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得知自己当选北京市副市长时，正在苏联访问，他当即电报给周恩来总理，表示辞谢，说愿意留在清华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回国后总理与他彻夜长谈，他被说服了。这件事情，是吴中杰《海上学人漫记》的末篇《文人的误区——吴晗的悲剧》一文中披露的。吴晗从此是真正意义上的从政了，他做了官。他早年写的据说是影射蒋介石的《由僧钵到皇权》，即后来《朱元璋传》的初版本，虽然是学术研究，和政治终究有些联系，但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从政，尽管与他后来的经历应该是有关系的。
读《读书》二零零八年第三期上黄裳的文章《忆吴晗》，作者也对吴晗从政的事情有着朋友的关心和看法，但他体谅着吴晗作为一位文人从政的难处，如说副市长因北京旧建筑的拆改存废问题在会议上与梁思成拍案争论，“可见一登仕版不可避免带来的变化”，“作为北京市的副市长，不得不放弃历史学家的信念，紧跟国家政策的步伐。吴晗作为书生从政的内心痛楚，是可以想见的”。直到后来的“三家村”、《燕山夜话》等事件，是文人陷入了政治的旋涡而不能自拔的必然结局，是悲剧性的。
吴中杰说到文人的从政，引用了鲁迅先生的一段话，“学者文人们正在一日千变地进步，大家跟在他后面；他走的是小弯，你走的是大弯，他在圆心里转，你却必得在圆周上转，汗流浃背而终于不知所以，那自然是不待数计龟卜而后知的。”（《碎话》）吴氏发挥说，“对于民众来说，学者文人是处于圆心，对于政治家来说，他们又是处于圆周了，也是跟着转得汗流浃背而终于不知所以然。”因而吴晗是进入了一个误区，他始终在圆周上转得汗流浃背而终于不知所以然。鲁迅对中国人人情世态的观察，是何等的精深，他自有着他的剖析，他自有着他的批判的力。
黄裳说他喜欢《由僧钵到皇权》，尽管有人评它为“影射史学”，“其实是战斗的檄文，也是掩盖不掉的光辉。”从根本上来说，吴晗从最初，就已经是参与政治了，他的后来的命运，是他想摆脱也不能摆脱得了的，他以文人的身份在政治的圈子里混，就只能是在圆周上转得汗流浃背而终于不知所以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