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父亲这样在贫困线上长大、为了让家人有一个虽然简朴却也安定的家而卖命工作了约莫四十年，对炫耀性消费、摆阔、奢侈从没一点点兴趣的人来说，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给他的退休金，足以让他过着在他看来自在而恰当的简朴生活。除了已经领了二十三年的退休金，他还有社会保障金，另外还有大约八万美元活期定期存款、市政公债等积蓄的利息可用。可气的是，虽然经济情况如此殷实，他上了年纪反而很不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每当两个孙子缺钱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掏钱送他们丰盛的礼物，自己喜欢或者需要的东西却不买，总要不可理喻地把钱省着存起来。
更气人的一种节约措施是他不肯自己买《纽约时报》。他很推崇这份报纸，喜欢从头到尾地读完它打发整个上午。现在他自己不买，整天等着大楼里哪个舍得花三十五美分买一份的人看完以后传给他。他也不再买《明星记事报》，这份十五美分的日报和已经倒闭的《纽瓦克新闻报》，是打我孩提时代起、它还名叫《明星鹰报》的时候他就一直看的报纸。他还不肯留用每周一次打扫卫生的保姆，过去，她常帮我母亲洗衣服、收拾房间。现在这个女人一个月来一天，剩下的时间他自己打扫。“不然我干什么呀？”他问。可就凭他那样儿——一只眼睛几乎瞎了，另一只眼睛白内障加剧，身体再也不像他乐于想象的那样灵活敏捷——就知道随便怎么卖力，他干的这活儿也实在糟糕。洗手间有臭味，地毯很脏，要是不贿赂一下卫生检查员，恐怕没有哪样厨具的卫生状况能通过验收。
这是一套装修舒适、相当普通的三居室公寓，装修得不好也不差。客厅里放着一张看起来蛮舒服的鳄梨绿地毯，家具大都是仿古的风格，墙上挂着两幅用苦艾木加框的巨幅高更风景画的复制品（这是近四十年以前我哥哥在美术学校的时候为父母挑的），还有一幅我哥哥在父亲七十岁出头时为他画的印象派风格肖像画。朝南面向幽静、树木成行的生活区街道的窗台旁，花草长得颇为茂盛；每个房间还放着各种照片——有儿子的，孙子的，媳妇的，侄儿的，侄女的——餐桌旁的书架上放着几本书，有的是我写的，还有关于犹太人的。倒是华丽得有些耀眼的灯让人惊讶，这并不符合我母亲整洁且物物各安其位的审美趣味。除了这些灯以外，这套公寓显得温暖而殷勤，它似乎泛着光的样子——至少我母亲在世时如此——与这栋大楼压抑的大厅和走廊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经过三十年，空荡荡的大楼已经露出破旧相了。
父亲鳏居后，我有时去看他，上洗手间时，总要把水槽、肥皂盒和刷牙杯擦洗干净，再回到客厅和他坐在一起。他一定要自己在洗手间里洗内衣和袜子，不肯花几个硬币到大楼地下室的洗衣房用洗衣烘干两用机；我每次来，就看到淋浴杆上的金属挂衣钩和毛巾杆上，总胡乱挂着他的一些灰糊糊的奇形怪状的东西。尽管他很得意于自己穿着整洁，还总陶醉于穿上做工考究的新运动服或是希奇—弗里曼牌三件套西服（如果这套衣服是他在季末打折时买的，他会尤其高兴），可对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则是能偷懒就偷懒。他的睡衣和手帕，跟内衣和袜子一样，看上去好像自我母亲去世后就从没换过。
那天上午，我结束了母亲墓前的意外之行，到他公寓后，马上找个借口进了洗手间。我已经开岔了路，现在得再用几分钟的时间，最后排练一遍如何用最妥当的方式告诉他肿瘤的事。我站在台盆前，四周挂着他的内衣，好似农民用来吓跑鸟儿而扎成串的碎布。马桶上方打开的柜子搁板上，放着他五花八门的处方药，宝立登，凡士林，阿司匹林，卫生纸盒，棉花签和药棉。我看见他剃须用的大杯子还是我祖父以前用的，里面放着他的剃须刀和一瓶剃须沫。这只灰蓝色瓷杯白色的正面是精致的鲜花图案，里面则刻着已经褪色的金色哥特式字体写成的“S·罗斯”[8]和“1912年”字样。就我所知，这是我家的传家宝之一，除了一叠老照片，这也是唯一一个我们家人人都愿意保存的纽瓦克移民时代留下来的实物。打我七岁生日前一个月我祖父去世起，我就对它想入非非。当年父亲还在用硬毛修面刷和剃须皂的时候，它已经来到了我们纽瓦克家里的洗手间。
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山德尔·罗斯遥远而神秘。他个子修长，小脑袋——我自己的身体轮廓最像他。而我对他所有的记忆，就是他整天抽烟，只操意第绪语，星期天我们统统跟着父母去看他时，他并不太喜欢逗我们这些在美国出生的孙子玩。他去世以后，卫生间里的这只剃须杯总让我觉得他还活着，不过，有趣的是，并不是作为祖父，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男人，一个理发店里的顾客。在那儿，他的剃须杯和街坊其他移民的剃须杯放在一个架子上。这让幼时的我确信那句每个人都说过的话：他家从不浪费一分钱，每星期单独留出一毛钱让他到理发店为安息日剃胡子。
我祖父罗斯以前在离利沃夫[9]不远的一个小镇上学犹太教义，准备到波兰的加利西亚地区[10]当拉比。可他1897年暂别妻子和三个儿子（我的伯父查理、莫里斯和艾德）、只身来到美国时，为了挣钱把家人接来，在一家帽厂找到工作，差不多干了一辈子。在1890至1914年间，又有六男一女七个孩子出生了。除了最小的两男一女，其余孩子读完八年级后都得外出找工作贴补家用。这只刻着“S·罗斯”的剃须杯似乎将我祖父从他难以摆脱而又千篇一律的紧迫需求中解放出来（我猜测，也正是这些紧迫需求导致了他沉默寡言、不善与人沟通的性情）——哪怕只是片刻，只是星期五傍晚在理发店椅子上静静地坐着的那几分钟。他的杯子有一种出土文物的味道，一种文化意义上精致得出人意料的手工制品的味道，一种在其他情况下会遭到压制的奢侈品的味道——在纽瓦克我们普通、狭小的洗手间里，它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只揭示希腊人神秘起源的希腊花瓶。
令我奇怪的是，到1988年，我父亲竟还没有把它扔掉或者送人。多年来，只要力所能及，他就把每一样“没有用”的东西处理掉，而这些东西可能跟我们每个人都有某种情感上的联系。这些一时冲动的慷慨馈赠大体上出发点都很好，但父亲有时不顾及它们本身归谁所有。他急切地想满足“礼物”接受者的需要（不管是真的需要还是他想象），不太考虑他这样的鲁莽对并不知情的“捐赠人”会造成什么影响。
就拿我两大本集邮簿说吧。它们是我整个中学高年级时辛辛苦苦搜集的成果，这个爱好部分地受了国内最出名的集邮家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的影响，耗费了我所有积蓄。他却在我上大学那年就送给了一个侄孙。这事我直到十年以后才知道。当时我想在小说的某个情节中动用自己当年作为少年集邮家所积累的专业知识，于是就到莫尔斯镇我父母的房子阁楼上去取集邮簿。直到我把放在那儿的几个纸板箱翻了个遍仍然一无所获后，母亲才趁我俩单处的时候，犹犹豫豫地解释集邮册怎么会不见的。她还向我保证，当初她想阻止他，说我的邮票他不能处置，可他不听。他说我已经长大了，又在大学里，再也“用”不着它们，而他侄孙奇奇还能带着它们上学校云云。奇奇已经长大成婚，这个亲戚对我来说跟陌生人差不多，但当时要和他联系，大概还能知道邮票到底还在不在。可最后我还是决定算了。听到他干这番事情，我气炸了，感到内心受到极大伤害，这些邮票倾注了我多少少年的时光和心思啊。可既然事隔多年，我又有更麻烦的事情要处理（当时我正和妻子闹分居），也就没和他说什么。何况，即使我想说，要当面批评他都不是一件容易事——无论我年纪多大，二十八岁、十八岁还是八岁。因为他那些草率的行径总是可以拿一时冲动支持、帮助、拯救别人来作为借口，因为他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譬如说把我的邮票送给别人——是慷慨的，是有助于别人的，是具有道德和教育意义的。
我还相信，另有一个更难以揣摩或言说的原因左右着他的行为。1981年5月我们在母亲葬礼结束后回到家，屋子里陆续站满亲朋好友时，他却跑进卧室，把她衣柜抽屉的东西都倒出来，还整理她衣橱里的衣服。当时我正和哥哥站在家门口迎接跟着我们从墓地归来的吊唁者，压根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姨妈米莉冲出卧室，穿过门厅来求救。“亲爱的，你最好进去做点什么。”她对我耳语说，“你爸爸把每样东西都扔了出来。”
但即使我推门走进卧室重重地说：“爸爸，你在干什么？”他也没有停手。床上已经堆满从衣橱里拿出来的礼服、裙子、大衣和衬衣，他正把衣柜底层抽屉角落里的东西倒进塑料垃圾袋。我伸手用力按住他的肩膀。“大家都是为了你才来这里的。”我说，“他们想见你，跟你说话——”“这东西还有什么用？挂在这儿对我没啥意思了。可以拿去救济犹太人——它还是崭新的呐——”“住手，请你住手。以后有的是时间。我们以后一起整理。别把东西都扔掉。”我说，“振作起来。到客厅里去，那儿需要你。”
可他还是重复着自己的动作，显然并不是头脑发昏，也不是歇斯底里发作一阵，而只是在做他干了一辈子的事：下一个艰难工作。三十分钟前，他埋葬了她的遗体；现在要处置她的遗物。
我带他走出卧室。他一走近前来吊唁的客人们，就变得滔滔不绝，让人相信他情况很好。我回到卧室，把他已经扔掉的那些母亲井井有条地保存了多年、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从垃圾袋里拿出来，其中有一个棕色小信封，里面装着她颇为羡慕的我入选ΦBK协会[11]的会员钥匙；还有家人们各种毕业典礼的安排表，我哥哥和我寄来的生日贺卡，一叠报喜的电报纸，朋友们寄给她的关于我和我的书的剪报，以及她特别珍爱的两个孙子小时候的照片。在我父亲想来，既然珍藏这些东西的她不在了，它们也就失去了作用。两天前他们按惯例和朋友们一起到海鲜餐馆吃礼拜日晚餐，就是在那里，这些传情达意的纪念物随着她的情感的永远消失而失去了意义。他们给她点了一份蛤蜊杂烩汤——她最爱吃的菜；出乎每个人意料的是，她说：“我不要这份汤。”这是她最后一句话——片刻之后，她就因为严重冠心病发作而去世。
让我震惊的是父亲原始的行为状态。他独自站在那儿把她抽屉和衣柜里的东西统统倒出来，似乎是受了某种本能的驱使，这种本能对于野兽或者原始人是再自然不过，但对于在进化的文明社会中、为减轻人们丧失爱人之痛而举行的哀悼仪式来说，却是背道而驰。尽管如此，在刹那间，他那无情、决断的现实行为中依然有几乎值得赞美而必须承认的地方：现在，他已是单身的老人，那些象征性的纪念物并不能代替他五十五年的真实伴侣。我想，他的行为并不是因为他害怕她的东西和依附其上的魔力，以至于他要毫不犹豫将它们赶出家门——并且马上埋葬它们——而是因为他不愿回避最残酷的现实。
我知道，在他一生中，他从来都不是逃避沉重打击的那种人，不过我后来得知，在她死的那天晚上，他逃离了她的遗体。不是在她猝死的餐馆，而是在医院里。正是在这里，她被送上救护车，由医护人员一路徒劳地抢救着进入急救室之后，她被宣告死亡。在医院，他们推着她的担架进了一间小房间。当父亲开车跟着救护车来到医院、闯进小房间去看她时，他实在不忍亲眼看眼前的情景，于是他跑了出去。直到几个月后他才把这件事告诉别人，那个人不是我，也不是我哥哥，而是克莱尔。她作为女性，可以让他倾诉自己的羞愧，给他所需要的女性的宽恕。
虽然他自己并没有解释为何要那样跑掉，我却怀疑，这和他意识到正是他那天下午催我母亲走路走得超出限度从而引发她心脏病有关系。她呼吸非常困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心绞痛的结果；在去世前的那年冬天，她因为长期受关节痛之扰，情绪很低落。她竭尽所能，也只能在椅子上坐起身。而在她死的那天，5月的天气怡人，她终于可以到室外活动活动筋骨。他们走过三条长长的街区，到了杂货店。接着，因为我父亲坚持说多走路对她身体有好处，他们又顺原路走回家。据米莉姨妈说——我母亲在出门赴晚餐前曾打电话给她——他们走到杂货店的时候，她已经筋疲力尽了。“我觉得自己不可能走回家。”她告诉我姨妈。可他们没有叫出租车或是等公共汽车来，而是在附近的长椅上休息片刻后，他又让她站起来慢慢往回走。“你了解你父亲。”我姨妈对我说，“他告诉她，她能行。”她后来整个下午都在床上待着，想恢复足够的体力出去吃晚餐。
巧的是，就在那天他们出门散步前一小时左右，我按每个星期日的惯例，从英格兰打电话给母亲，跟她开玩笑说，我盼望着她和父亲夏天来我家时，能和我沿着我家外面的乡间小路走上一英里。她答道：“亲爱的，我不知道能不能走一英里，不过我会试试看。”这是几个月来她第一次听起来心情这么舒畅而自信，那天下午她出门走路，可能就是想为我们夏天的散步做准备。
事实上，我第二天回到美国，从肯尼迪机场坐出租车直奔伊丽莎白市，父亲对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唉，菲尔[12]啊，她不会去你那儿散步了”。他坐在她的躺椅上，身体老迈，一脸遭受打击的痛苦表情，毫无活力。我当时就想（后来证明想错了），“等他自己死的时候应该就是这副样子。”我哥哥山迪和他妻子海伦从芝加哥赶来，比我早到一点，这时候也在屋子里。山迪已经去过殡仪馆，安排第二天的葬礼。在他去之前，我父亲已经和殡仪馆的老馆长通了电话。他是我母亲一战结束时在伊丽莎白市白亭中学的同学。父亲哭着对他说：“希金斯，好好照料她的遗体，好好照料她。”之后，他整天坐在她的躺椅里不停地流泪。过去，她吃完晚饭就坐在这张躺椅中，一边舒展着身子，稍稍减轻关节炎带来的疼痛，一边和他看电视新闻。我外衣没脱，跪在他身旁握着他的手，他对我说，“她点了一份新英格兰蛤蜊杂烩汤。我叫了份曼哈顿蛤蜊杂烩汤。等汤上来的时候，她却说，‘我不要这份汤’，我说，‘喝我的——我们交换。’可她走了。就是身子向前一歪，但没有倒下来。没有给别人添麻烦，她做每件事都这样。”
就在他一遍一遍地对我讲述她临终前那平淡一刻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们该拿这个老家伙怎么办？”要是我母亲能比我父亲活得长，照料她似乎要自然和好办许多。她，是记忆我们家庭往事的宝库，是记录我们童年成长的历史学家，我现在还意识到，正是因为有她在默默地任劳任怨，这个家庭在我们兄弟离开之后的几十年中才得以继续保持和谐。我父亲的脾气就难相处多了，他远没有我母亲那样温和而有亲和力。只要是与他顽固的偏见有一点点差别的观念，他一概抵制，而这一点实际上是他最欠考虑的行为之一。当我一直跪在他面前、握着他的手时，我才知道我们应该给他多大的帮助——我所不知道的是，我们该怎样让他接受我们的想法。
他过分的固执，或者说固执得过分，几乎让我母亲在她最后的几年崩溃：自他六十三岁退休以后，她那有滋有味的家庭妇女的独立生活，就全让他烦人的颐指气使给毁了。多年来，他一直相信自己的婚姻美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想法并不算错得太厉害——我母亲出身于那种能使管理家务在美国成为一种艺术的犹太移民家庭，姐妹几人都精于此道（所以不用跟我们家里人谈论打扫，我们见过什么是真正的打扫）——但是，自我父亲从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在南泽西州的一家分公司——他在那儿有五十二个手下——退休后，原本代表他们婚姻美满的高效、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逐渐被他破坏了。他没事可干而她事事全包——这可不行啊。“你知道我现在是干啥的？”六十五岁生日那天他难过地告诉我，“我是贝茜的丈夫。”无论从他的脾气还是从职业训练来看，他都不习惯于只扮演这一种角色。所以，在做了两年义工（作为犹太人救济组织和红十字会成员，在东奥兰治的退伍军人医院[13]定期做点事，还在一个朋友开的五金店里帮忙）之后，他就专心做起贝茜的老板来。不过我母亲可不需要什么老板，从1927年我哥哥出生那年她独自开创了第一流的“家政与照顾孩子公司”以来，她就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就在她去世前的那个夏天，有一次他们来康州我家度周末。我和她两人在厨房里喝茶时，她告诉我正在考虑离婚。从母亲嘴里听到“离婚”这个词儿，我当时的惊讶程度不亚于听到她说脏话。不过话说回来，你永远难以明白在父母的共同生活中，他们内心深处有多少错综复杂，有多少困难、失落和难以摆脱的压力，如果你是在一个稳定而井井有条的家庭里长大的乖男孩——同时又像女孩一样长大，情况尤其如此。许多人并不明白，他们即使有跟我一样善于持家育儿的母亲，也未必像我们这样，如女孩般长大成人。有很长一段我比较敏感的日子，那个我整天看不见的男人，比起那个在我成长的几十年岁月里始终亲近、总是扎在散发着气味的厨房里的女人，显得遥远而神秘得多。她精湛的手艺使她在厨房里拥有绝对的权力和神圣的权威。“可是，妈，”我说，“现在离婚太晚了，是不？你都七十六岁了。”话音未落，她已经伤心地哭了。这再一次让我震惊。“他从来都不听我说话，”她说，“总是打断我，扯到别的话题去。最糟糕的是在外面的时候。他根本不让我说话。我刚想说，他就阻止我，还当着每个人的面，好像我根本不存在。”“告诉他别这样。”我说。“那没用。”“那就再跟他说一遍，他再不听，你就站起来说‘我回家了’，然后就走。”“噢，亲爱的，我不能这么做。不能，我不能这样让他难堪。不能当众这样。”“可你告诉我他倒当众让你难堪了。”“那不一样。他不像我。他受不了，菲利普。他会崩溃的。那会杀了他。”
1981年8月，在她去世三个月之后，我从康涅狄格赶来，带他去西奥兰治一幢专门给退休老人居住的“犹太人联合会大楼”看看那儿的生活条件。这地方是我哥哥在纽瓦克的一个朋友推荐的，他是犹太人联合会董事会的律师，曾经说过要是我父亲有兴趣，他不用多久也许就能帮我父亲找到一套公寓。这幢大楼里的住户都独门独户住着两室或者三室的公寓，不过生活圈子带有浓厚的公共色彩：每天傍晚他们在备好饭菜的餐厅一起吃饭，还可以随意参加隔壁欣欣向荣的希伯来青年会[14]的各种团体活动。西奥兰治是纽瓦克一个不错的郊区，按照我听来的描述，大楼背靠青山山腰，俯瞰一条大道，离购物中心和伯奈·亚伯拉罕礼拜堂步行都仅需几分钟。这个礼拜堂和希伯来青年会一样，从衰败的纽瓦克搬迁而来，是老人们的文化活动中心，也是一个犹太教会堂。大楼给我总的印象是他在这里不会少伴儿，我期待着等我们四处看完以后，搬到这里来的主意能让他动心。我担心他要是再一个人在伊丽莎白市的公寓住下去，会因为孤单死在那里。连他吃的饭，好像主要也就是煮热狗和烤豆子之类的东西。有时候我中午打电话给他，常常发现他不是睡着了就是在掉眼泪。
那天我一到他公寓，就知道他一直坐在那儿自个儿哭，可能从起床就开始了，甚至可能哭了一整夜。六七月份，他在康涅狄格和我们住了几个星期，在那段时间似乎度过了最伤心的阶段。可一回到没有我母亲的自家公寓，他又整个儿崩溃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八月天，他却拉起了窗帘独自坐着，也不开灯。我发现他穿的衣服虽然挺干净，却不怎么合适，好像是他起床的时候手抓到什么衣服胡乱穿上就是。问他早饭吃了什么，他回答：“没吃什么，吃了点什么，记不得了。”
“我有礼物给你。”我打开一盏灯，给他看我带来的塑料购物袋。“是你一直想要的。闭上眼睛。”
令我惊讶的是，他居然真像个期待礼物的小孩子一样听我的话，尽管脸上并没有露出那种非常憧憬的表情。
“你看。”我从袋里拿出三小时前在康涅狄格百货商店买的一把马桶刷和一瓶来沙尔消毒液。我还带来一瓶每片两毫克的安定药片，这是用来替换我母亲死后帮助他睡觉的五毫克装药片的。“跟我来，”我说，“我来教你一些你在第十三大街学校从没学过的招。”
他跟着我进了洗手间，里面用几只钢丝衣架晾着几条宽大的平脚短裤。我用刷子向他演示怎么刷马桶。
“要是你一定要自己来做这清洁工的活儿——”我刚张口，他突然打断我。
“我自己能干的活儿，干吗还雇人来干？我每天五点钟起床就用吸尘器打扫房间。你妈死的时候我就发誓了，要把房间整得跟她在的时候一个样。”才说了这几句话，他又掉眼泪了。
在客厅里，我把新的安定药瓶交给他，告诉他，需要的时候就晚上服一片，以前的药片要倒进下水道冲掉。这他倒是没说什么，要放在以前，连吃一片阿司匹林的念头他都要嚷嚷。不过，当我提醒他一点钟我们得赶到犹太人联合会大楼的时候，我就没这么运气了。他满不在乎地说对那地方没兴趣。“让它见鬼去吧，”他说，“我在这儿很好，什么都好。”
“真的吗？”
“让它见鬼去吧，菲尔——我不想去。”
“这可不符合游戏规则，你知道。你对我不公平。你先别把我当家人对待，算帮我个忙，就当你还是保险公司经理吧。要是在大都会公司有人拿着一份计划书对你说，他认为这对你有用，你至少得让他介绍一下情况。你会回到座位，听他讲完，然后再考虑考虑，做个决定。你肯定不会在邀请他介绍情况之后跟他说，‘见鬼去吧。’连听也不听。我现在只是向你提议，到那儿去看看，这可是我们一星期前就说好的。那不是疗养院，也不是养老院之类的地方，而是人们排队抢着搬进去的新公寓楼，那儿生活方便，你还可以有男男女女的伴儿。它也许适合你，也许不适合，可要是你不合作，我们就没法知道是不是适合你了。所以，请你拿出保险经理的样子，不要像现在这样，那么我们也许今天就能做出点事情来。”
我的一席话不但起了作用，作用还很大。“行！”他很干脆地说，从沙发上蹦起来，“我们走。”
我不记得这辈子曾经说服过他做他不想做的事情，不知道以前是不是这么愚蠢地尝试过。
“这样就好，”我说，“不过你也许得先进屋穿好袜子。你现在穿的两只颜色不一样。而且你穿的格子衬衫和格子花呢裤子是不是不配？也许你该换一下。”
“天哪，”他说，低头看着自己的穿着，“我这是在哪儿啊？”
虽然联合会大楼正像广告中说的那样，坐落在俯瞰诺斯菲尔德路的一个小山坡的漂亮草地上，却并不如我希望的那样有家庭般的亲切和诱人。大楼很新，修葺得也好，可看起来更像一座机关建筑而不是居民楼，介乎小型大学宿舍楼和配备最低限度警卫的监狱之间。我们先要找一个名叫伊莎贝尔·伯克维茨的妇女，她是这儿的住户，志愿带我们看看大楼。我们有她的房间号。不过通向大楼的路七弯八拐的，我还是在通向诺斯菲尔德路的干道上叫住了两个正在说话的老太太，问她们是否可以指给我看伊莎贝尔·伯克维茨的住处。
“我也姓伯克维茨。”其中一个答道。她说话带着一种意第绪语口音，加上她的穿着和举止，看起来她更像是我祖父母那一代的人，而不像我父母以及他们的朋友这一辈。父亲肯定也在想同一件事——他可不是这样的老人，而且，他不属于这儿。“我是另一个伯克维茨！”她快活地告诉我们。
“哪里的伯克维茨？”我父亲问她。
“还能哪儿？纽瓦克。”
不过几秒钟工夫，他就发现原来他跟她已故的在中央路开中央造纸厂的丈夫认识，相应的，她也认识他的朋友菲纳尔的弟弟，如此等等。
在家的时候，他老是闷闷不乐，来西奥兰治的路上，还是阴着脸一语不发。可一碰到有人跟他在纽瓦克有共同的熟人，他就乐此不疲了：健谈、精神、爱交际，回到那个在纽瓦克当保险经纪人和副经理、几乎和城里每个犹太人家庭都熟络的雄辩的保险人的样子了。
现在，他不光把自己的悲伤忘了，连我们来干吗他都不放在心上，他向这“另一位”伯克维茨太太列举了她丈夫四十年前所在的中央造纸厂旁边所有商店老板的名字。
我站在一边，等他向她们炫耀完他的好记性，才再次问这老太太到我们要去的地方怎么走。结果她想不起来。她使劲想，一脸迷惑，完全无法集中注意力。“哎，”想了一阵子，她说，“我是个南瓜脑袋——还是带你们去她那儿吧。”
另一个女人没说话，在她们带我们去伊莎贝尔·伯克维茨住的楼面门口时，我看出她中过风。我父亲也注意到了，就算他不开口跟我说，我也能听见他坚持要说他可不是这样的老人。“是的，”我想，“可像你这样的老人，一个人住又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在找的伯克维茨太太是个脑子活络、性格活泼而有魅力的女人，看起来比她七十岁的实际年龄还要小十岁，这令我松了口气。她的两室套间虽然有点太方正，可因为阳光充足而很亮堂，墙上挂满了她多年搜罗的小幅画。有一幅是她自己画的，是幅彩色静物，和她的几枚刺绣裱在一起。见到我们她似乎很高兴，马上给我们冷饮喝，见面不足五分钟，我父亲就趁我俩独处的片刻跟我说：“她可真不赖！”伊莎贝尔最早是在布鲁克林区做护士，最后当上纽约一名公共卫生官员，她的社会经验也许比我母亲丰富些，但她待人的热情和和蔼的风度，立刻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母亲的样子。可能就是因为她们的相似之处，当站在过道里等待伊莎贝尔锁上家门，准备让她带我们四处走走的时候，父亲脱口而出：“我爱上她了！她太好了！”好像他所有的烦恼都没了。
伊莎贝尔告诉我们，去年10月大楼刚启用她就搬来了，到现在还“调整”不过来，因为和她以前的生活相比变化很大。她过世的丈夫精力充沛、白手起家，经历和我父亲颇多相似之处，他们以前住在泽西城里一套看得见自由女神像的宽敞公寓里。之所以放弃原来的房子搬到这里来，是因为近来她身体不太好，还想和伯克维茨家族住得近一些。
令我吃惊的是，父亲居然说：“是的，这可是个好人家。”直到此时我才知道原来伊莎贝尔的这个伯克维茨家族他也认识。不过，也许这只是他出于对一个女人掩饰不了的强烈好感而迎合她的话而已。
在走廊里，伊莎贝尔·伯克维茨对我说：“你就是菲利普·罗斯吧。谢谢你讲笑话给我听。”她又对我父亲说：“你儿子很有幽默感。”
我告诉她：“这些笑话都是他编的。”
“是吗？”她微笑着对我父亲说：“讲个笑话给我听，赫曼。”她已经很了解他了。
“给你讲讲两个犹太小伙子的笑话……再给你讲个小伙子早上醒来的笑话……佛罗里达有个人生病了……”
我已经好多年没见他这么兴奋，更别提我母亲去世以后了。他忙着把他那些拿手的保留犹太笑话抖出来，几乎没空看一眼伊莎贝尔开始带我们看的公寓设施。我们走过餐厅，这是个干净、宽敞、布置简单的大堂，看起来像个学校食堂；我们站在敞开的厨房门口朝里看，亮闪闪的餐具一尘不染，一个结实的黑人妇女正坐在一张长桌子旁有条不紊地切着供几百份晚餐色拉用的生菜；走出大楼，再到希伯来青年会看看。那儿的房间里，人们开会的开会，打牌的打牌，我满心希望他能对这发生在周围的生活有所反应，哪怕是一点点好奇心，希望他有兴趣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现在或者以后都可以——他就不会再孤单。可他的注意力全在伊莎贝尔身上，现在，他正跟她讲着我并不太陌生的故事，他移民到纽瓦克的童年往事。
希伯来青年会正在搞一个日间夏令营。我们走进健身房，大约三十个小孩子正围成圈儿坐在地板上，听两个教练讲授一个新的游戏。“我们的犹太儿童是不是很漂亮？”伊莎贝尔说；她努力要让他看看他眼前的事物，可不管用——他滔滔不绝描绘着1912年他在纽瓦克的情形，对她手指的地方看也不看一眼。
只有在青年会主任办公室的时候，他的回忆才暂告一段落。他在那儿跟主任及其副手说，伊丽莎白市的希伯来青年会主任一点都不好——我父亲以前是那儿的早上常客，每星期必去几次——从不来健身俱乐部跟男人们说话，也不知道如何跟他们打交道。我父亲直言不讳地对他们说，他本人和那个人完全合不来。“我可犯不着为他费心。我自个儿拉起一帮犹太人老伙计，叫做‘罗斯海盗’，自个儿玩，去他的吧。”“你正是我们这里需要的那种人。”主任答道。不过他含蓄的邀请没有引来回应。在他办公室外的走廊里，我们又碰到大楼的社会组织总管布雷伯格，他七十五岁上下，得了多发性硬化症。伊莎贝尔为我们做了介绍。“布雷伯格，布雷伯格，我记得你，布雷伯格。”我父亲跟他说，“你以前在格林街上做珠宝生意。”布雷伯格果然在纽瓦克格林街开过珠宝店。“你喜欢住在这里吗？”我问。“我爱这里。”布雷伯格答道。我父亲也说：“对，是格林街，让我告诉你还有谁在格林街。”这样他又讲开了。
后来我们回到车里，我提议沿着马路开过去看看购物中心，那儿有书店、银行、咖啡馆，伊莎贝尔也告诉我们，大楼的住户有时上那儿吃午饭。我还说，稍后我们还可以开车过去看看新落成的伯奈·亚伯拉罕礼拜堂。
“没什么可看的。”他说。
“你不是想去看一眼礼拜堂的吗？在伊丽莎白你星期五晚上都要去礼拜堂的。”
“回家吧。”
“好吧，”说着，我开车在诺斯费尔德路上掉了个头，朝购物中心和礼拜堂的反方向开去。“觉得怎么样？”
“没什么可说的。”
“一点都没有？”
“都不适合我。”
“好吧，虽然只是第一印象，你也许是对的。这事儿先放一放吧。不过你可得去看看伊莎贝尔，她可是邀请你的。”
我们走的时候伊莎贝尔就邀请他过几天再来，一起去青年会看电影。那儿每星期有两个晚上放电影。“我会带上爆米花。”她带着迷人的微笑说。当时他似乎颇为向往，记下了她的电话号码，还说会打电话给她。可现在，他却对我说：“得了吧，我可不会开那么远路的车来这里看电影。”好像伊莎贝尔的提议完全是荒唐的。
青年会主任给他的一张青年会八九月份社会活动安排表，此时也从他手里滑落，掉在车厢地板上，直到我们回到伊丽莎白市，他都没捡起来。既然这样，我也就没去捡。进了屋子我去打开百叶窗让亮光透进来，他则进了洗手间。在他站在抽水马桶前的小便声中，我听见他在呼喊：“妈咪，妈咪，你在哪儿啊，妈咪？”
他单身以后的第一个冬天是在巴尔港的迈阿密海滩北部过的，和他老朋友比尔·韦伯合住一套公寓。我小时候，比尔和他现在已故的太太莉厄就住在我们家附近。我们那时住在纽瓦克和欧文顿两座城市交界处的莱斯利街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他们还带着跟我哥哥一般大的小儿子赫比，跟另外两家人与我们一起住在泽西海岸边的一栋小别墅度夏，他们在战前就是我父母的朋友。比尔过去专门安装、维修油炉，每天下班回家总是一身脏，在我们家的密友里，也许唯有他不是推销员或者商店老板，而是一个技工。一战期间，年轻的比尔是海军陆战队队员，驻扎在古巴的关塔那摩基地，在军乐队里担任喇叭手。而现在，八十多岁的比尔身体还挺好，耳朵却有些重听，他老说他听见过去在军乐队演奏的曲子在他嘴里演奏。“那不可能。”我父亲断然告诉他。“赫曼，我听到了，”比尔说，“现在还能听到。”“你不可能听到。”“我听到了。就像有只收音机在你嘴巴里放曲子。”当时我从伦敦飞到佛罗里达来看我父亲。我们三个就坐在小厨房里吃父亲做的午餐腊肠三明治。“你到底听见什么了？”我问比尔。“今晚？是《海军陆战队颂歌》。”他说，接着唱道：“从蒙特祖玛大厅……”“这都是你的想象。”我父亲说。“赫曼，是真的，就像你的菲利普坐在这个厨房里一样真。”
在佛罗里达待了几个月，父亲似乎恢复了他以前的精力和劲道，一副生气勃勃的样子。几年前动了一次手术，他腹部的肌肉没了，肚子却大了起来。除此以外，以他这个岁数，他那中等的身材、健康的面容、平易的成熟气质和神采奕奕的风度，对于周围的寡妇们着实很有吸引力。年轻时他手臂和胸部肌肉很发达，到现在，从他上半身还能看出他当年的结实，尤其是他又焕发活力以后。他有时口没遮拦，提起共和党就要慷慨激昂地大骂一番，完全让对话按他的意思进行下去，不过他那让人看着舒服的外表，以及眉宇间那种世俗的直率气质，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真正的魅力。如果他有闲情、有需要、又天生喜欢经营这种魅力，他甚至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帅气。但是，“帅”可不能拿来当他与疾病抗争的资本，而且很久以前他的长相就变得让人放心而不再令人妒忌或赞美了。当然，他现在头发稀稀拉拉，只剩下一点棕色；脸上还没皱纹，下巴以下却已松弛，形成具有家族特征的显著喉垂；耳朵不知怎的像是被拉长了，仿佛拉长的太妃糖。只有眼睛还保持着“漂亮”，不过你得恰好离他足够近，而他又恰好摘下眼镜，你才能看清楚。你会看到他的眼睛有多么灰，甚至有些绿——仔细看，你会看到他眼中的温和与平静，仿佛它们自1901年以来，就已经超然独立于这个粗糙而有缺陷的自制“发电机”隆隆的发动声之外，正是这个“发电机”的强劲电流，推动他跨越重重困难。[15]
他在佛罗里达能恢复过来，也许是因为从比尔·韦伯身上，他找到了不少和我母亲在一起的感觉：对这个同样温和、平静、不喜欢惹麻烦的伙伴，他可以不停地纠正他觉得不对的地方。我一到巴尔港就亲眼看到了他纠正比尔的一幕。当时我走出电梯，来到他们所在的那一楼层时，他俩正一起在走廊里走，离我只有二十英尺远。我没有叫他们，而是悄悄跟在后面，听我父亲批评比尔不善交际的毛病。“请她去看电影，请她出去吃饭——别老是一天到晚坐在家里。”“我不想带她出去，赫曼。我不想带任何人出去。”“你真不会社交。”“要是你这么认为，行，我就是吧。”“你活得像个隐士。”“行。”“不行。你得和更多人在一起。这儿有好多女人急着找人陪。我说的不是有感情问题的女人。她们并不都想摆布你，缠着你。”“我不需要女人。我没法为女人做什么。”“我已经八十六岁了，赫曼。”“得了，看在主的分上，我说的可不是你那个意思。只是要你和某人美餐一顿，像正常人一样和别人交往。”“这你在行。我不会。我就待在家里。”“真搞不懂你，比尔。真不明白你干啥这么和我较劲，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帮你解决问题啊。”
这个季节初，父亲公寓楼里四个住户组成了一个室内乐团。我到的那天晚上，他们有一场演出。团长、年长的小提琴手是个俄罗斯人，那天下午父亲在游泳池介绍我认识的人说他是在维也纳学的音乐。他们告诉我，要是喜欢音乐就一定要来；音乐会紧接着加拉汉厅社交俱乐部每周一次的聚会后举行，加拉汉厅里几乎所有行动方便的人都会来，我甚至会看到，一些坐着轮椅、拄着拐杖的人在护士的陪同下也要来。每星期他们都要搞一次娱乐活动、放幻灯片或者讲座，还有茶点吃，于是我放心了，知道这天会过得不错。
晚饭吃的是热狗和豆子——父亲做的，比尔整齐地摆好三副餐具——晚饭后父亲就叫比尔穿上外衣和鞋子和我们一起去听“音乐会”。比尔只想待在楼上，看电视转播的职业篮球赛。于是我父亲喋喋不休地数落他不肯和人打交道不肯交朋友不肯晚上出去玩，比尔终于招架不住，答应等音乐会之后他会来吃夜宵。光是“之后”还不行。磨了十分钟，看我父亲仍然没有同意的意思，比尔只得从衣柜里拖出外衣，穿上鞋子，和我们一起坐电梯到公寓楼大厅后面的交谊厅。聚会已经开始了。
我们三人进门的时候，玛索基金会[16]的女主席正在宣布基金会募集到的资金总数。这个基金会专为迈阿密南部海滩地区的犹太穷人筹集逾越节[17]食品所需的资金。她说话时低头看着手里的讲稿，屋里有几个人喊起来：“听不见！我们听不见，贝儿！”她抬起头，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吵闹。这时后排最后的一个男人——他一定是她丈夫——一手拢在嘴边冲她喊：“亲爱的，你就当是在对我说话，大声说。”每个人都笑开了，贝儿笑得最欢，然后她放开嗓门有力地宣布资金已经募集到两千美元，达到了预定目标，也就是说这幢楼里每个人平均能分到十美元左右。听众们都鼓起掌来。
我注意到坐在我们前两排的就是下午我和父亲在游泳池遇到的那几个人：退休的卫浴设备制造商夫妇，退休的咖啡、茶叶进口商夫妇和一个新寡的女人，她多年前在纽约做采购员，也就是我父亲竭力要撮合比尔·韦伯的人选。我们轻声入座时，他们也都转过身来打招呼。在大约十五排座位中，我们三个在最后一排的位子是屋子里仅剩下的空座了。最前面是围成小半圆形的四只乐谱架和四把桥椅。远端靠近门的位置，则是放咖啡杯的长桌子。点心都准备好了，盘子里，盖着保鲜膜的饼干和切成片的蛋糕堆得老高。
玛索基金会的报告讲完后，俱乐部主席祝贺基金会主席募捐成功。他精悍、黝黑，七十岁的样子——下午他们说他是高尔夫迷——退休前他是个成功的皮货、皮箱制造商，退休后则在美林证券包了个交易台靠管理自己的钱二度创业。他说：“女士们先生们，在音乐会开始之前，我要告诉你们，刚才有位年轻人来了，我要把他介绍给你们。年轻人，能站起来吗？”
我还差一年就五十岁了，可他指的就是我这边，我只能站起身。
“女士们先生们，这位是作家菲利普·罗斯，赫曼·罗斯的儿子。”
他们鼓起掌来，时间不多不少和给玛索基金会的一样。我向人们挥挥手，坐了下来。
可那主席又说：“菲利普·罗斯先生，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我朝他笑着，半站起身答道：“别提问了吧。我只是来做客的。”
“就一个问题。您能跟我们说点您父亲的事吗？”
“我向你保证，”我一手搭在父亲肩膀上说，“只要问我父亲，他就会把你想知道的事情统统说出来。可能说得更多。”
父亲和他坐在前排的朋友们乐了。退休卫浴设备制造商转过身对他说：“这孩子对你知根知底啊，赫曼。”下午在游泳池，他曾开玩笑地说我父亲像“公寓管理员”，但趁父亲游泳的当儿，他对我说了实话：“你老爸真是个人物——走到哪儿，哪儿就有活力。”
“还有一个问题——”主席说。
我打断他：“噢，您别再问了吧。我只是来听音乐的，让演出开始吧！”我又得到了一阵掌声，坐定了。
坐在我边上的比尔朝我眨眨眼，低声得意地说：“你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你知道的，比尔——我总是为大家伙儿着想。”
“我的菲利普。”比尔握住我的手，说道。乐手们拿着乐器登场就座开始调音，他仍握着。这不仅是因为在他眼里，我仍是七岁的孩子，还因为打我七岁开始他就认识我了，不管我多大，他都可以这样握住我的手。
接下来的大约三十分钟让我终于意识到，拉弦乐器是一桩多么艰巨的体力活儿——这是我在听帕尔曼或者马友友的时候从未完全明白的。第一乐章才到一半，我就忍不住想，让那个中提琴手继续拉是不是妥当？他大概快八十岁了，块头很大，板着脸，面无表情。乐曲渐近高潮，他的脸却越来越苍白，我都能看到他呼呼喘气。这真是一场让人提心吊胆、英勇的演出，这四个老人就像在使劲推一辆陷在泥淖里的汽车。虽然他们奏出的音乐有时并不像海顿弦乐四重奏，可第一乐章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热烈地鼓掌，他们的一些朋友还喊“精彩！精彩！”半数听众站起身径直向餐桌走去。
“不！不！”俱乐部主席从前排跳出来面对人群喊，“请别动，还没结束！”乐手们擦干脸上的汗，翻过乐谱，耐心地等每个人坐定，继续演奏。这些对演奏进入第二乐章并没有太多影响，但是很快又响起皮夹子一开一合的“咔嗒”声，人们捉对窃窃私语起来。坐在我正前排的是一位衣着得体的老太太，她脚边放着根拐杖，膝上整整齐齐放着一叠账单，她小心翼翼地填好支票，再拿回形针把支票和对应的账单一张一张夹好放在信封里。她还随身带了一卷邮票，显然在这儿做这些事，比一个人在楼上的房间里更有效率。
比尔一直握着我的手，他侧头贴着我耳朵说：“这曲子可不适合这些听众，菲利普。”
“也许是吧。”我对他说。
“要有点维克多·赫伯特，[18]”他小声说，“有点格什温[19]——要有单簧管，双簧管，法国号。可你听到的就只有尖厉的小提琴声。”
接下来，连着两回，当一个乐章结束时，许多听众以为演奏完了；连着两回，那些去拿咖啡、点心的人被叫住，乖乖回到座位上。高潮的末乐章终于来了。演奏完了，的的确确完了，人们站起来，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我看他们既是为乐手们能支撑下来而鼓掌，也是在庆祝自己的耐心。在他们回到座位、老实坐下的举动之中有着某种和气、自律的精神，令我想起小时候在犹太礼拜堂看到的那些耐着性子坚持到祷告仪式结束的人们——那时读完摩西五经，整个仪式还没个完，每个人都不知道在读些什么，但他们出于对宗教的敬意而安静地坐着。当然，礼拜堂里总有几个人一直坐在那里是因为他们乐此不疲。不过这种情况在这场加拉汉厅的音乐会中看来是没有的。
俱乐部主席忙着招呼乐手们，和他们一一握手——小提琴手几乎头都抬不起来，更别提手了，我又忍不住想，是不是应该给这老人治疗一下——接着，主席对着听众，高举双手在空中挥，要我们更大声地鼓掌。“就这样，女士们先生们。随便哪位艺术家都想知道你们是不是喜欢他。让我们告诉他我们的感受！”
“太棒了！太棒了！”叫好声渐渐变成了富有节奏的鼓掌，难以想象，这样一些临时凑集的乌合之众居然会有这么高昂的热情。不过他们从座位上蹦起来的劲头也很足。最响的掌声就来自那些最早跳起来在餐桌前排成两行的人。“太棒了！”
掌声持续到主席开口说话。他用胜利者的语调，大声盖过喧哗说：“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好消息！音乐家们要为大家加演！”
我想要发生暴动了。我想盆子会从餐桌那儿凌空飞来。我想有人会走上前去一脚踏穿大提琴。可是没有。他们都是体面人，活了这么大岁数，知道也忍受过不幸的事情。他们都是生来就得接受宗教教育的犹太人，即使有人教养不好。所以，无论是谁拿起弓和琴——而不是弓和箭——他们都得向他表示尊重。眼见着接下来又是一场折磨，他们还得把悲苦放在心里，再回到座位上，许多人还端着放上咖啡和蛋糕的盘子，放在膝盖上或是脚边。这时，第一小提琴手的太太，坐在第一排的一位白发苍苍的瘦小女人，精神抖擞地站出来，走到乐队旁的钢琴前坐下。中提琴手、大提琴手和第二小提琴手都已经精疲力竭，这位第一小提琴手年纪一大把，居然还有精力和太太演奏弗里茨·克莱斯勒[20]的二重奏。两人一对视，他就对她微笑。于是坐在我周围的几个女人都侧过身子互相咬耳朵赞叹：“瞧，他在看他太太哩。”
演奏海顿的曲子时，我父亲大半时间在睡觉。可热烈的加演结束的时候，他突然醒了，附和别人一起喊：“精彩！精彩！”
“赫曼，”比尔慢慢从我身旁的座位上站起身对他说，“你快闷死了吧。”
“啊，我可不是乐迷，但这可不是说，他们的演奏不好。”
“不好，赫曼，”比尔不高兴地说，“演奏糟糕透顶。杰克·本尼[21]都比这弹得好多了。我要上楼去了。”
“老天，比尔，又要回去啊？上去一边吃冰激凌一边看电视啊？埃斯黛拉在这儿呢。”说着，他手指可以看见那位前采购员的方向。她正在和第一小提琴手的太太兴奋地说着什么，后者还坐在钢琴前弹着没有人听的曲子。听众们已经不敢再听了，甚至加演的时候都没有鼓掌喝彩，生怕招来新的加演。“去和埃斯黛拉说说话，去吧？”我父亲在求比尔。
“赫曼，我要上楼。”
“比尔，你可是个成年人，八十六岁了，可以跟女人说说话吧。”
可是，比尔朝我挥手道别，到餐桌上用餐巾纸包了一块蛋糕，上楼吃冰激凌看球赛转播去了。
“我拿这家伙怎么办呢？”父亲一边问我，一边和我挤过人群到餐桌去。
“什么事也不要做行不行呢？”我随口说道，“为什么不由他去呢？”
“那样他不会孤单死啊？他就每天晚上一个人坐在那儿啊？绝对不行！”
他找到了可以让他帮助的比尔，也找到了可以让他追的女人。与这些女人的交往，和他们之间我所无法了解的交往细节，似乎既激起了他重新焕发活力，又反过来让他更乐于和她们交往。我刚到没几天，他就带我到这里的三个有钱的犹太寡妇家喝两杯。她们年龄在六十五岁到七十五岁之间，风度翩翩，气质迷人，按照我父亲的说法，都很想让他们的关系更亲密。去的路上，他就跟我说她们丈夫以前做什么生意，有几个孩子，孩子们在哪些行业取得成就，她们的身体状况，她们人生里的不幸，她们的公寓值多少钱等等；在回家路上，他又会问：“嗯……你觉得怎么样？”每次我都坦率地回答他：“她看起来很好，我喜欢她。”他接着就说：“她请我明年秋天和她一起坐船航行，”或者“你知道她跟我说了啥？她不需要那么大的公寓。她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那么？”我顺着他的话问。“没什么那么。我，我只是听着，一声不吭。菲尔，那样太快了……”说到这儿，他直掉眼泪，虽然没有像我母亲去世后最初几个月那样大放悲声，但哭得还是很伤心。“我不知道她病得那么重……”他对我说，“要是我知道的话……”“没有人知道，”我安慰他，“换了谁都一样。”“啊，贝茜，”他叫道：“贝茜，贝茜啊，我不知道，我没想到啊……”后来，我带他去吃晚饭。等他就着虾仁开胃菜将一杯伏特加吉布森鸡尾酒喝下肚，我就对他说，就算他明年秋天和珂拉·B出海航行或者决定明年冬天搬到布朗茜·K的公寓里去住，都不是罪过。他历数起我母亲的种种往事，她的谨慎、温顺、忠诚、勇敢、利索、可靠……回到家里，比尔还穿着短裤看电视，父亲于是开始骂他又独自消磨掉整个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