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小英的女儿，已经30岁，还没恋爱结婚，她第二次跟随姑姑，来到爸妈这一代人聚会的地方，是上海普陀区一个饭店，我请她与年轻的电视编导K见面相谈，K觉得尚可（担心拒绝采访）。满座阿姨爷叔说：好了好了，一到了此地，你就不要紧了，你爷娘不养你，我们来养，放心好了，阿姨爷叔，可以帮忙介绍男朋友，介绍工作，这么多人，还怕没办法吗。啥？已经有工作了，蛮好。这次去东北请不出假？女儿回答，嗯。周围立刻有人自荐，答应找她经理谈一谈，除非经理是石狮子——孝女请假，千里迢迢去东北，为亲娘上坟，就算石狮子听见，也是心软的。女儿一声不响。问她为啥不读大学？答：因为爸爸不管，有一次她想上高复班，找爸爸要钱，她绕到房后另一扇门——她爸爸与瘫痪的爷爷早就闹了矛盾，原本狭窄的两间棚户，分门分隔完毕，老死不相往来。她爸爸冷静说，钱是一分没有的，因为穷，家里还有小人，也就是你弟弟要养，没得一分钱。他承认从来没给过女儿一分钱，这事都归姑姑管，以后，也不会给她一分钱。但是这一回，得知女儿要去东北上坟，路费是由这个集体来付，他一言不发拿出钱来，买了不少黄纸、香烛等物，让女儿带到北方去烧化。
女青年的突然到来，使现场有了短暂的热闹，其实在这等大环境，上海阿姨爷叔通常更重要的任务就是：热烈讨论自身这代“老青年”往昔，以及有关嫡亲后代们无穷无尽的故事。
这个庞杂人群的形成，缘自于历史突发期的一个剧烈震荡，“文革史”研究几十年，上海的“一片红”三字已被遗忘——即本埠初中1968届、高中1968届毕业生，当年一个不能少，立即变更为农户，某月某日，或某月的某几日，上海北火车站，上海天平路船运码头，一趟集中遣发三五千人是常事，注销本地户籍，迁遣它地。古语的“迁，遣”，关联更陌生的“赶散”一词——“桐城方拱乾五代人，三度‘遣戍’黑龙江”（书摘）；——朱元璋1730年“迁”几十万江南居民至苏北，“苏州阊门登船，仓皇北上，移居他乡”，史称“洪武赶散”，这是“我在母亲家谱中见到‘由苏迁涟’的记载”（薛海翔）。
“一片红”潮流，囊括了上海的初中、高中应届生，各区各校，各角落（上只角、下只角）各街道的青年人，革命工人，资产阶级，小业主，小职员的后代们，也挟带非“一片红”适龄青年，小学辍学者，无业闲散青少年，“红小兵”成员，“惯偷”，“少年教养所”人员及至孤儿，乞丐，泥沙聚下，成分混浊（这称呼合适）；也因此，熟读《小逻辑》戴“洋瓶底”眼镜之书虫，或者白丁，大家闺秀小家碧玉，体校雄赳赳小伙子小姑娘，无论先进或落后分子，提了行李上路，山呼万岁，痛哭流涕，实也生张熟魏，各有各貌，互不相认，互不买账，从谋面之初直到老境，他们的类别，始终层层叠叠，从不流淌同一种血液，时至今日，也仍然被称颂为同一“群体”，煞是齐整，刻有他们共同的刺青，共同的抒情意趣，是因为当初的同一年或同一时辰，充填于同一趟特别的专列，同一艘七千五百吨（号称万吨）“长锦”或“长绣”，“长江”，“长山”轮。1969年初上海最大宗的青年北上，都依凭这码头“锦，绣，河，山”四船的海运，载走了事，海船泊靠大连港口，然后改道铁路去往更遥远的“广阔天地”（因抵达大连期间，这批青年屡屡发生醉酒滋事，吃饭看电影不付钱等等表现，引起大连市不满，自该年初夏，上海改发陆路直达东北的三天四夜专列），火车越过辽宁，陆续在确定范围的吉林、黑龙江沿线投放青年们落户，待等停稳在北上终点站的嫩江，即本文所及黑河农管局属下的原嫩江劳改农场各分场的范围，大批青年男女们在狭窄月台鱼贯而行，登上无数的“南京嘎司”或“解放”卡车，领略呼啸的北风，接受原劳改干部的管理，朝朝暮暮，脚踏前人留在这一带的密密麻麻足迹，生存劳作多年。
其时中苏关系极为紧张，农场众多的劳改者已迁徙内地，留下了成熟的硬件——大型聚集区域，深院高墙。软件也较成熟——特殊机制与管理者——传说“朝鲜停战”下放的军人分一二三类（或甲乙丙类），表现最好为一类，分配在大连、沈阳等城市当干部；二类人员，派至东北各区各县各公社，担任相应的管理人士；第三类，即安排于眼下这特殊区域工作。位于黑河边境这类庞大的老农场，一般坐拥数十万公顷的土地，嫩江农场属下有十三个分场，某些分场的情况是“前脚后脚”之态——犯人刚刚押离，唧唧喳喳的各城市小青年们紧接着就到了，监舍四周仍然岗楼高墙，电网尚未拆除，石灰书写的规整大字“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依旧雪白，每字一人多高。特殊构造的宿舍一般为双层板炕，每一间住三四十人或一百三四十人，上下层铺位，头脸一律朝外就寝。干部一早进来，照样当堂大喝一声“起了！”，手里“红星牌”镰刀“当当当当”敲打炕沿，足可让安枕这复杂结构的小青年倍感震撼，动魄惊心。西方的名言“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荷尔德林），在此的验证是，特殊的空间，特殊管理方式成为常态的诗意，这里随时可“展开双臂”接纳几百号上海男女，让他们与稍早抵达的南北方青年们，京，津，沪，杭，哈尔滨，齐齐哈尔（含富拉尔基）大批男女青年混为一炉。面对铁桶一般的地界，每一批新来者在抵达的当夜，都有私自脱逃的记录——如果是冬末，三五逃逸者徒步夜行雪原50华里，睫毛、前胸挂满寒霜，在清晨刚跋涉到嫩江或双山的俄式小火车站，农场指派的快马快枪，半专业的追捕人员，已在月台旁边恭候他们多时了——农场应对这一类突发的小事，在农场往昔历史里是屡见不鲜的，操作上相当有经验。
特殊环境，形成了特殊内涵，从当初特殊意味的大聚集，到七八年后特殊意味的大放归，延至今日，这个人群始终富含特殊的混浊度，无论他们大小规模的“聚会”，与一般意义“校友同学聚会”比较，似更接近于“狱友”的聚首——30年前大批人马先来后到，在此驻扎，有多么陌生，也多么不易，人以群分的意识更为强烈，各想拳经，各抱地势，论资排辈，互结帮派，本埠外地，街道小弟兄，各校各班小集体，老邻居小姊妹，身世性格，癖好品位，风致独存，长期试探，认定了同好，或给出完全彻底的提防和鄙视，包括各省各地之别，与本地各领导，男女家属群，以及“刑满留用人员”（当地叫“农工”、“二劳改”）之间私通款曲的渊源，深浅不一，盘根错节，生发无以计数的纠葛；红卫兵时期的积极分子，1969年即身挎红塑料“语录包”，上车自发宣传“最高指示”的好青年，抵达农场当天即公开宣布与反动父母“决裂”的幡然醒悟者，大多即刻被场领导委以种种职务，加之之后逐年评选的各类青年劳模（含“省一级”），种种本地积极分子，既“低头拉车”也“抬头看路”的田间“老黄牛”，“小毛驴”，隶属农场先进青年一档。麦韭不辨，“成分”不好，情绪低迷，思想涣散，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磨洋工”“泡病号”，拉帮结伙，打架斗殴，偷鸡摸狗，唱“黄歌”看“黄书”，“乱搞男女关系”，“未婚先孕”等等人员，基本定调为落后青年。因这共同的存在，人们相互粘连撕扯了30年，如今大集群直面相逢，单从气质相貌上看，与一般的“同学会”显著不同，他们是长期朝夕相处，经年累月见证了“备战备荒”，“一打三反”，“批林批孔”，经历“提干”期，恋爱期，竞争“上学”各展所长期，堕落蜕变，倦怠牢骚，设法“返城”，“搞关系开后门”，“搞病退”等各种期，他们一生都牵扯谈论这种种的复杂变数和感想，分崩离析，尔虞我诈，栏杆拍遍，引发多少家长里短，爱恨情仇，多少欢乐多少愁，无一刻无矛盾，罄竹难书，一朝放归，水银泻地，在城市各阶层安身立命，引动多少汹涌琐碎的话语，多少发于肺腑的感慨。诗曰：“相逢问姓名亦存，别时无子今有孙。”对这一段难忘年月的理解上，他们从没有真正意义的统一，而通常的理论习惯，总将这个人群打包为同一整体，对于具体的“老青年”们而言，真是一毛钱关系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