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9月，父亲来信说：我决定与你母离婚，务必回家一趟。信简短而急切，如同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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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9月，父亲来信说：我决定与你母离婚，务必回家一趟。信简短而急切，如同电报。“决定”“务必”之类的公文语言是父亲当村长时学的。我讨厌这类语言，但父亲会写“务必”，已很不错了，他只读过三年小学。
我去找领导请假，含糊其词只说家事，领导说原因不清，不得准假。我只得说：“父亲要离婚。”
“父亲要离婚？你父亲多大了？”
“五十多了。”
“五十多了，还要离婚？”领导瞪大眼睛说。
“是的。我父亲是这么说的。”
领导想一想，下结论说：“你父亲真是风流人物。”
“是的。”
“那你回去也没用啊。”
“是的，不过，我得回家一趟。”
我觉得父亲离婚有点荒唐可笑，他郑重其事要我“务必”回去一趟更是不妥，可能被哪个女人搞昏了头，他不怕我回去反对他离婚吗？若是我，我想我会先离婚，然后若无其事通知子女，生米煮成熟饭再反对也无济于事了。
故乡离我居住的城市有一千里之遥，我坐在车子里，无聊得要命，回想起那个名叫西地的村子。那里漫山遍野都是竹子，村口有一棵老柳杉，像一座绿塔镇着，塔上栖着乌鸦和喜鹊，乌鸦报丧，喜鹊叫喜，很勾人情绪，乌鸦多数沉默，喜鹊总比乌鸦叫得多，村子似乎喜事多多。老柳杉总有千把来岁，树龄也就是村史，据说是老祖宗手植，村人很敬畏的，树下安了香炉朝拜。本来，这种村子的开创者应该是个篾匠才对，他上山伐竹，久而久之便定居于此。实际上老祖宗是个仕途失意的读书人，曾经做过部长一类的官，具体管些什么，我不大清楚，他像所有的读书人有股乡村情结，稍不高兴就想起隐居，好像他不高兴是城市惹的。他在西地过着耕读生活，大约希望后代们也过耕读生活的，遗憾的是，后代们退化了，严重退化了，他们只耕不读。确实，在这种村子里，读书是奢侈的，也是无用的。老祖宗之后，西地再也没有像样的读书人，只出产农夫和手工艺人，偶尔也出父亲这等浪人。
父亲天生不像个农夫，但生活又偏偏安排他当农夫，这就很有些悲剧性或者喜剧性。父亲缺乏农夫必备的诸如吃苦耐劳、质朴勤快等品性，他懒散，喜欢夜游，喜欢睡懒觉，这些通常是读书人才有的习性。他也像读书人有十分强烈的自我感觉。农夫，除非喜庆，是不大在乎身体哪个部位美丑的，父亲从头到脚都时刻注意，并且刻意包装。二十多年前，那时村子叫作大队，村民叫作社员，社员在家穿布鞋，劳作穿草鞋，皮鞋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父亲是村里拥有皮鞋的屈指可数的人物之一，还不时拿手里把玩，神情很自得的。社员自家不刮胡子，那是走村串户的理发匠的事。理发匠每月来村一次，随便将他们的头发剪短，顺便也刮掉胡子。父亲理发比他们讲究许多，发型是自己选择的，平头，头发上翻，这是当时非常体面的发型，因为报纸上的国家领导人都是这个样子，他接触的公社干部也是这个样子，社员一般不敢理成这样，那基本是国家干部的专利。父亲连大队干部也不是，居然敢理这种发型，遭人嘲笑自然难免。社员们说，伯虎，你像个公社干部呢。父亲谦虚地说，我们种田人，哪里会像公社干部？社员们又说，像是像，可惜有干部的相，没干部的命。父亲并不在乎挖苦，他以为像公社干部已很值得自豪，他也像公社干部自己料理胡子，隔三岔五，便端一脸盆水，对着镜子，脸部涂上肥皂，取出刮须刀小心翼翼来来回回地刮，然后对镜长时间地自我欣赏。父亲五官端正，脸型方正，确实富有观赏价值，田间劳作又给他抹上一抹古铜色，颇具质感，若是蓄起胡子，男子气更重些，可能更美些，可惜当时举国上下无蓄须之习，蓄须甚至是颓废的，犯罪的，父亲当然不知美髯之说了，否则，他一定会精心护养胡子。
父亲左腕还套一块东风牌手表，他是全村唯一戴手表者。父亲就是这样，他足蹬皮鞋，身着中山装，左胸口袋里插一支自来水笔，脸修理得干干净净，在村子里转来转去，完全像个驻村干部。
父亲的行为，使母亲横竖看不顺眼。父亲刮胡子，母亲说，你刮什么胡子？你又不是公社干部。父亲插自来水笔，母亲说，你插什么自来水笔？你又不是公社干部。父亲穿皮鞋，母亲说，你穿什么皮鞋？你又不是公社干部。母亲看不顺眼的原因是穷，当地方言叫作跌股，就是跌破了屁股的意思，暗喻穷困潦倒的狼狈状。父亲只知道睡懒觉、刮胡子、夜游，或者拉二胡、下象棋、闲聊，再则便是赌博，找女人睡觉，家里焉能不跌股？
父亲嗜赌在村里很出名，听说我两岁那年的一个雪夜，母亲抱了我闯进赌场，将我扔到赌桌上回头就走，企图迫使他回家。父亲抱上我一路追来，见追不上，放我在路旁，说，孩子放这里，给我抱回去。母亲头也不回，说，不要，你扔掉。父亲说，你不要，就扔掉。说完只管自己回赌场。那夜我作为他们的赌注躺在雪地上，差点儿要了我的命。父亲好色也同样有名，他的形象颇讨女人喜欢，据说村里村外总睡过数打女人。
父亲是典型的浪人，对母亲的劝告、嘲讽、咒骂，既不反驳，也不理睬，很有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派头。母亲曾多次吵着要离婚，但都没有离成，大约也是说说而已，威吓一下。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整日陀螺似的忙里忙外，一家子全靠她一人操持，在村里有口皆碑，与父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大约这也是阴阳相生相克吧。
2
我小时可能弱智，村人都叫我呆瓜，呆瓜就是我在村里的名字。我到六岁才开口说话，在我的记忆里，六岁以前一片空白，若有，也是听说的，近乎传说。呆瓜头大身子小，像个长柄的葫芦，喜欢仰头面无表情看天，谁叫都无反应。那样子看来不是天才便是白痴，可成人后我完全正常，像所有的庸人一样，是个庸人。不知道人们怎样对待呆瓜，大约很受歧视吧，即便我开口说话了，也说得极少，寡言乃至沉默，照样谁叫他都无反应。
但我毕竟会说话了，母亲也就忘了我是弱智的，把我当作了一个劳力。我六岁那年，母亲买了一头牛犊回来，让我养，那牛犊一身纯黄，很是可爱。后来牛犊就成了我童年最好的伙伴，也是唯一的伙伴。我穿着开裆裤，赤着脚丫，日日带它上水草茂盛之处。我给它取名叫“老虎”，这是村人骂牛的前半句，全文是“老虎咬的”，它性子有点野，轻易不让人碰，即便苍蝇飞它身上，也使它浑身不适，甩起牛尾巴，奔跳不已。我与人难得说话，但与老虎却有说有笑，它似乎懂我的话。我说，老虎，再吃两口。它就再吃两口。我说，老虎，到前面一点。它就到前面一点。我说，老虎，你笨死呢。它就拿大牛眼瞪我。它长得飞快，到第二年春天，我可以骑它身上了。村人都说呆瓜乖，牛养得好。他们训斥孩子，就说，你还不如呆瓜，你看人家牛养得这么肥。
父亲开始打牛的主意，牛成为父母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
“卖了。”父亲说。
“不卖，再过两年给生产队犁田，顶一个劳力呢。”
“卖，我要送呆瓜上学，他上学，谁放牛？”
“一边上学一边放牛。”
“上学还顾得上放牛？”
“人家孩子不都是一边上学一边放牛？”
“我要让他专心上学，讨饭也送他读到高中毕业。”
“读那么多书干吗？识几个字，会记记账也就够了。”
“你懂个屁，我就吃没读书的苦，要是高中毕业，还在这儿种田？不也当个公社干部！”
母亲嘻笑说：“他当公社干部？将来他会不会种田吃饭，我都担心呢。”
父亲说：“我看他不比别人笨，不就是少说几句话，聪明人都心里做事少说话。”
母亲争不过父亲，问我会不会读书，我说会读。父亲高兴地说：“你听，你听，他说会读，我看他一定会读，他性格就像读书人。”
母亲又嘻笑说：“你会算命？要是像你说的，我也放心了。呆瓜，你喜欢读书还是放牛？”
我说放牛。父亲狠狠地说：“没出息的东西。”
一天早晨，我醒来照例先上牛栏，平时，它听到我的脚步声，就“姆妈，姆妈”叫上两声，算是向我问好；我若躲着不见，它便“姆妈姆妈”地乱叫一气，那是我一天快乐的开始。那天，我意外地没听见它的叫声，跑去一看，栏里竟是空的，老虎？老虎？老虎呢？“老虎不见了，呜……”母亲不知什么时候路过牛栏，见状先赏我屁股一巴掌，说：“大清早跑这里哭丧干什么？”
我说：“老虎，老虎，老虎不见了。”
“总是肚子饿跑出去吃草。”
“不会，它不会。”
“这也用哭？我去找。”母亲在村子里走走停停，边走边喊，“谁看见我家牛牯？我家牛牯不见了。”
母亲的叫声招来了村人，都说没看见。母亲这才慌了，与我村里村外找了多遍，希望侥幸能找到老虎，在焦急中想起经常彻夜不归的父亲，骂骂咧咧道：“他死哪儿去了？死哪儿去了，家里牛丢了也不知回来。”
牛丢了，在村里是大事，村人也很关心，他们猜测说，说不准伯虎牵去卖了。母亲说，嗯。继而又摇头说，不会的，他要卖，也不用偷偷摸摸。村人说，说不准他打赌输钱牵去押赌账。母亲说，要是那样，我跟他拼命。于是大家对父亲都产生了一种期待心理，可是父亲不知哪儿去了。
傍晚时分，父亲的身影总算出现在村口，大家呼叫道：“回来了！回来了！”父亲走过老柳杉，隔着一排一排的棕榈，身影不断在棕榈间闪动，看上去走得飞快，好像家里有急事等他回来解决，到离我们不远处，他突然停住，挽起袖子，右手扶着左手仔细地看，这时，大家发现了他手上的手表，不约而同呼叫道：“手表，手表，伯虎手上戴手表。”大家让手表吸引，遂忘了牛，都围上去观赏手表，这稀罕物儿村人只有在进村的公社干部手上远远见过，可以这么近观还是头一遭，一时间，父亲成了兴趣中心，俨然重要人物。他对这种戏剧性效果显然相当满意、得意，不厌其烦回答众人的提问：
“准不准？”
“准，仅差三十秒。”
“什么牌头？”
“东风牌，带夜光的。”
“还带夜光？我看看，我看看。”
“现在看不见，夜里才看见。”
“钟点怎么数的？”
“讲起来蛮复杂，以后有工夫慢慢教你。”
父亲戴手表，母亲大概觉得也蛮有面子，明知故问：“什么东西？这么神奇。”
“手表。”父亲说。
母亲盘问说：“你哪里得来？”
“自己买的。”
“你有钱买？”
“那就借的。”
“谁借你手表。”
父亲开心地说：“偷的。”
“偷？”
“打赌赢的，相信了吧。”
“打赌赢的？不稀罕，手还未戴暖，就是人家的了。”虽说不稀罕，到底缓和了情绪，母亲平静地问，“牛你牵去卖了？”
父亲一惊，挥一挥手说：“你做梦？说梦话。”
“那牛怎么丢了？”
“牛又不是跳蚤，那么大东西怎么会丢？”
“找了半天，也没影迹，怕是被偷了？”
父亲随即显出紧张，急忙要去找牛，母亲确信牛是丢了，顿时号啕大哭起来，说她忍饥挨饿花三担稻谷买得牛犊养得这般大，说丢就丢，家里就它值钱，它怎么能丢？它怎么能丢？父亲大丈夫气概说，你哭丧？不就丢一头牛。好像他家有几十头牛似的。村人也安慰说，丢一头牛，赢一只手表，也算扯平，莫哭，莫哭。我忽然手指着父亲说，是他偷卖了我的牛，换得手表。我的语气坚硬、冷漠，充满仇视，村人全被我的话所震惊，父亲涨红了脸，一时不知所措，待他反应过来，我脸上挨了重重一记耳光，像一挂鞭炮在众人中间炸响。你个兔崽子，我宰了你。父亲骂道。我并不屈服，用更加坚硬、冷漠的口气说，就是你。我看见父亲的巴掌苍鹰搏兔似的朝我猛扑过来，但立刻被众人挡住，纷纷拉扯道，小孩子言，不要当真，不要当真。
此后多日，村人都沉浸在手表带来的新奇之中，特别是妇女们，有事没事总爱问现在几点，父亲抬起左腕，很庄严地瞟上两眼，高声说几点几分。好奇一些的还要上前亲手摸摸，脱下戴自家手腕上试试，父亲趁机胡乱捏她们乳房几下，引得一阵“要死，要死”的欢笑来。更有迷信者，家里孩子受惊哭夜，亦别出心裁欲借手表一试，父亲虽然不舍，但事关人命，也偶尔出借，嘱咐千万小心千万小心。他们嘴里喏喏，千万小心拿去悬挂孩子床前，孩子夜里看着手表的一圈荧光，果然不哭。这使村民愈发感到手表神秘。
手表确乎唤起了村人的时间意识，它不仅是计时工具，同时也明确昭示着生命存在。现在，我在回乡的车子里想起村子，它与手表何其相似，手表对于时间，不过一圈一圈循环往复；村子对于历史，不过一代一代循环往复，它们不停地重复，时间就记下了，历史就延续了，就这么简单。村子似乎也可以拿来作为计算历史人生的工具。
但手表也险些被没收，父亲戴手表很使大队长伯良不快，看他得意扬扬地向妇女们宣布现在几点几点，颇有犯上之嫌。他表情严肃地说，伯虎，你这手表，打赌赢的，来路不正，应当上交。父亲就像三九天被当头泼了一瓢冷水，嗫嚅着半天应不出声。伯良又严正说，手表你暂时戴着，等大队研究后，再做处理。伯良说完急急离去，好像马上就要研究。父亲愣在那里惹得妇女们嗤笑说，看你爱出风头，活该。好在母亲明察暗访，很快探出手表并非打赌赢来，而是偷卖了牛牯拿钱买的。你可以想象接踵而来母亲铺天盖地滔滔不绝的诅咒和谩骂，可父亲对付母亲向来很有办法，就是不予理睬。
父亲自然不关心他偷卖老虎给我带来的伤害。不久，我正式入学，一位女教师来到村子，她美丽的形象渐渐替代了老虎在我心中的位置。
3
西地在很冷僻的山坳里，下车后还得走两公里山道。下车时我毫无来由被一种孤独感攫着，那感觉来得突兀而强烈，若不是千里迢迢，我可能会回头逃走。我就坐在岔口上抽起烟来，不一会儿，一辆拖拉机轰轰烈烈地驶来，伯乐站在车斗内，我看见他就不能做孤独状了，他是我的小学老师，我招呼道：“伯乐老师。”
当伯乐从车斗爬下来，我吃了一惊。他走路一跛一跛的，像船夫摇橹，身体也比先前短了许多，肩膀和背好像在同一个平面上了，他仰了脸朝我点头说：“呆瓜，你回来了？”
我看着他的腿，又说：“伯乐老师？”
伯乐也看看自己的腿，丧气地说：“别提，去厦门开牛肉铺，让车撞的，钱没赚来，白白赔一条腿。”
“你不教书？”
“腿都瘸了，不教书还能干吗？”
我说这样的。伯乐从袋里搜出一根劣质纸烟，见我手里有烟，划根火柴独自点了，说：“呆瓜，你回家是为父母的事吧？”
“是的。”
“你知道了？”
“不太知道，你说说吧。”
“其实我也不懂，说错了别怪罪。”
“随便说吧。”
伯乐想了想，慎重地说：“我得先总结一句，要说你母亲，不用说是个好人。你父亲自然也是个好人，就是风流一些，这也不算什么，当皇帝的更风流呢。关键出在离婚上，依我看，这一层大可不必。为什么这样说？第一，快六十的人都闻到棺材气了，离婚让人笑话；第二，让当子女的难堪；第三，……”伯乐严肃地大口大口吸烟，大约在搜索词汇。
乡里人，识几个字的，都喜欢在他认为重要的人物面前，动用公文体以显示水平。经他这么认真总结，我反倒觉得滑稽，游戏似的。我说：“我父亲新找的女人，你见过吗？”
“当然。她也住在村里，就跟你母亲一块住。”
“跟我母亲一块住？”
“奇怪了吧。”伯乐看我一眼，突然幽默起来，“其实也没什么奇怪，以前男人娶三房四房女人，还不是都住一个屋子里？”
伯乐说得确实没错，那么我父亲就是继承民族的优良传统了。这些年，父亲在外面经商，大概很赚了些钱，属于先富起来的那批人，用官方的话说就是致富带头人。重新换个女人，在这些新阔起来的人里普遍得很，官方内参称为“蓄妾”“养小老婆”。这是容易理解的，富贵思淫欲嘛，连女人都不想要，还阔起来干吗？与众不同的是父亲正儿八经闹离婚，他大概刚看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这类洋话。
村边照样还立着一排一排的棕榈。村里棕榈是很多的，它们屋前屋后随处生长，将村子覆盖，毛糙的圆杆撑着一团团大叶子，像一朵朵绿云飘浮在村子之间，这恐怕是西地最值得自豪的地方。村子变化不算大，却也触人眼目，这变化来自村子中间的两间水泥房子。村子原先一律是祖父辈以上留下的木房子，苍老而古朴，颇具文物价值。现在，山下随处可见的两间水泥房子生硬地插在中间，显得格外愚蠢而又傲慢，村子就像被强暴了似的。
我说：“那两间新房子谁家的？”
伯乐说：“你家的，你不知道？”
“我家的，是吗？”
“你家是第一个盖新房子的，我们村的好事都给你家包了。”伯乐很是羡慕地说。
我在新屋门前站了好些时间，而懒得进去。周围的老屋都围在厚重的石墙里面，墙上爬满了爬行类植物，隐约有人声自墙缝间漏出，墙边摇摆着几只懒散的母鸡，公鸡们昂首跟在边上，不时振翅咯咯寻欢。这景象我是很熟悉的，便认真观赏它们，几乎忘了我是因为父母闹离婚回来的。
突然，我头顶上有人说话，楼下那个人是谁啊？我抬头看见三楼阳台的栏杆上倚着一个女人，她正好奇地观赏着我。不一会儿，父亲的脑袋出现在她的身后，我想她就是父亲的小老婆了。父亲低声说，你回来了。那女人很灿烂地笑了笑，立即下楼来替我开门。
开门出来，那女人又很灿烂地笑了笑，说：“呆瓜，我还是头一次见你呢。”
“我也是。”接着我又不怀好意地问，“我叫你什么呢？”
“当然是名字，我名字叫李小芳。”她倒是没有一点不好意思，好像很早我们就是一家人似的，一点也没有因拆散我的父母而觉得有点对不起我，比如脸上露出那么一点尴尬。她倒是像我妹妹，很热烈地迎接我回家。
她应该比我还小几岁，脸儿也白净，身段也挺，衣着也是城里打扮，甚至可以说时髦，不像西地一带的女人那么土里土气，在村里实在是很跳的。她使我想起以前的女老师林红，这样一想，我对她也就不那么敌视了。
父亲迟迟不下楼来，似乎是在躲我，也许在后悔，要我“务必回家一趟”。在他眼里，我已经是个大知识分子，他可能有些怕我。
我不见母亲，上楼问父亲：“我娘呢？”
父亲表情有点僵硬，说：“她在老屋整理房间。”
“她不住这儿？”
“她住这儿，但是她说要搬回老屋住。”
我说知道了，便去老屋，但又有些怕见母亲，路上就磨磨蹭蹭的。青石砌的门楼里面是天井，走过将天井砌成两半的碎石子路，踏上三级踏跺，是八开间正屋，住十几户人家，中间一个大厅，供红白喜事用，楼上中间也是一个大厅，供奉祖宗用，踏跺两旁挖两眼水塘，原意大约模仿富贵人家的莲池，实际上专门做垃圾塘用，正屋原来也模仿富贵人家雕梁画栋，窗棂、廊柱和榫头间刻着许多瑞草瑞兽和人物图案，比如梅花鹿、蝙蝠、牡丹、佛手、灵芝、八宝，桃园结义、岳母刺字、柳毅传书、刘海钓蛤蟆、鲤鱼跳龙门……许多经典故事，我最初就是在屋子里看到的。在我离开的这些年，它们似乎也纷纷离家出走了，窗棂、廊柱和榫头都已剥落得不成样子，随时可能倒塌下来。它现在就像我的母亲，快要被人抛弃了。
幸好母亲不是我想象的那般，是个弃妇。她还是老样子，还是那么健壮，一副吃苦耐劳状。她见了我，停下手中的活儿，脸上夕阳似的，把整个老屋都照亮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敢问离婚的事，母亲却自己说了：“你爸要跟我离婚了。”母亲的口气很是满不在乎，继而她又说：“我都半截入土了，离不离婚有什么关系。”
这样就好，若是母亲一见我就大哭起来，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我叹了口气，说：“爸干吗要离婚？”
“不是他要离，离不离他才无所谓，是李小芳要他离，她要明媒正娶，不要当小老婆。仔细想想也是，要是我也不愿意，就是明媒正娶我也不愿意，这样好的一个大姑娘，嫁给他，他们年龄都差三十来岁，可惜了。”母亲就像说着别人的故事，显出惋惜的神情。接着，她就说起村里的稀奇事儿：
“伯乐又生了一个儿子。”
“伯乐不是结扎了，怎么还生儿子？”
“就是嘛。”母亲笑笑说。
4
据说伯乐出去做生意，他老婆在家里肚子大起来，村人当面只当没看见，背后说，伯乐老婆，嗨嗨，伯乐老婆。伯乐老婆也不去引产，足月就在家里生下来，像上一趟厕所一样方便。
伯乐不在家，村人反而照顾得周到些，给她送鸡送面送尿布，轮流着帮忙。这样，伯乐老婆不要男人，月子也坐得好好的。
孩子一日一日长大，伯乐老婆抱出来，别人看见，就过来抢着抱，夸孩子贵人气，左看看右看看，说：“伯乐真有福气。”
伯乐老婆就说：“嗐，他哪里会生。”
男人们就乐着争当孩子爸爸，伯乐老婆也乐着说：“你们想死呢。”
伯乐瘸了腿回来，自觉无颜见乡亲父老，到村口躲在竹林里等村人入睡，才偷偷摸摸回家来。伯乐老婆已在信里得知他折了腿，哭也哭过，伤心也伤心过，所以见面也不特别难过，说你回来了，就去给他烧水洗身，做饭。
伯乐睡觉的时候，发现床上多了一个孩子，奇怪地问：“孩子谁家的，怎么躺我们床上？”
伯乐老婆说：“你的。”
伯乐以为她说笑，又问：“谁家的？”
伯乐老婆说：“你的，就是你的。”
伯乐疑惑地看着老婆，上前捏她乳房，出奶的，确实刚生过孩子，怒道：“孩子是谁的？”
伯乐老婆说：“你生什么气？你不花一分力气，就得一个孩子，还不高兴？”
“孩子是谁的？”伯乐大怒道，撑起巴掌想揍老婆，举到半空看老婆并不畏惧，又停住了，先声讨说，“你叫我以后怎么做人？”
伯乐老婆说：“村里谁谁谁不是这样？你也知道，不是照样做人！”“我跟他们比？”伯乐骂道，“你这个婊子！我出去做生意，你在家里生孩子。”
“你骂我婊子！好，你老婆是婊子，那你是什么？”伯乐老婆也生气了。
伯乐喉咙里就发出一种吼吼声，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完也就完了。
这种事也是平常的，性，就像吃饭，村人于性方面是相当随便的，性在村里可谓一项大众化的娱乐。入夜，村子静谧而又生动，那些娶不起老婆的光棍们和刚刚发育完全的毛头小子，鬼似的穿梭于男人外出的妇女窗下，男人不在家，妇女们闲着也乐于接待，他们往往大多如愿以偿。不少妇女还拥有固定相好，公开的和不公开的，都相安无事。许多男人对待老婆就像自留地，谁爱来播种就来吧，反正收获是自己的，生下孩子照例叫他爸爸，而不叫别人爸爸。
只是伯乐的老婆生下孩子来，多少有点不妥。十多年前，伯乐响应国家号召，将自己送去结扎，事先谁也不知道，他从县里回来宣布自己已经结扎，村人大惑不解道：“伯乐，你送去阉了？”
“是结扎，不是阉。”
“你阉了干吗？现在公家又不要太监。”
“是结扎，不是阉，跟你们讲不清楚。”伯乐大声说，而且有些居高临下。
“那你结扎干吗？”
“结扎可以转正。”
“国家有这个政策？”
“政策是没有，事在人为嘛，现在大家都不愿意结扎，我响应号召结扎了，国家还会亏待我？我的事迹都上了地区报纸，县里广播也播了，还能不转个正？”
“那我们去结扎，是不是也能转个正？”
伯乐笑道：“国家只重视赶在前头的，哪里管得了后面跟班的。”说着郑重其事拿出报纸供大家欣赏。村人没几个识字的，说黑压压看不懂，你念我们听听。伯乐就神采飞扬高声地念：“民办教师去结扎，只因计划生育好……”
此后，伯乐便专心等候转正，变了个人似的，除了教书，猪不杀了，牛不宰了，田也不种了。伯乐杀猪，既准又狠，一刀子进去，猪还来不及痛快嚎叫几声，就咽了气，伯乐抖抖手上的鲜血，快活得眼角抽筋，很为自己的手艺精湛而陶醉。宰牛场面则很残忍，牛牵到溪滩边，绑树根或竹竿上，伯乐抡起斧头猛砸牛头三下，牛轰然倒下，淌着眼泪喘气，伯乐立即拿尖刀划破牛肚活活剥皮，有时牛皮剥下晒溪滩上了，大牛眼还张着，淌着眼泪，伯乐照样快活得眼角抽筋，很为自己的手艺精湛而陶醉。相比之下，他教书不算出色，领读和尚念经似的，没有平仄、抑扬、顿挫，经常打磕巴，咕噜一声便是停顿了，并且伴随着一股酸气，半个教室都可闻见，前排孩子就皱鼻子嚷嚷：酸，酸。伯乐听了，摔下课本，操起箬竹教鞭甩在黑板上，很响，经常吓得人尿裤子。现在想起来，伯乐集教师和屠夫于一身，挺有意味的。只是结扎以后，再没有看到他杀猪宰牛，不知结扎与当屠夫有什么冲突。村里少了这么一位技艺精湛的业余屠夫，大家都怪可惜的。
半年过去，国家还没给他转正的意思，伯乐不长胡子的三角脸上很多了几道皱纹，那时我父亲已是村长，他时常找上门来，颓丧道：“伯虎，再打个报告，要求一下，要求一下。”
“好，报告你自己写，我盖章。”父亲其实并不赞同他拿结扎换转正，以为聪明过头，他关心的是那东西还有没有用。
伯乐说：“有用。”
“总不一样吧。”
“就是不流那个了。”
父亲哈哈说：“不流那个，还来什么劲，女人就喜欢那点东西。”父亲和伯乐曾经很要好，村人形容他们好得就像一粒米。这形容汉语里没有，很地方特色的。伯乐小父亲十来岁，当过兵，他的文化知识大部分是部队上学的，复员后，指望国家给他安排个公社人武干部当当，可他是农村户口，没份儿。回村懒得种田，就赌博，找女人。这方面父亲是他师傅，他们结伴同行，在方圆百里内结交了许多同道，还不时带些不三不四的拜把兄弟回来，搅得家里鸡犬不宁。
他们也跑江湖，做生意。
当时经商被富有想象力地称为“资本主义尾巴”，要割，只有父亲这等浪人敢为。他们偷偷摸摸跑到三千里外的东北，买得红参、鹿茸回来，走村串户贩卖。乡里人极信赖红参、鹿茸，以为头等大补之物，凡身体虚弱，必不惜血本买些这个，所以也赚得些钱，但父亲从来没把钱拿回家用，早送进哪个也是违禁的赌场了。他带回来的是三日三夜也说不尽的途中见闻。
现在回忆，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无意中让我大开了眼界，应当感激才是。他的故事欲也像情欲一样旺盛，刚放下包袱，端一脸盆水到屋檐下一边擦身，一边就眉飞色舞叙述路上的冒险经历，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父亲露着两排白牙，故事就绵绵不绝地从里面流出，流出。
父亲永远是快乐的，但伯乐不是这样，他学父亲孟浪，可能是自暴自弃，平时总是表情阴郁，双手抱膝，猫那里一动不动，很深沉的样子。只有杀猪宰牛方显出快活。
伯乐是替代女教师林红当上民办教师，才浪子回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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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放荡，母亲从来也不管，也管不住，既然管不住，还是不管的好。若不是李小芳一定要父亲离婚，她和李小芳是可以和平共处的，这样的事，母亲也不是头一次面对，事实上她和李小芳也和平共处了整整一年。
一年前，父亲志得意满地带了李小芳回来，这个女人一进门，母亲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但她也没有反应。父亲老不知耻地说，以后我们是一家人了，你不要有意见，有意见也没用，你是大的，她是小的，你照顾她些。母亲没吭声，平淡地看了李小芳几眼。父亲又指使说，烧一锅水，我们洗澡。母亲便下灶替他们烧洗澡水。新屋虽然模仿城里的建筑，有卫生间，有浴室，但还没来得及安装热水器，父亲很觉着对不起李小芳，歉意说，明天下山买热水器。洗了澡，父亲又让母亲铺床。父亲说，你睡二楼，我们睡三楼，床单要新的。
随着李小芳的到来，父亲和母亲实际上已不是夫妻关系，母亲好像是父亲雇用的一个老妈子，替他们烧水、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这些活，母亲一辈子都在干，也没有特别的感觉。相比之下，不习惯的还是李小芳，刚来时，尽管在心里已有一千种准备，但和母亲面对面的时候，心里怎么也别扭，开始她对母亲是很警惕的，随时准备对付来自母亲方面的打击，但看看母亲并没有什么动静，也就心安理得了。
当村人发觉父亲带回来的李小芳，是他的小老婆，自然要引起轰动。男人啧啧赞叹，末了很深刻地总结道，时代变了，现在只要有钱，男人又可以娶三妻四妾了；女人则奇怪我母亲为什么不吵不闹，容忍他把小老婆带回家。我想，母亲对父亲早已心灰意冷，他干什么都无所谓了。
这种新的生活，比较让母亲心烦的是李小芳的叫床，这个女人叫床的声音，总是把母亲从睡梦中吵醒，母亲想象不出这种事，有什么值得这样大呼小叫的，她甚至觉着李小芳挺可怜的，那么要死要活地叫上半天，不累？有时还杀猪似的“啊！啊！啊！”尖叫起来，直叫得母亲心惊肉跳，再也无法安稳入睡。
这事，母亲私下里跟父亲交涉过，母亲说：“你们晚上做事，求你们声音小点。”
父亲涎着脸说：“你都听见的？”
“你们这样响，谁听不见，全村人都听见。”
“谁叫你听？你不会睡觉？”
“谁要听？我是被你们吵醒的。”
交涉虽然没结果，好在父亲和李小芳经常外出，不常住在家里，即便住在家里，这样的声音也渐渐地稀少了，父亲到底不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了。
也许就是这次交涉激怒了李小芳，父亲把这事告诉她，李小芳羞怒道：“讨厌。”
父亲得意道：“这样很好嘛，你不叫得这样响，我就不喜欢你了。”
“讨厌。”李小芳拉下脸说，“我不住这儿了。”
“不住这儿，住哪儿？”
“烦死了。”
“又发小孩子脾气。”父亲安慰说。
“谁发小孩子脾气。”李小芳沉默一会儿，终于说，“我要你离婚，让她搬出去。”
“听到就听到，这有什么关系，干吗要离婚？”
“不，我不要，我不想这样过下去了，你不离，我就走。”
“要离婚也好好说，干吗发脾气？”
父亲是经不起李小芳逼的，但离婚是大事，况且又这把年纪了，也不可轻易决定。最后又不能不决定，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愧对母亲，干巴巴几乎是求母亲说：“我们离婚，怎么样？”
没想到母亲马上同意了：“离婚，好的。我也早想搬出去住了。”
父亲郑重其事的离婚大事，因为母亲的无所谓，竟变得异常简单。父亲倒是怕我反对，所以叫我回来，免得以后我不认他这个爹。这夜，父亲东拉西扯就是不敢跟我谈离婚的事，反而是李小芳勇敢，她看看我，严肃地说：
“你父母离婚，请不要怪我。”
我说：“我不怪你。”
“我只是要个名分，其他都没关系。”
李小芳的“其他”大概是指财产吧。不等我回答，父亲赶紧接嘴道：“对，只是个名分，其他都不变。我想你娘不要搬回老屋住，就住在这儿。”
李小芳说：“我想也是。”
我想李小芳想的恐怕有点水分。母亲说：“嗨，我要搬回老屋住，轻闲些。我已经服侍你一辈子了，我也该歇歇了，小芳，以后他就交给你了。”
母亲说完，眼角的皱纹动了几下，眼里竟发出光来，好像她是解脱了，突然解脱了。父亲就把目光移到我脸上，希望我表态。其实，只要母亲同意，我干吗要反对，又不是跟我离婚。再说一个男人能娶上小他一辈儿的女人，毕竟也不容易。
我说：“好嘛，离婚好嘛，这样我就有两个娘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李小芳顺便把脸也红了。
事情算是解决了，但我心里还是有些沉重，夜里我睡不着，悄悄爬上楼顶，没想到母亲也站在楼顶上。我叫了声娘，她转过脸来，我还没看清她的脸，她就用双手捂住脸，抑制不住地抽泣起来了。我扶着她，劝慰道：“离了就离了，你跟爸有什么好，还是离了好。”她点点头，虽然竭尽全力，还是无法止住抽泣，全身愈发地颤动不已，那抽泣好像完全控制了身体。母亲伤心成这样，我又能怎么办呢？
6
那夜，母亲回房后，我又爬上楼顶站了许久。周围是老屋的黑瓦背，月光落在上面，有淡淡的反光，黑瓦背下面偶尔传来几声孩子的夜哭，好像是无意中哭出了人生的痛苦。我漫无头绪地想着母亲、父亲、李小芳以及西地这个村子，后来我又想起了女老师林红。
林红是被那个时代送到西地来的，她的身份应该是“知识青年”，这是那个时代多数年轻人都无法逃避的命运。她进村最先遇见的人可能是我，那时我在村口碓房的水槽上放水玩，让流水哗哗驱动水轮。她立在老柳杉下，一身草绿色，黑辫子撂在胸前，脸是白色的，像月光一样透明、柔和，让人想到远方。我就忘了放水，呆呆地看她，她一定是父亲经常讲的城市女孩了。她问村子是不是就叫西地，我赶快点头说是。
她松口气，过来往下面看，下面是一挂瀑布和碓房，水槽就接在瀑口上，我站瀑口上放水玩让她吓坏了。“你怎么在这种地方玩，快上来。”她叫道。
看她慌兮兮的，我觉着好笑，不过我还是乖乖上来了。她又松口气，说：“吓死人。”
“我天天在这儿玩。”
“以后不许上这儿玩。”
“这儿最好玩。”
“你这个野孩子，叫什么名字？”
我朝她笑笑，说：“我知道你是谁。”
“你知道？我是谁？”
“你是女老师。”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村里早就传说有个女老师要来了。
“你今年几岁？”
“八岁。”
她上上下下地看我，笑道：“八岁还穿开裆裤？”
“我一直穿开裆裤。”
“你知道八岁的小孩要干什么？”
“读书。”
“对，你想不想读书？”
“想。”
“好，以后就由我教你读书，好不好？”
“好。”
“说话算数，我们拉钩。”
说也有些怪，我对她有种难以言说的亲近感，好像早已熟悉，刚遇着她，就有说有笑，而且很听她话。在村里我不是这样，谁叫都无反应的。我迎接故人似的，蹦蹦跳跳领她进村，但是看见门楼光滑的石门槛，忽然兔子似的溜了，我不想让人知道我与女老师林红已经有了隐秘联系。
几天后，母亲让我脱下开裆裤，穿上裤子，临走塞两个红蛋给我手里，说，好好读书。父亲也拉我过去，随手卷走我手里一只红蛋，剥了塞自家嘴里，咕哝道：“好好读书。”
母亲说：“你怎么抢他红蛋吃。”
“蛋吃多了粘嘴，还会读书？”父亲又指着自己的手腕许愿，“呆瓜，你若读到高中毕业，这只手表，送你。”
我看也懒得看那只手表，搬了凳子一声不吭就走。有趣的是，父亲真记着当初的许诺，我高中毕业，他真的脱下手表送我。我虽憎恶过它，但毕竟是父亲引以为豪的珍稀之物，也就收了，只是从来不戴，至今放抽屉里，我讨厌手表将时间切得那么细。
学堂也就是村口的老祠堂，敬祖宗与读书合用，祖宗坐正厅，学生坐厢房。在山里野惯的孩子，也想尝尝读书的滋味，开学这天，都带了凳子，奔着、跑着去祠堂，满满坐了一屋。女老师林红见有那么多学生，很高兴，脸在黑板前移来移去，像天上的月亮。她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字，教我们念：毛主席万岁。这个我们早就学会了，觉着读书原来这么回事，非常简单。但临到正式学汉字，圆铅笔好像活的，总不听话，怎么画也不像，不觉泄气，凳子开始悄悄地搬走，几个月后，仅剩我一人。
女老师林红逐家逐户家访。家长们说，随他吧，爱读不读，反正不靠读书吃饭。女老师眼泪就在眼里浮动，家长们又赶紧补充说，老师，你书教得好，大家都知道，可惜孩子不是读书的命，你莫挂心上。女老师只剩我一个学生，又和我拉钩，说，呆瓜，你不能逃，说话算数。我使劲点头，她勉强笑笑，脸上露出些许慰藉，像有许多学生似的，上课照旧尽力高声说话，声音在空荡荡的祠堂里跑来跑去，孤寂落寞，听了让人鼻子酸涩。作业布置后，她便坐我对面用手托着下巴长时间发愣，或去外面溪滩上坐着凝视溪水流走，待她想着叫我，就是放学了。
当然，村人对她的教学水平是很怀疑的，说这么个孩子，在家里还吃奶呢，教什么书。等到期末考试，她带我去公社小学参加统考，得了第一名，他们才肃然起敬，后悔没有强迫孩子读书。不过，由于她从城里来，处处显得与村人不同，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对她倒蛮有兴趣，有空了就怪模怪样学她说话，拿她闲谈，说她看见公鸡趴母鸡身上，脸红得像红蛋，日日洗脚，脚丫子洗得比脸还白，上厕所用纸而不用篾片，见也没见过。
本来她住大队长伯良家，公家人来都住他家。一日，伯良老婆提出她应该住我家，因为她仅教我一人，也方便。这理由大概无可辩驳，伯良就安排她住我家。父亲以极大的热情腾出一间空房，特地赶往公社买了油光纸、糨糊和玻璃，平平整整地将焦黑的老房间糊得亮而且鲜，给窗户装上玻璃，还把自己玩的二胡挂壁上当装饰品。女老师林红过来发现布置一新的房间，感动得眼睛湿湿的，眼睫毛就像沾了露水的青草，立在眼眶边沿摇曳。
邻居跟了进来，看看又看看，开玩笑说：“伯虎，房间打扮得这样新，是不是给呆瓜抬新娘？”
母亲难为情地说：“家里狗窝似的，就怕人家老师住不惯呢。”
“怎么可以这样说。”女老师也难为情地说。
父亲嘿嘿笑着，恳切地说：“林老师，你来村里教书，是呆瓜的福气，我无论如何要呆瓜跟你读书，以后就难为你了，他虽然不爱说话，我看书还是会读的。”
“我不教他还教谁？”女老师摸摸我脑门，问，“呆瓜，喜欢老师住你家不？”
我说：“喜欢。”
女老师俯身说：“喜欢跟老师一起住不？”
母亲吃惊说：“呆瓜脏兮兮的，你怎么能跟他住？”
女老师说：“以后我来照看他。”
我红了脸，仰头看女老师林红，忽然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身子在缓慢而又快速地升高，一直升到高过林红半头，我说，我长得这么高大了。她晕红了脸点头。我说，走吧。拉了她手便从窗口腾空而出，张开的手臂也就是翅膀，那一瞬间我就这样领着女老师林红飞了。
这样，上课也就不去祠堂，就在房间里。桌子太高，我蹲在老式太师椅上写字，她靠床上翻来覆去看自己带来的几本书，看厌了就教新课，课程进度比正规学校快了许多，没东西教时也教她自己看的书，比如一本《唐诗三百首》，她穿插着教，我虽不懂什么意思，但念着顺口，时间长了，差不多全都会背。天冷了，母亲生一炉火端来，我们就围在炉边念唐诗，那情景特别美好，炉火红红的，女老师的脸也映得红红的。课余父亲也进来烤火，天南地北给她讲自己闯荡江湖的经历，她听着听着，睁大了眼睛，惊奇地看他，父亲就有些不好意思，脸也被炉火烘得红红的。
女老师也帮着做家务，譬如提水喂猪烧火煮饭，虽然不比村人利索，但她乐意干，娱乐似的，欢喜得母亲逢人就说老师真好，天上掉下的。我的衣服也是她洗的，还监督我洗脚洗澡，将我料理得干干净净，好像我也是城里来的。她实在对我太好了，以至于我忘了她是老师，敢拉她辫子缠着她讲故事，亲热得常遭父亲训斥。
以父亲的德行，平时见这等年轻的女性，肯定要动手动脚的，但女老师是他敬畏的公家人，与他差距甚大，在她面前，从来都很尊重的，也就是说说闲话，或者拉一段二胡给她听。父亲的二胡不知哪里学的，这一带乡间，几乎村村都有几人会拉二胡，也算是江南丝竹之遗韵吧。父亲擅长拟声，他拉出的开门声、关门声、鸟叫声和其他动物的叫声，几可乱真，常博得村人喝彩，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也会拉，但拉得最好的曲子是当地一带流行很广的《小方青》。
女老师喜欢听父亲拉二胡，在那些漫长的夜晚，窗外月光是有的，女老师躺床上睡不着，就说：“老吴，拉段二胡听听。”
父亲说：“都睡了，还拉？”
“夜长，拉段听听吧。”
“二胡在你房间。”
女老师让我送去二胡，父亲就摸下床来，坐在黑暗里问，拉哪段？女老师说小方青求乞那段吧。父亲调几下弦，音乐就从指间流出，凄凉地穿过板壁，在房间里稍作停留，然后缓慢地走进窗外站满棕榈的月光地里。女老师起身坐着，目光期期艾艾地注视窗外，好像看着饥寒交迫的小方青步步走远。“好，好。”拉完一段，女老师动情地说，“二胡就在这样的夜晚最好听。”目光照旧期期艾艾地注视窗外。
有时，她声音低沉地问我：“呆瓜，这样的夜晚，唐诗里怎么写？”
开始我不知道，问多了也就明白她问的是那个叫李白的人写的《静夜思》，便有板有眼摇头晃脑念：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对，对。”女老师低声说，“睡吧。”
7
这很像一场梦，就像那夜月光下面的老房子，我就是孩子梦中的一声夜哭。
父亲比先前恋家了许多，懒觉也睡得更多，生产队催他出工，就说病了。起床后自己泡点饭吃，而后无聊地踱出门楼，这时，村里男女老少上山的上山，下田的下田，闲着的几乎只有父亲一人。我虽不跟他背后，但也约略想象得出他的举动，他若有所思地看看石墙，看看棕榈，看看涌上山去的竹林，看多了越发若有所思，这时脚旁公鸡风流的咯咯声可能打断了他的思绪，低头去看，来了兴致，随即捡一根树枝，恶作剧地驱赶它们。公鸡寻欢未遂，更加蓬松了羽毛，冒着巨大风险再次接近母鸡，好在它们动作迅速，即便遭到干涉，也能在很短的空隙里完成好事。父亲看了，嘴角绽起一丝微笑，若有所悟地慢慢踱回房间，立背后看我写字读书，并且关心起我的身体，说小孩子整日关房间里闷头读书，要驼背的，就遣我出去玩耍。
我并不想出去玩耍，但也没办法。通常我去竹林里玩，松鼠似的蹿上竹竿，在上面竹枝间缠个结，屁股套进去弯下竹子，上下左右荡来荡去荡秋千。以前，我总是拖着女老师也来荡秋千，她坐上面提心吊胆的，很有趣，可是她渐渐不爱玩了，我一个人玩有些寂寞，隐隐觉着女老师有些不对，她不玩秋千，在家里与父亲待着干什么呢？我有点生她的气，有一次，就溜回家来探个究竟。房间是木板的，我踮着脚尖轻轻移动，趴在房门的缝隙间往里看，父亲和女老师站里面互相抱着，嘴和嘴互相接着，父亲背朝房门，女老师眼睛是闭的，他们忘乎所以地接嘴，嘴里发出舌头转动的响声。我不知道这是干什么，只觉着心里被毛茸茸的什么东西抚着，痒痒的，麻麻的，那时我不懂接嘴也是男女相悦的一种方式，村里的男女嘻嘻哈哈抓乳房摸屁股是常见的，但这样闭着眼睛接嘴我从未见过，就静静趴着看他们接嘴，女老师手吊在父亲脖子上，渐渐松弛开来，我突然感到一阵紧张，想尿尿，就憋着劲跑出去尿尿。
那几天，我被接嘴的欲望所折磨，既然女老师喜欢接嘴，我也想试试。我选择了隔壁的燕燕，因为她看上去干净，嘴唇儿红白分明。我跑去找燕燕说：
“燕燕，我教你念书好不好？”
“好。”燕燕笑眯眯说。
“上我房间，再教你。”
燕燕跟了来，我关上房门说：“我们先玩一种游戏，再念书。”
“什么游戏？”
“接嘴。”
“好。”燕燕立那里仰了脸等我接嘴。
我说你过来。燕燕就过来。我说你伸手挂我脖子上。燕燕就伸手挂我脖子上。我说你闭上眼睛，燕燕就闭上眼睛。我说等接上嘴你伸舌头到我嘴里。燕燕说好。我就双手搂她接嘴，燕燕舌尖在我嘴里转来转去，尖尖的，暖暖的，嫩嫩的，有点痒，好像一种柔软甜美的食物进了嘴里，我尝出滋味，不觉咬了一口，燕燕张眼看我一下，立即又闭上，叫：
“啊啊，呆瓜咬我舌头，痛痛。”
我赶紧替她抹去眼泪，又擦她几下鼻子，说：“别哭，快别哭，我教你念书。”
“痛痛，呆瓜咬我。”燕燕不理我，唱歌似的哭着回去。
这事大家只当作笑谈，女老师却相当严肃，第二日上课，她手里握一杆铅笔，指我额头说：“呆瓜，你知道你做错了什么？”
我迷茫地看她，然后低头不语，她又拿铅笔指我说：“你知道你做错了什么？”
我摇头表示不知道，女老师嘴角忍着笑意说：“你还不知道，你昨天干吗找燕燕亲嘴？”
看她这般严肃，我才知道嘴是不可亲的，那么她干吗又和父亲亲嘴呢？我正在想，女老师笑了说：“你干吗咬她舌头？”
我说：“舌头好咬，就咬一下。”
“你怎么想到找人家亲嘴？”
我抬头看她，高兴说：“我看见你和爸爸接嘴，我也想试试。”
女老师脸唰地红了，眼睛惊恐地躲开，我看着她侧着的脸、扭着的脖子和线条优美的耳朵，都红红的，很好看。我说：“老师，接嘴不对吗？”
我听见她呼吸短而急，像一只挨打的虫子在鼻孔里窜来窜去。她伸手抓着自己的辫子胆怯地说：“呆瓜，你在哪里看见？”
“在门缝里。”
“还有谁看见？”
“没有。”
“你告诉谁了？”
“没有。”
“你对谁都不能说，懂吗？”
“懂。”
“你要是说出去，老师就不能教你读书了。你想不想老师教你读书？”
“想。”
“那么我们拉钩。”
但是女老师的秘密还是被人知道了。
清明节后的一天，女老师有气无力不想上课，让我去玩。外面下着雨，雾气从竹林上面一排一排走进村子，然后慢慢散开，在棕榈间绕来绕去。我立屋檐下觉着雾气溜到了身上，湿湿的，细看却什么也没有。回房的时候，我听见房间里发出一种沉闷的呜呜声，停下细听，好像女老师在哭，开门一看，真是女老师在哭，她趴在床上蒙着被子，露一双脚在外面，被子随着她的哭泣而微微抖动。老师，老师！我低低叫了两声。她没有应。我不敢再叫，被子下面的哭泣让九岁的我不知所措，我不声不响退出房间，跑到楼下去找母亲。幸好下雨天母亲没有上山，正与邻居闲扯栏里的猪崽。我拉母亲回来偷偷说老师在房间里哭。
“她伤心呢。”进了房间，母亲掀去女老师蒙着的被子，立床前恭敬地说：“老师，你莫放心里去，哭坏了我呆瓜谁教他读书？”
女老师转过身子，眼睛红红的，直直地看母亲一会儿，仰脸说：“我对不起你。”
母亲柔声说：“老师，这种事，莫放心里去，伯虎不找你，也找别人，猫都馋，哪有男人不馋的。你有什么对不起我？你住我家，伯虎他也恋家了许多，我应当感激你才是，看你模样儿像天上掉下的，连我都喜欢呢。”
女老师看母亲情真意切，毫无伤害她的意思，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又哽咽说：“我对不起你。”母亲看看女老师，不好意思地说：“老师，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
“什么事？”女老师撸一下头发，小心问。
母亲静默一会儿，笑笑说：“老师，你一个城里人来我家，待呆瓜那么好，待我也那么好，我想也是缘分，不怕难为情，我早有个想法，想跟你结拜成姐妹，就像他们男人结拜兄弟，一辈子好，只是我这样一个山里人，不配与你做姐妹，所以一直不敢说。”母亲说着蹲下去征求老师意见，女老师随即扑母亲肩上失声痛哭。母亲感动得闭了眼睛听老师哭，眼泪也慢慢溢出，掉下来。
母亲和林红结拜姐妹，大概是她这辈子做过的最浪漫的事了。此后，她便不再随我叫老师，而是直呼其名，她确乎像对待姐妹一样对待林红，处处关怀备至，甚至考虑到她一个人寂寞难耐，主动要求父亲亲近她一些。现在想起，简直不可思议，但这样做反而使女老师冷淡了父亲，这是不是母亲原意，我不知道。我想母亲没那么复杂，她确实喜欢老师，甚至乐意与她共享自己的男人，如此而已。不久，女老师病了，时常恶心，每次母亲都俯她耳朵上问：“来了没有？”
老师摇头，母亲又说：“还没来，怕是真有了，都是那个剐千刀的。”
那时我不懂母亲问的“来了没有”是什么来了没有，但它显然很重要。母亲为此拧着父亲耳朵骂：“都是你，要真有了，你叫她今后怎么嫁人？”
父亲搓着挨拧的耳朵，满不在乎地说：“去医院流掉，现在有这种手术。”
母亲说：“流掉？你说得轻巧，人家一个黄花闺女，不让人笑死！”
父亲嬉皮笑脸说：“不流掉，难道生下来？”
女老师的病，是个秘密，母亲特别嘱咐我对谁也不要说。自女老师病后，父亲见她表情就讪讪的，也不大进房问候，好像故意躲着。过了近一个月，女老师决定上县城一趟，母亲让父亲陪她去，她不同意，母亲说自己陪她去，她也不同意。
那夜，母亲杀了一只正在产蛋的母鸡熬汤，又取出父亲带回珍藏多时的鹿茸，在她看来，天底下最滋补的莫过于鸡汤熬鹿茸。她把鸡汤和鹿茸装入陶罐里，放锅里用文火熬，倾听着锅里沸水滚动陶罐的噗噗声，神情专注而又生动，感觉火候差不多了，将汤汁倒入碗里，叫我拿灯，自己双手捧着端到女老师面前。
母亲说：“一点药，你喝下。”
女老师看看碗里，认出是鸡汤，说：“我不喝，你自己喝吧。”
“快趁热喝下，明天走路省力些。”
“我会走路，你自己喝。”
父亲说：“她要你喝，就喝吧。”
女老师只得勉强喝下，母亲满意地看她喝完，接过碗说：“依我看，明天还是让他陪你去，你一个人，我真不放心。”
女老师赶紧说：“不要，真不要。”
我不知道林红是否就是这个晚上决定，永远离开西地。想来她要离开是必然的。即便她真的喜欢父亲，也不可能当着母亲的面，让她照顾着，心安理得地与她的男人好。她确实是决定离开了，睡觉的时候，她把我抱在怀里，悄悄问我：
“呆瓜，你喜欢老师不？”
“喜欢。”
“老师好看不？”
“好看。”
“要是老师走了，你想我不？”
“我想。”
“好了。睡吧。”
我躺下就睡，一点不懂这是告别。待我醒来，她就永远地消失了，她就这样离开了村子。父亲因了她的离去，越发地无聊了。其实，现在的李小芳何尝不是林红故事的延续，虽然她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但从故事的角度看，她们刚好是衔接的，或者她们是故事的两种可能性。
8
我还想说一说伯乐。我回到西地，最高兴的人似乎不是母亲，而是伯乐。伯乐当了民办教师后，便觉着自己是个知识分子了，与一般村民不是一个档次。这就有点麻烦，人，一旦觉着高人一等，高处不胜寒的境况是免不了的。伯乐就拥有了不少通常属于知识分子专利的孤独感，他大概引我为同类吧，我每次回家总是要找我谈谈。他确乎也与一般村民不同，村民一般不会想到永恒，他们活着就活着，然后入土为安。伯乐不是这样，他有很强的历史感，然后希望躺在历史里永恒。
他进入历史的办法应该说无可争议，就是修家谱。那天早上，刚吃过饭，伯乐就端着两本线装书从门楼里拐出来，他的脸色也像线装书一样苍黄，看上去很古。我知道他是找我的，赶紧迎上去说：“伯乐老师，吃过了？”
“吃过了。”
“两本什么书？”
“家谱。”伯乐庄严地说。
阳光被门楼切成两块，门槛是阴的，伯乐点了一支烟，摸摸屁股坐在石门槛上，慢条斯理介绍，旧的是老谱，新的是未完稿的新谱。我们赵姓三代未做家谱了，家谱这东西，意义非常重大，关系到千秋万代。我腿虽然瘸了，但还有点用处，做人一辈子，总得给后代留下点东西，家谱完成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呆瓜，你这个年龄可能还没有感觉，到我的岁数就感到非常重要了，人活一辈子，临头就是家谱里一行字，人总要进入历史才有意义。
伯乐说话的时候，苍黄的脸上升起一种历史学家的神圣感。我接过他小心递上的老谱，找一个石墩坐下翻看，扉页后面是祖宗画像，戴官帽，穿朝服，但并不威严，他在枯黄的纸上目光和蔼地注视我。他有三个老婆，十八个子女，括号里注着××迁往×处，××迁往×处。祖宗的繁殖能力让我惊讶，他大概在村里太没事干了，专门捣腾男女那档子事。再翻下去也都是代承谱系，谁是谁的儿子孙子重孙子，用黑线连着，一清二楚。我想起多年前村子的夜晚，觉着一清二楚的黑线令人生疑，起码也值得商榷。伯乐又送上新谱，并且翻到我的名字下面让我看，我看见自己名下有一行记述，毕业于××获××供职于×地任××，像是个人物。我的名字前面是父亲、母亲，再前面就全是死者，我挤他们下面，说不出的别扭，好像也死了很久。我说：“活人也入谱的？”
伯乐遇到知音似的，快活地说：“你内行人，问到点子上了，按老谱做法，活人不入谱，但这样容易造成断代，活人入谱，是新做法。”我得感谢伯乐，这样我就提前进入了历史，提前获得了人生意义。我又翻了翻，看见伯乐名下标着几子几女，也有记述，而且是一大段，×年至×年当兵，×年至×年任教师，×年至×年经商，×年……复任教师，好像是个重要人物。我注意到他结扎后老婆生的孩子，没有列在自己名下，显然他不接受这个事实，也没有记载×年×月响应国家号召送去结扎，看来他对结扎也不那么自豪了。
伯乐拿家谱我看，是请我欣赏他的成果，有点炫耀的意思。等我欣赏完毕，他恍然大悟的样子，一拍大腿说：“啊，我忘了上课。”说罢端着两本家谱一拐一拐地往村口祠堂赶去。
我想起他老婆在他结扎后生的孩子，想看个究竟，就上伯乐家。伯乐老婆见了我，热情地说，坐，坐。我见她身边并没有孩子，想问，又不好意思。伯乐老婆说，你爸离了？我说离了。伯乐老婆莫名其妙地笑了笑，让我很不理解，我爸离婚，有什么好笑的！后来我才知道她不是笑我爸离婚，她很聪明地说，你来是想看看孩子吧？我说，他在哪儿？伯乐老婆叹气说，可惜你见不着了。我说，怎么了？伯乐老婆说，卖了，被伯乐卖到厦门那边去了。我吃惊地说，你讲笑话。伯乐老婆忽然伤心起来，擦了几下鼻子说，是真的，伯乐嫌孩子不是他生的，就卖了。我说，有这种事，怎么可以卖孩子？伯乐老婆又擦几下鼻子，答非所问地说，买的那户人家很有钱，孩子在那边反比我自己养好，这样我也放心了。伯乐老婆仔细地看着我，忽然又不伤心了，说，呆瓜，孩子长得像你呢。我说，是吗？伯乐老婆看了看门外，见没有人，俯过身来压低声音悄悄问我，你都知道了吧？我说，什么啊？伯乐老婆说，孩子是你爸的。我张开嘴巴，就停在空中，不知说什么好。伯乐老婆却自然得很，一点羞耻感也没有，反而有点自豪似的。又说，不信，去问你爸。
就算是真的，我觉着也不该由伯乐老婆来告诉我，她和我父亲通奸，生下孩子来，毕竟不是光荣的事。她不羞，我还得替父亲羞，惭愧地退了出来。父亲是当事人，我不便问，我去问母亲。母亲点头说，昨天，我不好意思告诉你，你爸，他什么事干不出来。后来我才发现，这件事，除了我不知道，村里谁都知道，伯乐老婆确实也没有必要隐瞒。
伯乐听说他老婆生下来的孩子，是我父亲的种，气得差点吐出血来。这孩子是任何人的种，他也好受些，偏偏是伯虎的。俗话说，只可吃朋友的鸡，不可欺朋友的妻。伯虎和他既然好得像一粒米，怎么可以这样！伯乐就找我父亲声讨。
“听说那小杂种，是你的？”
“你老婆是这样说，我不太清楚。”
“你不是人。”
“别这样说，你以前不是也睡过别人的老婆。”父亲嘻嘻哈哈道。
“你们还生出杂种来。”
“她都四十多了，哪知道还会生？”
“你小心，总有一天要遭报应的。”
“要有报应，我们都早死了。”父亲又嘻嘻哈哈道。
父亲在村里又是村长又有钱，在伯乐看来，无疑是个恶霸，一时也找不到办法报复他。这就使他寝食难安，尤其是看见小杂种，总使他想起伯虎和自己老婆在他床上苟且的事，就觉着血往外涌。这种事，一般村民想想也就算了，若一时想不通，也不妨找个别人的老婆苟且一回，也弄出个小杂种，这样总可以想通了。但是，我想，伯乐不是一般的村民。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别人的老婆弄出孩子来，再说他对那种事早已没了兴趣，开始可能还有兴趣的，但就像父亲说的，结扎后不流那个还有什么劲，也不见得是女人觉得没劲，主要是自己觉得没劲，伯乐后来干脆就阳痿了，跟太监差不多。太监总是可怕的，最终，他没有弄死孩子，只是卖掉，已算很有恻隐之心。他在厦门一带开过牛肉铺，了解那一带有这种买卖。他把孩子带到厦门卖了回来，觉得狠狠报复了父亲，快乐地宣布：孩子卖了九千块钱。
伯乐卖孩子是经他老婆同意的，伯乐说：“把小杂种卖了。”
伯乐老婆说：“不卖。”
“不卖？不卖我就弄死他。”
“你敢。”
“我不敢？你等着瞧。”
伯乐老婆怕他来真的，也就同意了。
大概是伯乐扬言过要对孩子下毒手，父亲甚至怀疑孩子不是被他卖掉，而是被他谋杀。他以村长的身份叫来伯乐审问说：“你把孩子卖了？”
伯乐理直气壮地说：“我卖自己的孩子，你管得着？”
伯乐以为他老婆生的孩子，所有权当然归他。对此，父亲好像也没意见，气短地说：“好了，你卖孩子，我不管，但是有人反映，你不是卖，而是杀了孩子。”
“放屁！可以卖钱的东西，我杀了，不可惜？！”
父亲可能也想不到，他的风流成果，别人可以拿去卖钱。他还是不太放心，根据伯乐提供的地址，专门去了一趟厦门，证实孩子确实在那边好好活着，才作罢。父亲对自己的种多少还是有点关心的。
9
父亲新婚之后，其事业也达到了人生的顶点。他在城里开了一家参茸铺，批发兼零售，占领了相当的市场份额，同时他又是村里的村长，领导着几百号村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是个大忙人了，在城里、村里来回流动，好像哪儿都少不了他。那时，他比以前竭力模仿的公社干部可派头多了，经常一身名牌，比如皮尔·卡丹、金利来、堡狮龙，手里提着小提包，里面装着“大哥大”，那砖头状的“大哥大”，在当时是暴发户的标志。而且他又娶了一个小他一辈儿的李小芳，老夫少妻，多么风光啊。
这样风光的生活，父亲过了三年，三年后再次离婚。这次离婚，是李小芳打电话告诉我的。李小芳说，你父亲又在赌博。我说，是的，他一直就在赌博。李小芳说，他把钱都赌光了。我说，都赌光了？李小芳在电话那头突然很愤怒，说，我要跟你父亲离婚。
我又再次回到西地，我觉得很可笑，我总是在父亲离婚的时候回到西地。但这回，父亲的变化很是出乎我的意料，父亲老了，老得好像不能再老了。他看见我，也没什么表情，靠在椅子上，半闭了眼睛，嘴巴来回嚅动着，不知在嚼什么东西，那样子很专注，大概就像我小时的模样，似乎也是弱智的，除了嘴里的那点东西，他对嘴巴以外的世界已经不感兴趣了。我说，你在吃什么？父亲停止了咀嚼，胀了一下脖子，将嘴里的东西咽下去，说，黄豆。当时我也不知道黄豆对他原来那么重要，也就不问了。
李小芳什么也没变，而父亲却变得这么老了，他们两个在一起，确实不像一对夫妻，父亲倒更像是她的爷爷，起码也是父亲，李小芳跟着这样的一个丈夫过日子，我也有点同情她。
她好像很需要我的理解，几乎是用恳求的口气说：“我跟你父亲离婚，你怎么想？”
我说：“我没意见。”
李小芳又叹一口气说：“我跟你父亲结婚，是一个错误。”
“是的。”
“我除了自己的衣服，什么也不要。”
其实，父亲除了那两间不能搬动的屋子，也没什么东西了。让李小芳那么愤怒的那次赌博，发生在半年前，父亲不但输光了身上的钱，作为暴发户标志的“大哥大”，连城里的参茸铺也输了，只得转手他人。
母亲对李小芳的离婚，颇有微词。母亲甚至义务替父亲当说客，劝了几次，但是李小芳不听。
母亲说：“李小芳见你父亲老了，又不要他了。”
我说：“嗯。”
“你父亲老得这么快，还不是她捣的。”
“嗯。”
“你父亲命也不好，这么老了还要离婚。”
母亲的意思是，李小芳是个狐狸精，吸光了父亲身上的精血，就不要他了。李小芳叫床的声音，在村里是很有名的，母亲即便搬回了老屋住，也听得见。但是，从某天开始，李小芳不叫了，不叫了的李小芳脾气就大，村人经常就听到他们的吵闹声。
李小芳说：“别来了。”
父亲说：“嗨，嗨嗨。”
“不能来，就别来了。”
“谁说我不能来了？”
“你是不是在外面乱来，回家就不行了。”
“要是那样，我就高兴了。”
“那怎么就没用了？”
“嗨嗨，会有用的。”
“烦死了。”
“唉……”
父亲在村里几乎成了一个笑话，大家都知道他那玩意儿不行了，那玩意儿不行，自然是很好笑的。三百多年前，冯梦龙在这一带当县令，就搜集过许多这方面的笑话。譬如他的《笑林广记》里有一则是这样的：一老翁年过花甲，犹欲娶妾。友人劝之曰，老兄年逾耳顺，精力渐衰，何必作此有名无实之事？老翁不悦曰，我老当益壮，汝何以知我有名无实，我偏要名实兼而有之。友曰，既要纳宠，未识要何等人？翁曰，我不要娇娆幼女，只要平常少妇。一要体胖，二要拳大，三要指尖，四要有七八个月身孕。友曰，老兄所要，令人不解。翁曰，六十非人不暖，体胖好给我暖身，拳大好与我捶腿，指尖好与我搔背。要七八个月身孕者，万一我一时高兴，恐那话疲软不举，好教他底下伸出小手儿来望里拉。
父亲是衰老了，父亲的衰老当然是从床上开始的，其实，谁的衰老又不是从床上开始的？父亲远不如笑话中的老翁那般机智，对他来说，别的东西没用了也就算了，那玩意儿没用了是万万不可的。父亲开始吃鹿鞭。他做鹿茸生意，吃鹿鞭很方便，他教李小芳用老酒炖。但鹿鞭也没帮上父亲什么忙，吃了老酒炖的鹿鞭，也未见它有什么威力，倒是老酒发挥了威力，把父亲醉得晕头晕脑。
那段时间，父亲吃了很多鹿鞭，每天夜里吃一次，村子里四处弥散着鹿鞭和老酒的气味。那时，他除了吃鹿鞭，对什么都不关心，生意也亏空了。而且这鹿鞭贵得很，就算父亲有点钱，长期也是吃不起的。李小芳就不再替父亲炖鹿鞭。
李小芳说：“别吃了，这东西没用。”
父亲说：“有用的，会有用的。”
“真别吃了，你把全世界的鹿鞭都吃下去，也没用的。”
“为什么？我就不信。”
“你老了，老了自然就没用了。”
父亲突然很恼火，大声说：“我老了？你嫌我老了？”
李小芳被吓了一跳，也大声说：“你这么大声干吗？”
父亲和李小芳吵架，就是很平常的事了。我想，我的父亲，李小芳以前确实蛮喜欢的，但是，那玩意儿不行以后，他就像变了个人，显出一副老态来，而且脾气也坏了。李小芳觉着越来越难忍了，尤其是晚上，父亲肯定一如既往，在她身体的那些敏感部位动来动去，最后又一事无成，这样的男人确实叫人生气。父亲也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但他没有办法。他心里应该是伤感的，他伤感得又重新发现了墙上挂着的二胡。他是否蓦然想起了女老师林红？我没有问他。不管怎样，那次他和李小芳致命的吵架，是由二胡引发的。那天，父亲取下二胡，随手拉了起来。
哆咪，哆咪。
哆咪，哆咪。
哆咪哆哆咪哆……
这二胡久置不用，走调了，音质沙哑带着哭腔。李小芳听了，烦躁道：“别拉好不好，吵死了。”
父亲讨好道：“我拉支曲子你听，我拉得很好的。”
“我知道你拉得好，但是二胡坏了。”
“你怎么知道坏了？”
“我又不是聋子，你听它的声音就像是哭。”
“是吗？”
“就像一个老人在哭。”
父亲一听，脸就变了，他觉着李小芳是在拐弯抹角骂他，摔下二胡怒道：“你嫌我老，就直说嘛。”
“我没这个意思，你神经过敏。”
李小芳可能确实是无意的，但那天，父亲气得离家出走了。三天以后才回来，那三天他在城里某个赌场度过。俗话说，情场失意，赌场得意。父亲受了老婆的气，照理应该赢钱的。但这回俗话显然没有说对，他输惨了。命运其实也是公平的，既然你连身边这么好的女人都无法受用，还让你赢钱干吗？父亲落魄地回到西地。当李小芳得知他输得这么惨，险些晕了过去。父亲老着脸说，你要骂，就骂吧。父亲说，钱，我会赚回来的。父亲说，你放心，我保证你不缺钱花。父亲说，不就是输钱吗？生那么大气干吗，我求你了，我给你跪下。尽管父亲愿下跪求饶，但李小芳就是不理他。
我以为父亲半年前的那次赌博，直接导致了离婚，李小芳在电话里也是这么说的。应该说，这已经是个相当不错的离婚理由。但是，在我回来的第二日，李小芳又把这个理由否定了。李小芳虽然还没与父亲正式离婚，但她见我并不偏袒父亲，还支持她离婚，就把我当作了朋友，而不再是后娘。她卸下了后娘的头衔，和我相处起来就自然多了。
李小芳说：“你是不是认为，你父亲把钱输光了，我就跟他离婚？”
我说：“很多人都会这样想的。”
“其实我不是欺贫爱富的那种人，不是的，再说你父亲也不穷。”李小芳咬了一下嘴唇说，“实际上，我是受不了他的一个臭毛病。”
“什么臭毛病？”
“也不是臭毛病，但我真的受不了，他天天一早醒来，就靠在床上嚼生黄豆。”
“他干吗嚼生黄豆？”
李小芳暧昧地笑笑，说：“你去问你父亲吧。”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父亲不知哪里听来一则秘方，说每天清早嚼二十一颗生黄豆，嚼上九九八十一天，便可恢复性功能。城里一对老夫少妻，用此秘方后，少妻还斗不过老夫呢。父亲就在床头放了许多生黄豆，每天醒来，数二十一颗黄豆来嚼。这数字大概是十分要紧的，不能二十颗，也不能二十二颗。父亲一边嚼一边数，一颗，二颗，三颗……生黄豆硬得很，得提起精神，咬紧牙关，父亲嘴里便发出老鼠咬板壁的沙沙声。李小芳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声音，另外还要加上父亲嚼生黄豆时的形象，因为牙齿的运动，父亲满脸的皱纹就像无数的蚯蚓，在脸上扭动、滚动、爬动，那样子确乎丑陋，也许还有点恶心。李小芳开头还忍着，但父亲嚼生黄豆的声音，每天都把她吵醒，李小芳说：
“别嚼了，声音难听死啦。”
父亲说：“好听，我觉着很好听。”
“要嚼，你一个人上别处嚼，别在床上嚼。”
“秘方说，一定要看着老婆嚼，才有效。”
“放屁，我真的受不了啦。”
父亲也生气了，说：“你以为生黄豆好吃？我这样，还不是为了你。”
李小芳轻蔑地说：“哼，你以为几颗生黄豆，救得了你。”
李小芳轻蔑的表情，大概很使父亲受到伤害，父亲恼怒地说：“我就不信，我不但要操你，还要操你妈。”
就在这次吵架之后，李小芳终于决定与我父亲离婚。
李小芳说：“我跟你父亲离婚了，跟你也就没关系了，但是，我不想一个人走，你能送送我吗？”
我说：“那当然。”
李小芳就很感激地看着我，看得我都不好意思起来。我想，李小芳如果不是我父亲的老婆，她可能会趴到我肩上谢我的。
我送走李小芳后，我也走了。听说，我们走的那天晚上，父亲躲在房间里，突然放声大哭。声音苍凉、恐怖，就像鬼哭，也许比鬼哭还苍凉、恐怖，他把村人全都吵醒了，把孩子吓得来不及醒来，在梦里就哭了，甚至村里养的狗，也被惊吓得跟着狂吠不已。那是我父亲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痛哭，不过，我是听说的，也许有点夸张吧。
李小芳的离去，对他打击确实很大。此后，父亲意气消沉，全没了往日的精神，连他的仪表也不关心了，经常胡子拉碴，头发凌乱，而且渐渐花白了，身上的名牌服装也不复有名牌的风采，衣领上还滴着油渍。
但他还坚持嚼生黄豆，并且成了一种习惯，只是不再靠在床上嚼，而是数二十一颗生黄豆捏手心里，一边嚼一边在村子里逛来逛去。清晨是美好的，公鸡破晓的余音还在村子里缭绕，麻雀叽叽喳喳的像聒噪的妇女，从这棵棕榈跳到那棵棕榈，然后黑瓦背上就渐次浮起了炊烟。不过，这些对父亲意义不大，他只记着手里的生黄豆。这时，他往往要遇上我母亲，母亲闻见他嘴里生黄豆的气味，便问：
“你吃什么？”
“黄豆。”
“黄豆不是这种气味。”
“生的。”
“干吗吃生的？”
“生的好吃。”
母亲以为是没人烧饭他才吃生的，说：“没地方吃饭，来我家吃。”
“嗯。”
后来，母亲看他每天都这样嚼生黄豆，觉着他是有毛病，再说以前他是从来不早起的，也不这样邋遢的。母亲又有点可怜他，就在心里咒骂李小芳，弄成这样，都是那小妖精害的。
父亲再次离婚后，村人都很幸灾乐祸，说老夫少妻有悖天理，终是不长久的。幸灾乐祸之后，大家就劝我父母复婚，劝了几次，双方都同意了。这样，我家又恢复了圆满。
后记
父亲死于1997年，也就是香港回归那年。父亲丧失性功能后，死亡就时常挂在了嘴上，别人请他拉二胡，父亲说，拉不动，手死了。别人叫他下象棋，父亲说，不下，脑死了。别人拉他合伙做生意，父亲说，我老了，还做什么生意，只欠一死。只有赌博，偶尔还凑凑热闹，熬了夜回来，面色蜡黄，眼珠灰黄，连撒的尿也血黄，又是喊死连天，也不见有什么乐趣。他似乎感到了生命正在离他而去。他请人做了两副棺材，一副归他，一副留给母亲。又请人在山上造好了坟墓。父亲确乎只欠一死了。
其实也不然，父亲虽然觉着自己老了，手死了脑也死了，实际上他的心还没死，手啊脑啊不过是受到打击后的假死。当父亲又听来一则秘方，说用活蜈蚣泡白酒，泡七七四十九天，然后早晚各喝一杯，喝七七四十九天，便可金枪不倒，御女无数。父亲又马上跃跃欲试了，也不问一问泡制的具体方法、用量，就想当然自制蜈蚣酒。西地山上蜈蚣有的是，父亲以十元一条的价格收购，村人以为他做蜈蚣生意，很快上山捉得一百多条蜈蚣，父亲觉着数量够了，便如数倒入酒坛里。母亲说，你做什么啊？父亲只是神秘地笑笑，不将秘密告诉她。四十九天后，父亲喝了自制的蜈蚣酒，当夜毒发身亡。
蜈蚣剧毒，父亲是知道的，据说他也知道用此秘方极其痛苦。开始蜈蚣毒性散发，全身毒疮迸发，既痛且痒，至四十九天后痊愈才大功告成。父亲舍身求性，愿意忍受四十九天的痛和痒，让我深为感动，毕竟这是对衰老堪称顽强的抵抗。
父亲最终死在对性的渴求上，也算死得其所。一年后，美国人制造出一种名叫“伟哥”的蓝色药片儿，效果奇佳。我深为父亲惋惜，美国人若是早一年制造出这玩意儿，父亲也不用以身试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