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孩子
1
一九七六年十月我离开那不勒斯，一九七九年才回来。回到那不勒斯后，我一直尽量避免与莉拉联系。我不想和她像之前那样密切，但这并不容易，她想方设法介入我的生活，我无视她，承受她，容忍她。在那个艰难的时刻，她表现出要陪在我身旁，支持我，但我始终无法忘记她对我的鄙夷。
我通过电话告诉她我和尼诺的事时，她在电话里对我大吼大叫，她说：“你是个笨蛋！”她之前从没用过这种语气对我说话，从来没有过。如今我想，假如伤害我的只是这句话，我可能会很快平静下来。事实上，除了那句骂我的话，她还提到了黛黛和艾尔莎，这一直让我耿耿于怀。她告诫我说：“你不想想，你这样做，会对你的两个女儿造成多大伤害！”我当时没太在意这句话，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句话不断在我耳边响起，变得越来越有分量。对黛黛和艾尔莎，莉拉从来没表现出一丁点儿兴趣，几乎可以肯定，她甚至都不记得她们的名字。有几次，我在电话里提到她们有趣的童言童语，莉拉会很快岔开话题，说起其他事情。在马尔切洛·索拉拉家里，莉拉第一次见到她们时，她只是漫不经心地看了她们一眼，说了几句客套话，根本就没注意到她们得体的衣着，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尽管年龄小，但两个小姑娘已经能很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了。这两个孩子是我生的，我养的，她们是我的一部分，莉拉作为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她应该满足一下我作为母亲的虚荣，不考虑情谊，至少是出于礼貌，也应该关注一下她们，但她连一句调侃都没有，只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只有现在——肯定是出于嫉妒，因为我和尼诺在一起了——她才想起了我的两个女儿。她想强调，我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母亲，我正在牺牲两个女儿的幸福，换取自己的幸福，我一想到这事儿就觉得很心烦。当年，她离开斯特凡诺时，她考虑过她的儿子吗？她为了工厂的工作，把孩子寄放在邻居家里，或者把孩子寄放在我这里，就像是为了摆脱他，她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吗？啊！我是有我的过错，但作为母亲，我绝对比她强。
2
那些年，类似这样的想法，反复出现在我脑海里。关于黛黛和艾尔莎，莉拉只说过那一句居心叵测的话，但她俨然成了我两个女儿的律师，好像要捍卫她们的权益。我每次只顾着自己，忽略她们时，我就感觉有必要向她表明：事情并非如此。也许那只是她一时说的气话，但我不知道她对于我的真实看法。我是不是一个好母亲，她是唯一有发言权的人，假如她能介入这漫长的叙述，假如她能修改我写的文字，加入那些缺少的环节，去掉一些她不想让人看到内容，她也可以讲述更多我的事情——我不想说的事情，我说不出来的事情。我真希望她能介入，从我开始写下我们的故事时，我就希望她能插手，但我要坚持写到最后再回头证实，她有没有改动过这些文字。假如我现在就这么做的话，我一定会写不下去。我写了太长时间了，我很疲惫。那么多年里纷纷扰扰，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情，经历了各种心境，要抓住主线是很难的：我要么回顾一下自己的故事，把那些和莉拉相关的、错综复杂的事情筛选出来；或者退而求其次，讲述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这样写起来容易一些。但我必须尽量避免这两种情况：首先，我们俩关系的本质决定了，只有通过我才能抵达她，如果我把自己放在一边，最后的结果是，莉拉的痕迹会很少；其次，我也应该避免过多讲述那些我热衷谈论、但她觉得无关紧要的事情。她也许会对我说：“说吧！说说你现在的生活，谁在乎我啊！说实话，你也不是很在乎吧！”她最后会总结说：“我是一笔糊涂账，错了又改，改了又错，根本不值得写下来。算了，放过我吧，莱农！我的事情都不值得用一个删除号。”
那怎么办呢？再次顺着她的意思？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成熟意味着停止展示自己，学会隐藏自己，甚至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年岁越大，我对莉拉的了解就越少？
今天早上，我克制着自己，强打起精神，坐到写字台前开始写作。我将要写到我们的故事中最痛苦的一段，我想要通过文字实现一种平衡——我和她之间的平衡，这是在生活中，我和我自己之间都没能达到的。
3
关于蒙彼利埃，我基本没有关于这个城市风光的任何记忆，就好像我从来都没去过一样，但我记得那里发生的所有一切。在宾馆外面，尼诺参加研讨会的宏伟大礼堂之外，如今，我看到的是一个刮风的秋季，天高云淡。尽管如此，在我的记忆里，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城市的名字——蒙彼利埃，对我依然是一种逃离的象征。我当时已经出过一次国了，我和弗朗科去过巴黎，我的大胆让自己都很振奋，但那时我感觉我的世界仅限于城区、那不勒斯，而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我只能像郊游一样浅尝辄止。外面的氛围，让我可以想象自己永远不可能过上的生活。蒙彼利埃虽然远没有巴黎那么激动人心，但它给我的感觉是，我的世界的界限被打破了，变得更宽广。仅仅是身处于蒙彼利埃，就让我亲眼看到，我的城区、那不勒斯、比萨、佛罗伦萨、米兰，甚至整个意大利，都是这个世界很小的一部分，我对这些小地方感觉不满是正常的。跨越边境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儿，沉浸于别的文化里，会发现之前以为是定局的事情，其实是暂时的。在蒙彼利埃，我发现自己之前目光短浅，还有写作采用的语言很局限。那年我三十二岁，我明显感觉到：作为母亲和妻子，我的处境很逼仄。在蒙彼利埃，在沉迷于强烈爱情的那些天里，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摆脱了那些年来一直束缚着我的东西，那些东西部分源于我的出身，部分是我通过学习构建起来的束缚，还有我所选择的生活带来的羁绊，首先是我的婚姻。在那里，我明白了过去我的第一本书被翻译成外语时我感到喜悦的原因，我也明白了我的书在意大利之外没有市场的原因。相比而言，莉拉从来都没离开过那不勒斯，她甚至对圣约翰·特杜奇奥也心怀畏惧。假如在过去，我觉得这不容置疑——就像她通常做的那些选择，可以使她转败为胜，但现在我觉得，那都是她思想局限的表现。我当时的反应，就像一个被羞辱了的人，想用同样的话回敬对方：“亲爱的，看看我现在，你没看走眼吧？但我却看错你了：你情愿一辈子都待在大路边上，看着那些经过的卡车。”
日子一天天过得飞快。研讨会的组织者早就给尼诺在一家宾馆里定了一个单间，因为我很晚才决定陪他来，没办法换成一间拥有大床的房间，因此我们俩住在两个房间。但每天晚上我洗了澡，打扮好自己，脸红心跳地来到他的房间。我们一起睡觉，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就好像害怕在睡梦中会被什么东西分开。早上，我们让人把早餐送到床前，享受着在电影里看到的奢华生活，我们一直都在欢笑，我们在一起很幸福。白天，我陪他去召开研讨会的大厅，那些发言的人总是用一种有些厌烦的语气，念着一页又一页的稿子，但和他在一起让我很振奋，我坐在他身边，尽量不打扰他。尼诺很专心地听着那些发言，做笔记，时不时会在我耳边说一些风趣话，还有甜言蜜语。我们和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者在一起吃午饭和晚饭，异国的名字，还有各种外语在耳边此起彼伏。当然了，那些最有名望的学者会单独坐一桌，我们和一些年轻学者坐在一起。无论是在开研讨会时，还是在餐厅里，尼诺的活跃让我很吃惊，他和当学生的时期是多么不同啊！他和大约十年前，在米兰的书店里捍卫我的那个年轻男人也不一样了。他不再采用那种挑衅的语气，他很自如地跨越了学术界的等级界限，他用一种带着一丝严肃，同时又很客气的语气和别人聊天。他有时候用英语（说得极好），有时候用法语（说得不错）和别人说话，非常潇洒地展示着他对于数字和效率的热爱。在短短几个小时里，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好感，他们都拉着他说话。大家都很喜欢他，这让我感到很骄傲。
后来，在他发言的前一天晚上，他忽然没那么愉快了。他变得很失礼，很难相处，我觉得他太紧张了。他说他准备的稿子很糟糕，好几次都强调，写作对于他来说，不像对我而言那么容易。他还发火说，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复杂的处境让他分心了吗？我觉得很愧疚，我试着拥抱他，亲吻他，让他把稿子念给我听。他对我念了那几页纸，像一个充满忧虑的小学生，他让我变得心软。我觉得，他的稿子并不比我在报告厅听的那些发言有趣，但我说了很多赞扬他的话，让他平静下来了。第二天早上，他用一种佯装的激情念了稿子，大家都为他鼓了掌。晚上，有一个美国知名学者，邀请尼诺和他坐在一起，虽然我被抛下，但我并不难过。尼诺在我跟前时，我从不和其他人说话，他不在我身边，我不得不用费劲的法语，和一对来自巴黎的男女聊天。我很快发现，他们的处境和我们差不多。两个人都觉得，家庭让人很压抑，他们都忍痛离开了自己的配偶和孩子，现在两人都看起来很幸福。那个男的叫奥古斯汀，大约五十多岁，脸红扑扑的，金色的大胡子，他天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女的叫科隆布，和我年龄差不多，三十岁出头，她的头发是黑色的、很短，脸很小，眼睛和嘴唇的妆容很精致，非常优雅。科隆布有一个七岁的儿子，我一直和她聊天儿。
“再过几个月，”我说，“我大女儿就七岁了，她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学习非常好。”
“我儿子也很聪明，想象力很丰富。”
“你们分开，他有什么反应？”
“没什么问题。”
“他一点儿也不痛苦吗？”
“孩子和大人不一样，大人思想很僵死，但孩子弹性很大，适应能力很强。”
她一直都在强调儿童的适应能力，我觉得她是想让自己放心。她补充说：“在我们的环境里，父母分开很普遍，孩子也都比较容易接受。”我正要说，在我周围，除了我一个朋友，没有其他离婚的夫妇。但她忽然改变了语气，开始抱怨起那个孩子：“他很乖，但反应很慢。”她感叹说，在学校里，老师说他很不够认真。她那种毫不留情的语气让我很意外，她几乎带着敌意提到这些，就好像她儿子表现不好，是为了对她表示不敬，这让我觉得很不安。她的情人应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插了一句，用炫耀的语气说到了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十四岁，一个十八岁。他开玩笑说，这俩儿子喜欢所有女人，无论是小姑娘还是成熟女人。当尼诺回到我身边，两个男人——尤其是奥古斯汀——说了大部分发言人的坏话。科隆布带着一种有点轻浮的愉快，加入了他们的谈话。几个人一起抱怨、拆台，这很快让他们变得很亲密。奥古斯汀整个晚上都在喝酒，说了很多话，尼诺一张嘴，科隆布就会笑起来。最后，他们邀请我们一起开车去巴黎。
他们的邀请，我们没答应，也没拒绝，但谈论到孩子，这让我回到了现实。其实，我脑子里一直想着黛黛和艾尔莎，也想着彼得罗，他们就好像生活在一个平行世界里，在佛罗伦萨的厨房餐桌前坐着，在电视前，或者在床上，一动不动。忽然间，我的世界和他们的世界联系起来了，我意识到，在蒙彼利埃的日子快要结束了，我和尼诺无法避免要回到各自的家里。我在佛罗伦萨，他在那不勒斯，我们不得不面对各自的婚姻危机。孩子们会和我团聚，那是一种真实的身体接触，我的感觉很强烈。这五天，我不知道她们怎么样了，我意识到她们的存在，这让我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那种思念让人受不了。我并不是害怕未来怎么办，我的未来已经被尼诺占据了，这是绝对肯定的事，但我害怕马上要到来的时刻，就是明天，后天。那时候已经是半夜了，我没法抑制自己。我想，这有什么要紧的呢，彼得罗总是不睡觉，我试着给家里打了电话。
经过一通周折，才打通了电话。喂，我说。喂，我又重复了一遍。我知道彼得罗在电话那头，我叫了他的名字：“彼得罗，我是埃莱娜，两个孩子怎么样了？”这时候，电话断了。我等了几分钟，让接线员重新打过去。我下定决心要坚持一个晚上，但这次彼得罗说话了：
“你想要干什么？”
“两个孩子怎么样了。”
“她们在睡觉。”
“我知道她们在睡觉，她们好吗？”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她们是我的女儿。”
“你把她们抛弃了，她们再也不想做你的女儿了。”
“是她们告诉你的？”
“她们告诉了我母亲。”
“你让阿黛尔来家里了？”
“是的。”
“你告诉她们，我过两天回去。”
“不，你别回来了。我、两个孩子，还有我母亲，我们都不想再看到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