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我自我表达的意愿与日俱增。我用过的几个手势越来越不够满足需求，别人听不懂我的意思时，随之而来的总无外乎发一通脾气。我感觉好像有无形的手牵制着我，我发疯似的想要挣脱。我努力挣扎——挣扎无济于事，但我体内这种抗争的精神十分强烈；通常都是我筋疲力尽、泪水涟涟地败下阵来。如果妈妈碰巧在旁边，我会钻进她的怀抱，痛苦得甚至不记得这场暴风雨的起因。没过多久，沟通途径的需求变得如此迫切，以致这样的情绪爆发每天都有，甚至每小时都会出现。
爸爸妈妈感到非常难过，但又不知所措。我们住的地方离任何盲人或聋人学校都很远，似乎也不太可能会有人愿意到塔斯坎比亚这样偏僻的地方，教一个又聋又盲的学生。事实上，我的朋友和亲戚们有时都怀疑我是否有能力接受教育。妈妈唯一的希望来自狄更斯的《游美札记》。她读过作者对劳拉·布里奇曼的描述，依稀记得劳拉又聋又盲，然而也接受了教育。但妈妈还想起一件苦闷无望的事就是，她发现教导聋盲人方法的豪威博士已经去世多年。他的方法很可能已经跟着他一起消逝了；即便没有，一个亚拉巴马州偏远小镇上的小女孩又怎样才能受到这些方法的恩泽呢？
我大概六岁时，爸爸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很杰出的眼科医生，很多看起来了无希望的案例，在他那里都做得很成功。父母立刻决定带我去巴尔的摩，看看为了我的眼睛是不是还可以做些努力。
我记得很清楚，这次旅程非常愉快。我在火车上交了很多朋友。一位女士给了我一盒贝壳。爸爸在贝壳上面打好洞，我可以把它们串起来，这让我开心满足了好一段时间。列车员也非常善良。来巡车的时候，列车员一边收票、给车票打洞，我就一边紧紧抓着他的上衣后摆不放。他让我玩他的打洞器，那对我来说真是个可爱的小玩具。我蜷缩在座位一角，在硬纸板上打出很多有趣的小洞洞，就这样自娱自乐玩了好几个小时。
姑姑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个大娃娃。那真是最滑稽、最奇形怪状的东西，这个即兴创作的娃娃没有鼻子，没有嘴巴，也没有耳朵和眼睛——甚至没有任何足以让孩子想象出一张脸的东西。奇怪的是，这个娃娃因为没有眼睛而给我的震撼，比其他所有缺陷加在一起都要大。我带着令人恼火的执着，把这一点跟所有人指出来，但似乎没人可以胜任给娃娃添上眼睛这一任务。然而，我脑海中闪现出一个绝妙的想法，问题得以解决。我翻下椅子，在下面翻找一通，直到找到姑姑的披肩，披肩有大颗珠子镶边。我拽下两颗珠子，示意姑姑，我想让她把珠子缝在我的娃娃上。她疑惑着把我的手抬起来放在她的眼睛上，我激动地点了点头。珠子被缝在了恰当的位置，我兴奋得不能自已，但很快我就对这个娃娃完全失去了兴趣。整趟旅程中我没有发过一点脾气，我的脑瓜和指尖有那么多事情可忙。
到达巴尔的摩时，奇泽姆医生亲切地来迎接我们，但是他帮不上忙。不过，他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建议我父亲咨询华盛顿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他可以给父亲一些有关聋人或盲人孩子的学校和老师的信息。遵循医生的建议，我们立刻动身赶往华盛顿拜访贝尔博士。爸爸心里很难过，充满担忧，但我完全体会不到他的苦恼，反而因为往来于不同地点而备感兴奋，获得了很多快乐。贝尔博士杰出的成就不仅赢得了众人的钦佩，而且尽管还是小孩子，我也能马上感受到他为诸多心灵所深爱的温柔与同情。他将我抱在膝盖上，我仔细查看他的手表，他让我感受了两下手表的振动。我知道他懂得我的手语，立刻就喜欢上了他。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次拜访打开了让我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孤独走向友情、陪伴、知识与爱的大门。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写信给阿纳格诺斯先生，波士顿帕金斯学校主任，这所学校体现了豪威博士为盲人付出的巨大努力，他可以问问阿纳格诺斯先生是否有老师能胜任开始教导我。父亲立刻照做，几周之后就收到了阿纳格诺斯先生亲切的回信，他很令人欣慰地向我们确定，已经找到一位老师。这是1886年夏天，但沙利文老师直到来年三月份才来到我家。
就这样，我走出了埃及，来到西奈山前，一种神圣的力量触动了我的灵魂，让它有了光芒，所以我看到了很多奇迹。从那圣洁的山上，听到一个声音在说：“知识是爱，是光，是憧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