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dan Osman Abdi
[索马里]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现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东非区域国别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非洲影视研究中心副主任。2006年来到浙江师范大学求学，2016年获浙江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2017年9月受聘为索马里总统顾问，就索马里国家发展、中国与索马里两国相关领域合作问题提供政策咨询和信息参考。历时两年，与张勇博士联合执导拍摄了六集《我从非洲来》（又名《非洲人在义乌》）大型纪录片，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反响。
十三年前，我背着一个书包从亚洲的红海海岸启程来中国，心中满是求知的欲望。
二十年前，我的父亲不幸离世，从此我母亲一个人夜以继日地工作养活我和我姐姐。在这个男人为尊的社会里，我们常常因为家里没有成年男性而遭到奚落和欺辱，一家人生活得颇为不易，所以我从小就争强好胜，十岁那年就许下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愿望——出国留学，成为一个女博士。可周围的人都嘲笑我痴人说梦：女博士？天方夜谭罢了。我的朋友们也劝我放弃这些不切实际的梦想。但是梦想是用来追求的，而不是用来放弃的。在我的努力下，我的成绩一直很好，常拿全校第一，在各类校级比赛中常拿冠军。
正如中国古诗所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高中时，在中国浙江做生意的叔叔到沙特阿拉伯看望我们一家，听着叔叔在这个遥远神秘的东方国度的传奇经历，我不禁想到先知穆罕默德的话：“要求知，哪怕要到遥远的中国。”我也想看一看叔叔眼中烟雨朦胧的江南水乡，也想学说叔叔口中的平平仄仄的中国话。意想不到的是，叔叔竟然读懂了我眼中的渴望，他鼓励我说：“你跟我去中国吧，叔叔供你读大学。中国有句话叫‘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中国这片广阔的天空足够你这只鸿鹄翱翔千里。”
于是2005年9月，我满怀希望又依依不舍地告别家人、告别家乡，跟随叔叔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江苏扬州。吸引我的不仅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的江南风光和色香味俱全的淮扬菜，还有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初来乍到，为了尽快在中国文化的海洋里畅游，我跟随叔叔来到扬州大学学习汉语。学习汉语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为了积累词汇量，我开始背诵厚厚的中文课本，就连目录、前言、后记，甚至图书在版编目数据也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
叔叔是个生意人，所以在2006年1月，学校一放寒假，我就跟随叔叔来到了他工作之地——义乌。我和叔叔从扬州出发坐了十二个小时的大巴车来到了义乌。当时，大街上已经有几个像我这样的外国人了，但也不太多，所以常常有义乌人悄悄打量我和叔叔，既好奇又羞涩，好像想和我们搭话又因为我们异样的相貌而不好意思上前打扰。他们在打量我，我也在偷偷地打量他们。那个时候，义乌人穿着较为朴素，很多人看起来也很友好，为了练习口语，我就壮着胆子和一些阿姨打招呼说：“你好。”这时候，阿姨们就笑嘻嘻地问我“你是非洲人吗？”“多大呀？”“喜欢中国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后来我还天天逛菜市场，壮着胆子和买菜的叔叔、阿姨侃大山。挤公交车时、逛街时，本就爱唠嗑的我更是抓住机会跟身边路过的陌生人闲谈。他们都很友好，你哪个词说得不标准，他们都会马上纠正你。很快，我的中文口语已经能称得上“字正腔圆”了，再加上朋友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学习中文六个月，我便通过了汉语水平五级考试。通过五级考试，意味着看全中文的报纸、电视剧，甚至发表中文演讲，对我来说都不算难事了。那一年我还在中国度过了第一个春节，当时的年味很浓，放鞭炮、迎龙灯，还有婺剧可看，虽然我也听不懂舞台上他们唱的是什么意思，但总之，我在中国过了个好年。
2006年7月，完成了扬州大学汉语课程之后，我又回到了义乌。离开才六个月，一回去就发现义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街上的外国人多了不少，高楼大厦也像春天义乌竹林里的新笋一样冒出来，教我汉语的老师对我说这叫作“日新月异”。叔叔也对我说中国发展速度快，学习工商管理将来大有可为。听了叔叔的意见，我申请了浙江师范大学工商管理本科专业。当时学校里的外国留学生才十几个人，非洲人就更少了，只有我和叔叔以及来自尼日利亚的室友而已。但是浙师大的老师和同学们可没有把我当作“异类”，而是帮我这个异乡人渐渐融入中国社会。大一时，我的高数学得极差，因为语言问题，我压根儿听不懂老师讲的内容，课后我的同学们就帮我补课，所以第二学期我的高数成绩就上来了，常常考90多分呢。我把中国当作了第二故乡。在这里，我的“争强好胜”成了同学和老师眼中的“积极进取”“志向远大”。从大一开始我就积极参与学生社团，和同学们一起排练节目、布置舞台等。到大二时，我还当选了文体部副部长，负责社团新干部面试、组织社团活动等工作。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年我们为迎新晚会选节目，来进行才艺表演的大一新生看到评委席上坐着一个外国人，眼中充满了惊奇。其实，中国的开放政策、中国人所说的兼容并蓄就是接纳我这样的外国人吧，这种开放是包容，是尊重，亦是中国人所说的求同存异吧。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窗口。我也去北京参加了这场盛会。我是坐动车去的北京，速度比往年快了不少，而中国的发展就像这动车一样迅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大街上人们摩肩接踵。我的祖国索马里也派出代表队参加了这次奥运会，好多媒体争相报道索马里的运动员萨米娅·奥马尔，虽然她的成绩不尽如人意，但中国媒体和中国人都对她称赞有加。我十分感动，中国媒体对索马里运动员和美国、俄罗斯的运动员一视同仁，并没有因为索马里连年战乱而轻视他们，反而对索马里参加奥运会一事大为赞扬。中国当时已经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变化不仅是多了高楼大厦，多了外国人，多了国际贸易等，更是尊重、包容、理解和欢迎来自五洲四海的朋友，不因肤色、种族、国家强弱而区别对待。
因此，2009年我提前一年大学毕业时，我选择继续留在中国读硕士，但是这次我并没有选择工商管理这个专业，而是毅然决然地投入语言学的怀抱。我想，中国在短短三十年间，不仅解决了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而且还成为第三大经济体（如今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农业、工业、商业等所有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中国文化底蕴的支撑，我着迷于中国的文化和语言的魅力。
在我“弃商从文”的第二年，也就是2010年，在中国已经五年的我报名参加了第三届“汉语桥”在华留学生汉语大赛。当时，我和一百名在华留学生在北京参赛。我们大家住在一起，各自的肤色不同，国籍不同，母语不同，文化也不同，但大家都是用中文交流，真诚友好地了解彼此文化的异同，分享在华的经历。在这次比赛中，我获得了亚军。但这场比赛对我的影响不止于此，它使我认识到，原来，中国有这么多像我一样的留学生，喜欢中餐，喜欢中文，喜欢中国的文化，这种喜欢使我们认识彼此，走近彼此，了解彼此。我还知道了许多其他国家的文化，这次大赛成了我认识世界的纽带。
在2011年硕士毕业时，我很荣幸获得了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颁发的“优秀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并顺利考取了浙江大学传播学的博士。浙江大学的学习氛围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在此度过的第一年，我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上午完成专业课程的学习，下午去听知名教授的讲座，晚上也总闲不住，各种学术沙龙上也总有我的身影。我有幸参加了不少国际会议和学术研讨会，与世界知名学者有了一对一的学术探讨。同时，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各位领导和老师的国际视野也让我深深敬佩。他们让我深深懂得，只要充分沟通、理解，即使是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背景的人也能互敬互信，深度合作。自那时起，我就想成为一名文化使者，一名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我要把我喜欢的这些中国的本土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同时也想把我们的一些阿拉伯语著作翻译成中文，让更多的阿拉伯人和中国人跨越语言的障碍，认识到彼此的基本价值观和文化内涵有许许多多的共通之处。
为了开启我的人生梦——搭起中非文化交流的桥梁，让中非人民对彼此有更丰富、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2016年博士毕业后，我选择回到金华，任职于浙江师范大学。五年的时间，金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我从金华去杭州需要乘坐两个多小时的绿皮火车，而现在只需要乘坐40分钟的高铁。五年前，我可以在火车上读完一本书，写篇小文章，而现在似乎刚上车，不一会儿就到达目的地了。我的母校浙江师范大学的变化也不小，现在校内已经有1000多名外国留学生，比十年前多了100倍。
而我工作的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是一个致力于培养中国的“非洲通”与非洲的“中国通”的学术机构。在非洲研究院，我遇到许多志同道合的同事朋友，大家都在为搭建中非人民友谊之桥添砖加瓦。在这里，我可谓如鱼得水，开设了阿拉伯语、尼日利亚电影艺术欣赏等课程。
2016年，我和我院的张勇博士着手拍摄《我从非洲来》大型纪录片。两年时间里我起早贪黑，采访人物、剪片、录音、写文稿……特别是拍摄初期，我带着几个学生去义乌物色纪录片主人公，经历难忘。为了拍摄好这部既讲非洲人在义乌的小故事，也讲中非合作的大故事的纪录片，我常常几天不睡，还笑着安慰自己：没事儿，像我这样的黑珍珠有黑眼圈也看不出来呀！特别喜欢开车的我还自愿成了拍摄组的专用司机，虽然辛苦，但是为梦想忙碌总是幸福的。何况在我成长的国度里，以前女孩子是不允许开车的，直到最近才解禁。我最庆幸的一件事就是我在中国学会了开车，现在我能很自豪地说我是个老司机。
在2017年，我开设了阿拉伯语课。想想也是有趣，十一年前，我在这里学习汉语，十一年后，我又在这里教中国人学习阿拉伯语。我给大家讲我当年学汉语的经历，讲非洲的历史，等等，学习的是语言，学到的是不同民族的文化，学会的是开放、包容和尊重。在阿拉伯语课堂上，同学们读不准生僻难读的阿拉伯数字的发音。面对一张张眉头紧锁的面孔，我招呼大家站起来，围成一圈，像一列小火车似的在教室里一边高喊着阿拉伯数字一边呼呼啦啦地转圈。几圈下来，原本陌生的阿拉伯数字神奇地进入了同学们的左耳后，并没有像之前那样不听话地从右耳溜走。我还是非洲博物馆的专业讲解员，常常带领非洲研究院的“小雏鸟”们赏玩鉴别非洲文物。中国的开放之处不仅仅是接纳千千万万个像我这样的留学生，还有各个高校聘请像我这样的外教，向中国学生教授其他国家的知识和文化。
特别是中国发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这个既懂中国又懂非洲的教书匠也成了“香饽饽”。大大小小许多国际会议和学术研讨会中也常常能见到我的身影。我和张勇博士联导的纪录片《我从非洲来》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播放。许多政府机构也邀请我去演讲，不独是关于电影、文化方面的演讲，中国赴非医疗援助队还请我去讲解非洲的风俗民情。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要数我入职两个月后，在义乌举办的非洲科技创新女性论坛了。我给200多名非洲女性讲述自己的漫漫追梦路，鼓励非洲姑娘们大胆地追求知识，追求梦想。在我发言结束后，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会议结束后，我立刻被热情的非洲女孩们围得寸步难行，俨然成了她们的偶像，她们有要求合照的、加微信好友的，还有要握手或拥抱的，不知道的人看到这个场景还以为是哪个明星的演唱会现场呢。从此以后我还常和朋友们扬扬得意地炫耀道：“这场会议后，我就红了！”的确，在现代中国，有梦就去追，不管你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中国有足够的空间让你实现梦想，我就是一个例子。
而像我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我的纪录片《我从非洲来》里就收录了19名非洲人在中国圆梦的故事。这部纪录片于2017年7月在非洲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国际电影节上全球首映；12月28日，由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和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我从非洲来》开播仪式暨中非影视合作研讨会在北京成功召开。2018年1月7日纪录片又在中文国际频道《外国人在中国》节目中开播。纪录片播出后，反响热烈，获得了2017年度浙江省对外传播“金鸽奖”的电视作品一等奖、2017 CTTI-BPA智库最佳实践奖和2017中国网络影视年度最佳纪录片奖。
2017年可以说是我事业的一个小高峰了。11月，非洲研究院联合坦桑尼亚雷尔基金会，成立了东非区域国别研究中心，而我则成了该中心的执行主任。当然最让我骄傲的还是在2017年9月25日，索马里政府正式给我颁发了任命书，任命我为总统顾问。为此，我要向索马里总统及其办公室就索马里国家发展、中国与索马里两国的合作等问题提供政策咨询。我的学生也常开玩笑说我“位极人臣”。如果当年我没有和叔叔来中国，大概做不了女博士，更别说总统顾问了。
就像我在2017年浙江卫视“我最喜爱的习总书记的一句话”诵读晚会所朗诵的一样：“正如习近平所言：‘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中国以她的开放和包容，让各国搭上这辆飞速前进的便车，共同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今天，站在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历史节点，中非正致力于架构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可以说“一带一路”是进化版的改革开放，是新时代下改革开放的延伸。通过这条道路，中国自身的发展日益与非洲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中非相互的优势与潜力正在通过丝绸之路结合在一起，发挥着“一加一大于二”的成效，架构起中国梦与非洲梦交相辉映的新格局。这让我体会到“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情怀和格局，我的梦想也在这种新格局下绚烂绽放。我愿意帮助更多读懂中国又热爱非洲的中非青年，投身中非交流和“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非共同发展繁荣。这是我的梦，相信也是中非人民共同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