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做梦的人很多，但你知道最厉害的做梦人是什么样的吗？那就是把自己的梦变成民族的梦。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上，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只有陶渊明。那梦，叫桃花源。
我在人生的一个关键时刻曾经受到过陶渊明的“加持”。那是在十八年前，我为了成为一个独立文化人决定辞去一所高等艺术学院院长职务，却阻碍重重。我说服不了学院里的师生和国家文化部的领导，已经到了犹豫不决的边缘。但是就在这时，头顶上似乎出现了陶渊明《归去来辞》里的呼唤：“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呼唤，像一声声催促、一声声责问、一声声鞭策，终于使我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因此，最后在国家文化部接受我辞职的欢送大会上，我特地引用了陶渊明的这首诗。
陶渊明所说的“田园”，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神家园”，既是有形的，更是无形的。他本人早年为了家里的生计，做过几次小官，但只要能勉强过日子，就辞职回家。我们初一听，他家里有菊花，有东篱，又看得到南山，非常舒适，但应该明白，他必须自己耕种。就像嵇康抡起铁锤打铁一样，亲力亲为。嵇康再怎么打铁，也是一个贵族知识分子，而陶渊明则选择了远离贵族生活。而且，嵇康和其他魏晋名士都有一点点故意要显摆自己的叛逆姿态，而陶渊明则是完全消失，不让别人追踪。因此，陶渊明更彻底。
细说起来，陶渊明家里人不少，完全靠种田，日子过得比较艰难。最要命的是，回家三年以后，一场大火把他们家烧得干干净净，这下他就陷入深深的贫困之中。四十五岁以后，他的诗文不太讲田园生活的潇洒了，更多的是想到老和死。他的一百多首诗里面，有几十处提到老和死，是中国古代诗人当中提到生命终点最多的，因此也成了最具有生命意识的一个人。他的生命意识，不像先秦诸子那样空蹈，也不像屈原、嵇康那么绮丽，而是体现为一种平实、恳切的状态，与人人都能接通，因此变得特别浩大。
季羡林先生曾对我说，他毕生的座右铭就是陶渊明的一首诗。我一听便笑了，因为那也是我的人生指南。那首诗只是最朴素的四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陶渊明的朴素，是对一切色彩的洗涤，因此也是中华文明在当时的一种最佳归结。他吸取了儒家的责任感，但放弃了儒家的虚浮礼仪；他更多地靠近道家，又不追求长生不老；他吸收了佛教的慈悲和看破，却又不陷入轮回迷信。结果，他皈依了一种纯粹的自然哲学：以自然为本，以自然为美，因循自然，欣赏自然，服从自然，投向自然。他本人，也因自然而净化了自我，领悟了生命。
陶渊明毕竟是一个大艺术家，他在深入地体验过生命哲学以后，就从自己的院子里跳了出来，跳到了桃花源。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田园是陶渊明的“此岸理想”，桃花源则是他的“彼岸理想”。田园很容易被实际生活的艰难所摧毁，因此他要建造一个永恒的世界。这个世界对现实世界具有一种宁静的批判性，批判改朝换代的历史，批判战乱不断的天地，批判刻意营造的规矩，批判所有违背自然的社会形态。但是，他又把这些批判完成得那么美丽，那么令人神往。
桃花源是无法实现的，这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构成了一个精神天国。有人说中国文化缺少一种超世的理想结构，我觉得桃花源就是。
陶渊明正是为了防止人们对桃花源做出过于现实化、地理化、景观化的低俗理解，因此特地安排了一个深刻的结尾。
当渔人离开桃花源的时候，桃花源人请他不要告诉别人。他出来的时候还在路上做了一些记号，结果再回头就找不到了，彻底迷路。我们的许多小说，即使像《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都缺少好的结尾，而这篇文章的这个结尾却很漂亮。
中国的超世理想，是由这么干净的文学笔调写出来的，因此不符合西方的学术规范，不被很多学者承认。其实，即使在古代中国，陶渊明也被承认得很晚。陶渊明的作品一直非常寂寞，甚至到了唐代还是这样。唐代已经有人提到他，但那个时代更需要热烈和多情，更需要李白、杜甫、白居易。直到中国历史终于拐入雅致的宋代，大家才开始重新发现陶渊明。最诚挚的发现者是苏东坡，他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你看，苏东坡认为陶渊明超过了李白和杜甫，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见，不由让人一震。苏东坡晚年又说，“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就是说，苏东坡不仅佩服他的文字，而且佩服他的气节。从此以后，人们越来越喜爱陶渊明。当然，这和后来的时势变化也有关系。兵荒马乱的时代，人们会更加思念田园和桃花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