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杰教授：
您好！
前信着重谈了学习西方哲学的情况与心得体会，这次想从西方史学这个侧面做些补充。
说到读史，我在八年私塾中，接触最多的可能就是历史了。《左传》、《国语》、《战国策》、“前四史”和《资治通鉴》这些标准的史书不必说了；即便是那些经书，按照前人“六经皆史”的说法，应该说，那也属于广义的历史。
我国有悠久的、十分发达的历史文化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过去的所谓正史，基本上是王朝更替的记录、帝王将相的家谱，除战事外，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风俗史记载得不多，据此难以看清历史的真实面目；而且，大量史书中载事不见人，只注重历史事实与历史过程的记述，着眼的是历史的客体。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通过学习哲学，掌握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以后，分析、研究历史问题有了科学的方法，而西方史学的研究，又帮助我开阔了视野、扩展了眼界。这样，深化或更新了下述一系列认识。
——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历史的选择性里有历史偶然性的因素；而说到历史的必然性，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不可避免性。重视历史的选择性，其最大意义在于，有利于强调每个人作为历史主体的作用，避免把历史的必然性曲解为历史宿命论与不作为主义。
——历史的进步与倒退。以往历史理论一味强调历史是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种历史观容易导致人们对历史进程抱着盲目乐观的单向思维，很可能对历史逆流放松警觉。我国的“文革”十年，就是历史的倒退。
——历史合力与个人作用。历史发展的合力系统，是恩格斯对历史动力的经典阐述。这种合力中，既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构成的基本动力，也有与其相联系的其他因素的合力作用，例如意识形态的强大反作用力等等。历史合力模式，既把历史上大人物对历史发展的正负作用包含其中，也把每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对历史的选择性囊括在内，凸显了每个历史参与者在历史选择性上的主体作用，肯定了每个人独有的主体价值。
——过去总是认为，对历史的认识应当有一种最终的符合客观实际的唯一正确的结论。其实，作为人类的活动，历史与自然界不同。自然界与人有着本质的界限，而历史上的人类活动，除了作客观的考究之外，还必须借助认识主体自身的人生经验去进行体察。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认识主体的概念体系和参照系统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事实上，离开主体的人生体验，也就根本认识不了历史。这就决定了即使在同一时代，可以说，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对历史的理解。
——历史的决定因素不止是一个。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复杂的多种关系的结构体，支撑和推动这个机体的是人，而人出自其本性有着并列的多方面的要求，绝不能归结为单一的物质满足。除了衣食住行等经济生活方面的要求，人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追求真善美，于是以审美的形式创造了文学艺术；人们有了人格和尊严的观念，于是产生了伦理道德；人们有探索、求知和展现自我的欲望，于是产生了教育与科学；人们有心灵上的困惑，需要宁静与净化，于是形成了宗教。所有这一切，都是人性的产物，都植根于人，为人所必不可少，都是社会关系结构的独立方面，并使社会得到必要的调整和演进。物质生产无疑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但它不是社会演进的唯一因素。它对其他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影响，不是单一的因果性关系。人的其他活动和关系，有其自身的独立根源，各自发挥着不可代替也不可缺少的作用。只有将所有这些关系系统调制成一个整体，才能使社会健康发展。
等等。
通过接触法国史学各派的理论，包括新黑格尔派史学、年鉴派史学、批判的历史哲学，从中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加深了对上述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新黑格尔派的哲学家克罗齐认为，历史知识是思想的产物，是过去时代的活的思想，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它只存在于历史学家对它的思想认识之中。柯林伍德认为，历史就是思想史，是人们思想活动的历史，所以历史学的任务，就是重演过去的思想。他猛烈地批评“剪刀加糨糊”式的传统史学。关于年鉴派史学，我读了两部代表性作品：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保罗?利科的《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布洛克强调理解重于评判。他认为，“史学家不应该以法官自命”，而“不幸的是，由于习惯于判决，也使人们对解释失去兴趣”。他有一句名言：“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而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就难以理解任何现象，“正如古老的阿拉伯谚语所言，‘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其时代’。”布洛克强调，“史学家必须与全部生活之源泉—现在，保持不断的接触”。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并不因其对现实的懵然无知而有所减色，而一个史学家，若对周围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漠不关心，那么，“应该称之为古董迷”。
美国新历史主义，以斯梯芬?格林布莱特和海登?怀特为代表。一方面是历史学的视野从以重大政治事件与人物向特定阶段的普通事件、普通人物拓宽；另一方面是旧史学的实证主义、历史客观主义向主观主义的历史相对主义倾斜。怀特否定了人们可以通过历史文献把握正确无误的历史真实的“天真”想法。在他看来，任何理解与阐释都不能超越历史的鸿沟而求得原意与原貌，也就是说，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不可复原的。任何文本的阐释都是两个时代、两颗心灵的对话；一切历史意识的切片都是当代阐释的结果。
拙作《沧桑无语》中有些方面吸收了上面谈及的一些观点，克服了旧史学研究中的积弊，呈现出新的气息，但总体上还是坚持了唯物史观，这是确定无疑的。
两次通信，概括地介绍了我十多年来学习、借鉴西方哲学、史学的大致情况与心得体会（包括一些读者摘记），对于您研究分析我的历史文化散文和撰写文学评传，或能有些参考价值。
王充闾
2002年12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