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本书的第一卷已有了10多万字的导论，有关本书学术方面的介绍和论述——诸如研究的范围、理论、方法、意义等——已经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了，所要讲的只是我们撰写本书的缘起和经过，以及与此有关的事项的说明。
1988年，当我正式决定要撰写一部中国移民史时，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取出了两册文稿，这是他完成于1930年的大学毕业论文《中国移民史要》。他说：“这是我没有写成的移民史，留给你做纪念吧！”他还告诉我，文稿封面上的篆体书名，是他的好友周太初（一良）先生题的。感激之余，我向先师提出两项请求：在我的书完成后请他写一篇学术性的序言，请周太初先生题写书名。他说：“序言我可以写，题书名的事还得与周先生商量。”
可是，在我与曹树基、吴松弟合著的《简明中国移民史》出版时，先师已归道山。而待本书完成时，太初师告诉我他写字时手抖，他的手迹的确出现了颤抖的痕迹，所以尽管我上一个星期天还去他的寓所拜谒，却感到不便再提这样的请求了。
无论对我们，还是对读者，这都是两件憾事。但可堪告慰先师的是，经历了近70年的漫长岁月，三代学人的愿望和追求终于有了结果，这6卷《中国移民史》即将问世。
1928年，先师在上海暨南大学求学，选听了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潘光旦教授的两门课——“社会学基础”和“种族问题”。潘先生讲课非常动听，本来就有很强的吸引力，但对先师影响更大的还是他课外的指点和启发，而他们讨论得最多的正是移民问题。正因为如此，先师的毕业论文就以《中国移民史要》为题，由潘先生指导完成，并得到潘先生的激赏。在这两本文稿中，还保留着潘先生贴上去的签条，用红笔写着他的批语。潘先生认为这篇6万多字的论文很有价值，但要单独成书的话篇幅还显少了一点，希望先师加以增补，然后准备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0年秋，先师进燕京大学攻读研究生，师从顾颉刚先生。虽然在与顾先生讨论两汉州制后，先师已经立志以沿革地理为研究方向，又受到邓文如（之诚）先生的影响，但他的毕业论文依然是潘光旦先生在暨南大学出的题目——《中国移民史》。不过在读研究生后，先师觉得在未做深入研究之前不可能写好综述性的“史要”，一个一个地区，或一个一个时代逐步进行，搞清楚当前各地人口的来历才是研究移民史的首要课题。于是他决定主要根据地方志中的材料，按今省区逐个开展，先从材料较易收集的湖南省着手。至1931年年底，先师完成了毕业论文《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学期结束时通过答辩，结束了研究院的学业。半年后的1932年6月，此文刊载于燕京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史学年报》上，这是先师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1933年，南京中央大学所办《方志月刊》要求转载，此时先师已放弃了一省一省写下去的打算，便将题目改为《湖南人由来考》。
这是近代中国第一篇深入研究一个省区移民历史过程的专题论文，也是第一篇成功地运用抽样调查和计量方法做移民史研究的论文。就湖南省而言，这项研究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而来者出现在近60年以后，即先师指导的博士、我的合作者曹树基发表的《湖南人由来新考》。
1932年年初，先师就职于北平图书馆，并执教于辅仁大学，讲授中国沿革地理。1934年春，他协助顾颉刚先生创办《禹贡》半月刊，筹办禹贡学会，主要的研究方向已转向沿革地理。但他对移民史研究的兴趣始终不减，不断有力作问世。
1934年6月，先师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在《燕京学报》第十五期上发表。永嘉之乱后的南迁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但由于正史中本来就没有具体记载，年代久远更无史料可觅，对这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的研究无由开展。先师却在有限的史料中找到了一把“钥匙”——侨州、郡、县的记载。这是因为当时南迁的人口，大多依照他们原来的籍贯，在南方的定居地按原来的名称设置了侨州、郡、县，而这类侨州、郡、县在沈约的《宋书·州郡志》、萧子显的《南齐书·州郡志》和唐人所修的《晋书·地理志》中都有较详细的记录，所以只要将这些资料整理排比，就不难考证出这些单位的设置年代、地点和变迁，从而了解移民的迁出地、迁移时间、迁入地点，进而推算出移民的数量。这篇论文在中国移民史研究、地名学研究和定量分析方面都具有开创意义，发表后即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近60年来一直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
在当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辽代“东蒙”“南满”境内之民族杂处》中，先师也是从移民入手，去研究这一地区的民族分布的，所以论文的主要部分实际上是一篇区域移民史。
以后，先师每到一地，都着意考察当地人口的来历和移民过程，如在广州时著有《粤东初民考》，到遵义后撰成《播州杨保考》，在杭州时发表了《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最后一篇文章虽然是论述行政区域的变迁，论据却是出于县的设置年代的析置所自（即从哪一个县分置的），也就是根据一个新开发地区移民的来源和规模。
1955年后，先师倾全力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其间遭受“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1978年2月又因突发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移民史研究的计划再也无法实现。但他对移民史研究的成果却为中国移民史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不仅是指他对某一时代、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具体研究成果，更包括他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的理论、精辟的见解和独特的方法。《中国历史地图集》同样是中国移民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和基本地图。所以尽管一部分中国移民史还没有出现，但研究的基础已提高了很多，后来者凭借着巨人的肩膀，可以攀向更高、更远的目标。
1982年，我在先师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西汉人口地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人口迁移。在协助他选编、校定论文集《长水集》的过程中，我研读了他有关移民史研究的全部文稿，并有机会聆听了他很多没有写成文字的观点，对移民史的认识又进了一步。
1986年夏，我从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归来，与先师新招的博士研究生曹树基兄相识，发现了共同的目标。他毕业于江西师大历史系，在南京农业大学农业遗产研究所获硕士学位，在农业史、经济史和人口史方面有扎实的基础，对计算机运用和数理统计也有浓厚兴趣，已选定以明清时期南方的人口迁移为研究方向。当时，我已经意识到要完成中国人口史研究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从条件相对成熟的人口迁移方面入手，先完成一部中国移民史，所以打算在写完《中国人口发展史》后，就转入移民史研究。我与曹树基做过很多次的讨论，计划越来越具体，目标也越来越明确。鉴于任务的繁重，我们邀请本所的吴松弟兄合作，他也出于先师门下，对东南地区开发史和宋代经济史有很深入的研究，已经发表过几篇有分量的论文。我的研究偏重于隋唐之前，曹树基的研究阶段是明清和近代，吴松弟的加入正好填补了中间这一段。1990年，吴松弟成为先师的在职博士研究生，即以靖康乱后的北方人口南迁作为研究方向，以后完成了博士论文《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
至1988年，我们自信有了一定的把握，又得到先师的鼓励，就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提出了资助申请，在年底获得批准。我们计划写出一部6卷、200多万字的《中国移民史》，在此基础上编写一本30多万字的《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闻讯后，出于对学术研究的支持和对中青年学人的扶持，决定不惜耗费巨资，承担这两本书的出版工作。
考虑到全书的完成需要六七年的时间，而当时虽有多种研究移民的论著问世，却还没有一种简明的中国移民史，出版社方面建议我们先写出《简明中国移民史》，以适应社会的需要。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由我们共同撰写的《简明中国移民史》于1991年上半年完成。
在此期间，香港中华书局约我为“百家文库”再写一本小册子，于是由我执笔，根据《简明中国移民史》的稿子，写成约12万字的《移民与中国》一书，于1992年在香港出版。
因各种原因，《简明中国移民史》出版时已是1993年年底，最令人遗憾的是，先师没有能够看到这本书，我们只能把它作为对先师的纪念，并抓紧《中国移民史》的撰写，以告慰先师在天之灵。至1995年年底，6卷书稿终于先后完成。
尽管先师从1991年10月开始就丧失了工作能力，1992年8月28日就离开了我们，但要是没有他的教诲和指导，这项计划是不可能顺利实行的。我曾经向他详细汇报过我们的研究计划，请他审阅过我们所拟的章节目录。曹树基的博士论文和吴松弟的阶段性论文都得到过他的审阅，他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这些论文以后都是本书的组成部分。
先师不仅给予我们学术上的指导，而且以他求真求实、锲而不舍、终生以之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激励我们不断地修正错误，精益求精。
1990年，我在撰写《简明中国移民史》时发现，《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采用侨州郡县户口数统计到的是永嘉之乱后150年的数字，是南迁移民经过数代繁衍后的人口数，并不能代表始迁移民（或第一代移民）的数量，因而不能用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占西晋北方人口总数的比例。我向先师提出后，他完全接受了我的意见，并且执意要在他的最后一篇论文《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载《历史地理》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中加上这样一段话：
我在1934年发表了《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根据晋、宋、南齐三书的《地理志》和《州郡志》所载侨州郡县的地域分布和户口数，得出了截至宋世，南渡人口约共有九十万，占当时刘宋境内人口六分之一，而这个数字又相当于西晋北方人口约八分之一的结论。半个世纪以来，这篇文章经常为有关学术界所引用，这是由于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别人做这方面的研究。其次这绝不是一篇完善的论文。永嘉丧乱后引起的民族迁徙是多方面的，岂只有北人南渡而已？至少还有不少中原人或东徙辽左，或西走凉州。即就南渡遗黎而言，也不仅移居于设有侨州郡县之地。实际上不设侨州郡县之地，亦多侨姓高门栖止……再者，见于《宋书·州郡志》的州郡户口是宋大明八年（464年）的数字，其时上距永嘉丧乱已百五十年，该文以大明侨州郡县的户口数为南渡人口的约数，从而得出南渡人口占当时南朝人口百分之几，又占西晋时北方人口百分之几这样的结论，实在很不严谨。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这个时代乃是西晋境内与近边塞外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大迁移时代，入居塞内的匈奴、氐、羌、鲜卑、乌桓、丁零等各族的迁徙尤为频繁而错综复杂。此文内容只讲到境内汉族的南迁而题为“民族迁徙”更属名实不相符。所以若欲将这个时代的人口移动做出较完备的论述，显然还有待于今后有志于此者的成十倍的努力。
今天，当《中国移民史》的校样陆续放在我们面前时，我们重温先师的教诲，深感离他所要求的“成十倍的努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所以一方面正在尽量修改完善书稿，另一方面也准备在本书出版以后接受同行与读者的严格的审查和批评，并继续从事中国移民史的研究，以便真正实现潘光旦先生和先师的期望。本书的出版只能给这项开始于1928年的研究标上一个分号，而不是句号。
即使我们的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对中国移民史的研究而言，还只是一个开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移民的历史与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共同开始，移民的作用和影响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研究都离不开移民史的研究。中国移民史的研究涉及上下数千年的时间，纵横几万里的空间，又岂是我们区区三人所能承担？
令人欣喜的是，移民史的研究近年来已经引起不少同行的重视，并不断有高质量的论著问世。我在研究所为博士生、硕士生开设的中国移民史课程，已经讲过三次。我指导毕业的研究生中，有三位硕士和一位博士是以移民史为论文题目的，其中的安介生博士正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撰写一本《山西移民史》。上学期我为历史系本科生开设中国移民史的选修课，除历史系外，听课的还有文博、中文、外文、哲学、经济、管理等系的学生。这些都使我深信，潘先生和先师的期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本书的提纲、章节和主要内容都是我们三人集体讨论确定的，然后由各人分别执笔撰写，并对各自部分负责。具体的分工是：我撰写第一卷中的导论和第二卷（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吴松弟撰写第三卷（隋唐五代时期）和第四卷（宋元时期），曹树基撰写第五卷（明时期）和第六卷（清和民国时期）。导论因涉及全书，我写出初稿后交曹树基和吴松弟看过，然后根据他们的意见做了修改。我也看了他们四卷的初稿，提出了我的意见，定稿则由他们自行决定。第一卷的年表，是由各人根据自己撰写的内容，按统一的体例分别编出的。
我们原来的计划是，前3卷大致是自先秦至明初的分时期论述，后3卷是明清时期分地区或类型的论述。但开始撰写不久，就发现这样的设想并不符合实际，因为明清和近代移民史的内容虽多，已有的成果相对也较多，有些方面不必重复劳动。另一方面，作为一部综述性的移民史，也不可能给地区性或分类型的论述留下太多的篇幅。所以还是按时期划分为5卷，前后的体例大致统一。
在编排方面，我们考虑到各卷的相对独立，所以将导论和年表编为第一卷，尽管这一卷的字数比其他各卷的少。我们与出版社商定，本书的各卷单独定价，这样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购不同时期的各卷。而第一卷是我们撰写全书的基本理论、定义、方法和研究中国移民史的意义，还有一份比较详细的移民史大事年表，可以作为全书的提纲来读，也可以用作工具书。我曾将导论部分用作研究生的教材，或许也能供相关学科的同行利用。
我一直感到，撰写一部书比写一篇论文要难得多，因为写论文可以选自己最熟悉、最有成果的某一方面，而书必须讲全面、系统，至少应该包括基本的各方面，这就免不了涉及自己不太熟悉，甚至完全不了解的方面。所以一篇论文的质量可以达到上乘，一本书就难以保证各章各节都具有高质量的水平。而且，对别人已经发表的论著，除非作者已经发现了问题，一般都会利用引述，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一一重新研究。拿我来说，对两汉部分的研究比较深入，对魏晋南北朝部分也有所发现，但对先秦部分以前就没有做过什么研究。他们两位大概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些弱点自然瞒不过前辈和同行的法眼，但对一般读者还应老老实实地说明。
总的说来，本书的先秦部分和近代部分都比较简略，但原因却不同。先秦部分史料有限，信史更少。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虽多，但已成定论并能用之于移民史研究的还很少。特别是由于本书对移民的界定并不是全部人口迁移，所以上古的人口迁移往往难以纳入论述的范围。近代部分恰恰相反，不仅史料浩繁，举不胜举，而且一些方面已经有了不少论著，所以我们商定，对已有研究成果尽量加以利用，以便作者能集中精力填补一些重大空白。
我们在导论中确定了中国移民史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广度和深度的要求，但本书在很多方面离这样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例如，从理论上说，中国移民史应该包括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民族，而实际上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中，目前有研究条件的还是少数。又如，中国移民史应该包括历史时期整个中国的疆域范围，而实际上很多边远地区的研究还是空白。或许我们，甚至以后的学人永远无法取得完满的结果，但理论上的阐述和界定不能因此而降低标准，或留下缺陷，因为这些始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本书的撰写列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于1993年至1995年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近2000年来主要自然灾害对中国人口变迁的影响”，其中有关人口迁移的成果已运用于我所撰写的部分。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也要感谢福建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为本书的问世付出了多年辛勤工作的舒亭、黄纯初、许树基等先生。1988年年底，当我还是副教授，曹树基和吴松弟还是博士生或硕士时，他们就全力支持我们的撰写计划，无条件地承担《简明中国移民史》和本书的出版工作。尽管这些年来纸张和印刷费用大幅度上涨，他们的承诺始终没有改变，使我们能在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条件下如期完成这一项目，这样的厚爱我们将永志不忘。
不少师友、同人和《简明中国移民史》的读者曾提出过宝贵的意见，给予我们很多帮助；本书的地图全部由本所陈伟庆女士清绘；我们的几位研究生也帮助做过一些资料核对、文字校对和其他辅助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1997年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