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的名字，一般稍涉中国文史的人都觉得很熟悉，但要详细说起来，又难免觉得所知甚少。说熟悉，是因为自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诸人彰扬晚明小品以来，他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二书广为流布，且至80年代再度成为阅读热点，新出的版本少说有十数种之多；说所知甚少，是因为张岱于明亡后隐迹不出，生活潦倒，甚至沦为无籍之民，他的大量著作虽幸免于水火，却长期封藏于深阁，极少有人接触，故其晚年行事恍如隔雾，诸多疑点无从辨明。于是人们只能凭借着在其全部著作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且有些内容曾经传抄者妄改的诗文来谈论他。当然也有研究者试图通过各种线索尽可能深入地考察张岱，但受资料限制，要做得透彻终究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读到的这部《张岱研究》，是胡益民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它是以张岱全部尚存于世间的保存了原始面貌的著作为基础写成的，这在学术界还是第一次。我们看作者使用的资料，像《张子文秕》、《张子诗秕》、《琅嬛文集》（诗集部分）、《石匮书》、《石匮书后集》、《琯朗乞巧录》等，都是非常珍贵的手稿本、原抄本或配抄本。长期以来，这些本子或分散在各大图书馆的书库中，未经系统调查；或在私人藏书家手中，外人难以知晓，于是成了一种虽存而似亡的情形。作者历时十年得以掌握了这些珍贵资料，固然有赖于近些年来学术氛围的改善，但个人所付出的辛劳也是可想而知的。
资料的真实与完整对于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本不待言。举一例来说，以前的研究者或据传世的普通抄本来讨论张岱诗中的反清思想，但如胡益民指出，对照张岱手稿本，可以发现那类普通抄本不仅已经删去了不少明显的反清内容，还时常出现妄增的“我大清”字样。这对研究者所要达到的目标，无疑是巨大的阻梗。文字著述于明亡之后的张岱而言，是穷困和耻辱的人生仍能保有其延续之价值的精神支柱，是他的智慧、意志、情感的凝聚形态。今天这些著述久晦而复显，实是张岱之幸。
由于上述原因，这部《张岱研究》的面貌与已有的同类论著显出极大的不同。在本书中，关于张岱诗文的成就几乎没怎么涉及，它的分作两大部分的主要内容，一是关于张岱之家世、生平、交游、著述等基本情况的考察，另一是关于其社会—哲学思想、文艺—美学思想及史学成就的论述。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在前一方面人们已经谈论得很多，不再有多少新鲜话可说，而是因为在本书所涉及的方面，过去由于资料的限制，存在许多空白和不确切的认识，亟待加以填补和澄清。我们现在看到的张岱，不再只是一位似乎是飘浮于人世的“性灵”气的散文大家。他有着不寻常的经历和奇特的性格，虽标榜洒脱却又潜心学术文化的创造，在文学之外的诸多领域内都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作为读者，我们通过胡益民先生所做的工作，得以理解这位于明清易代之际在许多方面均具有代表性的文士的丰富的精神生活，也不能不说是一件可庆幸之事。
说及明清易代之际，那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诚然，在此之前的中国的王朝早已屡经更迭，外族的所谓“入主中原”亦出现过多次。但在经历过晚明思想解放浪潮之后，那一时代中深于思考而又高度敏感的文人们由这一场历史巨变所感受到的精神压力，是远远超过其前人的。民族的冲突，文化的冲突，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冲突，个人仅作为个人而存在的权利与个人作为某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而必须承担的道德义务之间的矛盾，这些都同时纠结成一团。在这样的时代里，人应该如何生存，如何认识历史与现实，如何在忍辱负重的生活中保持个人的尊严乃至高雅的趣味，都是不容易应对的难题。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困的境遇实也是对人格与思想的淬炼。张岱是一位江南名士，富于才情和学养，坚韧而不乏机智，他的人生选择和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不仅反映了那一特殊时代的社会氛围，体现着一个读书人在强大的压力中对人生真谛的追寻，同时也标志了由士大夫所承担的传统文化的自我变异与更新。过去人们只是把张岱的散文与现代散文联系起来看，实际上，对于探讨在受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文化本身所蕴含的朝着现代方向变动的内在趋势，以及这一种变动所面临的问题，张岱在众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想，本书的出版，对于推动关于张岱乃至明清之际文化的全面研究，会产生它应有的作用吧。
我同胡益民先生相识的时间并不太长，在一次纪念吴敬梓诞辰的学术会议上，才有缘相识，同时读了他与周月亮先生共著的《〈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一书。令我感动的是，他的文笔因感慨于专制制度对人性的奴化，感慨于中国读书人、知识分子之历史命运而洋溢的激情。现在我们读到的这部《张岱研究》，虽以资料的发掘与考证最为引人注目，但在评述部分，也同样是富于激情且有力度的。作为学术研究，对所涉对象好恶过深，或许难免会影响到考虑问题的周全和分析的精细，但由此也呈现出一种个性色彩。也是由于性情相近的关系，我同胡益民先生颇有一见如故之感。感念于他和出版单位信赖，遂写了这样一篇像是读书心得的文字。
（胡益民《张岱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