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jaz Spahiu
[阿尔巴尼亚]
◎1955年生，汉学家、翻译家，阿中文化协会会长，曾任阿尔巴尼亚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2017年获得第十一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1974—1978年留学中国，2002年定居北京。多次担任阿尔巴尼亚政府高层代表团的翻译官，出版《阿-中、中-阿日常用语词典》，翻译出版《中国历史十五讲》和莫言作品《蛙》《红高粱家族》。
1974年我刚完成高中学业，就被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留学。那一刻我没有想到：中国将与我，以至后来与我的家庭产生非常重要的联系；中国人将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此后四十多年间我作为翻译、汉学研究者和学者，为传播中国文化，把中国的古老文化、发展模式、国貌民情介绍给阿尔巴尼亚及全世界而不懈努力。今天，我很荣幸在这里回顾我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点滴，分享我的中国故事。
在“文革”仍未结束的年代，我们一批阿尔巴尼亚留学生来到中国。我们搭乘中国民航开辟的地拉那—北京直航飞机，在11月底的一个寒冷冬日抵达北京。北京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灰蒙蒙的、阴郁的，城里自行车川流不息，人们穿着千篇一律。
当我们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时，虽然面对的是全新的环境和迥异的文化，但我们也深切感受到身处一个友好国家。周围人的热情、老师像父母一般的关心以及中国朋友对阿尔巴尼亚的熟悉，让我们忘却了地理上遥远的距离，感觉像在自己家里一般。
阿尔巴尼亚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始终吸引着国际关系专家的关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后的一个月，阿尔巴尼亚就成为首批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这个欧洲小国与遥远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结为朋友。这当然有当时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的考量，但不容置疑的是，两国人民间建立、巩固和延续了一份纯洁的友谊，而这份情谊至今仍然留存在经历过那段岁月的每一个人心中。
在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大学留学的四年决定了我之后整个人生的发展方向，这四年可以说是我的中国故事的关键部分。这期间我不仅精通了汉语，还学到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掌握了专业知识。更宝贵的是，我了解了东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这对我日后的工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留学四年期间，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国家命运面临重大挫折。我亲身经历了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这三位中国伟人的离世，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经历了粉碎“四人帮”，经历了邓小平复出、被打倒和重新主持工作等重大的历史性事件。我们与中国同学一起哀悼去世的中国领导人。在许多外国人撤离北京后，我们是唯一一群留下来与中国同学共同面对唐山大地震的恐惧的留学生。我们和中国学生一起讨论当时的政治运动，一起参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参加北京百万群众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游行，一起讨论对中国未来的忧虑和希望。“中国将发生大事了！”那时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偷偷地跟我说。虽然当时我们不那么明白、不那么清楚中国发生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不知不觉成了这一改变中国并影响全世界的历史的见证人。
1978年我快要毕业，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关系变冷的时候，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可惜阿尔巴尼亚却在自我孤立。你想想，一个刚刚毕业的对未来事业怀着美好梦想的学生，突然发现他所学到的东西可能一辈子没法用，那是多么严重的打击！记得当时我的一位老师用一种鼓励的眼光看着我说：“不要灰心丧气，不久后中文将成为你事业中的重要工具，希望你永远做中国人的好朋友！”
回国后连续十几年我没有接触中国人，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发生剧变，两国关系逐渐恢复正常后，我才有机会使用中文。到北京以后，我遇到的第一个和我交谈的中国人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当我告诉他我是阿尔巴尼亚人时，他很激动、很怀旧地谈起了阿尔巴尼亚电影。“阿尔巴尼亚——欧洲的明灯。”他微微提高了点声调说道。我开玩笑说：“明灯灭了，油没了。”和出租车司机聊天，我高兴地发现我的中文还同以前一样流利，这多亏北大这所名牌大学，多亏我们的好老师。有人说“文革”期间外国留学生只要学会一句“毛主席万岁”就可以毕业了，我和我的同学证明绝非如此。90年代虽然我在阿尔巴尼亚国家广播电视台从事记者工作，但我始终没有放弃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和关注中国的改革发展、对外政策，有时候会看一些画报、电影等来获知中国的信息，有时候也会接触来自中国的商人，甚至有机会给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及其他代表团当翻译。
然而毕业十五年后的重返让我震惊。除了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地区，昔日的北京几乎不见踪迹，辨认北京大学所在的海淀区的一些地方也让我感觉颇为艰难。大学附近原来我们经常吃馄饨和喝二锅头的小饭馆已经不见了，被一栋栋高楼所取代。海淀区正在大兴土木，逐步成为大学聚集区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地区。当然我对老北京还是有一点怀念，对老城区一些建筑物被拆掉感到非常可惜。不过北京已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中国在日益改变，正在寻回她昔日的光彩。
2002年的一天，我被告知分配在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工作。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了！这一年，我举家定居在北京，终于得以亲身体验中国选择的政策和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在大使馆工作五年和离任后在北京“下海”经商，整整十一年间我得以了解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无论工作多忙，我都会尽力抽时间与中国朋友、各界代表、学者打交道，一起吃饭喝酒，像本地的老百姓一样生活，体会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甚至外表发生的变化。
刚到使馆工作不久，外交部组织几个国家的驻华外交官到贵州考察访问。访问的目的除了参观贵州的美丽景点以外，还有就是亲眼看看这个省一些十分贫困的地区，从而对中国的现实形成更充分、更客观的认识。的确，这些农村地区生活十分贫穷，出乎我们的想象。1999年来华访问的阿尔巴尼亚总统迈达尼与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时（我作为总统翻译参加会见），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表示惊讶和赞赏，而江主席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还有将近两亿人生活贫困。20世纪70年代我在华留学的时候，在学校食堂看到中国学生每顿饭吃得可怜，主食是一碗米饭或者一个馒头，菜就一点白菜和其他蔬菜，肉很少见。如今中国正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快速前进。我觉得这是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成就。
但是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世界观等方面的变化。在中国留学四年期间，我只去过一次老师家，一起吃饺子庆祝春节。当时老师和同学虽然对我们很热情、很友好，但还是对外国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和一种警惕。“大鼻子”和“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外国人说中国话”，是当时在中国人当中流行的描述外国人的普遍说法。而2000年后我接触中国朋友，发现他们已经大不一样，不仅热情友好，而且开放、幽默，充满信心。我高兴地看到，在阿尔巴尼亚与中国疏离了近十五年之后，中国人民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之间的纯洁友谊竟然没有受到冲击。一次，我和一位曾在阿尔巴尼亚留学和生活多年的中国朋友——刘黎明，谈论起阿尔巴尼亚人和中国人的一些共同点，真是不胜枚举，比如双方都讲义气，都热情好客，都尊老敬老，甚至都喜欢敬酒，喜欢对所有的事都说“没问题”。
中国的发展模式尤其对需要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和政治社会稳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种创新范例。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稳定压倒一切，因此中国坚定不移地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际上，任何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稍有了解的人，任何有机会游历中国广袤地域的人，任何亲眼见过中国人真实状况和了解中国人社会心理的人，都会从根本上认同这样的制度。阿尔巴尼亚这样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领土面积较小的国家，将近三十年之后仍未完全走出过渡期，就足以说明发展道路所造成的不稳定对她来说有多致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在各个领域保持和推行务实的立场和政策，中国共产党也已经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有效地、创造性地将意识形态与中国的特殊实际相结合，在国内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保证了经济稳步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还公开彻底地与腐败进行坚决的斗争，勇敢地面对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严峻挑战和问题，比如城乡和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环境污染、就业压力、城市人口流动、通货膨胀等等。
我是中国从弱国变成强国，实现翻天覆地变化的见证人。今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人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国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自豪。如今，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也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毫无疑问，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归功于富有远见卓识的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针，归功于这个国家勤劳的人民。中国已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发展模式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其他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也改变了我的生活。1978年我毕业后，中文在世界上还是一种不重要的不被放在眼里的语言。而我因为阿尔巴尼亚完全闭关自守，十几年几乎没有接触中国人，很少有使用中文的机会。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的强大，作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以及联合国六大工作语言之一，历史悠久的汉语变成了当今时代的热门语言，我曾经付出大量汗水和精力学到的汉语终于成为我开辟生活道路的宝贵武器。
中国作家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燃起了我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思想火花。但那个时候，我很少接触、很少去体会中国文学，而且从来没有认真考虑有朝一日我也会翻译文学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宣布后不久，阿尔巴尼亚奥努夫里出版社社长胡泽里先生来电话问我是否愿意翻译莫言的小说。胡泽里是一位有经验的出版家，他很清楚文学作品由中文直接翻译成阿尔巴尼亚文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当时我的回答很明确、很果断——我无法承担这个工作，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第一，这当然要求我全力投入进去，第二，也是最主要的，是我对自己做到这一点没有信心。我知道对于我这样的来自欧洲的翻译家而言，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除了语言功底要深厚外，最关键的是要克服文化和思维差异的障碍。
尽管如此，第二天我还是去了书店，买到了莫言的几本书并开始翻阅，然而我边翻阅边思考翻译它们的可能性。最后我还是决定挑战自己，看了几本书以后选择翻译《蛙》这部小说。当然，我还受到了曾经经受过考验的、成功翻译了几部阿尔巴尼亚文学作品的优秀翻译家、阿尔巴尼亚研究专家郑恩波教授的鼓励，同时也受到中国作家协会的支持。到那个时候，我已经翻译了许许多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资料，曾多次当过高级代表团的翻译，甚至出版了一部阿中日常用语词典。但是在翻译《蛙》的时候我还是体会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全新感觉，体会到无比的快乐，就像爬山运动员爬到最高峰一样。之后，在翻译文学作品的时候，我可以更深入地从艺术的角度欣赏汉语文学语言的美。我成功应对了第一个挑战——《蛙》，作为第一部由中文直接翻译成阿尔巴尼亚文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出乎我的意料，它不仅受到了文学评论家和媒体的高度评价，而且还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后来我在北京莫言家里与他见面，把《蛙》一书的阿尔巴尼亚文版交给他的时候，他很兴奋，也很骄傲，提笔在书上写道：“提到阿尔巴尼亚我心里很温暖，因为童年时看到很多阿尔巴尼亚电影。”
我想我还会接受《蛙》之后的更多挑战，我正在开启我人生中充满艺术美的新阶段。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给了中国人应有的尊严，给了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也使世界上更多的人有机会、有途径认识这个国家，参与这个国家的建设，分享这个国家的发展成果。而我，希望可以在向阿尔巴尼亚、向世界介绍今日中国的道路上继续加油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