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ja Magasweran
[美国]
◎生于斯里兰卡，美国籍。1974年作为斯里兰卡第一批来华留学生来到中国。自1979年开始参与美中两国之间的技术交流等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科学、电子、邮电等领域工作。1989年作为创始人之一，成立丽斯达日化（深圳）有限公司，打造了著名的“小护士”品牌。2007年开始深入研究节能减排技术并获得多项LED（发光二极管）技术专利。全家已定居北京。
1974年，我来到中国
曾几何时，街上的女孩子们仿佛要参加什么重要活动似的身着同款的绿色或蓝色衣服，甚至从身后看根本辨不出性别；曾几何时，买一条好烟、一瓶好酒，都要靠着外籍的身份去到北京建国门的友谊商店；曾几何时，每月拿着一百余块的零花钱，自知是普通人收入的两三倍，却还是抱怨粮票、布票不够用……
1974年，我作为“文革”后第一批来华留学生离开了我的家乡斯里兰卡，来到北京。从唯一的航站楼走下，无论是建筑、车辆，还是热情接待我们的中国人，一切都是那么整齐划一。在意识到艰苦之前，对比有些乱七八糟的斯里兰卡，我首先感受到的是这样的统一带来的舒适感。那时是天气转凉的10月，向导为我们准备了保暖大衣。他们仿佛钟表一样有条不紊，然而又有着严谨下的热情。很快，我们被告知每个人住什么厅，每天的安排如何，几点到大厅集合，每月零花钱是多少，怎么发放……就连食堂也专门为我们提供西餐。尽管已经不记得味道如何，但这份诚意以及人性化的安排让我们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学习。
当然，在中国生活依旧有诸多不便。尽管每月可以领到刚印出来的飘着香味的人民币，但一角两角、一分两分让我苦恼了许久，布票、粮票这种闻所未闻的东西更是令我一头雾水。尽管中方体贴地为我们准备了保暖服装，但那时没有暖气，来自热带地区的我们，也难以适应北京这10月就开始转凉的天气。就连洗热水澡都有时间限制，我们只好在运动过后快速冲洗身体，之后便奔向床铺，像刚出生的雏鸟般裹着厚被蜷缩其中。
然而，我们第一批留学生既然选择来到中国，就不是来享受的。说实话，那时的中国还比较穷，还不及斯里兰卡，因此，那时来到这里生活学习的，都是真正对中国有感情的人。几十年来，我们和北京人一起学习、生活，吃喝住行样样在一起。可以说，我和我的朋友都是胡同里走出来的人。如果十几年前有人问我，哪个胡同怎么进怎么出，我可以像讲我的专业知识一样给他详细讲解，还能带着他左串右串。今天可就不行了，这么多的楼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已经记不住那么多了。
从“你”“我”开始研究汉字输入法
中国人生活的巨变是改革开放的功劳。在改革开放中，我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丝力量。1978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而我四年前就已经来到中国。我最初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语言，之后到东北深造四年，又到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念研究生，这时已经是1979年，正是改革开放揭开序幕的时刻。我当时也聆听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非常振奋人心，那时怀着一腔热血，决定要为中国做出贡献。学成之后，我主要在中国科学院的计算所工作。我的好朋友和老师是高庆狮教授，他是邓小平同志看重的科学家，是中国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先驱，世界闻名，主要工作就是设计计算机。他得到的任务也最艰巨——要造出中国最快的计算机。
当今时代，计算机行业从业人数非常多，学校也有了相关专业、相关课程，但我们那时是从零开始研究计算机。我们从外国拿过来几台叫作Z80的8位机，和几个老师一起研究汉字输入法。当时中国还没有汉字输入的标准，我们就已经开始研发，比如怎样输进去一个方框，里面有个“你”“我”这样的汉字。最后当然历尽千辛万苦研究出来了，这也是我们高教授实验室的成果，后来也成了国家标准。但是这件事鲜为人知。之后我们又投入汉字打印的研究中，那时候只有日本能够实现这个技术，我们又从日本那边取经，撰写了一系列报告，才最终完成了任务。
上述任务，都是高教授这些学者，还有我和同伴在实验室里一同努力完成的。但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只有我能胜任——出国办事。那时候的科研项目，其中一些内容需要到美国学习，一些材料也需要到美国买。但是当时很多中国人没有护照，出国极为困难，我就担负起了这项重要工作，远赴美国购买高级材料，学习技术。
同时，我还要到各地演讲，争取赢得美国各公司的信任，获得投资。那时候苹果公司、IBM公司（国际商业机器公司）都认为中国经济不发达，也没有大规模使用计算机的可能，不值得开拓市场。我就花大量时间制作幻灯片，一个个给他们解释，还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即便如此，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相信。我当时在演讲里说过，计算机十年内会进入中国家庭。后来果然如我所料。连手机的市场我也做过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二三十年后连卖菜的人都会拿着手机，现在也实现了。
后来我转去做系统工程，中国也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的研发成果包括车牌识别技术、交通违章的抓拍系统、电话会议系统。在国外，如果研发项目需要非常多的实验，那么整个项目执行起来既困难又缓慢；而在中国，研发有各部门的支持，出成果后也能将其快速投入使用。
1983年，我为北京的738厂（北京有线电厂）技术人员引进了微电脑的生产线以及硬盘技术——这些都是美国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我们当时是通过贸易形式，没有花费大量资金就引进来了。
参与中国的城市建设
第十一届亚运会于1990年在北京举行。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第一次举办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北京市政府大力投资城市建设，给我提供了做数据通信和交通管理方面的项目的机会。接下来，中国努力申办奥运会，2000年的奥运会没有申办成功，但是2008年的申办成功了，当时我和中国人一样很激动。借着这个机会，我和北京市政府几个部门的合作开始了。我参与了很多路面改进项目，包括安装信号控制系统、优化抓拍系统等。北京筹办2008年奥运会时，我经常参加北京城市规划、资源整合和改造项目的研讨会。北京大北窑桥下公共汽车站的项目中，我加入了项目的专家建议组。
我确实可以骄傲地说，我把青春岁月全部献给了中国。现在，中国变得如此富强，我非常自豪。就像当初的美国公司不相信中国的飞速发展一样，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变化超乎所有人的想象。我之所以能预测到，是因为我在中国这片热血沸腾的土地上，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发展战略的优越之处。中国领导人关于中国发展的看法和做法都非常正确，确实找到了中国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中国比起美国更加有优势的一点在于中国人的执行力强，还有中国人对领导和政策具有高度认同感，有上下一心的拼劲儿。如果美国领导人制定了一个政策，那么总会有很多反对派去批判它，有些反对派这样做不是因为政策本身，而是因为他们站在不同的党派立场上有不同的利益考量，政党之间无意义、无休止的争斗，导致政策审核了半天，最后的结果居然是不执行了。中国绝不会出现这种无意义的纷争，领导人的计划决策能够落到实处。因此，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变，是中国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的结果。
我和“小护士”
在我漫长的中国生活中，还有一段不得不提的小插曲——“小护士”化妆品品牌的创立。提起我的名字，一些人最先想到的也许不是计算机和技术工程，而是“小护士”。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实际上，“小护士”只是一个无心插柳的产物，尽管如此，它仍是我所做过的最成功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虽然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但中国的市场上外国商品还比较少，只有上海、北京等地的少数几家公司做化妆品。我是在301医院的皮肤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灵丹妙药”，叫作消斑灵，这个药的特点在于祛斑效果良好，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但药物终归是药物，不是商品，我当时就思考，如果能给它一个名字，给它一个品牌，给它一个经营模式，最后包装起来进行商业化运作该多好。于是我投资了十万美元，和301医院的王大夫、李志达等人合伙成立了一个公司——丽斯达日化（深圳）有限公司，在深圳蛇口招商局的楼里面买了一层楼。这个公司我管理得不多，主要是李志达从零开始把公司搞起来，所以我非常感谢他的帮助。
在“小护士”的运营当中，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攻克生产技术难题。虽然产品刚生产出来没有缺陷，但几个月后就开始出现问题，包括效果减弱等。当时寻找高技术人才十分困难，我们这些创始人也没有大批量生产的经验，最后只得自己慢慢学习。人手缺少和市场推广问题也曾难倒过我，但随着新品种的增多，我开始琢磨宣传，就雇了大连一对双胞胎女孩做代言人，在很多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投放了广告，每年花费四千万在广告上，于是本身就受欢迎的“小护士”更加热销。
我对创业的态度是：创业本身要经过一个很艰苦的过程。在“小护士”的运营中，市场、资金、人才、设计等各方面都是问题，我们一个个克服了，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实际上，“小护士”只是我投资的众多公司中的一个，只是它最为成功。1980年，我注册了一家美中贸易公司，这是改革开放后在中国注册的第一家美国公司。说来也巧，当时工商局刚刚开始办理外企营业执照，我还记得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设立的临时办公室里，我们正好是第一个办理的。那时中国的相关政策还很不成熟，北京市外企办公的地点都集中在北京饭店，我还记得3087—3089号是我们的办公室。
我们正经历幸福时代
现在我65岁，基本算是半退休，但在马鞍山的优创公司任职，其他时间还在做灯光设计、房屋设计和远程控制系统集成等工作。
在中国四十多年的生活中，我在这片土地上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我的夫人是北京人，我们有三个孩子。虽然生活大体上美满，但开玩笑地说，我在家里没有任何权力，一直被她“管控”，后来很多同事告诉我：“你在家就听老婆的，出去就听党的，错不了。”
我记得前些年央视有一个采访，记者带着话筒走街串巷，询问各行各业的人：“你幸福吗？”虽然没有问到我，但我也有自己的答案。
我是幸福的，和中国人一样。怎么判断自己是否幸福呢？这就要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像因为有黑夜，所以我们才知道白天，知道黑夜和白天的区别。经历过不幸福的人，才会懂得幸福的真谛。比如我的助手——一位90后年轻人，我如果问她“你幸福吗”，她也许会回答“不知道”，因为她没有经历过痛苦的年代，没有体会过没钱吃饭、没钱穿衣的艰苦。我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多年，看着老百姓的生活一步步出现改善和转机。抬头一看，一座高楼又起来了，这些北京人便面露微笑，想着“哎哟，这是我生活的地方”，他就会感到骄傲，感到幸福。这当然要感谢中国政府，给了这些老百姓，给了我希望，让大家能够享受生活，这就是改革开放最关键的成果。别忘了，生活是个过程，而不是个目标。
那么，现在的中国人幸福吗？
我认为现在绝大部分中国人是幸福的，而某些中国人认为不幸福，是因为对幸福的判断失之偏颇。在他们眼中，成功和失败都以钱来衡量，他们就是为了人民币活着的，也因此滋生了攀比心态。的确，没有钱很多事情办不了，但绝不能把一切归于钱。
实际上，钱多的人不一定幸福。改革开放让中国孩子吃饱穿暖，很多孩子甚至生活优越，但问他们幸福吗，有的人说：我不幸福，因为前几天想看某个音乐会，我没去成。看起来很荒谬，但这个现象在现代中国确实存在。其实纵向对比，四十年前的中国孩子要比他们艰苦很多；横向对比，一些贫穷国家的孩子的生活条件也不如他们。
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现代的中国人已经在经历幸福的时代。
“走出去”的明日中国
作为一个成功预测过中国计算机市场和手机市场的人，我也想预测一下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人特别希望有新事物进来，能够替代老旧的事物。尽管中国注重自己的传统，但在科技上，他们有着积极开放的态度。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想法非常正确，他希望中国能够“走出去”，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出去，扩大中国的影响力，而这和美国的方针政策有很大区别。美国强大的时候，很多人奔向美国，到美国留学、创业；而中国强大了，很多人去到世界各地，去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我认为，中国有人才，有资金，更有头脑清醒的领导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共十九大精神的落实，中国五年之后对世界的影响力会大大增加。我相信会有不少中国人去到我的家乡斯里兰卡，也希望更多的外国人能够来中国定居。
对于想来中国发展的外国人，作为“老前辈”，我想给他们提几点建议。中国的法律和外国的法律有一定区别，很多地方的管理方法和制度与外国不同，如果来到中国经商创业，务必要了解中国的法律政策。欢迎各位外籍人士来到中国体验和享受美好生活！
（拉贾·马格斯维伦/口述 吴星铎、王兆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