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二〇〇一年四月，毕飞宇发表了《玉米》。从那时起，在文学界，人们频繁地提起“玉米”：“看《玉米》了吗？”“你觉得《玉米》怎么样？”局外人听来，好像人人家里种着一片地，地里长着玉米。
十几年前，莫言写出了《红高粱》，因为这题目和这小说，“高粱”这种贫贱的作物焕发出神奇的光芒，从此，提起这个词，我们会想起刺目的血、妖冶的绿，想起丰饶而残忍的大地。
——汉语之美、汉语之深厚和微妙，就在这一个一个的词，它被念出来，然后余音不绝，因为诗人和小说家们把层层叠叠的经验、梦想和激情写进了这个词里。
《玉米》也是贫贱的作物，在北方和南方，在平原和山地，玉米构成了乡土中国的基本景观，它太普通，太常见，提起玉米也许只会引出某种关于日常生活的记忆：它曾是我们童年时代的主要食物。但毕飞宇把这个词给了一个女人，他让“玉米”有了身体，美好的、但伤痕累累的身体，他还写了“玉秀”和“玉秧”，那是将要成熟的玉米和正在成长的玉米，从此，在“玉米”这个词里、在玉米的汁液中就流动着三个女人的眼泪和血和星光般的梦。
《玉米》、《玉秀》、《玉秧》，毕飞宇是一篇一篇写的，我估计，他原本只是想写《玉米》，最后形成这样一本书可能并非他的初衷。但也许就在写《玉米》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玉秀和玉秧，这两个女孩子站在玉米身后，被光彩夺目的姐姐遮蔽着，毕飞宇察觉到她们身上存在着某种可能性——小说中的人和生活中的人一样，每个足够活跃的灵魂都有一种冲动：要展开自己的故事，要从别人的故事里冲出去，开辟自己的天地。
小说家如同专制的家长或严谨的导演，他必须镇压和消除这种“自由主义”苗头，必须让人物各就其位。所以，在《玉米》中，毕飞宇没有向玉秀和玉秧让步。但是，作为小说家的毕飞宇有一个决定性的特点，那就是他对人、对人的性格和命运有不可遏止的好奇，当他意识到那两个女孩在阴影中暗自酝酿着激情，跃跃欲动时，他终究无法拒绝她们，他必须提供机会让她们动，让生命自行其是。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书，它由三个相互联系的故事构成，由三个不同性格和命运的女人构成，它不是传统意义上具有统一、强制、封闭性的结构意志的“长篇小说”，它更像是一次追逐：小说家被人的自由、人的魅力所引导，欲罢不能地追下去。
所以在这本名为《玉米》的书中，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人”，令人难忘的人。姐姐玉米是宽阔的，她像鹰，她是王者，她属于白天，她的体内有浩浩荡荡的长风；而玉秀和玉秧属于夜晚，秘密的、暧昧的、交杂着恐惧和狂喜的夜晚，玉秀如妖精，闪烁、荡漾，这火红的狐狸在月光中伶俐地寻觅、奔逃；玉秧平庸，但正是这种平庸吸引了毕飞宇，他在玉秧充满体积感的迟钝、笨重中看出田鼠般的敏感和警觉。
三个人，三个女人，她们生长于田野，她们都梦想远方。但通向远方的路崎岖、艰险，三姐妹中玉秧走得最远，她的所到之处却是幽暗、逼仄的“洞穴”；在她们脚下和心中横亘着铁一般的生存极限，她们焦渴、破碎于干旱坚硬之地。
——通过对“极限”的探测，毕飞宇广博地处理了诸如历史、政治、权力、伦理、性别与性、城镇与乡村等等主题，所有这些主题如同血管在人类生活的肌肤下运行。对我们来说，读《玉米》是经验的苏醒和整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乡土和城镇、那时的日常情境在毕飞宇笔下精确地展开，绝对地具体，因确凿直抵本质。
所以，这三个女人属于过去时代，那个时代塑造了她们的命运；但她们又属于现在和未来，因为她们来自“中国经验”中最令人伤痛、最具宿命意味的深处——在古老乡土和现代进程之间、在历史和生活之间，“个人”何以成立？她（他）的自由、她（他）的道德责任何以成立？我们从《玉米》中、从那激越的挣扎和惨烈的幻灭中看到了“人”的困难，看到“人”在重压下的可能，看到“人”的勇气、悲怆和尊严。
《玉米》的另一个可能的名字也许应该是《三姐妹》，这个和《玉米》一样朴素的名字让我想起契诃夫，想起他对俄罗斯大地上那三个女人的深情守望。
是的，守望，守和望，守着人、望着命运，这是作家的古老姿态，毕飞宇把这种姿态视为写作的根本意义所在——
我想起二〇〇一年初，毕飞宇在电话里没完没了地对我谈起“玉米”，这个词和这个女人，他不可自拔地沉溺其中，他爱她，她将因此而荣耀……
再往前二十年或三十年，在江苏北部的乡村，一个瘦削的、黝黑的孩子，他注视着无边无际的田野，泪水涌上他惊喜的眼睛，我听到他说：“玉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