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AVING THE BA RIVER BEHIND
我们买了两张软卧票，车厢内布局是欧式风格的，每个隔间都配有四张床。一般来说，一列火车只有一节软卧车厢，就在餐车旁边。还有几节硬卧车厢，床铺有三层，设施非常简陋。然后是硬座车厢，座椅靠背是方形的，一点儿也不符合人体工程力学，大多数中国人会选择这种座位，要是他们从广州到乌鲁木齐坐上五天，往往会坐得腰酸背痛。三种车厢都配备相同的厕所，阴冷、湿乎乎的。旅程开始时我问自己，如果7世纪的中国就有火车，玄奘会选择哪一种车厢，我觉得他一定会选择软卧。他虽是一个历尽艰辛的行路者，但若有舒适的条件，他也会接受，因为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属于“上流社会”的。这种解释给人以安慰，因为我也很想选择软卧。
火车驶出西安站，我想起中国有句老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玄奘的旅程的的确确始于足下，或许他是骑在马上，从西安城某个地方出发，去往传说中的西方——那可能是中国以西的任何地方——一百年中，没有一个中国僧人，甚至没有一个中国人曾经涉足那里。我的旅程始于铁轨之上，对于这条玄奘之后就没有人完全相同走过的路线，我感到满意，我将是重走玄奘之路的第一人。
火车隆隆，慢慢地穿过西安郊区，经过红砖厂房和停着货车，堆着炉渣砖、钢筋和卷筒电缆的院子。行程的头几个小时，车窗外是平坦的北方高原，随着火车驶入渭河河谷，两边变成突起的山丘、梯田和穿凿过岩石山体的隧道。忠梅和我坐在窗边，我们中间是塑料台面的小桌子，每一个软卧车厢都有。桌子下面有个大大的红色暖水瓶，乘务员往里面灌满了热水，这也是中国不变的特色之一。忠梅在看《傲慢与偏见》，我时而看着窗外飞逝的风景，时而读着塞缪尔·比尔翻译的《大唐西域记》，在书中，他表现出一种勉为其难的崇拜，混合着某种屈尊俯就的种族主义观点。比尔的主要兴趣在印度和印度佛教的历史，相关资料主要保存在数百年来中国僧侣去往印度的朝圣记录中。因此比尔翻译了所有佛教探险者留下的记载，包括玄奘几个世纪前完成的两部著作。
“没有人像这些单纯而又热切的佛教僧人那样，历经沙漠、高山和海洋的折磨，”比尔写道，“他们的勇气、虔诚、付出和忍耐力，体现在这些我们一般认为充满惰性的中国人身上，出人意料，值得深思。”
这些早期的朝圣者中最有名的是法显和尚（比尔译为“Fa-hian”），他在399年离开长安，十四年之后才归来。然后是宋云，来自中国西部的敦煌，敦煌有中国最伟大的石窟，宋云是由北魏太后派遣去往印度搜集佛经的僧人。宋云之后大约一百年，是玄奘。他仔细研读了前人的记录，并据此改进自己的计划。他去的地方更多，研习的时间更长，留下的记录也更全面。玄奘表现得像一个超人，藐视死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由于朝廷颁有不得去往玉门关外的禁令，玄奘离开西安时不仅知道前途漫长艰险，也知道自己的行动是不合法的，被抓到就会被遣返并受到惩罚。但这个男人连死亡都无所畏惧，比尔认为这个耐力超强的人头脑“简单”，他当然错了，不过他惊叹于一个出身高贵、成就卓著的人竟然能忍受离家万里的艰苦旅程，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错。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除了这些僧人，中国人在19世纪晚期以前从来没有到过别的国家寻求智慧。偶尔有追求财富的商人、执行政令的使节和军事远征的士兵。还有一个个悲伤的故事讲述着少女被迫离家远嫁，满足野蛮部落首领的淫欲。和亲之后，首领就会带着族人充满感激地回到中国天子的怀抱，中国公主是天朝上国最让人垂涎的恩赐。穿越玉门关的男男女女没有人想要到帝国疆土之外寻找“内在”价值，在他们看来，中国就是中央帝国，是文明世界的代名词，没有什么必要到其他地区去寻求智慧和美丽。中国人似乎缺乏人类学的精神，他们不会认为详实、客观地研究他人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他们没有为了探索而探索的精神。
但最常被提及的一个例外，是14世纪晚期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的故事，身为宦官的海军将领郑和率船队到达距亚洲海域最遥远的沿海国家。郑和出生于中亚的一个穆斯林家庭，在那之前两百年，他的家族已从布哈拉[8]移民到中国。郑和发展了中国的航海实力——制造出可分离的船体、防水的船舱壁、机械转向装置、440英尺长的九桅巨船，一路经过印度航行到非洲，相形之下西班牙无敌舰队只能算是小巧。不过若按照牟复礼在他关于帝制中国的历史巨著中所言，这次航行的目的是新皇帝明成祖渴望让世界知道他对中国的控制。[9]其后并没有什么后续行动，他们也不想搜集航海信息，或者拓展中国的海上势力范围。
一百年之后，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率领船队沿着非洲海岸线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寻找新的经由印度到达中国的贸易路线，虽然他的航海技术远不及郑和。这是西方对中国的探索，自给自足、自我满足、缺乏好奇心的中国并未对西方做出此般探索。如果历史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那我们现在可能都在讲中文。
就这样，数十亿生活在“天朝上国”的中国人中，只有法显、宋云、玄奘及其他几十个史料语焉不详的人，进行过为了追求智慧、知识和启蒙精神的海外远行。在过去几个世纪中，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几乎是唯一重要的对异域有系统研究的作品。只要有教义问题亟需解决，即便对终极真理的追求充满险阻，玄奘都会主动把责任扛在肩上。从某个角度说，他是自身所处时代的产物，那个时代一切都待价而沽，政治和宗教领域均是如此。当一个国家刚从连绵四个世纪的内战中恢复过来，重建政治和宗教秩序就十分必要了。政治秩序的重建是由唐太宗李世民完成的，而玄奘则着手于重建宗教秩序。
玄奘幼年时，隋朝结束了四百年的分裂和战争，统一了中国。历史学家众说纷纭的是，像隋这样统一了中国的朝代总是很短命，不过它们为取代自己的“长寿”朝代铺平了道路。那隋朝的统治就是一场结合了集权主义的谋杀。隋文帝多疑而残暴，他统治下的帝国常年处于战乱状态，他还热衷于实施廷杖，在殿堂上用竹杖将触怒君颜的大臣打至灵魂出窍，足以轮回转世。他要求大臣百家争鸣，但当大臣所说忤逆到他，他又会拿起自己的惩罚之杖。他不受爱戴，即使是在自己的儿子们当中，最终他的一个儿子杀死了他，以继承他的妃子和皇位。
611年，玄奘八岁时，中国遭遇了一场大洪水——按照中国人的宇宙观，这意味着皇帝失去了上天的支持。第二年，隋朝军队在与高句丽的战争中落败，接下来是旱灾和蝗灾。历史记载当时强者落草为寇，弱者鬻身为奴。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记得的几句诗歌，描写了那个时候的场景：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10]
在这一片混乱和灾难围困之中，一个大人物诞生了，在玄奘开启印度之旅时，他已经皇权在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巨人——李世民，他就像古罗马的朱利乌斯·恺撒或者俄国的恐怖沙皇伊凡。据说李世民有外族血统，是汉人和北部某个“野蛮民族”的混血儿。他是唐国公李渊的次子，李渊是一个懒散的好色之徒，带领朝廷军队为隋朝扑灭了农民起义，并在前线抗击突厥人的进攻。李世民十五岁起就开始随军打仗，最后，当隋朝国运衰退、摇摇欲坠时，他通过一系列谋略兵变夺取了政权。他设局安排色欲熏心的父亲夺取隋炀帝后宫中的两名妃子，这样大逆不道的行为需要李渊付出生命的代价。李渊不得不起兵谋反，并获得成功。隋炀帝兵败逃往南方，并于618年被杀，同年李渊改国号为唐，成为唐朝的开国皇帝。玄奘那时十五岁，正跟随兄长居住在成都。
唐王朝建立后，李世民先是作为父亲的代理人掌握大权，但这只是一出血淋淋的宫廷大戏的开端，贯穿唐王朝建立后的最初几年。后来，他先与两个兄弟以及父亲新立的皇后为敌，最后，在“玄武门之变”这场惨烈的夺嫡之争中，杀死了两个兄弟，那两个兄弟也曾多次试图暗杀他。事后，为了防止未来可能出现帝位的觊觎者，他杀死了兄弟们所有的男性后代。他甚至说服父亲退位禅让，从而登上皇帝宝座，后被尊为唐太宗，他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一个延续了三百年的王朝真正意义上的创立者，并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辉煌、最先进的帝国。
玄奘和太宗之间只有半代人的差距，我总是把他俩看作人性两极的代表，即使他们都出身上层贵族，拥有相似的优势和机遇。但他们一位是思想上的英雄，一位是权力上的英雄；一位致力于逃离纷争，寻求内心的平静；一位热衷于挑起战争，流血牺牲。最终，当玄奘结束旅程回到中国，他还是与皇帝走到了一起。玄奘成为统治者的精神导师，太宗希望在自己暮年之时有玄奘陪伴左右，以回报自己为建造寺庙提供的资金支持，以及为玄奘翻译从印度搜集来的佛经所提供的资助。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玄奘并非完全不谙世事，他对现实问题仍然有所关注，在关系到自己事业的情况下也会为自己打算。
虽说僧人和皇帝在兜了一个大圈子后走到了一起，但朝廷关于不得走出玉门关的禁令仍然在一开始将两人变成了对立的双方。我们知道，玄奘的旅程是违反唐朝禁令的，他去往印度是秘密的、违法的，并多次受到朝廷执法者的尾随追捕。
这使得玄奘在终于能离开西安西行时充满兴奋之情，他在中国西北的高原上一路西行，那里干旱的农田，也许跟现在并无二致。他的第一站是兰州，当时是中国的边界、中亚的开端。在那之外就是玉门关，戍边将士的营房驻扎在沙漠之中，被一片无边无际的沙地和戈壁环绕，正如诗歌中所写：边月随弓影，胡霜拂剑花。玉门关外是沙漠绿洲中的王国，其中大部分都在突厥人的统治之下，他们很多都是佛教徒，因此给予高僧玄奘以热情尊贵的接待。紧挨着玉门关的西域诸地包括哈密、吐鲁番、库车和阿克苏，但玄奘称它们为伊吾、高昌、龟兹和跋禄迦。穿过天山，西行大约1200英里，是朝廷禁令未曾到达的地方。但玄奘的前方仍有各种艰难险阻，包括兴都库什山脉、克什米尔高原、赤地千里的旁遮普平原、亚穆纳河和恒河，还有印度德干高原湿热的气候。在旅途中，他将经历绝食抗议、身陷盗穴，以及来自印度教僧人的致命威胁；他将与突厥大汗一起用餐，在北印度的戒日王面前与印度教僧人辩论；他将向全世界最伟大的高僧学习，著文驳倒宗教上的对手。但那都是后来的事。他的第一项任务非常危险，那就是避开朝廷官吏，违背不得继续向西的禁令，这项任务在他的旅程之初就有可能要了他的命。
“我能看看你在读什么吗？”一位旅客用英文问我。他是软卧间唯一的陌生人，但即便车厢中人满为患，我也会注意到他。在中国人中，他算相当高的，身高超过6英尺，他很瘦，眼睛睁不开的样子，戴着黑框眼镜，那种风格一度被我们称为“摩登派”。他背着一个扁平旅行箱那么大的背包挤进软卧间，穿着徒步靴，黑色尼龙裤，还有一件深棕色的香蕉共和国牌的狩猎背心，上面都是口袋。他指着比尔的译本，冲我微笑着。
书的封面是橙色的，上面是那幅有名的玄奘西天取经的画。几年前，我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赛义德书店买到了Munshiram Manoharlal[11]出版社重印的比尔1884年译本，当时我正在那里为《纽约时报》进行采访。那时我还不懂，没有问他们是否有慧立写的玄奘传记，后来我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找到已经快散架的一本。我追寻玄奘足迹的旅程将会让我重回白沙瓦，我会再到赛义德书店试试。如果他们没有（他们的确没有），那我可以联系新德里的这家Munshiram Manoharlal出版社，希望他们会有（他们真的有）。
“这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我回答，“你知道吗？”
“哦，知道！”他说。他看起来大概三十岁左右，也许更大一点儿。他说的是教科书式的英语，不过够用了。我们交谈的时候，他说着没有时态的英文——因为中文没有时态，要根据上下文判断时间——而且很多时候他都会省略“to go”这个动词的各种形态。他从包里拿出一本自己的书。是一本中文版的玄奘传记，配有他穿越甘肃和新疆的旅行路线。
“自从我开始这条路，”这是他第一次跳过“go”，“我看这本书。”
这个令人惊讶的巧合一开始让我感到担心。到目前为止，我在中国一切还算顺利。但在从西安始发的同一列火车的同一个软卧间的两个人都带着同一本书，这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况且这本书所描写的并非什么时髦人物。我很好奇这个看起来像L.L.Bean[12]产品目录上的人到底是什么人，是否会是一个想要知道我是谁、我在做什么的警察？我看了看忠梅，她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担心，我立刻意识到如果警察想要抓我，完全没必要派一个人打入我的软卧车厢，用一种没人注意的方式试探我的身份和目的。
“你是不是要走玄奘之路？”我问。
那个人回答说他是北京某个旅行社的，要去新疆西部边陲城市喀什接一些从巴基斯坦经红其拉甫口岸来中国旅行的游客。他会陪同他们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北边的绿洲回到西安。他说自己的名字叫王勇，意思是“勇敢的王”。
“你一定很了解这些地方。”忠梅说。
“对，很了解。”王勇说，几年前他曾陪同一些土耳其客人从西安旅行到喀什，他们全程都骑在骆驼上。“一出新疆，”他说，“他们就骑着骆驼经过吐尔尕特口岸进入吉尔吉斯斯坦，然后一路回到土耳其。”
这太神奇了。在火车上偶遇的这个人，去过我也要去的吐尔尕特口岸，而且他也在看玄奘的传记！
“听起来很不容易。”我说。
“我们花了六个月才到喀什，”王勇说，“骆驼每天只能走三四十公里，这六个月里，我们每天晚上都睡在戈壁滩上。”
“听起来是挺难的。”忠梅说。
“这些土耳其人太厉害了，”王勇说，“他们到处跟人打架，他们就会这个，打架打架打架。我们一开始骑的是蒙古骆驼，但蒙古骆驼没有新疆骆驼那么强壮，死了两头。我们得买新的新疆骆驼，但土耳其人没有那么多钱，他们也不想花钱。他们不会说中文，也不会说英文，只会打架。他们在饭馆里打架，在市场上打架，跟卖骆驼的人打架，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打架。”
“但是不得不说，”王勇接着说，“他们很坚毅，而且非常能吃苦，中国人喜欢说‘吃苦’，他们真的吃了很多苦。”
“吃苦”在中国是一种美德，让人自豪。
王勇继续说：“不过土耳其人还是没有中国人能吃苦，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你，因为土耳其人会抗争，而中国人只是去忍受。”
我们陷入了沉默，望着窗外。列车还在沿着渭河前进，那条河非常窄，两道浅浅的河水在泥岸两侧流淌着。我们经过一些布满烟尘的隧道，还有一个夹在铁道和河流之间的村子。那个村子相当大，一排一排整齐的灰泥房屋，有着漂亮的灰瓦屋顶。在河谷宽阔的地方，是大片的田地，种的也许是麦子、小米或高粱，果树、葡萄架和菜地星罗棋布。
我正欣赏着田园风光的时候，外面过道里传来孩子的吵闹声。在上铺打盹的忠梅想看看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一个穿蓝色开裆裤的男孩，陪伴他的女人穿着有点儿脏的黄色毛衣。当忠梅探出头去看小男孩时，她的头发披散下来，像一片乌黑的影子、一匹黑色的丝绸，散发出洗发水的香味。“真可爱。”她说，然后继续回去小睡，带走了那片香气。
***
我恍惚觉得，和忠梅在纽约相识的几年前，我就曾经在中国见过她。这其实没那么重要，也无从证实，但我喜欢这个想法，因为那说明我们注定会相遇，虽然过程不可思议。早年当我作为记者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曾去北京舞蹈学院做过正式访问，那学校当时正面向全国招生，它培养的学生都肩负着国家交付的演出任务。当时向导曾带我们走进一间通风良好的排练室，里面有一群十四五岁的女孩，穿着紧身衣，像草叶一样苗条。其中一个正在默默流泪，眼泪不停地从脸颊淌下来，但她还是一丝不苟地保持着舞姿，无声地抽泣着。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想，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有多罕见，一个情绪如此激动的年仅十几岁的女孩，还能这么严格地遵守纪律，即便这是在有外国代表团参观的情况下。差不多十五年之后，我在纽约与长大后的忠梅相遇，我告诉她我曾参观过北京舞蹈学院，还有记忆中那个哭泣的女孩。她觉得自己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女孩，因为当时她大概十四岁，正在北京舞蹈学院学习。她告诉我，她也常常哭。
忠梅来自中国东北，从她老家的小村子望去，可以看到黑龙江对面当时的苏联，黑龙江就像是中国的北达科他州[13]。她的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参加过长征，后来被派到黑龙江参加农垦和城市建设工作。我在忠梅身上看到的坚毅品质更多来自她的母亲，她的母亲来自黑龙江以南1000英里之外的山东。忠梅父亲到达黑龙江后，她只是被简单告知自己的丈夫在做什么，具体在哪个地方，以及她可以过去跟他团聚。但她没有钱，当时也没有公共交通，于是她一路讨饭走到黑龙江，肩上挑着当时已经出生的两个孩子（忠梅是在那之后才出生的）。
忠梅十一岁的时候，她的姐姐看到《人民日报》上的新闻，说舞蹈学院要在北京选拔学生。忠梅喜欢跳舞，但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她很想去。可父母没有同意，从黑龙江把孩子送到北京学习意味着一大笔钱。忠梅开始绝食，直到父母屈服。最后她来到北京，住在父亲的一个战友家里。在那年参加选拔的大约两万名学生中，她是十二个被录取的女孩之一。
此后，她在舞蹈学院度过了六年并不快乐的时光。别的女孩都来自城市，比她世故，也比她富裕得多。比如星期天的例行活动是一起去天安门广场，大家轮流买冰棍请客，但忠梅从来没有去过，因为她没钱请客。忠梅说那时她从来不笑，独自承受着周围人对乡下姑娘的严重歧视。她跟这个精英气质的学院格格不入，感到十分绝望，一个老师甚至不让她上课，让她坐在地上看别的女孩跳舞。于是，忠梅跟看门人谈好，每天早上四点（两个小时以后才是大家的起床时间）看门人拉动一条从二楼女生宿舍窗口垂下的绳子，绳子的另一头正系在忠梅的手腕上。那六年中，每天早上，在别的女孩睡觉的时候，她都会先练习两个小时。她完完全全继承了妈妈身上的品质。毕业的时候，她是班上公认的最优秀的学生，事实也是如此。在中国，不管什么项目都有全国性的比赛——音乐、杂技、跳水，舞蹈也不例外。没有谁能多次获得一等奖，但忠梅连续得了四次。
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后，她于1991年来到美国，她拿到了奖学金，这使她得以在达拉斯浸会大学攻读舞蹈教育学硕士学位。在达拉斯待了三个月以后，她觉得那里不适合自己，虽然一句英文都不会说，她还是想办法来到了纽约，进入玛莎·葛兰姆学校学习现代舞，其后进入阿尔文·艾利舞蹈团。忠梅在中国时是一个明星，常常出现在电视上，收入超过大学教授，而在纽约，她有三年时间都住在一间用人房中，通过照顾老人，做一些比较轻的家务活换取食宿。
所以，当我在那个命中注定的观影礼上问她做什么的时候，她很自然地告诉我自己是个舞蹈家。记得当时我想：不错，舞蹈家。当一个服务员声称自己是个演员时我也有同样感觉。但那无关紧要。我知道自己还想见到她，不管她是个舞蹈家还是个会计。然后她邀请我去看她排练，当时她所在的舞蹈团正准备到外地演出。于是，在苏豪区一间肮脏的房间里，我坐在一把不太牢固的木头凳子上，看着她在我面前舞蹈，手提录音机里放着音乐。她光芒四射，像一位女神。不久后她将成立自己的舞蹈团，为美国观众表演中国传统舞蹈，也即将在曼哈顿的乔伊斯剧院跟她以前在北京舞蹈学院的同学一起演出。因此，虽然我不知道她是否是多年前我看到的那个哭泣的中国女孩，但她就是那种在逆境中坚持向前的女孩。她纤细的身躯中蕴含着钢铁般的意志。虽然我知道她的成长经历，但一个来自黑龙江国营农场的女孩跟一个来自康涅狄格州养鸡场的犹太男孩，最终结伴坐在西行的列车上，沿着古代僧人的路线前行，还是让我惊叹不已。
那天黄昏，火车还未驶出渭河河谷，还在穿过弥漫着煤烟味儿的隧道。我们经过了一个又一个车站，每一个车站都是同样破旧简陋的水泥站台，一些背着塑料行李包的乘客挤上硬座车厢。火车驶入天水站。旁边停着的一列绿皮火车车身上写着“广州——乌鲁木齐”，这不禁让我想起中国的幅员辽阔，潮湿的亚热带城市广州和干旱的乌鲁木齐相距2000英里。沿途每一个小镇的景象都不难想象：拥挤的人群，有的骑自行车，有的坐驴车，有的骑三轮车和摩托车，大部分人没有车步行，他们望着火车车窗，试图捕捉到我的样子，就像我想要看清楚他们那样。
过了天水之后，灰色天空下丘陵逐渐平坦，慢慢变成绿色的农田，墓碑星星点点散落其间。忠梅和我去了餐车，王勇自告奋勇要求留下看包。现在，我已经接受他只是一个普通游客的身份，他对玄奘的兴趣不过是一种让人惊喜的巧合，并不是公安部门的安排。
我们点了宫保鸡丁（将鸡肉、花生、蔬菜及红椒一起爆炒），还有炒菠菜和米饭。在车厢前部，一个女服务员正在斥责一个男人试图给她五十元假钞。情况愈演愈烈，更糟糕的是，当男人要求退钱时，女服务员拒绝了，她要叫警察来，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粗壮男人很快就出现了。警察没收了假钞，并要检查那个男人的车票。那个男人看起来很穷，穿着松垮的灰色长裤和磨旧的蓝色上衣。他拒绝出示车票，警察一拳打在他的脸上，男人一个趔趄。最后，男人让步了，掏出车票。警察命令他留在餐车里，他刚好选择坐在我们对面，脸上苦闷的表情让我无心吃晚饭。
“他想把钱要回来，”忠梅说，“但那是假钞，服务员不给他。”
“五十块对他来说不少呢，”我说，“大概一个星期的工资。”
“有人给了他那张假钞，现在他坚持这个说法。”忠梅说。
“他们会把他怎么样？”
“我想，等到下个车站，他们会把他送到公安局，他的车票可能也是假的。”
“我们也许该给他五十块。”我说。我心想玄奘遇到这种情况就会这样做，行善积德，慈悲之心。就像那位王子化身为鱼，供饥饿的农夫为食，其后多次轮回，就成了佛陀。“别这样，如果你给了他，警察会盘问你的。”忠梅说。
我们很快吃完饭回到软卧间。外面天已经黑了。王勇给我们讲了个笑话：一只母螃蟹想要嫁给一只会直着走的公螃蟹。有一天她看到这样一只螃蟹，就嫁给了他。但是第二天，发现他在横着走。
“我嫁给你是因为你会直着走。”母螃蟹说。
“但我不能天天都喝得那么醉啊。”她的丈夫回答。
我们都笑了，然后准备去睡觉。睡前我接着读比尔翻译的张说[14]为《大唐西域记》写的序言，他描写了玄奘旅途早期经过的与我们所见相同的深黄色丘陵，也许还有相同的深黄色河流：
杖锡拂衣。第如遐境。于是背玄灞而延望。指葱山而矫迹。
葱岭，仍在我们前方，不过灞河（我想就是今天的渭河[15]）已经被我们抛在身后了。火车的轰鸣声使我不能入睡。列车常常停下，而每次停车，中国乡间的寂静都会涌入我的耳朵，一种巨大的空洞感突然降临，就像佛教中所讲的“空”，地球上黑暗的虚空。我一边感受，一边想象着村庄、田野，一位僧人沿着蜿蜒的河水走向远处的群山。然后，火车又复活般辗动，吱吱嘎嘎、轰轰隆隆地向前奔驰。
早上醒来的时候，窗外已是一种半乡间的景象，城郊黄褐色的村落、简陋的房子，烟囱耸立在地平线上。我们照常去了餐车，吃了冷掉的煎蛋和温热的米粥。回到软卧间，我们问王勇有什么计划。他说会在兰州待一晚上，然后继续坐火车。我们问他忙不忙。他说不忙，如果我们愿意，他很高兴跟我们一起活动。我们很乐意有他做伴。列车进站缓缓驶入月台，此时西行之路已有三人同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