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有一个颇不寻常，在我看来甚至有些不可思议的现象，即我们称之为“印第安人”的——也许这个名称有失偏颇——那些土著居民或部落居民，本来在1890年前后的印第安战争后落得籍籍无名，却在近20年来一跃成为美国白人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印第安人”成功地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新的称呼——“美国原住民”，因为他们早在白人入侵“他们”的大陆之前就在此生活了。如今，白人入侵者常被称作“欧裔美国人”，大概是想强调那些人（我们白人）对这些原始的、真正的美国人而言是入侵者和征服者。照这个逻辑看，好像后来美国的就都是冒领美国身份的，都是假美国人（讽刺的是，大多数印第安人当被调查自己的偏好时表示他们更喜欢“印第安人”这个名称而不是“美国原住民”）。
印第安人突然变得重要的一个重要原因，毫无疑问是和复苏的“环境道德意识（environmental ethic）”有关，即对爱护家园土地的一种倡导。我们认识到，印第安人在这方面是我们的模范：因为他们与自然世界有着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应该努力效仿。而这种拔高印第安人的做法，其背后毫无疑问是一种现代的尚古主义思潮所推动的：他们厌倦了一个充满科技奇观的世界，他们渴望退回到天真烂漫的文明襁褓之中，重温“自然”之人的本真生活。
除此之外，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男子汉运动”，其中最显著的代表人物是那位年迈的诗人，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他告诉中产阶级的中年白人男性，说他们应该宣扬他们自身“斗士”的那一面；他们应该恢复蒙昧时代的原始风俗，如擂战鼓、打战矛、跳原始战舞等。
最终，白人与肤色深一些的原住民之间奇异而又悲剧性的遭遇故事成了美国人鞭笞“腐败”“罪恶”和“吃人”的美国当局来宣泄任何愤懑的万能武器。这一场遭遇，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国家腐朽堕落的铁证。
但是，在我看来，阐述欧裔美国人和美国原住民之间的问题，最明智的方式是回避争执，并且在历史阐述的经典框架内，尽可能简单而直接地进行叙述。在我撰写的《美国人民的历史》（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中，从殖民地初创到19世纪末，每一卷我都讨论了“印第安人”和“定居者”之间的关系。我从每一卷中选出一些章节，构建了这种关系按时间顺序的发展脉络。此外，我还另辟一章，将叙述或多或少延展到当今的生活。
本书绝不是为了给美国印第安人修史，甚至也无法反映白人和印第安人关系史的全貌，只是为了揭示出这次遭遇的本来面目，以及内在蕴含的戏剧性和永恒不变的人情世故。本书也将追踪印第安文化自身对欧洲定居者想象的转变，看看他们是如何看待这片后来变成美利坚合众国新大陆一角的闯入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