时空的限界，腾身于人类无限广阔的区间，跨越肉身有限性的知识背景和时空意识，洞察人生，俯仰今古，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了寿算，扩展了阅历，开拓了视野，强化了思维；加之，他们由于熟悉其他的文明环境，善于运用比较的武器，因而能够突破前人的窠臼和固有的种种约定俗成的规范，形成一种可贵的批判精神。他们中的许多人，能够像朱自清笔下的闻一多那样，不仅能“在历史里吟咏诗”，而且更“要从历史里创造‘诗的史’或‘史的诗’”，搏动着一颗不老的诗心。他们无疑是我在散文创作中学习、借鉴的榜样。
二
我从创作实践中体会到，散文中如能恰当地融进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进史家穿透力很强的冷隽眼光，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对现实生活的独特理解，寻求一种面向社会、人生的意蕴深度，往往能把读者带进悠悠不尽的历史时空里，从较深层面上增强对现实风物和自然景观的鉴赏力与审美感，使其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也会使单调的丛残史迹平添无限的情趣。
几年前，我曾有中州之行，先后访问了开封、洛阳和邯郸三座历史名都，漫步其间，脑子里弥漫着无数诗文经史，翻腾着春秋战国以来几乎整部的中华文明史的烟云。这些曾经繁华绮丽的历史名都，历经百代沧桑，许多当年的胜景已经荡然无存，但在故都遗址上，却有沉甸甸的文化内涵积存在那里。回来后给香港《大公报》写了一组《面对历史的苍茫》的散文。这些散文，没有停留于记叙曾经发生过的史事（尽管这也是颇有教益的），而是在解读历史的同时，着意揭示了作者对于社会发展和具体生命形态的超越性理解。
“陈桥崖海须臾事，天淡云闲今古同。”漫步陈桥驿的古镇街头，玩味着前人何希齐这两句诗的深刻意蕴，不禁浮想联翩，感慨系之。的确，从赵匡胤在这里兵变举事，黄袍加身，创建赵宋王朝，到末帝赵昺在元朝铁骑的追逼下崖州沉海自尽，宣告赵宋王朝灭亡，三百多年宛如转瞬间事。可是，仰首苍穹，放眼大千世界，依旧是淡月游天，闲云似水，仿佛古今未曾发生过什么变化。“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是历史的规律性认识，也是深刻的哲学命题。北宋王朝已经随风而逝，但它却给故都开封留下了一座历史的博物馆、文化的回音壁，使后人可以从中打捞出超越生命长度的感慨，以及关于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寻索。
邯郸古道上，既有炽烈地燃烧着旺盛的生命之火，借以实现自身存在的特殊价值，体现着积极用世的燕赵悲歌，也有鄙薄功业，粪土王侯，崇尚虚静无为、消极遁世的黄粱客梦，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意旨，竟能在同一地方，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和谐地融会在一起，这不能不引发人们对于悠远的中国文化深入探究的兴趣。
在凭吊洛阳魏晋故城遗址后写成的《叩问沧桑》中，我没有重复《黍离》、《麦秀》那孑遗的悲歌和荆棘铜驼的预言警语，而是通过写废墟——悲剧的文化，展现出搏斗后的虚无，成功后的泯灭，着眼点在于阐释文学的代价。清人赵翼有两句著名的诗：“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说的就是时代塑造伟大作家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魏晋时期可供后人咀嚼、玩味的东西太多。一方面，是真正的乱世，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名士少有存者”。而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又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语）。这个时期，儒学独尊地位动摇，玄、名、释、道各派蜂起，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个性大为张扬，注重自我表现，畅抒真情实感。大批思想家、文学家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自由主义充分高涨，呈现出十分自觉自主状态和生命的独立色彩。他们有意识地在玄妙的艺术幻想之中寻求超越之路，将审美活动融入生命全过程，忧乐两忘，随遇而适，放浪形骸，任情适性，完全置身于生命过程之中，畅饮生命之泉，在本体的自觉中安顿一个逍遥的人生。一时诗人、学者辈出，留下了许多辉耀千古的诗文佳作。他们以独特方式迸射的生命光辉，以艺术风度挥洒的诗性人生，给后世的文化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抛出一个千古说不尽的话题，为中华民族造就了一个堪资叹息也值得骄傲的文学时代、美学时代以及生命自由的时代。
人们一般的印象，文明之花盛开于中土，古代蛮荒塞外的历史似乎是一片空白。其实并非如此。从公元前几世纪的西周开始，生长在中国北方的一个个少数民族，就拨开洪荒的流云，燃起文明的爝火，相继跨上奔腾的骏马，闯入了历史的疆场。他们的铁骑越过万古荒原，越过长城、黄河，踏上中原大地，以其沉雄的呐喊与滴血的泣诉，共同叙述着那从梦幻走向现实的艰难历程，叙述着历史的无奈与无情；更以其蓬勃的朝气、锐不可当的攻势，给予每个从励精图治到骄奢怠惰的中原王朝以致命的冲击。而每一回合的搏斗，都昭示着中华民族从分裂、对抗走向统一与融合的历史时空，装订着一个漫长历史时代的苦难与辉煌。
带着探求社会文明继承、发展规律的渴望，我访问了女真族的策源地三江平原和金代的早期都城阿城，撰写了历史文化散文《土囊吟》与《文明的征服》。女真族原是十分落后的，立国当时，尚无文字。但是，他们以其冲决一切的蛮勇精神和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铁蹄所至，望风披靡，奇迹般地战胜了实力超过自己数十倍的强大军事对手，先后灭辽蚀宋，直到把北宋的两代君王俘获到五国城下。与此同时，他们也像前代的北魏、契丹，身后的元朝、清朝一样，当从塞北草原跨上奔腾的骏马驰骋中原大地的时候，都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接受了新的文明的洗礼，从而大大加速了发展的进程。令人深思的是，人类的文化无一不包含着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有时演进、发展的结果正好与原初的动机、愿望相背反。
金朝的结局也不例外。他们在充分享用“全盘汉化”的文明硕果的同时，也逐渐丧失了一些本民族固有的优势。从茫茫塞野的“弓刀夜雪三千骑”到繁华都市的“灯火春风十万家”，对于一个世世代代生长在艰苦环境中的民族来说，无疑是一场十分严峻的生命与生存的挑战。战争的胜利者在征服敌国的过程中接受了新的异质的文明，这种新的文明最后又作为一种异已力量反转过来诱使它走上衰亡、腐朽的末路，成为被征服者。诚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三
“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我们从辛弃疾的词里也许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大凡人们普遍向往的名城胜迹，总是古代文化积淀深厚，文人骚客留下较多屐痕、墨痕的所在。他们凭着对大自然的特殊感受力，丰富的审美情怀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写下了汗牛充栋的诗文，为祖国的山川胜迹塑造出数不尽的画一般精美、梦一样空灵的形象。他们登临远目，抚今追昔，超越历史与现实的时空限制，泯除种种界隔，化解由岁月迁流所引起的怆然寥落之情、无常幻灭之感，直接与古今情事取得沟通。就这个意义来说，赏鉴自然，实际上也是在观书读史，在感受沧桑、把握苍凉的过程中，体味古往今来无数哲人智者留在这里的神思遐想，透过“人文化”的现实风景去解读那灼热的人格、鲜活的情事。当然，作为一个思想者，诗人、作家，在欣赏自然风物、人文景观的同时，也是在从中寻找、发现和寄寓着自己。
而那些遍布于名城胜迹，见诸方志、传于史简的诗文和轶闻、佳话，既为你展开垂天的羽翼去联想与发挥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又使你不期然而然地负上一笔情思的宿债，急切地渴望着对其中实境的探访，情怀的热切有时竟达到欲罢不能的程度。这样，即使是新来乍到，也都如游旧地，如晤故人，仿佛踏进了重重梦境，返回了精神家园。此刻，那些名章妙句、鲜活形象，如春风扑面，纷至沓来，尘封已久的记忆被拂去了时间的尘埃，一个个都涌动起来。它们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通过它们的参与，使历史意识和人生感悟汩汩流出，从一个景点、一桩事件介入无尽的沧桑。你会觉得人文、历史、自然浑然聚合在一起，情不自禁地启动着内在的遐思与联想。
也正因为这样，一些作家总习惯于凭借自己的游踪，对一些名城胜迹做历史的考察与观照，对社会、人生作哲学性的反思和叩问。他们不肯停留于一般的纪游、写景、述感、抒怀，只写耳目所及的事物，只写一个横断面，而是追求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他们喜欢饱蘸历史的浓墨，在现实风景线的长长画布上去着意点染与挥洒，使自然景观烙上强烈的社会、人文印迹，努力反映出历史、时代所固有的那种纵深感、凝重感、沧桑感。他们喜欢结合现实风物的描述，对历史背景作审美意识的同化，以敏锐的、现代的眼光去观照、思考和发掘已知的史料，给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生活以新的认识、新的诠释，体现创作主体因历史而触发的现实感悟，从而使作品获得比较博大的历史意蕴和延展活力。同时，也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挺举起作家人格力量的杠杆，让自己的灵魂在历史文化中撞击，展开深沉的人文批判，留下足够的思考空间。
因此，当漫步在布满史迹的大地上，看是自然的漫游，观赏现实的景物，实际却是置身于一个丰满的有厚度的艺术世界。如同诵读着古人的诗书，倾听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回音，通过一块情感的透镜去观察历史，从而获得以一条心丝穿透千百年的时光，使已逝的风烟在眼前重现华彩的效果。那民族兴衰、人事嬗变的大规模过程在时空流转中的留痕，人生悲喜剧在时间长河中显示的超越个体生命的意义，以及在终极关怀中所获得的怆然之情和宇宙永恒感，都在新的境遇中展开，给了我们远远超出生命长度的无尽感慨。
这是诗章，也是历史，更是哲学，是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远者如近，古者如今，活转来的经史诗文给了我们“当下”一个时空的定位，更给我们一个打开的不再遮蔽的视界。
在这里，我们与传统相遭遇，又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它，于是，历史不再是沉重的包袱，而是为我们思考“当下”、思考自身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此刻，无论是灵心慧眼的冥然会合，还是意象情趣的偶然生发，都借由对历史人事的叙咏，寻求情志的感格、精神的辉映。——这种情志，包括了对古人的景仰、评骘、惋惜与悲歌，闪动着先哲的魂魄，贯穿着历史的神经和华夏文明的汩汩血脉。
在这里，人们既从历史老人手中接受一种永恒悲剧的感怀，今古同抱千秋之憾，与山川景物同其罔极；同时，又在自然空间那里，获取一种无限的背景和适意发展的可能性。感悟到，人不仅由自然造成，也由自己造成；不仅要服从自然规律，也能利用自然规律；人死后复归于自然，又时刻努力使自己的生命具有不朽的价值。
数千年来，人类执拗地寻求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本体，不过是为了摆脱自我的局限，走出自己立足的那个有限的时空交叉点。历史与文学是人类的记忆，又是现实人生具有超越意义的幻想的起点。只有在那里，人类才有了漫长的存活经历，逝去的事件才能在回忆中获得一种当时并不具备的意义，成为我们当代人起锚的港湾。
四
历史的脚步永不停歇，每日每时都迎来无量数的新事物，又把种种旧的事端沉埋下去。翻开数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会看到，人类每前进一步，都曾付出难以计数的惨重的代价。不要说汲取它的全部教益，即使是百一、千一、万一，对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也将是受惠无穷的。因此，聪明的人总要努力战胜对于历史的多忘症，使前事不忘，成为后事之师。
但是，面对历史的苍茫，发微探赜，鉴往知来，谈何容易！就历史本身来说，由于诸多条件的制约，历代失记和被遗忘的，无论从数量或质量上看，都要大大超出已记的部分。就已记的部分来说，人类本身有外在与内在之别，历史所记载的或者说后人所面对的，多数属于外在之物；而内在之物已随当事者的消逝而永远不可能再现。后人只有凭借这些外在之物传递的信号，试图为历史“黑箱”中的一个个疑团解密。难怪早在九百年前，王安石在《读史》诗中就曾慨叹：
自古功名多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黮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词中，也曾慨乎其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
如果从历史叙述的角度来谈，问题可能就更加复杂了。历史与史学，在西文中是同一个词，可是，在汉语中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过去发生的史实，后者指对这些史实的记述与阐释。就是说，历史过程本身和对历史过程的叙述属于两个层面：其一，历史本体是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西方有的史学家说，过去是一去不复返的，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回忆”它，给它一种新的理想的存在。这显然是片面的。因为他在历史学的认识论上夸大了历史学家主观思维的作用，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恢复客观历史的可能性。客观历史作为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事实上存在过，与史学家或什么人的回忆与否无关，即使无人回忆它，它仍然存在过。其二，作为史学，或者说历史的叙述、历史的研究，则又是一个层面，人们无法拒绝对于历史的当代阐释，其间必然跃动着史学家灵思的轨迹。
史学家也好，作家也好，他们不能像撰写考古报告那样满足于对过去的简单再现，而应该通过叙述揭示出过去对现在的影响。由于他们对往事的材料选择、结构加工以及对其中奥义的开掘，是站在现在来重建过去的，因此，不能不受到当下认识的制约。就是说，在叙述历史过程中总是站在某个角度、某个视界来透视过去，解释过去，必然会带上叙述主体剪裁、选择、判断的痕迹。巴尔扎克说他是社会生活的书记官，但他所记录的只能是巴尔扎克所理解并加以解释的社会生活，做不到也不可能与同时代的司汤达或雨果等其他法国作家笔下的社会生活完全一致。
当前，关于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文学界议论比较多的，是有些作者缺乏主体意识，抹杀了散文表达个性、坦露自我的特长，把本应作为背景的史料当作文章的主体，见不到心灵的展示，呈现材料壅塞、史实罗列现象。应该说，散文是作者人格的投影，心灵的展示，人格魅力的直呈和创造性生命的自然流泻；散文写作是作家对外界信息进行整合、同化于内心的一个审美意识过程，是面对自身经验、自我灵魂的一种语言方式。它应该最能体现人的心性的真实存在，反映作者的人格境界、个性情怀与文学修养。散文的审美特性表现为对于美的意蕴的自觉追寻，它是作家审美倾向的坦露和倾吐。这种审美情感比小说显得浓缩，又比诗歌挥洒自如，在当代社会中，这不能不说是它赢得读者的重要因素。由于作家人格与情感的映现，散文往往充溢着一种浓重的情韵和气氛，并由此构成诗性的意象与意境，唤起读者心灵中的美感。散文是作者面对读者无中介交流、直抒胸臆的质朴而真挚的艺术，它直接展现着作者的思想情绪和人格精神。散文所面对的不是小说的虚拟空间，亦非诗歌的情绪世界，而是日常生活语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流。通过这种交流，彼此饱尝着精神上相互点燃、相互激发的愉悦。
为了疗救散文主体意识缺乏、自我迷失的弊病，有必要强调现实的针对性。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绝不是死掉了的过去。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积极参与和介入，属于一种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作家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实际是一种同已逝的古人和当下的读者，作时空暌隔的灵魂撞击与心灵对话，是要引领读者在重温历史事件、把握一些背景化真实的同时，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层面，共同地思考当下，认识自我，提升精神境界。我很认同被称为“新历史主义之父”的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话：“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当年，歌德也是这样批评曼佐尼的：“如果诗人只是复述历史家的记载，那还要诗人干什么呢？诗人必须比历史家走得更远些，写得更好些。”确实是这样。
一部文学史告诉我们，凡是伟大的作家，都具备很强的历史选择能力、判断能力、结构能力和想象能力。既写历史的崇高、壮烈，又写历史的沉重与苍凉；既写创造的伟力与成功，也写世事的沧桑与人生的悲剧意识。诚然，历史留存着人类以往一切活动与成就的纪录，使它们不致因时空条件的限制而趋于消逝；但是，时空的限界毕竟又造成所有个体生命的割断、隔绝与消逝，迫使人们的情志需求有很大一部分归于落空，也使人类在宇宙中自觉的地位与作用受到局限与压缩，因此，时空条件本身，就足以给人一份难喻的怆怀。
当然，对此，伟大的作家并不是无为与无奈的。他们总是着眼于民族灵魂的发扬与重铸，或敞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双重渗透下的自我，对文化生命作真正的慧命相接，将灵魂的解剖刀直逼自我，去体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渐悟，凄苦后的欢愉；或关注历史上递嬗兴亡、人事变迁的大规模过程在时空流转中的意义，强调人情物事的文化价值，而使某些特殊人格与精神的象征挺立于时间长河之中，显示出一种宇宙的乐感与恒定感；或是夸张时间的消逝力，以致一切人事作为都隐现了终极毁灭的倾向，如此而引发一种宇宙的悲剧性与无常感。
创作这类散文，形象地说，作家是一只脚站在往事如烟的历史埃尘上，另一只脚又牢牢地立足于现在而与历史交谈。在这种对话中，过去不再是一去不复返的僵死材料，而是活生生的现在，它通过作家的叙述，重新恢复了生机。其旨归在于从对过去的追忆、阐释中揭示出它对现在的影响和历史的内在意义。这里应该体现出作家对史学视野的重新厘定，对历史的创造性思考与沟通，从而为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现实生活提供一种丰富的精神滋养和科学的价值参照；应该能够反映出作家深沉的历史感，进而引发读者的诸多联想。
作为一种话语形式，文学的价值与功能只有经过读者的解读才能实现。因而，在阅读这类文化散文过程中，读者也必须经历一个对过去重建的过程，亦即在阅读中回到过去和把过去转化为现在。所谓把过去转化为现在，指的是从现在的语境去理解过去，从读者自身文化的参照系或“前理解”出发去把握过去，而且，把自己所处时代的期待视野或“前理解”带入文本的阅读之中，渗透进新的历史意识。
五
我觉得，好的文化散文应该带着强烈的感情，带着心灵的颤响，呼应着一种苍凉旷远的旋律，从更广阔的背景打通抵达人性深处的路径。这就是说，应该更多地从人性的角度，充满着对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的悲悯与关怀。在当今一切都物质化、市场化、功利化的进程中，寻找人的精神的着陆点。好的文化散文应该将自己富于个性、富于新的发现的感知贯注到作品中去，也就是说，将语言文字用心灵的感悟、用思想装备起来。散文是需要思想的。福斯特说过：“假如散文衰亡了，思想也将同样衰亡。人类相互沟通的道路都将因此而切断。”
文化散文的表述应该防止落入公共话语的俗套之中。文化散文应该充满个人精微独到的感觉，要有个人特殊的心灵感悟。现代人在欣赏习惯上，与过去有很大的变化，他们着眼的往往不是你一般地告知什么，而是究竟有些什么新的创见、新的发现。人们读书，习惯于碰撞思想的火花，而不喜欢堆砌知识，不是要证明人家的东西，而应是发掘自己的新的感悟，不是要述，而是要创。
在写法上，我觉得应该避免两种常见的偏向：一种是无视社会的存在，人与人的关联，过分看重个人的主观感觉和想象力，结果“云山雾罩”，空泛地发挥。材料不足，思想贫乏，就大量地往里注水，还标榜什么“先锋主义”，等等。一种是固守传统的老套套，把生活、历史看作纯粹的客体，缺乏主体、个性的情感介入，缺乏思想、性灵的滋养与润泽，生活的人文内容完全被物质化了。
谈到文化散文的文体特征，我觉得起码有如下几点。
一是它体现了作家强烈的主观感受，这一点与咏史诗有些相似。尽管歌德老人曾经满怀敬意地把历史称为“上帝的神秘作坊”，但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在这个作坊里发生的事情，绝大多数并不见得如何神奇诡秘。“司空见惯浑闲事”，这就难怪那些史家总是那般冷静而超然了。“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是杜牧咏赤壁之战的名句；还有白居易和元稹的诗句：“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假设，对于历史研究没有太大的价值。可是，在诗人的笔下，却常常做各种出人意料却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主观猜想，以收“八面受敌”、纵横剖断之效。
如果说，史学是史家心灵的历史，史家应有自主的人格，坚持个性化的独立的批判精神；那么，历史文化散文作家就更应高扬主体意识，让自我充分渗入对象领域。实际上，在阐释历史的过程中，作家本人也在被阐释——读者通过作品中的独特感悟解读了、发现了阐释者。在这里，最关紧要的是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要在对历史的观察中，凝注创作主体敏锐的目光，看到他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历史文化散文中对象的描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作家的自我期待和价值判断，折射着作家自我需求的一种满足。因此说，创作历史文化散文，首要的忌讳是只见古人而丧失自我。
二是它洋溢着作家灵魂跃动的真情。既是文学，总离不开抒情。真情是文学艺术、也是史笔的灵根。它不仅仅满足于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还应具有诗一般的激情和深沉的美感。它运用形象生动的语言，使文章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力求在情感和理智两方面感染读者、征服读者。
三是它闪现着理性的光辉。历史就是人生，人生必有思索，必有感悟。在那些纷然杂陈的感性世界的深层，总是蕴藏着一些超越日常经验、超越现实存在的某种深刻之物，有一些甚至可以说是千秋万世的终极关切和永恒话题。如果我们的作品缺乏深沉的历史感，缺乏艺术家的哲学思考，就无所谓深刻，也无法撄攫人心。因此，在作家的笔下，向来都应该是思想大于史料的。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伟大，除了他们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之外，还在于他们的有力的批判意识，体现在他们所固有的对于陈腐偏见的不妥协精神上。
这类散文中的思想与情感，一如历史老人本身，是深沉、恒久的积蓄的自然流溢。它既不同于诗歌中的激情迸射，论说中的踔厉风发；也不是少男少女般的情怀的直露与挥洒。情与理，相生相克，有个如何统一的问题。我想，它们应是弥散式、复合式的交融，而不能是各张旗鼓，互分畛域。
说到文史联姻，学术界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影响作品的科学性。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文胜质则史”（文采多于朴实，则未免虚浮）。从今天来看，这种担忧也不是无谓的，有些作品确实存在着这个偏向。其实，科学性的丧失，并非由于强调了文采。司马迁的《项羽本纪》、翦伯赞的《内蒙访古》、茨威格的《滑铁卢的一分钟》，都是“文质彬彬”、“焕乎其为文章”，达到了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统一，并没有因其文采斑斓，而丧失了科学性。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历史的客观性，而不在于表现手法。
当然，写作历史题材的游记散文，既要把历史收在笔下，把读自然、读诗、读史融为一体，又不能为历史所累。史学与文学毕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一个是“堂上谋臣尊俎，边头壮士干戈”；一个是“醉失桃源，梦回蓬岛，满身风露”。一个是把激情隐在冷峻的后面，要述往事思来者，探因果求规律；一个是用意象营造情感的空间，探索艺术的弹性“空筐”。特别是当我们面对风光胜迹，同时又寻索古人的名篇佳什的时候，对书卷与历史的多情，往往会加重情怀的负累。这时，设法走出古人，摆脱局限，找出一片“阶前盈尺之地”来创铸自己的辉煌，就是一个非解决不可的课题了。
六
历史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矿，真正地着手探查，里面的文章可就多了。首先，历史是由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几大要素构成的，那么，何者为主导？马克思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看来，人的活动占有决定性的地位。举凡时间、地点以及所发生的事件，都是以人为基准的。人们常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当然，要说简单也很简单，无非一个是人，一个是事。相传波斯王即位时，要史官为他编写一部完整的世界史。几年过后，史书编成了，多达六千卷。年纪已经不轻的皇帝，日夜操劳国事，一直抽不出时间看，没办法，只好让史官加以缩写。经过几年刻苦劳作，缩编的史书完成了，而皇帝已经老迈不堪，连阅读缩写本的精力也没有了，便要史官作进一步的压缩。可是，没等编成，他就已经生命垂危了。史官赶到御榻前，对波斯王说，过去我们把世界史看得太复杂了，其实，说来十分简单，不过是一句话：“他们生了，受了苦，死了。”这九个字，“他们”是人，“生了，受了苦，死了”是事。事是风云人是月，可看作是对历史的概括。这里“月”是中心。“烘云托月”、“云开月上”、“月到风来”，“月”总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历史以人物为中心，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是人创造并书写了历史。光照简册的万千事件，诚然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空古绝今，惊天动地，撼人心魄，可是，又有哪一桩不是人的作为呢！人的思想，人的实践活动，亦即人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是一切史实中的最基础的事实。可以说，历史的张力、魅力与生命力，无一不与人物紧相联结着。
既然历史中人是出发点与落脚点，那么，人的存在意义、人的命运、人为什么活、怎样活，必然就都是史家关注的焦点。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反复多次强调，“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没有人怎会有事？”“历史存在依人不依事，而人则是永可以存在的。”又说：“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因此我来讲历史人物，特地希望我们要看重人，拿人来做榜样，做我们一个新的刺激。”其实，也不单是历史学，在关注人生、人性，关怀人的命运方面，整个人文学科都是相通的：哲学思索命运，历史揭示命运，文学表达命运——无往而非人，人是目的，人是核心。所以，在我写的历史文化散文中，无一不涉及到历史人物。通过评价历史人物，既能更深刻、更准确地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能使我们从中总结和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从而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读史，主要是要读人，而读人重在通心。“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这也是钱穆先生的话。读史通心，才可望消除精神界隔与时空障碍，进入历史深处，直抵古人心源，进行生命与生命的对话。通心，就要求作家能够设身处地地加以体察、理解，也就是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情境中去进行察核。所谓“设身处地”，应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如同古人所说：“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借用钱锺书先生的说法，就是“遥体人情，悬想时事，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二是强调理解前人，“略其迹而原其心”。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从社会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对历史人物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不苛求古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一条重要原则。拿今天的标准去评判当时的古人，甚至不负责任地指责古人的错误与不足，对古今人物做牵强附会的对比，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研究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苛责前人，率意做出评判，要比感同身受地理解前人容易得多。而后者却是一切治史以及读史者所必不可少的。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渔说过：“凡读古人之书，论前人之事者，盖当略其迹而原其心。”法国年鉴学派的著名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也曾指出：“长期以来，史学家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任情褒贬。这种态度能够满足人们内心的欲望”；而“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其实，“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十分有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前辈判断是非善恶吗？”我体会他的意思，不是说不应该评判——治史、读史、写史本身就意味着评判，而是如何进行评判，按照什么尺度、采取什么态度加以评判的问题。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有个说法，叫做“了解之同情”，首先是了解，然后才是同情。这种同情也贯穿于大师的著作《柳如是别传》一书的始终。我有一篇文化散文：《他那一辈子》，是写李鸿章的。李鸿章号称“签订卖国条约专业户”，一生中堪资批判、指责之处颇多，我在文章中从思想、修为、立身、行事方面，做了深入的发掘。不过应该承认，他在兴办洋务、建设海军方面，确实是功不可没的。签订了那么多卖国条约，理应遭到唾骂，但他确实有其难言之隐。在弱肉强食、国运衰颓之际，任谁在这个位置上也难以摆脱。他的问题在于，像梁启超所批评的：缺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为救亡图存而奋不顾身、宁为玉碎的精神魅力。当然，你若说他一点骨气没有也有点冤屈——由于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肯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在波涛汹涌、呼呼悠悠的海面上，慢慢腾腾地挪过去。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吴汝纶东游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鸿章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觉悲从中来，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他大书“伤心之地”四个字。国贫民辱，“弱国无外交”，说来令人痛心啊！
学术研究，特别是写作散文，总须选取一个特定的角度。作家与史家不同，文学是人学，作家选取的角度，常会跳过道德、历史的层面，专从性格、命运、人生际遇方面分析，追求的是认识深刻、见解独到，对历史人物未必能够作全面分析、综合评价。这和《百家讲坛》那样全面地讲述史实、介绍人物不同。与此相关，我在读史、写人过程中，总是尝试着变换不同的视角，寻找不同的切入点，采用不同的方法。有时是正读，有时是反读；有时是深读，有时是浅读；有时找出多种史籍，就着不同流派、不同观点比较、对照着读，有时带着悬疑、预设一些问题有目的地读。或者重视必然，或者关注偶然；或自其变者而观之，或自其不变者而观之；或者“述远者考之于近”，强调今人的本位，或者侧重理性的审视与客观的评判；或者以宏观视野勾勒出历史之经纬，研讨广阔的社会转型，或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更生动、更具体、更富有个性的微观历史景象上。
依我个人体验，培根说的“读史使人明智”，确是千古不易的真理。通过读史，使头脑开窍，在实现知识积累的同时，获取了无限丰富的政治智慧、人生智慧。我在阅览史书的过程中，总是随读随记，一切有关人物品鉴、人才理论、人生遭际、命运抉择、人性发掘、生命价值、功过得失、事物规律等诸多心得体会，即便是吉光片羽，点滴感悟，无不认真记下；然后，进行分析、排比、归纳、综合，包括对于史实的重新把握；在此基础上，通过古今联想，中外比较，历史哲学的思考，人生智慧的升华，以及对于人物、事件及其演进变迁的认识与感悟，加以联结与组合，最后按照一个个专题，用文字整理出来，形成一篇篇作品。
这里关键的环节，是不断地提出问题、设置疑问。“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法国史学家费弗尔语）问题从哪里来？来自于“春灯走马”般的人物和万花筒样的史境。整个读解、叙述的过程，有如涉足平生未曾寓目的奇途异境，是充满着趣味与快感的。历史总是在矛盾中前进，历史进程中充满了种种悖论与偶然性。有时候，你看它向东逸去，结果却现影于西方；有时候，种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有时候，过程奇诡，而证果却比较寻常。应然而实未然，既在意中又出乎意外，原是历史变迁的常态。
我在《龙墩上的悖论》一书的自序中曾经谈到，我常常透过大量的细节、无奇不有的色相，以及非理性、不确定性因素，复活历史中耐人寻味的东西，以期唤醒读者的记忆。发掘那些带有荒谬性、悲剧性、不确定性的异常历史现象；关注个体心灵世界；重视瞬间、感性、边缘及其意义的开掘。既穿行于枝叶扶疏的史实丛林，又能随时随地抽身而出，借助生命体验与人性反思去沟通幽渺的时空；通过生命的体悟去默默地同一个个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进行人的命运的思考，人性与生命价值的考量。就是说，我的读史与写史，有别于一般史家的或为搜集或为著录或为考订或为诠释的治学方式，致力于一环扣着一环的史料联结；而是以文学形式载记个人的有史有论、史论参契的读书心得。而所论也不限于理性的结论，更多的是会心的体悟、情怀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