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为。从人类开始的第一天直到今日，它从未停止。至今，我们仍不能推测：人类之间相互仇杀的战争，将在何时彻底结束？
每一个群体（国家、民族乃至家族、村落）都会鼓励自己的成员勇敢对敌作战，用了种种崇高的名义。当战争获得胜利的时刻，人们更要欣喜若狂地庆祝它。庆祝的仪式可谓五花八门，足以写成一本厚书。举例来说，中国古代有一种做法，是把敌人的尸体堆积成高丘，封上土，称为“京观”，作为战争胜利的纪念。在法国巴黎，人人知道有一座宏伟壮丽的凯旋门，那是拿破仑征服欧洲的胜利纪念，名称为“军队光荣”凯旋门。
以上所说，是普遍的情况。但是，尽管战争确有正义与非正义、必要与不必要的重大区别，从整个人类的立场来看，这终究是可悲的事情。所以，在人类的历史上，向来存在反战思想，并且，曾经在不少地区存在过以悲哀的态度对待战争胜利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仪式。后者尤其是值得今人追怀的。
笔者以前读过一本西方人所写的文化人类学著作，其中一则调查资料，至今印象很深：在某些原始部落之间，发生战争以后，胜利的一方，首先要为战败一方的死者举行纪念仪式，为他们哭泣致哀。另外，法国人列维—布留尔的名著《原始思维》中，也引用过下列资料：有些原始部落，会把俘虏收留在本部落中，并且用敌方战死者的名字给这些俘虏命名。使用死者的名字因而代表了死者的这些人，在胜利者的部落中，享有一切同等权利。上述习俗，相信在人类古老的原始社会中，应是较为普遍的。只不过在文明发达的地区，早已被抛弃，而仅有若干成分残留在始终停滞于原始状态的部落中。
此种习俗，究竟有何意义呢？一方面，由于原始人类相信人死后其鬼魂仍能为害，为敌方死者举行一定的纪念仪式，或收留改用死者姓名的俘虏，都是使鬼魂不复为害的安抚手段，这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另一方面，这里面也包含了请求死者原谅，对其所遭不幸表示同情的意味。原始人类考虑问题比较简单，他们虽然常常因生存竞争而采取残酷手段，却并不把敌对的人群视为必须加以彻底歼灭的魔鬼，天然的“物伤其类”的意识，依然是存在的。而到了所谓“文明发达”的社会，为敌方战死者致哀、表示同情和抚慰的做法，反而看不到了。历史的演进，恐怕并非在一切方面均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作为一个提倡清静自然的生活方式的思想家，老子对战争持明确的反对态度。《老子》书中说：“夫惟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意思是兵器乃不祥之物，有道者不愿使用它。又说：当天下有道之时，适于作战的快马，也只是用来耕田；天下无道，便会战祸连年不断，以致怀孕的母马都不得休息，在战场上生出马驹。
以上还只是一般的反战。更进一步，老子又从当时的礼仪制度中，发掘出其深隐的意义：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
中国古代的礼仪性场合，以地位高下排列座次。喜庆的礼仪中，尚左而卑右，即地位高的在左，地位低的在右；但在丧礼中，却要把规则颠倒，以示区别。老子注意到，当时军队中位次的排列，是地位低的偏将军居左，而地位高的上将军居右。这意味着什么呢？老子说，这表明战争与丧事属同样性质，所以使用丧礼的规则。也许，老子的时代，军中尚右卑左，仅是残存的古俗，其原有的意义，已经不为人们熟悉，至少是不为人们重视了。老子以其敏锐的智慧，把这一点指示给人们看，以提醒人们：战争绝不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紧接上面一节，老子又说：
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前一节，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习俗的可贵资料。后一节，则不知仍是老子所知的上古礼仪，还是他根据前一节所做的引申发挥。不管怎么说，这和春秋战国时代通行的风气已是大相径庭的了，那时候，战胜是普遍被当作喜事来庆贺的。譬如本文开头所提及的筑“京观”，便可在记载春秋史事的《左传》中找到最早的实例。
老子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意见：战争是要死人的。所谓“敌人”，所谓“自己人”，无非是站在对立立场上来分别，倘若超越了对立关系来看待，人类都是“人”这一“类”。如果人类能够遵照老子的意见，始终记得战争是“凶丧”事件，即使打了胜仗，也要感受到“杀人之众”的悲哀，用丧礼来处理它，那么，这会自然而然对战争有所抑制吧！
庆贺胜利，颂扬胜利，已经成了人类古老的习惯。老子却劝诫我们：“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人岂可以杀人为快乐？即使说，有许多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老子的话，仍是值得所有人记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