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扫永乐权力场
1403年，44岁的中年男人朱棣在这一年成了明帝国的领导人。此前一年，朱棣将忠于建文朝廷的文臣武将纳入“奸臣”榜，从诛五族到诛十族，狠狠地“辞旧迎新”了一把。建文朝的太常寺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礼部尚书陈迪、文学博士方孝孺、御史大夫练子宁、右侍中黄观以及大理寺少卿胡闰等被他人间蒸发了，新年钟声敲过，朱棣便取尧、舜之道，要“好生”治国。
首先感受到朱棣善意的是他的兄弟们。这个正月，一度被建文帝朱允炆削废的周王朱橚、齐王朱、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等人在华盖殿见到了慈眉善目的朱棣皇帝，他们把酒言欢，共叙劫波过后的兄弟情深。随后朱棣宣布他的藩王兄弟全都复归王爵，并各归封地。另外周王朱橚、谷王朱橞还有更大的收获：前者“增岁粟二万石”——被追加了年薪，原因是他和朱棣为同母兄弟，应特殊照顾；后者“赐乐七奏，卫士三百，改封长沙，增岁禄二千石”。原因是谷王朱橞在去年朱棣率燕军攻打京师时，开门迎降有功，朱棣感其恩，予以厚赏。
所以1403年便显得“分田分地真忙”了，朱棣和他的兄弟们其乐融融，共享胜利喜悦，朱棣在这一年建立建州卫，封胡查为安南国王，制定军功袭职例，派遣司礼监少监侯显出使西域乌斯藏，开浚吴淞江……只有建设，没有破坏；只有封赏，没有索取，很是新朝新气象。
只是没有人知道，一条线索在隐秘生长。朱棣笑容可掬的善意背后，一股杀戮之气如影随形。因为他也遭遇了建文帝式的困惑——如何对待数目庞大的藩王们？建文帝削藩以激情始，以惆怅终，他朱棣又该如何处置呢？
事实上在1403年朱棣就曲径通幽了。这一年宁王朱权乞请改封地为苏州或钱塘，被朱棣拒绝。宁王朱权是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封藩大宁。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曾经面临一个重大抉择：帮四哥朱棣还是帮建文帝去坐天下？那是建文元年（1399年）十月，朱棣和建文帝开始生死较量。这是路线之争，当然也是生死之争，对宁王朱权来说同样如此。他最后做出的决定是倒向四哥朱棣，而朱棣也许诺事成后和他中分天下。四年之后，谜底揭晓，朱棣问鼎天下，但天下却没有曾经出过苦力的宁王朱权的份。尽管朱棣对周王朱橚、齐王朱、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等人厚待有加，但对宁王朱权却是区别对待。这似乎也是厚黑之术——越是有功之臣就越危险，朱棣最后将宁王朱权徙封南昌。正统十三年（1448年），宁王朱权在封地南昌抑郁而亡。从1403年到1448年，长达45年的岁月里，宁王朱权这个曾经有着雄心壮志的藩王变身为一个游手好闲、找不到人生目标的文字工作者，著有杂剧十二种，另著有《通鉴博论》《汉唐秘史》《太和正音谱》等。他曾经的中分天下理想最终幻化成一行行文字，以及一个个消极虚无的名号。朱权在南昌自号癯仙，又称涵虚子、丹丘先生，端的是一副无所作为的心态。可以说朱棣不仅在肉体上同时也在精神上完全战胜了他。这是朱棣削藩的一个重大成果。
当然朱棣削藩玩得最好的一招是恩威并施。所谓成熟男人的游刃有余——先恩后威或者先威后恩，朱棣总是将人心拿捏得收放自如，令人望而生畏。这大约就是传说中的帝王之术吧。和当年建文帝轰轰烈烈、剑拔弩张的削藩行动相比，朱棣的动作老辣低调、打草而不惊蛇，其拿捏适中的政治手腕毫无疑问是一流的。
朱棣削藩表面看是政治行动，实际上却是一场人心的战斗。如果说削藩是针对兄弟间的人心战的话，朱棣与此同时也展开了另一场战争——与他儿子们的心理战。在太子立废问题上，在与亲生儿子过招的过程当中，朱棣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他的确是个可以掌控全局的人，这个帝国，没有谁会是他的对手。
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初四日，朱棣立世子高炽为皇太子，封高煦为汉王。这是个可堪玩味的举动。虽然立世子为皇太子符合帝王时代中国人的政治习惯和道德准则，但具体到朱棣身上，他却有意无意间玩了一把良心游戏。因为在建文四年（1402年）发生的浦子口战斗中，朱棣曾经拍着率兵赶来的次子高煦后背做托付状说：“吾儿勉之，世子高炽多疾，如争得天下，就让你取而代嗣。”现如今天下到手，朱棣却誓言成空，高煦真是情何以堪。由此他对父亲的幽怨乃至争斗之旅开始徐徐展开。父子间的过招以一种隐秘的形式秘密进行。
朱棣却是不动声色。四月初四日，朱棣在立世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后，即对其进行养成教育。与此同时，朱棣将高煦封国云南，远离帝国的权力半径，使其无法有所作为。高煦拒绝远行，一副与父亲、兄弟对着干的态势，帝国隐隐地便有危机存焉。
但对朱棣来说，高煦的姿态却是苍白无力的。因为这是老鼠和猫的较量。自古以来能成事的人首先必须学会韬光养晦。高煦如果真能低调去云南默默耕耘，朱棣倒觉得孺子可教，现在这样一副梗着脖子较劲的样子，明显不成熟。永乐十三年（1415年）五月二十一日，朱棣改封高煦于青州。但是高煦还是拒绝就封，由此朱棣开始警惕这个儿子是否有谋反之心。父子间的过招进入新阶段——高煦自以为得计，朱棣则冷眼旁观，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中。
高调的人永远高调。事后回想起来，汉王高煦的人生败局就缘自于“高调”二字。在朱棣去北京视察新都建设期间，高煦在南京蠢蠢欲动。他私自招兵三千，精选自己的卫队，不把兵部放在眼里。甚至高煦还放纵他的护卫队在京城大肆抢劫，当兵马指挥徐野驴准备依法处置这一突发事件时，高煦出手了，用铁瓜锤猛击徐野驴致死，从而酿成惊天血案。那么朱棣回来后是怎么处置高煦狂妄之举的呢？他做了这样一件事：废高煦为庶人，关在西华门内，并将其三千私兵调往居庸关北，全部充公——毫无疑问，此一回合的过招，朱棣彻底掌握了主动权。高煦也从此一蹶不振，败在父亲手下，不再有翻身机会。
至此，朱棣将永乐权力场打扫得干干净净，场地周围不再有觑觎者和蠢蠢欲动者。但与此同时朱棣也成了帝国最孤独的人，身边不再有兄弟和儿子靠近。他离权力很近，离亲情很远。在权力和情感这样的对比和间隔中，朱棣才能获得一丝安全感。但这是一个帝王必须付出的代价，关于这一点，王者朱棣很明白。
一个人的舞台
有了安全感才能有所作为。当永乐权力场成为朱棣一个人的舞台之后，他开始倾情出演，演绎一出属于他的帝王戏。
毫无疑问，朱棣的演出充满立体感。因为他总能从A面不动声色地跳跃到B面，两手抓，两手都能硬起来。朱棣似乎是儒家文化的衣钵传人，却更是法家治术的强硬实践者。在术与道之间，朱棣跳得出来，又能钻得进去。表面上看，他比建文帝还要深入骨髓地信奉“仁者爱人”，但在杀伐决断之间，朱棣并不亚于父亲朱元璋。这个精通方圆、软硬、真伪、善恶两极变化的人，比以往任何帝王都懂得治理他的国家和民众。他应该是一个辩证法大师，只是欠缺了边界或者说底线而已。
现在，就让我们透过永乐年间的层层迷雾，看一看朱棣是怎样一个形象——第一印象显然很好，这个人侃侃而谈，似乎是一个智者，也是一个仁者。
朱棣不仅敏于言，也敏于行。他会试天下贡士，择优录取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诏修《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诏修曲阜孔子庙，裁汰诸司冗员，令朝觐官体察民生疾苦。
以上这些可以说都是朱棣的A面，但是，翻开B面呢？我们又能看到怎样一个真实的他？他似乎不再仁者爱人了。关于这一点，永乐三年的庶吉士章朴可以作证。因为这一年他死了，被朱棣诛杀。朱棣之所以要杀这么一个文弱书生原因很简单——章朴家藏有方孝孺的诗文。而这个是朱棣绝对不能容许的。在政权的稳定性和儒家文化之间，庶吉士章朴以他的死证明了朱棣内心的一个真实选择。所谓历史的破绽处往往从细节显露出来，章朴之死便是这样一个细节。
永乐十八年，朱棣开设东厂。此前他恢复了原本已被朱元璋废除了的锦衣卫，由此恐怖政治在永乐朝盛行。永乐官员们惊惶地发现，白天皇帝手持《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高呼“以仁治国”，夜里厂卫的特务可以一脚揣进门来直接将他们逮捕以及审讯，并且这样的野蛮执法行为刑部和大理寺无权干涉。这可以说是永乐朝皇权政治的最大特色。当然和永乐初年朱棣的政治大清洗相比，永乐官员们的惊惶其实是小巫见大巫。南京城破后，朱棣清宫三日，很多人死了，据不完全统计，建文旧臣除自杀者外被朱棣处死者竟达万人，建文帝所立的太子以及三个兄弟都被诛杀，只有一个人还活着。他就是建文帝两岁的幼子――这个可怜的人在朱元璋的故乡凤阳被幽禁了55年时间，直到对最高权力不再有任何威胁时才被放出来，史载他恢复自由时“不辨牛马”，真正的老小孩了。朱棣在永乐初年的政治大清洗毫无疑问呈现了这个世间人心黑暗的最大可能，而他对于杀戮无穷无尽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也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人性的极限。朱棣发明的“瓜蔓抄”以及“株连十族”死法残酷地完成了人性的兽变过程，而恰恰是这样一个发明创造性死法，在死亡残忍度上一度超越父亲朱元璋的人在永乐朝摇身一变成为儒家文化的代言人，其伪善之至也算是人类奇观了。
当然，单纯地在道德层面上对朱棣加以臧否毫无意义。而朱棣注定是要青史留名的。因为接下来他折腾大了，比他父亲朱元璋闹腾的动静要大，甚至比以往任何帝王闹腾的动静都要大，那么，他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呢？
欲望半径
一个人的欲望半径究竟有多大？穷其一生，又能达成多少目标呢？朱棣给出了一个答案，答案很是骇人听闻。
在时间长度为22年的永乐王朝中，朱棣支持编撰了全世界最厚的书——《永乐大典》。这部历时五年才得以编成的书共22937卷，装订了11095册。毫无疑问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也是迄今世界所公认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永乐朝建了全世界最大的宫殿——北京新宫。朱棣还下令修建大报恩寺、铸“永乐大钟”，并且这“永乐大钟”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钟，高6.75米，直径3.3米，重量达九万三千斤！毫无疑问，近十万斤的重量承载了朱棣对这个世界的野心和梦想。一如他对帝国的占有那样，要么没有，要有就必须是最大、最好的。
而迁都之举从一个侧面曲折地表达了朱棣对世界的强烈占有欲。从南京到北京，帝国的都城虽然只是在地理方位上产生了变动，但落到疆域上，却是无与伦比的廓大。因为朱棣的战略视野发生了改变。他不愿像父亲朱元璋那样，以蜗居南京、打造小农社会为人生快事，也不仅仅是以亲率大军五征漠北为能事。北京曾经作为朱棣的藩王府，在永乐朝构成了他重新观察和占有世界的新视点。而北京此前又是元朝的首都，是忽必烈经营天下的一个基点。只有从这里而不是南京辐射出去，才能拥有或者说建立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国情怀与动力。所以从永乐四年开始，朱棣就诏建北京宫殿，开始其经营天下的准备和努力，直到十五年后的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朱棣正式迁都北京，为其永乐王朝的版图定下雄心勃勃的中心点。而永乐王朝的版图，从太监郑和的视角看过去，“殊方异域，鸟言侏离之使，辐辏阙廷，盖兼汉、唐之盛而有之，百王所莫并也”。这样的盛况并不夸张。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五日，郑和奉命第一次出使西洋。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恩威之旅，这支有着二万七千八百多名船员的船队总共由二百零八艘船组成，浩浩荡荡地在大洋上漂荡，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荡漾出帝国的野心与自信，也荡漾出朱棣“威德远被”的治世企图。因为每到一地，郑和都会宣读一封敕书。这封敕书的宣读对象是“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主要内容是永乐大帝朱棣良好的自我感觉。朱棣在这封敕书里恩威并施，既体现了“威”也体现了“恩”。在“威”的方面朱棣使用了警告性或者威胁性的语言——“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并且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共享太平之福”。在“恩”的方面朱棣表示“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如果带着一颗诚心来朝拜永乐帝国，则全都有赏。事实上朱棣的恩赏不是随口说说的，他是真给。当然“威德远被”重要的是一个“远”字。朱棣的“威德远被”被郑和以立碑的方式具化在天涯海角，成为朱棣试图变身“古今一人”的努力标签——如此作为，他的秉性不可谓不鲜明矣。
除了令郑和六次出使西洋，一再强化帝国对世界秩序的维护权和主导权外，朱棣的另一重大事功体现在五次北征上。朱棣想象自己是忽必烈或者成吉思汗，一次次地带领他的军队朝着北方的敌人攻击。这样的攻击在朱棣的想象中应该算建功立业，虽然最后收效甚微甚至毫无必要，但对朱皇帝来说，建立一个伟大的帝国，做一个伟大的君王，必须时刻在路上。不过，与其说朱棣是跟敌人在战斗，倒不如说他在跟自己心中的欲念战斗。朱棣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但又的的确确是一个人在战斗，就像那些万邦来朝的盛世幻象一样，朱棣得到了虚拟的尊重或者说统治权，可付出的却是真金白银。
虽然在今天看起来，朱棣对弱小之敌兴师动众却劳而无功的北征不过是个性鲜明的行为艺术罢了，他突出的是自己，淡化的是敌手。事实上在伟大盛世的背景下，所谓的敌人也只是个背景，是可以模糊处理的，敌人们即便对自己避而不见，但只要有这个符号存在就好，因为这是朱棣演出行为艺术的需要——他玩了一把史上成本最高、持续时间最长、出场演员最多却收效甚微的行为艺术秀。仅此而已。
不过对当事人朱棣来说，成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成果，政治成果。所谓政治经济学，政治永远排在经济前面。他要开创盛世，永乐盛世，就不能鼠目寸光，锱铢必较。然而户部尚书夏原吉却为此痛苦不堪。因为他不可能不锱铢必较——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皇帝率大军五征漠北，征安南，修长城，造北京城，建大报恩寺，编《永乐大典》，铸永乐大钟，每一样都需要钱，大把的钱。钱从哪里来？他这个永乐管家怎么当？所谓的“盛世”还能盛多久？没有谁可以告诉他。
户部尚书夏原吉感觉自己度日如年。
苦不堪言的夏原吉
永乐王朝的账是不能算的，因为越算越心惊。很多年后，历史学家黄仁宇绞尽脑汁，也只能做一个大致的推测：他认为永乐年间诸多好大喜功行为所产生的费用很可能超过国家正常收入的两倍或三倍（见《剑桥中国史·明卷》）。而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更是耗银达六百万两之巨，《广志绎》卷一记载：“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拿出去七百余万两银子，过了十年，只剩百余万了。帝国的财政危机是怎么产生的？就是在这样众多的国家级甚至国际级形象工程中不断产生的——荣耀背后，隐藏的是一个盛世的巨大阴影和难言惆怅。
1420年是永乐十八年，这一年耗银无数的北京新宫建成了。北京新宫不是一座宫殿，而是由86座殿、48座宫、23座楼阁、22座馆组成，另外还有斋、室、堂、轩等建筑。为了这些数目庞大的宫殿群得以落成，超过十万的技术工匠和上百万的劳工付出了十四年的艰辛劳作，所有这些投入和劳动力要是折成银两来计算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朱棣当然无意于计算这些数字，他只是在懊恼——因为刚刚过完新年不久，也就是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初八，紫禁城起火，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同时被烧。营建多年的北京新宫，在落成不到四个月的时候就被烧，朱棣第一次体会到作为盛世之君的挫败感。他可以纵横捭阖、建功立业，几乎无往而不胜，却无法抵抗来自上苍的预警（此次火灾在他看来是这个意思）。但挫败感接踵而至，并很快由天灾转为人事——火灾过后，礼部主事萧仪上奏，认为皇帝迁都是个错误的决策，不仅诸事不便，而且耗费巨大。不说建都、迁都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或者说浪费，单是每年要将四百万石从南方各省征集来的税粮漕运到北方，便是劳民伤财之举。毫无疑问，萧仪的上奏彻底打掉了朱棣作为盛世之君的良好感觉，当然也附带打掉了他自己的性命——朱棣以“谤君之罪”将萧仪处以极刑，总算是让他那张乌鸦嘴再也发不出声音来。
不过朱棣的挫败感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又有不要命的人接着上疏了。他们是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邹辑。此二人在上疏中说：“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疲）中国。宜明诏海外诸国，近者三年，远者五年一来朝贡，庶几官民两便。”（见《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由于郑和下西洋不断带回各国使节进京朝贡，搞得我国都有“接待疲劳”了。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邹辑的上疏不说朱棣迁都的是非，而是委婉地对朱棣好大喜功式大搞国家形象工程提出非议——这个叫朱棣真是情何以堪？！事实上朱棣自己也知道国库快撑不住了，早在郑和第一次出发下西洋的第二年，也就是1406年，朱棣便无奈地宣布：从今往后，农民在农闲季节服徭役三十天、工匠服徭役三个月一律延长至六个月，以贴补国用。可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是可以做不可以说的，因为一说就错。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邹辑二人硬要把它说出来，帝国的脸面往哪里搁？朱棣几乎又要恼羞成怒了。只是这一次他稍微克制了一下自己，没有拿此二人开刀，而是孤身走我路，将国家级和国际级形象工程进行到底。
真正苦不堪言的人是夏原吉。他一直没有轻松的感觉。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朝廷搞了个轰轰烈烈的出征仪式，他却不在现场，而是一个人“布衣徒步”到了江浙，因为那儿正遭遇饥荒，夏原吉是赈灾去了。作为户部尚书，夏原吉很清楚帝国岁入的一大半给了驻扎在安南的军队、给了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也有一部分给予周边各国作为对他们进贡的回馈。当然迁都、戍边以及远征漠北也耗去了国库里不少银子。所以永乐朝这个管家，难当啊。总而言之，对于郑和多次下西洋，夏原吉是持反对意见的。
直到很多年后，当朱棣终于壮志未酬地死在五征漠北的途中之时，夏原吉才如释重负。他后来给新上台的仁宗皇帝上疏，要求立刻罢下西洋事，以节约国用。如此，长达数十年时间的国家级形象工程才戛然而止。但朱棣在位之时，夏原吉还是委曲求全的。国用再艰难，管家再难当，他也要想办法当下去。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还是在朱棣征北问题上与其发生冲突了。朱棣五次征北，每次出兵都在30万到50万之间。这不比郑和下西洋仅仅是一个船队，即便有两万多人吧，那也只是北征大军的一个零头而已。史料记载，朱棣第一次北征运粮共二十万石，第三次北征运粮三十七万石，耗资巨大。并且第三次北征除运粮三十七万石外，还征用驴三十四万头，车177573辆，民夫235146人，以至于搞得民怨沸腾。吴中、吕震以及方宾等高级官员纷纷上疏，称因为连年北征，“粮饷不足”“戎马资储十丧八九”，反对朱棣继续搞这种大规模的行为艺术。夏原吉就是在这个当口火上加油，说出令朱棣勃然大怒的话语来的，他说：“毕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其八九，灾费迭作，内外俱疲。”朱棣当然不堪忍受夏原吉如是评价他的壮举，由此一场悲剧变得不可避免：夏原吉、吴中被罢职下狱，方宾畏惧自杀。夏原吉本来也是要论罪处死的，后来因为内阁大学士、工部尚书杨荣等人出面劝说才幸免于难。直到几年之后，朱棣死，仁宗朱高炽即位，夏原吉才官复原职。而那场关于盛世本质的质疑或者说拷问，却没有多少人能够记得。因为那不是质疑的年代，它只需要行动和想象力；需要政治，不需要经济，搞经济的人是可耻的，搞政治的人却喧嚣尘上，风光一时。
也只能是一时。1424年，朱棣在大型行为艺术秀当中死去，这个盛世的第一男主演终于谢幕人间。由此他的盛世遗产便面临着继承的问题。但是，他真的有盛世遗产吗？在那份貌似庞大的遗产清单背后，究竟有多少真实的含金量呢？历史很快就做出了残酷的回答。
下西洋。事实上在郑和六下西洋之后，在朝中舆论压力下，明成祖朱棣就已萌生退意了。前财务大臣、户部尚书夏原吉被他投入监牢聊度余生去了，再也没人为他的伟业提供资金支持，所以朱棣黯然宣布“往诸番国宝船”等项，“暂行停止”。这个所谓的“暂行停止”当然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说法，此后继位的仁宗更是深明事理，不干这赔本赚吆喝的买卖。郑和终于“下岗”了。尽管到了1447年，一时心血来潮的明宪宗想再下西洋，但兵部刘大夏一针见血地指出：“三保下西洋，费钱粮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弊政。”从此，下西洋的“壮举”成为这个帝国的绝响，再无余音产生。
征安南。安南古称交趾，自汉唐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属地，五代以后，才独立成国。1406年，朱棣命令他的部队护送安南的流亡王子回国就位，由此展开了对它三次用兵、长达二十年的征伐史。最终安南（交趾）虽被征服，但却使永乐王朝陷入巨大的财政泥潭。朱棣死后第三年，明军就撤出安南，设置了二十年之久的交趾布政司也被撤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永乐盛世的虚假繁荣和不可持续性。
迁都。朱棣迁都北京，耗时十多年，耗资巨大，而这样的伟业也是不可效仿和延续的。朱棣死后，46岁的朱高炽登基，他似乎不喜欢北京这个燕王的发祥地，决定将都城迁回南京，却是未遂。因为他绝望地发现，没有财力回迁了，钱都被朱棣透支完了。作为一个可以证明的统计数字是，从1405年（永乐三年）到1421年（永乐十九年），仅仅16年时间，帝国物价就飞涨了三百多倍。这样高的通货膨胀率是需要后来者埋单的，而朱高炽以及随后的接任者都是这样的埋单人。
历史就是这样的恩怨相报、悲欣交集。每一个盛世都可疑，每一次虚假繁荣得到的都是伪高潮。朱棣一生最大的悲剧其实是将这样的伪高潮视作真高潮了。他一个人意淫，一个人高潮迭起，后来人却是苦不堪言。可以说这个好大喜功的皇帝用22年时间透支了大明朝的国力，使得后来的皇帝只能做一些缝缝补补、望梅止渴的活。这无疑是寅吃卯粮带来的必然结果。
现在，朱棣走了，虽然壮志未酬，但总算惊天动地。什么都干了，过把瘾就死。不过郑和还有话说。作为永乐时代的弃儿，这个可怜的人此刻正在南京城做一个闲散的守备，那些曾经浩浩荡荡下西洋的海船则被搁置在南京港口，无所事事。他和它们，其实可以有更大作为的。而这一切都因为朱棣的好大喜功和视野狭窄落得如此下场。盛世之毁，究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可以挖掘。
海面上有什么
在人类的远洋航海史上，继郑和下西洋87年后，哥伦布启航了；92年后，达·伽马启航了；116年后，麦哲伦启航了。郑和船队拥有的船只数量超过两百艘，哥伦布船队则只拥有帆船3艘，达伽马的4艘，麦哲伦的5艘。郑和船队中最大的船叫“宝船”，史载，这艘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十八丈，换算成现在的度量单位，约相当于138米长，56米宽，绝对是当时海上世界的巨无霸。
但是收获的成果呢？永乐十三年（1415年），郑和船队“大有斩获”，他们在非洲东岸第一次发现了长颈鹿。当然这样的斩获准确地说是属于朱棣的，若干日子之后，朱棣在京城获得了来自非洲东岸的那只长颈鹿，只是没人敢叫它长颈鹿——它被视作神兽“麒麟”，作为永乐王朝威德远播、万邦臣服的明证而存在。朱棣在奉天门举行仪式亲迎这只祥瑞的到来，这样的权力确认游戏毫无疑问他是乐此不疲的，一如其在近二十年时间里一再放逐郑和和他的船队出游、巡弋这个世界一样，以满足他对权力传播和权力增值的渴望，那是一种快感。
与此相反，在15世纪的海面上，哥伦布们也在出游，只是他们发现的东西与朱棣所渴望的东西大相径庭。哥伦布意外“发现”美洲大陆，欧洲文明第一次碰撞了美洲文明，从而世界历史的走向和洲际文明间融合与洗礼的进程大大提速；麦哲伦环行地球为西方人提供了视野学上的贡献，使得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制度在全球开始传播和发展，在地理空间和市场空间的拓展上居功至伟；达·伽马的贡献则突出在市场意义上，由于他发现了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路，所以葡萄牙开始控制印度洋，为这个国家在新世纪的上位抢占先机，并且达·伽马在航行中运回的香料等货物在欧洲的获利经折算竟然达到他整个远征费用的60倍！这样的远航实在是具有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同时也开拓了全球海洋贸易的市场空间。尽管郑和下西洋也带回了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土特产，比如他第六次出使西洋时，船队所采购的物品有：重二钱左右的大块猫眼石，各色雅姑等异宝，大颗珍珠，高二尺的珊瑚树数株，珊瑚枝五柜，金珀、蔷薇露、麒麟、狮子、花福鹿（即斑马）、金钱豹、驼鸡、白鸠等，但这些物品的价值只在于满足朱棣臣服万邦的虚荣心而已，一如非洲东岸的那只长颈鹿，象征意义多于经济价值。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郑和下西洋虽然行至天涯海角，一路风景看遍，却并未看透世界大势。表面上浩浩荡荡，呈现的却只是皇恩浩荡而已。郑和的船队与其说是一支大型船队，倒不如说是永乐帝国的微观世界，近三万人的小社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以移动的方式免费向沿途各国表演一出出活报剧，以输出永乐王朝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为己任。这样的浩浩荡荡貌似不朽，可以传之后世，却很快偃旗息鼓，悄无声息，说起来真是朱棣的悲剧了——历史曾经如此意味深长地给他提供了一个可能，让他睁眼看世界，让他有足够的时间适应正在变化的世界，以便突破墨守成规的帝国和他自己，但朱棣却只从政治和权谋出发，对世界做了一次自上而下的俯瞰，而后匆匆归去——东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终于走向南辕北辙。
就这样，一度扬帆远行的华夏海洋文明在朱棣的狭窄视野里悄然搁浅了。西方各国在地理大发现后很快走向工业革命，他们的远洋船上开始使用蒸汽动力，但是明帝国在海禁国策的限制下，舰船的制式越来越小，并限制使用双桅，载重不得超过500石。“只能就地巡查，不能放洋远出。”毫无疑问，这是华夏海洋文明在遗传基因上的一种萎缩和自戕，帝国海洋意识上的自我封闭以永乐朝为起点，在郑和之后再无远行。150年后，明帝国已经想不起来“地球是圆的”了，想不起来曾经远航时的那份勇气与激情，而此时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带来的一张世界地图含义鲜明地拉开了东西方在海洋文明和观世视野上的巨大区别。这样的时刻，曾经威德远播的永乐帝朱棣又在哪里呢？
他被贡奉在庙堂之上，仪态威严地成为一个牌位和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