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先生兼作家、学者、记者于一身，他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散文大家，在散文方面的成就尤其卓著。先生出生于1919年，从年龄来看，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应该算是小字辈；但是，就其独立不羁的精神，腹笥丰厚、博古通今的学养，以及传统文人雅士所独具的那份情调、趣味，那种大家风范、名士风流、才子情怀，又应被视为“五四”一辈学人，或者一代传人。
他在散文创作中是得大自在者。多年以前，唐弢先生就称赞他“实在是一个文体家”。这从他的几百万字的散文著作中可以得到有力的印证。中外文学史告诉我们，凡是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家首先都是文体理论家；而在不断地实现突破与超越的散文大家来说，必然也是一位文体作家。古人对此是极为重视的，产生于公元5世纪末、6世纪初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就以大量篇幅对文体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
依我理解，所谓“文体意识”，是指作家、读者在创作与欣赏过程中，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中形成的对于不同文体模式的一种自觉理解、独特感受和熟练的心理把握。体现在具体创作中，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一种系统性的“文学工程”。黄裳的《锦帆集》、《珠还记幸》、《旧戏新谈》、《笔祸史谈丛》、《榆下说书》、《银鱼集》等等，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文体是长期积淀的产物，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历史和现实的统一，稳定和不稳定的统一——它相对稳定，实际上是不断变化的。正如黄裳自己说的：“回顾过去写作的经历，一个明显的特征是风格的善变。”在论及《旧戏新谈》时，他说：“笔调更是纵横驰骤，逸出了规范。写时真能感到一种任情挥洒之乐。”“任情挥洒”一语真是特别恰当。这使我想到著名作家、学者李辉对黄裳的评论：“显然，文体对于他并不一定是必须考虑的前提，更不是限制手脚的束缚。在这方面，他相当放松，显得潇洒自如。”任情挥洒，收纵自如，正是熟练把握、炉火纯青的标志。
我们这一代人，由于多方面的局限，即使年龄也不小了，终究无法同他比并。“夫子之墙数仞”，不要说对等交流，就是做出客观剖断，也常常觉得“不得其门而入”。因此，我在这里只能说说个人向他学写散文的体会。
先生是写作文化散文的高手，又是开路先锋。“文化散文”的提法未必确切，为了表述方便，姑且这么说吧。大体上讲，其文体特征，应是文化蕴涵丰富，能够把哲思、史眼、诗性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书卷气、艺术美与思想锋芒相互融合。如果这一看法得到认定，那么，我说，文化散文实质上就是学者散文。作为一种文体正式提出来，确是为时不久；但其出现并非始于今日。起码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题未定草》等，用黄裳的话说，“是学者散文的典范作品”。到了黄裳笔下，就成批地、集束地出现了，包括结集于1945年、1947年的《锦帆集》、《锦帆集外》和1980、1981、1983年的《花步集》、《金陵杂记》、《晚春的行旅》等许多散文作品，都可以说是今天定义的文化散文或学者散文。
1980年，黄裳在散文集《山川·历史·人物》的后记中说：
我还时时不能忘记过去，经常会感到“历史的重载”的沉重分量。……不论怎样美妙的自然景物，如果离开了人类的活动，也将是没有生命的。我好像从来就不曾读到过纯粹的写景文，用照相机拍下的风景画片那样的东西，在文字中是并不存在的。也许这是我的一种可笑的偏见。看画时爱读题跋，游园时留心匾对。
面对湖山，也总是时时记着一些赶也赶不开的历史人物与故事。美丽河山，不只是对自然面貌的客观描述，其中也包含了对世世代代在这里劳动、生息、歌唱的人民的热情的赞颂。
正由于这类散文的文化蕴涵主要以历史事件和人物行藏为载体，所以也有称之为历史文化散文的，似也言之成理。
其实，文史融合的传统在我国古代文化长河中是源远流长的。上乘史学著作都是最佳的文学作品；而作家的最初文化角色常常就是史家。比如，先秦百家诸子都是出色当行的作家，但同时又多是够格的史家。所谓“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三国时刘劭语）。文与史的自觉分家，表现为文重辞而史重事，大约是在两汉以后。南朝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门设了《史传》一篇来讲历史散文，从文章的角度对历史著作提出了要求。其中有这样的话：“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就是：《左传》记事，附在《春秋》经后面，跟经文交错，文辞简约，可是，人物的姓氏、宗族不清楚。到了司马迁写列传，人物开始分别叙述，这样就很容易阅读了，后来继承的人便都仿效他的做法了。
晚近的西方史学界，许多人致力于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关系的研究。据说，“历史”这个词儿，在希腊语中原初的意义就是叙述。对往事的叙述构成了历史话语。文学是最富有历史感的艺术类型，甚至可以说，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寻史。对于历史的反思永远是走向未来的人们的自觉追求。在人生内外两界的萍踪浪迹中，在现实的床笫上，文史可以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因为作家与史家都是通过精神世界介入社会、人生冲突，从而激起无限波澜来破解理性，抵达生命本原的，都是借助搜索历史与现实碰撞的心音，表现其关注人生命运，体味人在旅途中的独特感悟。
我们从黄裳散文中看到，文史嫁接之树结出了奇异的果实——文学的青春笑靥为冷峻、庄严的历史老人带来了生机与美感，想象力与激情；而阅尽沧桑的史眼，又使文学倩女获取了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一种沧桑感，体现出哲学意境、文化积累和巨大的心灵撞击力，引发人们通过凝重而略带几许苍凉的反思与叩问，加深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理解。黄裳的作品也使我们体会到，散文中如能结合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进史家穿透力很强的冷隽眼光，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对现实生活的独特理解，寻求一种面向社会、面向人生的意蕴深度，就会把读者带进悠悠不尽的历史时空里，从较深层面上增强对现实风物的鉴赏力与审美感，使其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
从前，孔夫子曾经指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说的是：朴实多于文采，则流于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这使人联想到人们关于写作文化散文的两种忧虑：一是担心写作者把文学作品当成学术著作来写，只是停留在史料的复述上，而不能触及历史烟尘背后的人性、人生的真谛，弄得质实而无文采；再就是担心放言纵笔，夸夸其谈，而影响到作品的科学性。从当前散文发展的态势上看，这两种担心并不是无谓的。可以说，两种倾向都存在。可喜的是，黄裳早在五六十年前就已经有了成功的实践——在运用史料、组织素材过程中，能够以现实的关怀和当下的期望视野，以个人的、民族的主体意识，通过对历史的阐释展现更加开阔的精神视野和思维空间。
1946年，作者在南京采访国共和谈间隙中写下的一组《金陵杂记》，作为这方面代表性作品，被视为“抗日战争前后最漂亮的文字”，久为世人传诵。他在谈创作体会时，说：
其实“学者散文”的特征并不在于抄书，重要的是思想指挥着材料。没有深厚的学养，没有深刻独到的见解是不行的。
他发现，“有许多古代诗人的名篇常常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其中的奥秘，是“挑动读者的心弦，打开记忆的窗门，调动民族的、历史的感情力量来帮助增强诗的感染力”。在这些散文中，他以学人兼才人的厚重的文史积累、深邃的识见、开阔的视界、丰富的联想，发挥记者敏感、迅捷的职业优势，写得既有思想深度，又见学识，而且情趣盎然。这些散文都洋溢着作家灵魂跃动的真情，通过形象生动的语言，力求在情感和理智两方面感染读者，征服读者。他说：“重要的是老实人说真话还是巧伪人的花言巧语。几千年的文学史可以作证，谎话没有哪怕只是短暂的生命力，只有真话才有可能存留下来。”
黄裳散文坚守精神的向度，闪现理性的光辉，在对历史的描述中，总是进行灵魂烛照、文化反思。历史就是人生，人生必有思索，必有感悟。散文是发现与开掘的艺术，最关紧要的是在叩问沧桑中撷取独到的精神发现。缺乏深沉的历史感与哲思，缺乏独特的精神见解，就无法获得广阔的精神视界和深邃的心灵空间，进入更深层次的文化反省，就无所谓深刻，也不可能撄攫人心。黄裳特别看重思想的厚重与深刻。他说：
思想的空虚、浅弱是文学作品的致命伤。好像一个人没有强健的骨骼就站不起来一样，没有思想，只剩下华丽但空虚的词藻，那将是毫无价值的。
先生有一篇名文：《夜访“大观园”》，写于1980年。不过两千多字，可是写得摇曳多姿，洋溢着理性光彩。作家高扬主体意识，让自我充分渗入到对象领域，通过质疑、探问，阐扬了个性化的批判精神。从中我也受到深刻的启示：学者散文中的思想与情感，一如历史老人本身，是深沉而恒久的积蓄与自然流溢。它既不同于诗歌中的激情迸射，论说中的踔厉风发；也不是少男少女般的情怀的直露与挥洒。情与理，相生相克，有个如何统一、如何整合的问题。我想，它们应是弥散式、复合式的交融，而不能各张旗鼓，互分畛域。
写作这类散文，可说是一只脚站在往事如烟的历史埃尘上，另一只脚又牢牢地立足于现在。作家同历史的对话，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与审视，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拉着他们站在历史这面镜子前照鉴各自的面目。作家通过对史学视野的重新厘定，通过对历史的解读与叙说，揭示其内在意义以及对现实的影响，为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现实生活提供一种丰富的精神滋养和科学的价值参照。同样，在阅读这类散文时，读者也是从现在的语境去追踪过去，从其“前理解”或自身文化的参照系出发去把握过去，而且在现实的深度介入中，沟通昨天、今天与明天。由于文本中对象的描绘，往往印证着作家的价值判断，折射其自我需求的一种满足，因此可以说，在阐释历史过程中，作家本人也在被阐释——读者通过作品中的独特感悟来发现和剖析阐释者。
黄裳散文的另一鲜明特征，是其独特的文学性。文学性是散文之所以成为文学的一种标志、一种根据。散文必须有“文”，如同戏剧要有“戏”，诗歌要有“诗”，小说可以“说”一样，这是它的内在的本质规定性，当然也是中国散文的固有传统。作为文学性，文化蕴涵是极其重要的，它占有核心的、带有巨大辐射性的地位。对散文创作来讲，这种文化蕴涵主要体现于内容；同时也应成为散文的一种语言材料，它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模式，无论其属于知识性、哲理性，还是审美性。黄裳有一篇谈“知识产权”的文章，这是个专业性很强的题目，在他人那里，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写得文采斐然，弄得不好就会枯燥无味。可是，先生却有本事，旁征博引，酌古量今，洋洋洒洒地写成一篇妙趣横生的文章。这端赖于他的渊博的学识和漂亮的文笔。
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是一切事实和思想的外衣。尤其是散文，有人说它是裸体的东西。语言是散文的标志性“构件”，没有像样的语言就什么都没有了，像意境、意象等等，都是靠语言来表达的。散文语言和日常交流性的语言有着显著的区别。日常语言进入散文创作中必须升华，必须提炼；高明的作手往往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变形、凝聚、强化、形象化、陌生化，来更新读者的习惯反应，唤起新鲜的感知。
先生有一篇散文叫作《闲》，里面有这样的语句：
焦急的心情碰上了悠闲的姿态，就正像用足了力气的一拳结果却打在一大团棉花絮上，垮了。
在《孟心史》一文的最后，作者谈到周作人悼念孟森先生的挽联：
挽联写得并不坏。不过自古以来对文人品评，有一条重要的经验，不能只听他的宣言，还要看实际行动。事实证明，挽联虽佳，也只不过是做出来的，如此而已。
妙在这个“做”字。真是下笔如刀！
前面提到的那篇《夜访“大观园”》中有这样的描写：
我想，这种奇特的夜访，可能比大白天来游要好得多。一切的不谐调都被夜幕遮去了，使我们看不见任何煞风景的迹象。一切缺陷都是可以用想象来补足的。我觉得眼前的一切，正是《红楼梦》所特有的一种典型环境和气氛。
尤其是结末一句，可谓逸韵悠然，给人留下了巨大的读解空间。
就写作手法来说，诸如驱遣意象、描绘细节、凸显个性、运用想象、营造意境、发挥联想等等，运用得如何，都直接影响着文学性的盈虚、消长。在黄裳散文中，这些手法都有充分的展现。限于篇幅，这里只就发挥联想这一点展开说一下，因为在我看来，这是先生作品中最常见也运用得最娴熟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
坐落在南京牛首山下的“南唐二主陵”，我也去过，也曾经想要写点东西。可是，拿起笔来之后，才发觉可写的物事实在不多，结果中道就夭折了。后来看到黄裳的《南唐二陵》，写得那么丰满、充实，那么曲折有致，真是由衷地佩服。他主要是借助联想，套用苏州园林的技法，叫作善于借景。文章是这样开头的：“这一篇本来应该紧接在《献花岩》后面的，可是一直拖到现在才来动笔，想想牛首山上应该已是一片浓绿了。”接着，点出两个墓主，写到古墓的沧桑，写到明代也有要人选葬于此，大约是受堪舆学影响，“却实在看不出这里的风水好在哪里”。这也不在赘笔，妙在引出墓前的小水塘。站在水塘前面，迎着虎虎的西风，作家“不禁想起了中主的两句词：‘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同时又想起了王国维对这两句的评赞”。然后就进了墓室，从大青石的棺座又联想到同是割据一方的远在成都的前蜀王建的陵寝，并进行一番比较。真是视通万里，思接千载。下面，自然地又由词人中主想到他的儿子、更大的词人后主；再由二陵的发现，说到主持发掘工作的南京博物院院长，及其在“文革”中惨痛的遭遇。就这样，不绝如缕地想象，畅情随意地发挥，把一篇文章作得花团锦簇，文采斑斓。
我们这次研讨的主题，是“黄裳散文与中国文化”，探讨他的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特别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对于当代散文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我以为，这是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当前，散文创作存在着文学失落的危机。散文及其写作队伍正在泛化，什么都叫散文，什么人都写散文，审美的失落，或者叫文学性的遗失、淡化，十分突出。一是相当一部分文学创作已经由个人独创转向规模生产、批量销售，向文化工业转化，个别的甚至雇用写手来写作；二是大众化、图像化、直观性成为文学艺术的主要趋向，加之畅销书的炒作，文学对影视的献媚，这都使文本意识、文学意识日渐淡化；三是在商品大潮推涌下，情感化、软化、细化趋向和所谓的“散文消费性格”充斥散文领域。20世纪80年代，散文创作还很强调文学意识，提倡审美价值；1990年代以后，随着各种西方思潮蜂拥而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消费大众偏爱直接的感官快乐，日常生活、私人经验和花花绿绿的世俗场景充斥屏幕之上，文学性受到强烈的冲击，渐渐成为可有可无的物事。为此，许多作家、学人和读者，大声疾呼提高作品的文化品位，实现一定程度的深向追求，期待着通过写作与阅读，增长智慧，解悟人生，饱享超越性感悟的乐趣。我们这次活动，正好顺应了文坛上的这种时代潮流和社会的审美……期待。
（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