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MANY SPRING DO WE SEE?
机场发出微微的橙色光芒，夜晚的空气中飘浮着浓重的煤烟味道。航站楼的霓虹灯牌标示“西安”二字，意思是“西部的平安”，它们看起来好像悬浮在烟雾之中。经常到中国旅游的人常感叹，每次到访这个国家都变得让人认不出来，的确如此。但是这种湿冷的气息，来自无数炉子里燃烧的劣质烟煤的气味，并没有消失。在夜晚的西安，中国的味道一如既往。
穿过停机坪，我走向入境边检处，努力装出一副镇定的样子。
一位穿着蓝色制服、戴着红色条纹领结的出入境年轻女警对着我的材料看了很久，翻来覆去地看我的签证，好像第一次看到的样子。然后把我的护照递给一个穿着同样制服的年轻男人，他在电脑上查了一下。
查过后年轻男人把护照递给了年轻女人，她在上面盖了个章，然后指了指入口。几个月来的紧张全部消失殆尽，不过当我在传送带边等行李的时候，还是担心他们从亭子间冲出来，他们的红色条纹领结在一片昏暗中晃动。
忠梅在海关大楼外拥挤的人群中等我，是雾霭中一点儿热情的光芒，我向她走去，能感觉到她看到我后的如释重负。不过，机场团聚，尤其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并不像电影里那么充满戏剧性。在中国，人们不会互相拥抱，凝视对方的眼睛，虽然我很想这样做。你只能奋力挤出人群，终于和迎接你的人站在栏杆的同一侧，闲扯着行李和城市交通这类话题。很幸运，忠梅已经找好了车，那是一辆大众桑塔纳，还有一位司机，我们的车行驶在机场到西安市中心之间黑暗的乡间公路上。
“天啊，见到你真好。”我说，一面看着窗外，确认自己真的已经到了中国。
“真高兴你搞定了，”忠梅笑着说，“如果还要去救你，那可太累了。”
“你应该还有机会救我，旅途长着呢。”
“看我的，”她说，“你到了我的国家。”
司机圆脸红润，穿着浅灰色的拉链夹克，性格非常活泼，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我们在后座上偷偷拉着手，忠梅告诉我机场到西安有50公里，而且这条路的尽头是延安，毛泽东干革命时的栖身地之一。我装出兴趣盎然的样子，车子穿过西安城郊，向着香格里拉金花饭店驶去，我们谈到去不同地方的距离，还有中国公路交通的进步。饭店的外墙是难看的黄铜色和灰色的玻璃，里面的服务设施却是国际标准级别的。我舒舒服服地睡了十个小时。
早晨焕然一新。阳光灿烂，空气中煤烟的味道也消失了。西安是一座非常繁忙的城市。城市干道上矗立着崭新的大楼，商场前有用洋葱形热气球拉起的彩色条幅。我们穿过酒店门口的大街，走到后面背街的小巷去，早餐在红华巷吃了顿砂锅，面条、鹌鹑蛋、青菜、金针菇，还有别的不认识的美味食材，在陶罐里用高汤煮成一锅。路边是灰扑扑的砖房，房子前通常杂乱无章，铁皮屋顶高低不平，石头炉灶里燃烧的煤块闪着火光。美容店有点儿太多了，好几家都叫“灰姑娘”。一个男人抽着烟从公共厕所里出来，边走边拉着裤链。砂锅店的服务员问我是不是阿拉伯人。
“差不多，”我用虽然生疏但还能被听得懂的普通话说，“不过不是。”
“那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僧人。”我说。
她笑起来。她长着一张亚洲人的扁平脸，双颊是红扑扑的砖色。中国总是让人想起红砖。我想起头一天晚上有辆拖拉机运来一车砖，驾驶它的男人穿着蓝色衣服，呼吸着拖拉机喷出的黑烟。
“你穿得不像和尚，”女服务员说，“你的黄色袈裟呢？”
“我是现代僧人。”
“不可能。”
“开个玩笑，”我说，“我是个美国人，但是我对一个僧人很感兴趣，玄奘，你听说过吗？”
“唐三藏！”服务员惊呼起来，她说的是文学作品里的名字，大部分中国人知道的都是这个名字。
“你应该走走丝绸之路，”服务员说，“我还没去过呢。”
“好主意，”我说，“我可能会去。”
下午我们去了城南的老城区。那是一个大的露天市场，摆满了玉石手链、石雕乌龟、寺庙碑林拓片，其中有两幅很有名，记录的是朝圣途中的玄奘。其中一幅上，他微笑着，但背上沉重的大包压得他微微弓着腰，看起来有点儿像个环游世界的现代背包客。另一幅里他也在微笑，不过骑在一头毛驴上。我把两幅都买了，第一次把西安和我要重走其行程的这个人联系起来。忠梅在看扇子和孔雀羽毛，这些物件在舞蹈中都用得着。这时一个年约六十的男人从街道一头走过来。他戴着帆布帽，绿背心外套着一件皱巴巴的灰色运动衣，戴着镀钢假牙。他说自己是兰州美术馆的馆长（兰州是我们的下一站）。对于地位这样高的人来说，他的穿着显得太破旧，牙齿也坏得厉害，身体还有点儿轻微老年痴呆引起的颤抖。但我确信他是一位饱学之士，一位老派绅士。他看到我买的玄奘拓片，跟我攀谈起来。
“为了中国，他去过印度和很多别的国家，非常有名。”他说。
这位学者给玄奘的旅程加上了一层爱国主义的光芒，他是为中国而西行。
他抓着我的胳膊，忠梅给我俩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他在街边坐下，翻着黑色塑料挎包，拿出一支笔和一张薄薄的信纸，我看到纸上有兰州美术馆的抬头。
“‘文革’过去了，但很多人还是不太正常。”忠梅小声对我说。
我看着他在薄纸上写下一首诗，字体瘦而斜，就像他这个人，我想。他用一支塑料圆珠笔，给购买小玩意的游客默写唐诗，大部分游客都读不懂诗歌（忠梅除外，我只能读得懂一部分）。他把诗递给我，像典型的孤独的人那样挽留着我们，但我们只想礼貌地离开。
“你一定得参观这里的博物馆，你来了西安，就得看博物馆。这家博物馆太重要了。还有你得去兴教寺，那是唐三藏埋骨的地方。”
我们走了。我不想过多讨论玄奘。
后来我们读了他写下的诗：
梨花淡白柳深青，
柳絮飞时花满城。
惆怅东栏一株雪，
人生看得几清明。[1]
忠梅以前是中国著名的舞蹈演员，有一些中国人所说的所谓关系。这些在北京建立起来的“关系”使得我们在西安有了一辆带司机的车，那是一辆新款的奥迪，我们乘车前往各个旅游景点。那天下午我们经过一条新修的高速公路去参观兵马俑，车速令人心惊胆战。那里埋葬着中国第一位皇帝的数千尊陶俑士兵和马匹，始皇帝死于公元前3世纪。这让我们想到在玄奘出发之际，长安已经是一座有着辉煌历史的古老城市。
我们参观了这支地下军队，文物局的工作人员将它们一点一点地拼凑复原，在这个巨大的伞状长方形屋顶下，见证了始皇帝让人叹为观止的魄力，也确立了他在中国十足重要的地位。我凝视着一排排陶俑士兵，相信现代中国也从中学到了什么，尤其是想到毛泽东。
我们坐车回到西安，行驶时速超过160公里。这种速度有点儿奇怪，因为我们是从一个有两千三百年历史的考古发现地去往一座有一千四百年历史的佛教古塔（我们的下一站是大雁塔，是玄奘在皇家资助下修建的）。我们在杂乱无章的中国西北高原上奔驰，炉渣砖砌起的墙、简陋的棚屋、小砖窑、波纹铁皮屋顶、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都从车边飞逝而过，司机在超车时狂按喇叭。我在后座想系上安全带，但是没有。司机座位上有安全带，但是他不系。在中国很多人不系安全带，前两天在从香港到西安的飞机上，我在一份英文《中国日报》上读到，1998年中国有八万六千人死于意外交通事故——这发生在一个大部分人没坐过汽车的国家。
下高速公路之后是普通公路，路上满是灰尘，缺乏规划，路边是一排商店，门敞开着，里面黑洞洞的。一个穿着绿色针织上衣的男人正用力给三轮车打气，另外一个肥胖男人，是中国人里少见的，他坐在一家食品店的门口看店。这条路上挤满了卡车和蓝白相间的公共汽车。我们的车避开一辆三轮车，然后加塞抢道挤进洪流般的行车道，自行车和行人也在抢着过街。这些急躁举动让我想起世界上有两种国家：一种是汽车停下来为行人让路的，一种是行人停下来为汽车让路的。
这种区别是哲学意义上的，也是道德意义上的。第一种国家，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可能造成伤害的工具——汽车——的人有责任确保自己手中的绝对权力不会伤害别人。第二种国家，是除了西方发达国家以外的地方，拥有绝对权力的人认为其他人理所当然应该为自己让路——即便没有这种权力的人也认同这种想法。在中国，汽车在路上总是拥有更大的权利，因为它们体形更大。如果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过马路，一辆出租车开过来，对她摁喇叭，她会拉着孩子退回去。她不但不会生气恼怒，也许还会感激司机的提醒。
要与玄奘建立联系，大雁塔是个好地方。652年，玄奘修建此塔用来收藏从印度带回的经书，现在在高塔上仍然有用以保存经书的小房间。游客大部分都是中国人，他们爬上古老的石头台阶，挤在铜制佛像面前。我看到一个强壮的年轻人穿着滑雪爱好者的T恤衫，上面写着“Alpine Series”，他正在拍照。院子里有不少僧人——剃着光头，穿着灰色长袍和布鞋，长裤扎进绑腿中——正忙来忙去。其中一个大概身高一米二，脸颊光滑，剃着光头，正拿着水壶在大殿前的台阶上洒水。我问他——要看出他的性别有点儿难——有没有谁能跟我谈谈玄奘，介绍一下寺庙的历史。“没有。”那个僧人用严厉短促的男中音回答我。“没有”很容易说得严厉，尤其是想公事公办地把人打发走，比方说：宾馆里有热水吗？没有。后来我们在一个小摊上买香，问了卖香的女人同样的问题，是否有人能讲解一下寺庙的历史。
“没有。”她说，然后接着看她的报纸。
寺庙入口处有一群人戴着黄色帽子，帽子上写着“济源旅行社”。
“济源在哪儿？”我问，我总是想跟人说话。
“山东。”一个人回答。我注意到他防风外衣里面穿的背心上有公安局的标志。他是一个来参观佛塔的山东警察。
“你信佛吗？”我问。
“信，”他说，“你呢？”
“呃……不。”我回答。
我们点燃香，举着香对着佛像上上下下晃了几次，我注意到一个僧人在看着我。我知道自己的举动很明显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宗教仪式。我们往功德箱里放了一点儿钱，正要往功德簿上签字的时候，那个僧人阻止了我们，这也许是他看我的原因。
“你已经捐钱了。”他说。
“对，我们捐了，所以想在这儿签个名。”忠梅告诉他。
“不用，”僧人说，“你们已经捐过了，就不用签字了。”
我们没再争辩，让这个问题过去了。
“你知道高僧玄奘吗？”我问他。
“知道。”
“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们讲讲他，讲讲这座寺庙？”
“没有。”
我们爬到佛塔顶端，看着西安城和城市周围的郊区，它们都笼罩在工业粉尘和北方蒙古气旋带来的沙尘之中。一边是建筑工地——六座看似寺庙的建筑正在修建中。我不知道是佛教正在兴起，还是说只是为了发展旅游。我们在一座寺庙的配楼找到一间小书店，问在那里卖书的小和尚有没有慧立写的玄奘传记的英译本。我在纽约找过这本书，但只找到了19世纪塞缪尔·比尔的译本（书中玄奘的名字被写作“Huien Tsiang”），那本书的书页已经发黄易碎。恐怕我是纽约公立图书馆最后一个读到玄奘传记的人了。小和尚知道这本书，但是书店里没有英译本。不过我找到了玄奘自己写的《大唐西域记》的中文版本，一套四册，放在一个书匣中。每一册都有靛蓝的封面，印刷精美，用的是传统字体——而不是简体字。在玄奘藏经的地方拿着这套书，我感到脖子后面的汗毛竖了起来，这也许就是他写作这本书的地方。
“你读得懂？”僧人问我。他的态度稍微好转了一点儿，不像开始时那么严肃。
“其实读不懂，我能看报纸，但是看不了文学作品。”
他点点头，好像在说：我也有这个问题。
玄奘的名字在英文中有各种译法：Hsuan Tsang、Xuan Zang、Hiuen Tsiang、Hiouen Thsang、Huan Chwang，甚至还有Yuan Chwang（要看你用的是哪一套拼音系统）。603年，他出生于华北地区的河南，他的名字用现代普通话发音是“xuan zang”[2]。他来自官宦之家，自小接受良好的教育，祖父是北京国子监[3]的博士，食邑周南，家境优渥。朝廷多次邀请玄奘的父亲出仕，但他看到隋王朝的腐败和衰落，拒绝了这些邀请。隋朝是唐之前一个短暂的朝代，玄奘的少年时代生活于隋末的动荡之中。其后，他的父亲隐居乡间，托病不出，也许是因为感谢食邑周南带来的财富——在慧立的记叙中，此举受到同侪的赞赏。
在慧立笔下，玄奘的一生有点儿像基督教的圣人。他出生的时候“霞轩月举”，童年之时则“兰薰桂馥”[4]。他不跟其他幼童玩耍，选择潜心读书。“虽钟鼓嘈杂于通衢，百戏叫歌于闾巷，士女如萃，亦未尝出也。”慧立写道。
成年之后，他长成为一位高大、英俊、有魅力的男子。在大师圆寂五十年之后，宰相张说为《大唐西域记》作序写道：“含和降德。”可见他的志向迥乎常人，世所罕见。他学问精深，原本可以走上仕途，效力于唐太宗，像他的祖父那样成为一位儒家忠臣的典范。但这并非他选择的道路。他“顾生涯而永息”，张说写道。他的理想不是成为一个有权力的男人，而是要“摈落尘滓，言归闲旷”。
现在，一千四百年过去了，只要是上过小学的中国人都知道玄奘是谁，也知道他做过什么。他是一个世人皆知的典范，却又十分复杂，不易理解。他非常勇敢，决心独自开启一段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旅程。当时他的一个崇拜者形容他姿态庄严，有着水中升起的莲花般的从容与光辉。有一次，当他行进在炎热的印度，在阿拉哈巴德南部的恒河流域，他和同伴遭遇了强盗，强盗们打算把他献祭给神。玄奘要求给他一点儿时间来准备死亡。他渐渐入定，这时大风骤起，水涛汹涌，强盗们大为惊恐。他们叫醒玄奘，祈求他的原谅。玄奘平静地问道：“时至否？”凶残的强盗们因此受到感召，请求成为他的徒弟。
比起吴承恩所写的五百岁的猴子陪同玄奘到西天取经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更加真实。不过吴承恩创作的关于玄奘的文学传奇让他的超凡勇气深入人心。他有一种气场。他的师父认为自己力有不逮，选择他来弘扬佛法。他就是数个世纪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种“魅力非凡”之人，太宗皇帝在自己晚年的时候，也要向他请求传递智慧和力量。我不知道那些强盗是不是真的想要成为他的徒弟，不过在他的旅途中，不止一个皇帝邀请他中止旅程，在当地留下来传播智慧。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儒家思想有序地控制着外部世界，而玄奘则是内在心灵修养的大师。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中，佛教是唯一赢得信众的外来教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玄奘在两方面都是精神上的革命家。他通过修身养性来寻求智慧，而追寻的方式是走向远方，在他的祖国，这两种途径都不是获得名誉与财富的寻常之路。
对于那些仔细看完比尔译本的读者来说，玄奘在某些方面会让人感觉有点儿书呆子气，《大唐西域记》里面满是大量现在看来无用的信息，比方说在现今巴基斯坦地区的某个寺庙里有多少僧侣，他们信仰的是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他非常迷信，这对一个思索哲学问题的思想家来说尤其如此，他记叙了大量有关佛和菩萨显现超级神力的故事。虽然如此，他所留下的大部分记载还是相当精准，后来的探险家，比方说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匈牙利—英国籍犹太考古学家和寺庙劫掠者奥莱尔·斯坦因，仍然可以使用他的记载来确定中亚丝绸之路上古代遗迹的位置。玄奘拥有无穷的好奇心。到达印度之后，他把一切都记录下来：印度各种不同的名字、计量单位（包括分无可分的最小单位）、时间单位、季节划分、城镇街道的情况、服装的特点、当地习俗和语言。他对所见兵器、各个国家宫廷阴谋、统治者的治国之道、老百姓的生活状况都做出自己的评价，包括他觉得他们是高雅还是粗俗、是诚实还是狡诈。
幼年时，思想严肃的玄奘就开始接触佛教，领他入门的是他三个哥哥中的一个，他是一名高僧。他俩都住在隋朝的东都洛阳。隋炀帝下诏在洛阳招考，计划由国库拨款剃度十四名僧人。玄奘因年龄太小不能入选，他在招考门外盘桓数日。负责度僧的官员对他印象深刻，要求将他列入剃度之选，他说：“若度此子，必为释门伟器，但恐果与诸公不见其翔翥云霄、洒演甘露耳！”“甘露”喻指佛的智慧。据说但凡一本书他只要读上两遍，就能过目不忘。玄奘开始宣讲佛经，很快就以对佛教经典的诠释和洞见闻名于世。“美问芳声从兹发矣。”慧立写道。那个时候他才十三岁。
隋朝末年社会动荡，玄奘和兄长被迫离开洛阳，慧立说此地已经成为“豺狼之穴”，“夜冠殄丧法众销亡。白骨交衢烟火断绝”。玄奘与兄长无以为生，躲避到相对平静的西南部地区，他们最后到达的城市比尔译作“新都”，应该是成都（现在四川省的省会），这里聚集了大量流亡的僧人和学者，玄奘与其兄长的声望在此地进一步得到提升。
不过即使如此，他在正式讲经说法之前，仍在苦苦思索一些佛经的真正含义。他没有具体说是哪些文字，不过这不难想象，中国各学派对一些佛教概念众说纷纭，佛教术语本身已经足够高深，通过不同渠道译成中文之后就更加难以理解，比如说“空”“真如”“缘起”等等，所有这些概念都需要他到印度以后详加钻研。但在那个时候，玄奘只想去往长安——唐王朝已经建立，社会秩序正在恢复——向下一位大师学习。他无视兄长的禁令，乔装成商人乘船经三峡离开了成都（这是第一次，但并非唯一一次他藏起自己的僧衣）。他在杭州[5]停留了一段时间，吸引了大批信众前来听讲，最后来到长安。
玄奘的聪慧让他再次声名鹊起。即使是慧立的记载有所夸大，玄奘应该还是成为了思想界的明星，他宣扬脱离苦海和摆脱无知，尤其是在当时，难以言说的生活艰辛和社会混乱还在人们心中记忆犹新。当时长安最著名的高僧是法常和僧辩，来向他们请教的僧人和百姓“从之若云”。玄奘不断向他们求教，“至于钩深致远，开微发伏，众所不至”。经过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佛教高僧面对的是一个宗教复兴的阶段，玄奘正是重现往日荣光的最佳人选。慧立引用法常和僧辩的话说：“再慧明日，当在尔躬。”
但还是有一些问题一直困惑着玄奘。与中国数个世纪以来政治上的无序状况相对应，不同佛教流派之间也众说纷纭。或者，就像张说所说：“部执交驰，趋末忘本，摭华捐实。”玄奘了然于心“良用怃然”。毫无疑问，虽然此时玄奘刚过二十岁，但他已然献身佛门，把自己视为佛教的拯救者、本国最伟大的宗教权威，受到召唤而要建立更高层面的真理。他用诗情画意的比喻来讲述佛教的智慧——“甘露”“金镜”“香宫”“薰风”——其主要目的是为让众生净化心灵，从生与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与此同时，玄奘身上也有非常现实的一面，为了找到让人们摆脱欲望、得到真理，他求法的欲望也到了疯狂的境地。在旅程初期，到达玉门关西部绿洲中的高昌国，他跟国王有过很长的交谈，其中一次交谈中，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自己的信仰，也为自己的宏伟志向发出宣言。玄奘一开始以第三人称表述自己的观点，然后转为第一人称：
奘闻江海遐深，济之者必凭舟楫；群生滞惑，导之者寔假圣言。是以如来运一子之大悲，生兹秽土，镜三明之慧日，朗此幽昏。慈云荫有顶之天，法雨润三千之界。利安已讫，舍应归真，遗教东流，六百余祀。
腾会振辉于吴洛，谶什钟美于秦凉。不坠玄风，咸匡胜业。但远人来译，音训不同。去圣时遥，义类差舛。遂使双林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纷纭诤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
玄奘宿因有庆，早预缁门，负笈从师，年将二纪……未尝不执卷踌躇，捧经侘傺。望给园而翘足，想鹫岭而载怀。愿一拜临，启申宿惑。……天梯道树之乡，瞻礼非晚。……然后展谒众师，禀承正法，归还翻译，广布未闻，剪诸见之稠林，绝异端之穿凿，补像化之遗阙，定玄门之指南。
玄奘的疑虑和困惑到底是什么？他对真理的追寻在那烂陀寺到达顶峰，在那里他求法于传奇的戒贤法师。即使在他开始穿越沙漠的时候，心中所抱的问题也不止一个，都与7世纪中国佛教界存在的争议和分裂有关。问题之一源于中国佛教徒很少有人通晓佛典原文，因此很多高度抽象的梵文概念，被解释为极其通俗的中文，而这种通俗语言并不适合抽象表达。比方梵语中表示圆满的“般若”，成为中文的“圆”。[6]玄奘苦于重要的概念被误译，他在《大唐西域记》中提到：“通译音讹方言语谬，音讹则义失，语谬则理乖。”他是为数不多学过梵文和巴利文的中国僧人，这两种印度语言是佛教经典的书写用语，玄奘认为自己应该在那烂陀学习佛典的本义，为中国佛教重建提供更为可靠的基础。
7世纪时佛教在中国势力强大，对不同的人来说，佛教有着不同的意义，现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佛教信仰也是如此。对于诗人和学者，那是一种富有诗意，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逃避主义的自然崇拜，是面对俗世纷争时的一种退避保护，与道教的作用相近。道教徒在微醺中和月光下书写诗篇，修炼吐纳以期长生不老。佛教徒则向各路神仙祈祷，只不过他们的目的并非超越生死获得涅槃，而是希望留在人间启蒙世人。一般的佛教徒会去寺庙拜佛，现在仍然如此。他们点燃香烛，跪在某尊佛像之前——也许是掌管未来的弥勒佛，他召唤信众去往西天，等待一个更美好的转世；也许是阿弥陀佛，他掌管着西天极乐世界，那里也被称为净土。玄奘最爱的是观音菩萨，佛教中慈悲和智慧的象征，人们会在遭遇不幸时向其寻求帮助。
作为一种道德哲学，佛教比较消极，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墨守成规，历史浸透着鲜血，敌人或来自内部或来自外部，朝代更迭、战争、暴行带来一场场杀戮，佛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隋唐两代，佛教高僧纷纷建立自己的学派。其中最重要的是芮沃寿所说的“专心致志于个人启蒙”，也就是“禅”，现在更多为全世界知晓的是由此发展出来的日本禅宗。其中心思想是一切事物内部均有佛性，通过冥想和内省即可获得。另外广为流传、影响甚广的一派是6世纪创立于中国东部天台山的天台宗。天台宗希望汲取佛教不同流派的精华，汇成一部经典，作为觉悟的唯一途径，而能让人们度离苦海最好的工具就是《妙法莲华经》，这部极为玄妙的典籍，列举了真理的三层含义，各不相同，却又完全相同。
“会三归一”是一种智力游戏，也是一种高超技巧，这是很多佛教理论的一大特征，因为佛教常常要人们同时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比方说大乘佛教就有一般真理和绝对真理之说，一方面认为自身和世界都存在，另一方面又认为自身和世界都不存在。我认为，玄奘终究是一个中国人，在一个非常世俗的现实社会中接受教育，上述二律背反给他带来极大困扰。作为一个严肃的佛教徒，玄奘毫无疑问相信两个基本理论：其一，他的行为是为了找到脱离苦难的途径；其二，苦难源自对万物本质缺乏了解。但是万物的本质是难以确定的。高度哲学化的佛教是世界上最不像宗教的宗教，它不依靠某个神秘的、不可知的、无所不能的神来使人们忽视生命最大的秘密——我们从何而来？我们为何存在？我们死后将会如何？罪恶为何存在？为何需要向善？佛教的存在主义要求我们确定自己的价值，而不是依靠神——就算菩萨有相当强大的力量，比如玄奘信奉的观音菩萨。在去往印度的途中，玄奘希望朝圣之旅可以找到小小的真理——针对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空”和“圆”的正确含义。当然他也希望找到唯一的真理，可以彻底解决有关现实一切问题的本质的终极真理。
因此，玄奘顺应了他所处时代的潮流。佛教理论经过1世纪到7世纪的发展，印度和中亚地区的一些佛教哲学家已经提出几种玄妙的思想，关于现实世界的本质，以及人类大脑认识现实世界的心理学理论。早期佛教徒满足于理解佛的教义，那就是我们以为永恒的东西其实是暂时的，我们所感知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我们的误解正是造成自身苦难的原因。但几百年过去了，几位受到玄奘尊崇的印度高僧，开始在现实这个概念上得到新的领悟，他们从每一个角度去思考和验证，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在这场大检查中得到极大发展的学派是瑜伽行派——“瑜伽”倡导人们全神贯注进行高度的精神修炼。早在到达印度之前，玄奘看起来就已经是一个坚定的瑜伽行派了，那意味着从本质上他属于一个最为神秘艰深、晦涩的哲学性思想流派。瑜伽行派一般被叫作“唯识宗”，是大乘佛教的一个分支，其主要准则是普世度化（与之相对的是小乘佛教，注重个人的救赎）。它所讨论的问题，一千年之后欧洲人才开始思考，那时勒内·笛卡尔和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走上了舞台。跟其他佛教学派的信众一样，瑜伽行派的信徒也会问：我们所感知的是真实的世界，抑或只是幻相？既然我们所感知的所有一切都来自五种感觉，那怎么知道我们的理解是否可靠？笛卡尔当然认定我们身外世界的存在，我们也能对身外世界有真正的了解；但瑜伽行派却不接受这样的二元论。他们的第一准则就是否认自身和世界分离的任何想法。对于瑜伽行派的信徒来说，世界是一种迷惑人心的存在，所有能被感知和不能被感知的生命现象，都不过是如梦幻泡影般的意识的反映，是思想的产物，是梦中之梦。[7]认识到你所感知的只是幻相，只有通过深入研究和长期冥想，才能了解真正的现实，这将使你得到精神上的解脱，你的认识将会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
作为一名坚定的瑜伽行派，玄奘自然需要去印度寻求答案。那烂陀寺是佛教学府，也是世界瑜伽行派的中心，其神学世系可以追溯到学派的创始人。瑜伽行派信众都面临着神奇的悖论，致力于悖论的解决，这占据了他们思维的核心。瑜伽行派相信一切都是思想，既有思想本身，也有我们从思想之外感知到的现象——外部世界。不过，如果所有均是思想，那思想这个概念是否也包含其中？或者换个说法，如果一切都是幻相、幻灭、梦中之梦，是否一切都是幻相、幻灭、梦中之梦这个真理也是一种幻相？当我思考这个悖论的时候，脑子里常常冒出一个相当现代的比喻。在披头士的《黄色潜水艇》这部电影中，有一台真空吸尘器，会吸走所有东西，世界上的一切东西。这可以对应万物皆空都是幻相这个想法。然后，吸尘器转向自己，将自己也吸了进去。意思就是一切均是幻相这个真理本身也是幻相，这是一种双重虚空，万物皆空，万物皆空这个理念也是空。
不太容易，对吧？在旅途中，我读佛教哲学书籍，翻译佛经（佛的教诲）和论典（对佛经的阐释），希望对玄奘所说的“开悟”有一定的认识。最终佛教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哲学，而不是宗教，是一种解惑的工具，而不是信仰。谈及精神领域，我是个犹太人，不是佛教徒，“精神”这个词，有误导他人的嫌疑。对所有的宗教而言，我是个怀疑论者，本质上是个没有信仰的人，但是，就像我过世的父亲一样，我是个奇怪的无信仰者、虔诚的无神论者，我喜欢宗教的仪式、音乐、庄严性、圣言的语调，而并非宗教的文本内容。我的父亲1911年出生在俄罗斯的一个犹太小镇，接受过严格的犹太教《托拉》和《塔木德》经教育，分别用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写作，有点儿像玄奘研习过的《涅槃经》和《摄大乘论》，分别用古老的梵文和巴利文写作。但我的父亲，对严格教育自己的身为东正教教徒的父亲产生叛逆情绪，尤其是在他十三岁来到美国以后。他父亲的宗教信仰遵守一系列严格的禁忌。我的父亲非常理性，他不太容易受到古老教条的影响。他更想成为一名作家或者一位物理学家，他的心智禀赋也足够，但其身处的时代环境并不允许。二战中，他为美国打了几年仗，最终在康涅狄格州东哈德姆经营一个养鸡场，小时候我在那儿上学，从一年级到十二年级都在同一栋楼里。
在阅读意第绪语犹太经典的同时，父亲也了解马克思、葛兰西、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肖洛姆·阿莱赫姆。他完全不信上帝，也不相信神的恩典，但他每周五晚上都去教堂，在犹太赎罪日禁食，在每年的逾越节晚宴上妙语连珠，总是哼着在俄罗斯学会的意第绪歌曲。他的全部生活散发着一种旧世界的气息，1991年父亲去世以后，为家人和朋友主持逾越节晚宴成为我的任务，父亲的犹太正统和我的浅薄业余有着明显的差异。
但我还是继续主持着每年的逾越节晚宴，在其他方面，我也继承了父亲对神的某种既疏远又亲密的关系。跟他一样，我不相信有某种至高无上的神存在，但又对希伯来祷文非常熟悉，那让我深深感动。从审美情趣上，从尊重自我牺牲，从历史感上，我与犹太教义密切相关。对我来说，犹太人是受难者，但犹太教义是良知的哲学，在历史上敏锐的思想家以及《米示拿》和《塔木德》的编撰者们的努力下得到高度发展。犹太教也是关于永生的宗教，是现存最古老的宗教，比佛教早五百年。我并不相信永生，前面说过，我也不相信转世，这个概念对佛教来说简直具有一种讽刺的意味，因为佛教认为人世本不值得期待，而应该逃离。但是在古老的犹太教义中，在犹太人的良知中，我能感觉到与自己息息相关的长久联系，可以追溯到有史之初。对我来说，宗教的意义就在于此。我是父亲的儿子，我们都不能对自己的古老身份和被屠杀的先辈随意处之。在经历了那么多被鲜血浸润的岁月之后，我不想让这传统终止于此，终止于我。
那么，对我来说佛教是什么？为什么我要追寻一个中国僧人而不是犹太教的先知？在我刚上大学要去亚洲旅行的时候，佛教和佛教寺庙只是一道吸引人的风景。我一点儿都不相信对着一尊盘腿坐在莲花上的铜像挥动手里的香烛能解决任何问题。但那叮当作响的铃铛、平静的感觉，以及佛像传递出的泰然自若总是吸引着我。你越是将佛教看成一种思想体系、一种对万事万物存在的追寻、一种徒劳人世纷争中的另辟蹊径，就越会发现佛教的深奥和丰富——佛教也因而更加接近犹太教义，至少在某个重要的方面。犹太教和佛教都是高度智识化的宗教，它们所要求的虔诚并不很多，更多的是对最艰深的现世问题的钻研。《塔木德》犹太教义可能是历史上存在最久的对善行的检验；而对于人类本性的致命缺点，佛教是最早的、可能也是最有深入思考的，佛教的第一教义大体就是说，真理会使你自由。二者都牵涉到古老历史和良知。在我追寻玄奘足迹的过程中，佛教对我而言始终不是一种宗教。我并不完全相信的宗教是犹太教。我怀疑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些神的存在。但我对佛教的尊敬与日俱增，那是清除物质异色光芒的方法，是战胜自身浅薄获得心灵平静的途径。在我阅读玄奘生平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对他笔下的神迹魔法越来越失去耐心，而越来越为他的理论思想所吸引。我确信他去往印度，是要解决《黄色潜水艇》中吸尘器的悖论，双重虚空的问题。他相信对这个悖论的深刻理解，能够更多帮助他理解终极真实与绝对真理。
玄奘的旅程始于629年，那时他二十六岁，已经学过所往之地国家的语言。他的第一位同伴是一名来自甘肃的僧人，还做他的向导。玄奘的第一个目的地是甘肃兰州。
当他迈出西行的第一步时，一定紧张又兴奋，我也是，我们的情况有一种怪异的相似。在玄奘出发去印度前，朝廷禁止中国普通百姓去到玉门关以西的地方。唐太宗刚刚登基，正专注于巩固自己的权力，不希望自己的臣民走出帝国的疆域，尤其是西部，那里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彼时则在非汉人的部落首领的统治之下，包括突厥、蒙古和匈奴。对我来说，在西安惹上麻烦的可能性不大，这里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对外国游客没有那么戒备。但在甘肃和新疆，我就会显得非常可疑，那些地方游客不多。我希望自己是一个隐姓埋名的游客，不要被特别注意。但同时我也很高兴，在对这趟旅程期盼多年而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之后，我终于上路了。现在，跟玄奘一样，我也有一个本地人做向导。我并不孤独，这在很大程度上帮我摆脱了焦虑。
在西安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去火车站买去兰州的车票。那里有着奇幻的景象。火车站就在古城墙的外面，是一栋巨大、庄严而又斑驳的建筑。西安仍有一些唐代遗迹，比方大雁塔，而在与暮色融合的微弱车站灯光之外，那高大的雉堞，却是明代城墙，那是玄奘时代七百年之后修建的。它高高耸立，直入云霄，向着几个方向伸展出去，营造出一种神秘而宏大的气氛。
火车站里，一个穿着绿色警服的男人坐在金属折叠桌前，一面敷衍地回答着游客的问题，一面与身边坐着的戴肩章穿蓝色制服的人讲着笑话。15号售票窗口的牌子上写着“党员先进模范”。忠梅给我解释牌子的含义：那个窗口的售票员是党员，为其他售票员树立榜样。但那天晚上，那个窗口并没有人。
进站口的高墙上挂着一块大牌子，显示第二天列车的班次：677次，西安到兰州；367次，西安到库尔勒（我们要坐的火车）；829次，西安到乌鲁木齐，始发站是遥远的广州。对面高高挂着一块极长的牌子，上面写着“购票须知”。上有十二条规则，不过我们没时间去看。再外有一排小吃摊，亮闪闪的金属炉灶上煮着热腾腾的面条。一个穿着沉闷棕色毛衣、表情沉郁的女人坐在柏油马路上卖着搪瓷盆里的五香茶叶蛋。车站空地的挡板上写着：“古城是我家，清洁靠大家。”旁边一些第二天即将出发的旅客露天席地而卧，在这里过夜。还有一些人坐着，抽着烟或看着报纸。空地上有两个人挤在一起睡觉。
我意识到是什么使得夜晚的中国城市如此与众不同。是声音，一种压抑的嗡嗡声，不是机器、车辆或空调的轰鸣，而是数量众多的人声，无数人的脚步踩在柏油路面上的声音，轻声细气的台湾音乐，偶尔还有收音机的声音回荡在空中。这里的声音比我在其他城市听到的更轻柔，是一场由人声和皮鞋所发出声响的合奏，在夜色的衬托下，黄色路灯在烟尘中发出微弱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