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汉子不吃这一套。他不相信天真的就黑透了。他不服！老百姓的命就这样不值钱？想打死就打死？是的，他们经常有这种“工作过失”，也经常轻轻地一抖，抖掉翅膀上的污迹，使得自己的羽毛更加鲜亮夺目了。但是他们这次碰到骨头了，他们想轻轻地抖掉这“过失”是不可能了。他豁出去了，他要和他们闹个鱼死网破！
得知市政协开会的消息，他就和老姐姐拿了血衣，来古城饭店门口喊冤。原想人民政协嘛，总是为百姓说话的，主持公道的。谁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刚到饭店门口，就被一帮警察赶走了，根本不让站。没有办法，只好乘傍晚委员们散步的空儿，在这离饭店不远不近的地方拉个圈子，征集签名，寻求支持。
胡然看时，血衣旁边果然放着一个很大的签名簿。翻开一看，签名者寥寥。胡然想也没想，提起签名笔，在那簿子写下两个斗大的字：胡然。看了看，犹觉不足，又在名字下面补了几个字：古城市政协委员。
那汉子冲了过来，一把抓住胡然的手，激动地摇了半天，高声叫道：“哈呀！这可是遇到好人了！”
胡然说：“算不得什么好人。路见不平，挺身相助，这原是国人的传统嘛。”
汉子叹息道：“你说的国人已经不多见了。更多的却是路见不平，脚底开溜。就拿你们政协委员来说吧。起先，他们出外散步，胸前都戴着红色的出席证，一个个神气活现。我们一见，就跑过去喊冤，希望他们签上自己的大名，给受害者一点声援。结果一个个都吓得屁滚尿流，溜之惟恐不远了。以后出来散步，连出席证都不敢戴了。球！”
胡然想让小霞也把名字签上，人群里却已不见了小霞的身影。喊了几声，亦无人应声，知道小霞已经离去了。不由心里笑道：也是一个趋利避害的人！
看看天色已暗，汉子收了摊子，打发少年的母亲先回去了。他拉着胡然的手说：“胡先生，我看你是个爽快人，走走走，咱们找个地方喝两盅。”又自我介绍说：“我姓崔，你以后就叫我老崔吧。”
胡然也有此意。内地一家流行刊物约他写一部法制文学的中篇小说，苦于没有题材，一直未曾动笔。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可以了解和掌握些第一手的生活素材，以便日后创作之用。于是便痛快地接受了老崔的邀请。
二人来到一家小饭馆里，找个干净些的桌子坐下。老崔让店家切了一大盘熟驴肉，一大盘凉拌肘子，要了两瓶白酒，对胡然说：
“为这事闹的，几个月没有喝过酒了。今天见了你胡哥，心里高兴，咱俩喝个痛快，一醉方休。”
胡然说：“我也好久没有见过崔老弟这样豪爽的人了。不过两瓶酒也太多了。”
老崔笑道：“一点都不多。你还没有见过我喝酒哩。”
说着将酒瓶打开，要来两只碗，咕嘟嘟将一瓶倒净，每只碗都盛满了。
老崔端起碗说：“来，胡哥，为了咱们的相遇，干！”
胡然端起酒碗，和老崔碰了一下。
老崔仰起脖子，像喝水似的，只一口，便将大半碗喝了下去。胡然咋了咋舌头。
老崔笑道：“没有这点能耐，敢和公家较劲吗？”
说着又一口，将剩下的半碗喝了，并且底儿朝天，向胡然亮了亮酒碗，说道：“够朋友吧？”
胡然喝道：“真汉子！”端起碗来喝了一大口酒。
老崔又打开一瓶，将酒碗倒满。胡然说：“咱们慢慢喝吧，边喝边聊。”
老崔夹了一大筷子驴筋，搁在嘴里嚼着，对胡然说：“我是个工人，大老粗，喜欢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你呢，在哪里发财？”
胡然说：“写字儿的－－卖文为生。”
老崔眨了眨眼儿：“我明白了，是当吹鼓手的诗人作家吧？”胡然笑着点点头。
“那更好了，”老崔说，“我这事将来够你写一本书的。”
胡然说：“那你就详细地谝一谝。”
“好，我说。”老崔又灌下去半碗酒，眼睛红红地谝开了。
我外甥是被叫去作证的。他是个好学生，门门功课九十分以上，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一天夜里学校发生了盗案。有人说，他那天晚上在教室里复习，很晚了才回家，应该发现些蛛丝马迹。事实上他不知道，根本不知道。他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数理化的人。尽管发生盗案的地方就在教室旁边，而他当时确实也在教室里，却什么都没有听到，什么也没有看见。派出所根据自己的思维惯性，以为他在说谎。那样大的响动，那样长的时间，他怎么能什么都不知道呢？不老实！态度不好！于是开始打这孩子的态度。
我们都看过电影上的旧社会的刑具。现如今没有那些玩意儿了，但照样可以用刑。你以为许多案犯的嘴都是怎么撬开的？打出来的！一开始先给你交代政策：坦白从宽，混混们都学奸了，知道那是哄人的。真要交代了，你就等好吧。不交代咋办呢？有的是办法。捆绑吊打，逼供诱供，什么花样玩不出来？我住的地方有个审查站，关着几百号混混，整天惨叫声不断，隔三差五还往火葬场拉死人。等把人烧成灰了，才给家里通知一声：×××畏罪自杀了。孩子不好，家里谁敢吭声？权当献出一个坏种，为社会的“安定团结”做贡献了。他们打惯了，见惯了，死个把人稀松平常，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幸亏我外甥是证人，他们态度才好些，愿意赔情道歉。如果我们的孩子犯了事被打死，你就乖乖地待一边儿去吧！你还想找事？不找你的事就算上大吉了。
我把话说到哪儿去了？对，我外甥的态度不好。审问他的是东湖派出所的哈警长。这姓哈的是个二球货，心黑手辣，打起人来特别狠毒，混混们都称他为哈阎王，此人破案率最高，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他先用电警棍电我外甥，又用皮带打我外甥，还是不起作用，就把孩子吊到拘留室的屋梁上，用脚踢孩子的肚子，踹孩子的腰，把孩子的肝脏都踢破了。哈警长破案心切，自己打累了，就把皮带和棍棒交给拘留室的两个犯人，让他们帮着打。他非要撬开我外甥的嘴不可！
“最后撬开了吗？”胡然问。
“没有。”老崔摇摇头，“打到后来，孩子停止了嚎叫，这才感到情况不妙，等把娃娃从屋梁上放下来，孩子的嘴已经张不开了。”
“真不经打，他妈的！”哈警长嘴里咕哝着，拿起电话叫我姐夫去领人。老姐姐给我打了电话，我也赶去了。一到派出所，我们都哭了。一个嫩生生的少年，一夜之间就被折磨得面色青肿，浑身血污，简直不像个人了。还没有送到医院，孩子就没气了。哈警长请示了所领导，所领导说先送火葬场吧，入土为安嘛！我说你们放了个啥屁？哈警长眼睛一瞪，问我说：你是谁？你敢骂公家？我厉声回答：
“姓哈的，你听明白了：我姓崔，是变电所的一个小工人。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外甥的尸体你们就火化不成！”
“你想干什么？”哈警长问道，下意识地伸手去摸腰里的枪。他想吓唬我。
我说：“哈警长，你先别忙着掏枪。那颗子弹给你留着吧，将来会用得着的。”
哈警长哈哈地笑了起来：“你小子口气还不小！告诉你：老子见过的多了。哪有办案不出问题的？老子执行公务，最多不过是工作中的失误，你还想闹事吗？”
“我不想闹事，”我冷冷地说，“但我要讨个公道。记住了：要讨个公道！”
就这样，我硬是坚持把孩子的尸体送到了医院的太平间，至今还在冷柜里存放着。
“后来呢？”
“后来果然如哈警长所说：申诉无门。不管我到哪里，人家都说那是工作中的问题。执行公务嘛，破案心切嘛，方法简单了些，要引以为戒喽！老哈这个同志嘛，人是好人，就是头脑太简单了，不能一棒子打死嘛！事情已经过去了，要向前看，要顾全大局，维护公安干警的形象嘛－－全是这些混账话。”
“所以你就闹腾起来了？”
“对。这也是逼出来的。”老崔吃了一筷子肘子肉，“我这样做，也还不光是为了我外甥。”
“唔？”
“也想替老百姓出口气，”老崔说，眼里放着光，“为大家讨一点公道－－这世上已经没有公道了。”
胡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老崔吐出一块骨头渣子：“他们为什么敢这样横行无忌？还不是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太怕事了！我老崔是个大傻冒，偏偏不信这个邪。人家都说我脑子里缺一根弦，去他妈的！大伙儿就是因为脑子里都有那根弦，才让人骑在头上拉屎撒尿哩。”
胡然呷了一口酒：“话是这样说，可是真想要讨个公道，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老崔一拍桌子：“妈的！豁出这一百多斤不要了。无非是再搭进一条命！”
说完咕嘟嘟将剩下的半碗酒一口喝干，眼睛红红地说：“古城不行就到省上，省上不行就上北京！共产党总得顾点面子吧？”
胡然点点头：“这点面子恐怕还是会顾的。”
老崔大声说：“那就好。舍得一身臭，敢和公家斗。胡哥，你就看我老崔的手段吧。”
听着老崔痛快淋漓的谈吐，胡然感慨万端地想道：多少年了，已经没有听过这样热气腾腾的话了。和许许多多的官员们接触，大家谈的全是县级副县级，地级副地级，一年一大步，三年上个大台阶，如何投机钻营，如何“摆平”各种关系，全无一句人话。和一些知识精英接触，大家关心的又是正高副高，会长理事，优秀专家，特殊津贴，如何取巧，如何成名，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活力。他庆幸自己遇到了这样一位血管里涌动着热血的人。又谝了一会，看看时间不早，二人便分手了。回到饭店，胡然激愤不已，趴在灯下连夜写了一份提案。警察打死证人，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尤其死者还是一个孩子！如此严重的违法行为，如果姑息纵容不予追究，必将大失人心且使法律失去尊严和公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此之谓也。相信党和政府定会俯视下情，惩邪恶而彰正义云。提案写得丝丝入弦，环环相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连胡委员自己都感动得睡不着觉，反复回味其中一些精彩的段落和句子，深为自己竟然能作出这样好的文章而兴奋不已。第二天一早就交给了政协提案组。
过了些日子，胡然去问处理情况，原来竟一点响动都没有。再三询问，冷冰冰地回答：
“转到有关部门了。”
“有关部门是啥意见？”
不知道。不清楚。
看那脸上的表情，只差一句话没有说出来：你这个胡球然，真是狗抓老鼠，吃饱了撑的！
这时上北京会演的通知已经下来了。胡然也就从单位上请了假，以古城市秦剧团工作人员的身份，一心一意，替杨小霞鞍前马后去效力了。
临走之前，胡然在街上碰到孟一先。孟一先问道：
“听说你要上北京参加会演？”
“你怎么知道的？”
孟一先笑道：“别忘了我是记者。我不光知道你要上北京，而且知道你和那位名演员的关系－－”
“什么关系？”胡然脸红了。
“别着急嘛！”孟一先眼里含着狡黠，“我说的是师生关系。”胡然把话岔开：“谁知道能不能获奖。”
“这你放心，”孟一先说，往前挪了几步，和胡然站在树阴下。“杨小霞的戏我没有看过，人我却见过：有三分颜色。到了北京，你就听好吧－－肯定得奖。你以为那些评委都是些什么正人君子？一批色中恶狼！只要你老兄运作得当，只要杨女士笑脸粲然，把那些贪鄙之徒巴结好了，喂饱了，奖嘛，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请随便拿吧！”
胡然笑道：“你老兄太尖刻了。照你这样一说，这会演也就没球什么意思了。”
“怎么没意思？”孟一先说，“意思大得很哩。”
胡然说：“你老兄怎么尽说反话？”
孟一先说：“我只不过正话反说罢了。你想想，仅仅一个文化，就层层叠叠地设了那样多的机构，每个单位里都是一大批官员。有了机构和官员，自然就要生事－－出成绩。而只有出了成绩，他们才能升更大的官。于是各种各样、重三复四的名堂就都来了。而下面成千上万的剧团－－那些平时根本不演出，演出了也没有人看的剧团，就是为了这些活动而存在着。这些剧团的任务其实只有一个：为了应付层出不穷的会演、调演和这个那个节。而演员们也都为了得这样那样的奖而使尽浑身解数。一个地方，一个剧团，文化工作的好坏，就看你拿了多少奖－－大家都为奖而忙活着。至于群众有没有戏看，或者演出有没有观众，谁都不去理会，谁也不会在意。如此这般，文化越繁荣，戏剧越衰落；领导越满意，群众越骂娘，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说完又补了一句：“这些折腾的惟一结果只有四个字：劳民伤财。”
胡然心想：这样的意思，上次古城戏剧调演时，黄处长就说过一次。今天孟一先说得更透彻了，可见这种事情已经不得人心，引起普遍反感了。
孟一先意犹未尽，末了又说：“过去四大名旦、四大天王时代，哪有什么调演会演，哪有什么奖？却出现了那样多脍炙人口的好戏。而今，咱们只有欣赏奖杯和奖状的福气了。”
说完道声“拜拜”，扬长而去。胡然怔怔地站了一会儿，觉着很没意思。上北京的兴头似乎已经大减了。
为上北京，小霞做了一次大的美容。效果出乎意料的好，竟仿佛是换了一个人。睫毛更长了，扑闪扑闪的；脸蛋更白了，鲜嫩鲜嫩的；头发更黑了，蓬蓬松松的；嘴唇更红了，娇艳欲滴的。几件时装上身，身材似乎也更苗条了，眸子里流光溢彩，整个儿一个大美人！胡然想起孟一先的话，心中暗想：说不定真让那老夫子说中了哩，这夜莺奖竟是非小霞莫属了。
真的到了北京，才知这获奖的艰难。它简直就是用汗水－－也有胡然的汗水－－浇灌出来的。别的不说，仅就挨家挨户给评委们送礼一项，就让作家先生流了不少的臭汗。当时正是盛夏，而送礼又在夜间。评委们大多住在高楼大厦，晚上有的电梯停开，胡然就扛着“土特产”，吭哧吭哧地爬上十几层高楼，百般不易地敲开专家的门，赔着笑脸，蹭进宽敞的客厅。所谓土特产无非是些铜奔马，夜光杯，葡萄干，大板瓜子，百合干，黄河蜜瓜之类，不但沉重，而且价值不高。专家们并不怎么欢迎。淡淡地问几句古城的情况，说一些不痛不痒的套话，便无话可说了。每次下楼，胡然一边擦着头上的汗，一边嘴里轻轻地叨咕：这是何苦呢？
更有甚者，一些大牌导演和名流，竟对土里巴几的作家先生表示出明显的鄙夷。本届夜莺奖评委会副主任贾某－－一位胖得没有下巴的名导演，当看到胡然从袋子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件仿制的铜奔马后，哈哈地笑了起来。
“说西部人老实，还真的老实。”贾导说，“送礼都不会送哟－－”
说着拉开一个柜子，让作家先生观赏。胡然看时，只见满柜子全是各种各样的铜奔马。
“我这里已经够一个兵团了。”贾导说，“你们的马我实在没有地方可以圈养了。”
胡然的脸腾地红了起来。
为了不使作家先生过于难堪，贾导留下了一袋百合干，其余全让胡然背回去了。
“唉”，胡然下了楼，擦去满身满脸的汗，“这地方不是咱们来的。”
演出前一天，古城秦剧团在下榻的宾馆请客。专家稀稀落落，姗姗来迟。请柬上写的是晚上六时，一直等到七点，还不见贾导的面。这贾导是一方势力。他本是话剧导演，如今什么剧种都导，歌剧，舞剧，戏曲，样样来得。凡是他导过的东西，获奖率都很高。于是到处都请他，一年四季天南海北跑场子。导一出戏少则七万八万，多则十万二十万。如果获奖，另外还有酬谢。在首都演艺界，他是说话算数的人物。此次夜莺大奖，评委会主任是一位政府官员，挂名拿钱不管事。贾导是副主任，生杀大权实际上操在他手里。参加会演的剧团很多，人人都想走他的路子，因而这位名导也就显得格外忙，格外累，格外分身无术。每天至少要赴五个酒场，茅台五粮液都喝不下去了。用他的话来说：真是烦死人。
“都想拿奖，老子有那么多奖吗？”他从心里骂那些从边远地区来的土老冒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