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是一种摆脱一元论精神贫乏后的心灵自由，是马背英雄带着三分醉意走到一起后的朗声高歌，是各行各业在至高审美水准上的堂皇聚会，更是世界多元文化的平等交融、安全保存。
凡此种种，并不完全出于朝廷的政策，而是出于一种全民心态。全民心态，源于深刻意义上的“文化”。
现在我们国内有好多城市，都在争取成为“国际名城”，口气很大。从面积、人口、GDP等数据来看，都很像样。具体的硬件更是国际化，例如设计是法国的，木材是巴西的，钢材是德国的，好像这样就是国际大都市了。从市长到市民，都有这个误会。
国际大都市当然需要有经济、交通等方面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吸引力。它需要有一种特殊的集体心态。
这种心态，简单说来，就是对一切美好事物都有一种吸纳、呈示和保护的欢乐，不管它们来自何处。对于那些一时还不能立即辨别美好还是不美好的事物，也给予存在的权利。
罗马的医术、拜占庭的建筑、阿拉伯的面食、西域各地的音乐舞蹈，都大受唐朝人欢迎。外国来的商人、留学生、外交官、宗教人员随处可见，几乎不存在任何歧视。连皇帝也会很具体地关心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哪怕他们还非常年轻。几年前，在西安出土了一个方形的墓碑，上面刻有墓志铭。墓主是一个十九岁的日本留学生，他在长安去世了，中国皇帝居然亲自给这个外国留学生写了墓志铭。墓志铭中提到“日本国”，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出现“日本”两字。二〇〇六年我去东京参加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日本正在纪念这件事，我也参加了隆重的仪式。外国留学生可以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因此也能在唐朝做官。
唐代让我特别佩服的是，收容了不少已经被毁灭的外国宗教。你看，不管摩尼教也好，袄教也好，在原来的流传地都遭遇了不幸。摩尼教的创造人摩尼，已经被处以死刑，非常残酷。祆教迫害过摩尼教，但后来自己又被伊斯兰教消灭了。而这些破碎的宗教在长安城里却各有自己的据点，各有自己的信徒。唐朝，尽自己的力量吸纳着世界各地的精神流浪者。
我在伊朗南部的波斯波利斯考察古代波斯王宫的时候，偶然发现袄教发源地就在附近，便赶到那里做了考察，这事在《千年一叹》这本书中有详细描述。我在那里看到的败落景象，中国唐代时就应该是这样了，因为祆教当时已被消灭。但怎么想得到呢，在长安城里面，祆教教堂有四座，都建在朱雀大街上，而且都建造得很好。
在本土已遭消灭的文化，到另外一个地方“死灰复燃”，这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叫“异地封存”。异地封存看似可怜，却有可能保持住它们的本来形态，就像被蜡封在一个坛子里。一个地方，能让远方的文化“异地封存”，这是一种文明的气度，应该受到永远的尊敬。
唐代吸收了外国那么多东西，却没有吸收外国的制度文化，而日本和新罗都根据唐代的制度文化促进了自己国家的改革。什么叫盛世？这就叫盛世。
以唐代长安来比照一下现代世界。现在已经是全球化时代，信息充分公开，哪个城市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都有明确的数据可以比较，但从文化上来评判国际大都市就有一定难度了。
那么，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现在世界上有哪几个城市是公认的国际文化大都市？
要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必须凭借着自身的体制优势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世界文化创造者聚集的中心，并有源源不断的重大创新成果被世界广泛接受。伦敦拥有过莎士比亚，这当然不错，但这并不是它在今天仍然要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的主要原因。历史毕竟只是历史，在欧洲，雅典、罗马、佛罗伦萨的文化历史更辉煌，却也无法进入我们选择的行列。对此，过于喜欢炫耀本地历史的中国市长们需要清醒。
如果把时间推到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前期，我们的第一选择应该是巴黎。多少艺术创造者在那里工作，多少新兴流派在那里产生。普法战争中法国惨败，但在七年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巴黎又骄傲地显示出自己仍然是欧洲文化的引领者。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地位急剧上升，使纽约具有了更大的文化会聚能力。这曾使巴黎很不服气，直到现在，巴黎市面上对于美国文化还有点儿格格不入。但是事实是无情的，从好莱坞到麦当劳，都已经对巴黎深度渗透。伦敦的会聚力和创造力，虽然比不上纽约和巴黎，却也不可小觑。
在文化上，东京吸收得多，吐出得少。日本文化从本性上比较内向，即使在过去的军事扩张和现在的技术输出中，文化还是内向的。日本的文化创意，更多地停留在设计层面和技术层面，而较少在人文层面上被世界广泛接受。
香港具有国际化和自由度的优势，本应在文化上产生更大的力度。但是，由于一直缺少文化身份，构不成城市规模的文化氛围。直到今天，热点是芜杂的，情绪是偏激的，创造是断残的。我现在还看不到香港文化的乐观前景。
在大中华文化圈里，内地几座城市的文化，官场意志太重，近年来网络和传媒又被民粹文化所左右，等级越来越低，实在让人厌烦；台北的文化曾经有不错的底子，但近年来政治话题过于浓烈，降低了文化的能见度。
法兰克福本来是有资格的，倒不是因为它是歌德的故乡。它可以被选的原因有三：一是法兰克福学派；二是法兰克福书展；三是它一度被称为德国传媒中心。但这些年来，三个因素都明显趋软。法兰克福学派已经有很多年缺少重大成果；法兰克福书展仍然不错，但世界上其他大规模的书展也已经层出不穷；至于传媒中心，自从德国把首都从波恩迁回柏林，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因此，这几年我已经不把它划进来了。
对于中国城市的文化创建，一、必须着眼于当代创新，而不要继续炫耀自己城市过去有过的文化陈迹；二、必须着眼于多方人才的引进，而不要继续在已有的圈子里拔苗助长；三、必须着眼于保护文化人才，使他们免遭伤害，而不要对文化伤害事件漠不关心；四、必须着眼于个体创造，而不要继续以官方的意志来“打造文化”。
我在说这些意见时，不完全以国外的文化大都市作为标准。更常用的对比坐标，倒是唐代的长安。
三年前我在美国纽约大学亨特学院演讲时曾说：“作为当代国际文化大都市，纽约与古代国际文化大都市长安相比，有一个重大欠缺，那就是欠缺诗意。一座城市缺少诗意，就像一个美女缺少韵味，终究是一个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