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类型著作的繁盛，大概是其他国度难以比拟的。或许这与中国人偏爱史学的传统有关，但另有些很实在的原因：中国文学经历的过程十分漫长，产生的作品数量极其庞大，用历史的线索来描述它的大概面目与发展变化，依照时间序列来了解和记忆作家与作品的情况，从掌握知识的角度来说，也是一种最为方便的方法。
中国文学史著作大多是以教材模式编撰的，即使有些书在写作时并未以充当教材为目标，但因为那一种模式流行甚广，成了习惯，也难免受其影响。于是，文学史著作常常会出现相似的毛病：一是照顾的面太广，有些基本的知识总是非讲不可，像一个时代的政治与文化背景呀，一个作家的主要生活经历呀；在篇章的分配上，名家名作固然占据大头，但二三流的也不好简单省略，哪怕蜻蜓点水，也要带上几笔，就怕知识不全面，读者应该知道的东西书里没有说。二是个性不突出，陈陈相因的内容太多。这当然可以指责作者的学力有问题，缺乏创见，但由于是教材模式面追求平稳，也是原因之一。我自己读过文学史，对此深有体会，有时，明明有一种特别的念头，在课堂上也讲过，写到书里就不免犹豫，怕调子奇怪，使用的人不容易理解和接收。
我们现在读到的鲍鹏山的这部书，可以说较好地避免了上面所说的文学史著作的常见毛病。它是不是也可以当教材使用暂且不论，作者没有按常规的教材模式来编写则是显而易见的。全书五十一个专题，既不按朝代也不按文学潮流加以分期，只是大略地依照时间顺序，挑出作者心目中最为杰出的作家与作品加以介绍和论析，而自然而然形成具有“史”的意味的流动。就好像在一大推成色各异的珍珠中挑出了最漂亮的珠子贯穿成链镒，显得简洁而好看。
由于较一般文学史著作省略了许多内容，知识的“点”不那么密集，本书对于作品的解析就能做到相对充分一些。譬如《道德文章》一篇，选取了《孟子》书中的若干富有特色的章节，依着文脉逐层解析，论其思想主张、情感的表现、辩说的手段、逻辑上的得失，最后勾画出孟子为人的基本品格，读来觉得明白、可信且亲切，普通的文学史最难这样做。当然，这也不是篇幅稍微充裕一些就能做到的，这本书总体规模不大，篇幅还是受限制的，能抓住重点，舍弃枝节，才能说得这般透彻。
写文学史要有见识，同时也要敢于坚持己见，这样才能显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譬如关于“历史上有无屈原”的争论，鲍鹏山是这样说的：
我们今天讲的这“屈原”，乃是一个“人文事实”，不管历史上——实际上也就是在楚怀王、顷襄王时代——这个人物是谁，或根本不存在这个人，但至少从汉代贾谊、刘安开始，这“屈原”两个字就已作为一个“人文”符号而存在，并在不久得到了大史学家司马迁的认可，并为之作传。在贾谊、刘安和司马迁那里，“屈原”代表的是一种命达、一种精神、一种品行，这些东西让他们起了共鸣。而这些东西是抽象的，也就是说，他们感兴趣的就是这些“抽象”出来的东西，而不是那个已经消亡的肉体，自那时起，我们民族的记忆中就有了“这个人”，并且“这个人”还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施加了他的影响，也就是说，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人”的文化内涵越来越丰富，他的“抽象”意义越来越丰富，而成了一个无可否认的“人文事实”。
由于屈原被推崇为某种伟大精神的代表，许多人认为他在历史上必定具有如其指认的那样的真实性，否则的话，他所代表的那种伟大精神就不真实了。然而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任何“伟大精神”都代表了当下的价值，人们以此阐释历史，使“历史”成为“当下”的证明。阐释固然依据了历史提供的材料，但对这类材料的选择、推衍及至注入新义，却是阐释活动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正因如此，西汉以来历代文人依据同样材料所理解的屈原和他们描绘出来的屈原形象，往往面目各异。至于把“爱国”和“主张改革”作为屈原作品的核心精神，又是到了近现代才提出来的看法，而历史上的屈原（如果实有其人的话）究竟是什么样的，由于留存的史料不仅简略而且不尽可信，其实已经很难追究明白了。由于屈原的问题也像岳飞一样，牵涉太大且十分敏感，作为教材模式的文学史有时不得不迁就“共识”。但鲍鹏山却不管这个规矩，只管把他的想法写出来。他以“人文事实”这一概念来解释屈原在历史中的存在，在我所见过的论著中，我以为这是说得最妥当的。
通常说来，文学史研究亦如一般学术，重理性而轻感情。这有它的道理。但另一方面，文学本来就是情感的艺术形态，如果没有情感上的沟通、共鸣，又怎么能够激发封存于文字中的活的生命呢？没有情感的阅读，文字永远是死的。鲍鹏山是一个感情热烈的人，于人于事倘无爱憎，便几乎不能有所言。以前他在贾平凹主持的《美文》杂志上连续发表评说古贤的文章，就是以个性化的见解和热烈的情感引人注目；如今他写文学史，依然故我，无从改变。“这样的诗，真令我们心花怒放。这是一种彻底的享乐主义，享乐得如此心安理得，如此张扬而大放厥辞，不仅自己沾沾自喜，洋洋自得，而且对别人津津乐道，眉飞色舞。”这是在说李白《襄阳歌》。我们读到了李白的快乐与“大放厥辞”，也读到了鲍鹏山的快乐与“大放厥辞”。情感的特点是自以为是，它会不会影响评述的精确性呢？我想鲍鹏山会考虑到这一点。但纵使有所逸出，也不算是大不了的罪过吧。读者通过鲍鹏山的介绍与古人交友，见他说得如此动人，兴致也会跟着起来，这是开心的事情。
文学史是不是写成鲍鹏山这样的才算好？我没有那样的意见。我只是说，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文学史，跟常见的很不相同，而文学史应该有各种各样的面貌。因为我同鲍鹏山有长久的交情，不适合多加赞扬，所以主要是讲这部书的特色。
（鲍鹏山《中国文学史品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