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地翻阅着记录，我斟酌着想要选出一些既不惊悚又能充分表现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卓越才智的案件。然而，事与愿违，惊悚与犯罪总是密不可分，放弃了惊悚就等于放弃了一个案件必不可少的细节。我可以进行虚构，但用幻想构造的案件比起真实材料的叙述总是相形见绌。好吧，开场白就到这里，下面，我们来重温一下那些曾经发生的离奇而惊悚的典型案件。
8月盛夏，骄阳似火，被灼热阳光炙烤着的贝克街就像是一座蒸腾的火炉。百叶窗已经拉下了一半，但街对面房子的黄色砖墙折射的光线依旧十分刺眼，难以想象，冬天的时候，这些砖墙氤氲在清晨迷蒙的雾霭中是那么的美丽。这样的季节，许多人都选择了出城避暑，但我天赋卓绝的朋友显然没有这样的想法。虽然，他不像我一样怕冷不怕热。印度是一个终年炎热的国度，我曾经在那里工作过，即便气温达到华氏90度，我也不怕。坐在椅子上，看着无趣又无味的《晨报》，我意兴阑珊。迷人的南海海滨，葱郁的新森林，都是不错的消暑之地，天知道我是多么想去，然而，遗憾的是，我虽然也有银行存款，但现在那上面显示的数字是零。没有办法，假期必须推迟。
抬起头，我看了看福尔摩斯，我最好的朋友。他正蜷缩在沙发上全神贯注地看着信件，那是早班的邮差送来的。我敢保证，他看了已经不止一遍。我知道这个时候他不想谈话，他最大的兴趣便是待在这个汇聚了500万人口的城市，用他那敏锐的触觉去发现一个又一个疑点，探索一起又一起案件，将谣传背后隐藏的真相公之于众。相比于大自然的美景，他更喜欢将注意力放在恶棍身上。
扔掉实在无法吸引我眼球的报纸，靠在椅子上，我的思绪渐渐飘飞。或许，想要让福尔摩斯和我一起到乡下或海边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只能寄望于乡下突然出现了一个能够引起他兴趣的恶棍。
“华生，用这种方法解决争执实在是有些荒谬。”我亲爱的朋友福尔摩斯突然开口将我从繁乱的思绪中唤醒。
“什么？荒谬？”猛地坐直了身体，我愣愣地盯着福尔摩斯，惊呼失声，因为他说出的恰好正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福尔摩斯，这太不可思议了。”我凝视着他，“究竟是怎么回事？”
福尔摩斯笑了，笑得十分畅快，似乎我的疑惑让他非常的开心。
“华生，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给你读过一篇短文？就在不久前，艾伦·坡的那篇。”福尔摩斯说。那篇短文中提到，一个人通过推理说出了他朋友内心的想法。我那时就说，“我也常常用推理做这些事，推理已经成了我的习惯，可是你不相信，认为那不过是作者进行的一种艺术加工。”
“我可没说不相信。”我争辩道。事实上，我当时的确没有这么说。
“是的，你的确没有用你的嘴巴这么说。”福尔摩斯表示赞同，但接下来，话锋一转，他笑着说，“但你的眉毛和眼睛都表达了你的不相信。亲爱的华生，现在，我很高兴能够通过推理来向你证明，你是我关注的对象，你将报纸扔下，你的思绪飘飞，这些表现都为我提供了机会。”
“这不可能！”我高喊，内心却半信半疑，“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在你给我读过的短篇中，那个侦探是通过他朋友被石头绊倒后抬头仰望星空的动作，对其内心想法进行推论的。但是我不同，我没有动，我一直坐在椅子上，非常安静。我不明白，你是怎么从我这里获取有用的线索的？”
“这很简单，你的面部表情告诉了我很多东西，相信我，没有什么比它更能忠实地表达你的感情了。”福尔摩斯说。
“我的面部表情给了你提示？”我疑惑地说道。
“是的，面部表情，尤其是眼睛。”福尔摩斯肯定地说，然后笑问，“你恐怕已经不记得自己是怎样陷入沉思了的吧？”
“没错。”我承认了。
“好吧，现在让我帮你回忆一下。”福尔摩斯说，“我开始关注你，是在你把报纸扔掉的时候。扔掉报纸之后你呆坐了半分钟，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之后你的目光转移到了戈登将军的照片上，那张照片的镜框是不久前刚刚做好的。看着你的目光，我知道你的大脑在运转，你陷入了思考。紧接着，你看向了桌上的书，不，确切地说，是书上摆放的还没有装好镜框的那张相片，亨利·华德·比彻先生的照片。”顿了一下，福尔摩斯继续说，“在那之后，你的目光再次转到了墙上。我想，这已经足够表达清楚你的意思。你是想，假如在对称的空白墙面上将比彻先生的相片镶上镜框挂好，那么就能和戈登将军的相片相得益彰了。”
“太令人吃惊了，我的朋友。”我非常吃惊地说道，“你观察得真细致！”
福尔摩斯说：“事实上，在那时，我并没有真正看清你的状态。但是，很显然，在那之后，比彻先生又吸引了你的注意力，你的目光重新回到了他的相片上，看上去似乎是在观察他的五官，但我知道不是，你的眼神飘忽了，你虽然看着相片，但心思已经不在照片上面。你在回忆比彻先生在内战时的辉煌战绩，你在回忆他肩上曾经担负的使命，你也在为他愤懑，因为他遭遇的不公。你为他感到不值与委屈，你的不满强烈得所有人都能感知到。你每次都会这样。一刻钟后，你的目光转移了，眼睛放射出亮得慑人的光芒，你握紧双手，紧紧咬着嘴唇。我发誓我非常确信，你当时在回忆那场壮阔惨烈的战争。之后，你叹息着摇头，脸上布满了阴云，你是在为战争中无谓的牺牲感到惋惜。紧接着，你微笑着抚摩自己身上的旧伤，我想你是在为某种方法感到可笑，是的，是解决这种国际问题的方法。我必须承认，我认同你的看法，这种方法很愚蠢。当然，我更开心的是，你的表情已经证明了我的推论完全正确。”
“好吧，我承认你说得都对，”我点点头说，“但是你的解释还是让我迷惑。”
“道理很浅显，真的，华生，假如不是你那天对此表示不信，我根本就不会因为这点小事来烦扰你。”福尔摩斯说（编者按：《硬纸盒子》这个故事在1893年1月出版的《河滨杂志》首次发表之后，柯南·道尔曾阻止该作品再版，因为他认为这个故事不但恐惧，而且令人毛骨悚然。而且由于其情节涉及到男女的性行为，而有轰动效应。因此，这个故事没有放在《福尔摩斯回忆录》里的第二套探案故事选集中。后来，作者明显转变了态度，允许该故事收录在《最后的致意》这本于1917年出版的故事集里。这段错综复杂的出版史导致的一个结果是，《硬纸盒子》开头里出现的那幅“阅读心灵”的著名场景被放在了另一个故事《住院的病人》中，后来又被移回到《硬纸盒子》中。——以上内容摘自《侦探福尔摩斯》作者：美 迪克·瑞利），“相比于此，我对克罗伊登十字大街最近发生的那件事更感兴趣。它是那样令人意外。你有关注吗，华生？就是那只盒子，库欣女士收到的那个。”
“不，我完全没有注意。”我说。
“啊！太遗憾了！华生，你肯定是一不小心错过了，看，就是这儿，在金融版块旁边。亲爱的，麻烦你拿起报纸念一遍。”说着，福尔摩斯扔给我一张报纸。
我随手捡起报纸，那是一份《每日纪事》，在金融版旁边找到了那篇报道，标题是《一只恐怖的盒子》。看了福尔摩斯一眼，我开始大声念：
昨日下午2点，家住克罗伊登十字大街的苏珊·库欣女士收到了一个包裹在牛皮纸中的硬纸盒子，里面装满粗盐，她拨开粗盐，发现里面还装着两只人耳。可以确信，人耳被割下来的时间并不长。库欣女士被吓坏了，这样的恶作剧实在让人不齿。据调查，盒子是从贝尔法斯特邮局寄出的，时间是昨日上午，寄件人未知。不过，这还不是真正令人诧异的，真正让事情变得复杂的是库欣女士的情况。库欣女士今年50岁，一直未婚，深居简出，朋友不多，平常很少会收到邮包。只是几年前，当她还在彭奇居住的时候，曾经赶走过3个终日吵闹、生活极度不规律的租客，这3名青年租客都是医学院的学生。警方怀疑，是3名租客出于怨恨，故意将解剖实验后剩余的物品通过包裹寄过来吓唬库欣女士。另外，因为库欣女士表示当年的3名租客中有一人恰好是贝尔法斯特人，所以，也有警员认为恶作剧系这名青年个人所为。目前，对于此事的调查正在积极展开，调查工作的负责人正是卓有名望的雷斯瑞德警官。
报道读完了，我看向福尔摩斯。福尔摩斯说：“基本情况就是如此。”说完，他指了指沙发上他一直在看的信，“这封信是我们的朋友雷斯瑞德寄来的，他需要帮助。”
我拿起信，看了一下，上面写道：
针对此案，我已经致电咨询过贝尔法斯特邮局，虽然我认为自己能力尚可，但依旧对后续的调查感到棘手。据邮局方面反映，昨日寄送包裹的人非常多，工作人员无法回忆起是谁给库欣女士寄的盒子。盒子本身很普通，就是装烟草的硬烟盒，没有调查价值。3个医学院的学生是重点嫌疑人，我如此认为，但假如能够在家里或者警察所见到你，并得到你的帮助，我仍将非常开心，我亲爱的朋友。
“华生，你怎么看？有没有兴趣和我顶着太阳一起去克罗伊登逛逛？”
“好，我也正想找些事情来做。”
“那请你按铃叫人送靴子过来，再叫一辆马车。我先换衣服，立刻就好，对了，还要在我的烟盒中装满烟丝。”
或许是因为刚刚下了一阵蒙蒙细雨，克罗伊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炎热。下车之后，我们在车站见到了雷斯瑞德。在收到福尔摩斯的电报之后，他就已经赶了过来。他看上去还是那么精干，派头十足。在车站会合后，我们步行来到了十字大街。
十字大街十分狭长，一栋栋整洁美观的两层砖房屹立在街道两侧。门前泛着白色的台阶上妇女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闲谈。库欣女士的家在街道中段，雷斯瑞德敲响大门后，我们在一个年纪不大的女仆的引领下来到了前厅。库欣女士正等在那里。她看上去很柔和，轻垂两鬓的浅灰色发丝微微有些卷曲，衬得她更显娴静。一只椅套放在她的膝盖上，看样子还没有绣完。旁边的桌上还放着一只篮子，篮子中满是五颜六色的丝线。
看到走进来的雷斯瑞德，库欣女士轻声说道：“盒子在外屋，请将它拿走，我希望您这样做。”
“我们会的，尊敬的女士。”雷斯瑞德说，“之所以还在这儿放着，完全是因为我希望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能够在您面前将盒子打开。”
“为什么？先生？一定要在我面前打开吗？您知道那可怕的东西令我十分不安。”
“抱歉，女士，我想我的朋友可能会询问您几个问题。”
“我什么都不知道，”库欣女士脸色变得苍白，语气也有些急促，“问我也没用！”
“女士，稍安勿躁，请不要激动，”福尔摩斯说，“我完全理解您的心情。”
“先生，”库欣女士稍稍镇定了一下，不由自主地抓住膝盖上的椅套，说，“我性格内敛，不喜欢被人打扰，总想清静平安地过日子。对我来说，上报纸、警察登门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我必须重申，我不喜欢那东西，还是请您和雷斯瑞德先生去外屋看它吧。”
外屋在主屋后面，实际上是花园中的一间小棚屋，很简陋，位于花园小路的尽头，盒子就放在里面。我和福尔摩斯坐在花园石凳上等待，雷斯瑞德走进小屋把盒子拿了出来。那是一个黄色的硬纸盒，除此之外，还有一条明显被剪过的细绳以及一张牛皮纸。
福尔摩斯一一察看了这些物件，甚至还将细绳凑到鼻子下闻了闻。然后，他举起细绳，对雷斯瑞德说：“我亲爱的朋友，这绳子很特别。”
“用柏油涂抹过。”雷斯瑞德点点头说。
“是的，用柏油涂抹过，而且从绳子两端的磨损程度来看，它显然是被库欣女士用剪刀剪断的。”福尔摩斯说，“我很高兴你也注意到了，这条线索很关键，雷斯瑞德。”
“关键在哪里？”雷斯瑞德不解。
“绳结，绳结没有被动过，而且打得非常特别。”
“绳结打得很精致，我看到了。”
“好吧，先不说绳子，”福尔摩斯说，“我们再说说牛皮纸。一股浓郁的咖啡味从纸上散发出来。什么？你没注意到？看，这一行字：‘克罗伊登十字大街S·库欣女士收’，字体很凌乱，显然，这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男人写的，而且是用很劣质的粗头钢笔写的，也许是J牌的，墨水质量也不好。再有，这个男人受教育程度有限，对克罗伊登也不熟悉，你们看，他在写地址的时候拼错了，先是写的‘i’，后来发现不对才改写成‘y’。”说到这里，福尔摩斯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接着看这个明显是用来装甘露烟草的盒子。盒子的容量是标准的半磅，表面没有特别的痕迹，除了左下角的一处指纹。盒子里是粗盐，这种粗盐通常是用来保存粗制商品的，比如兽皮。粗盐里埋的是这对耳朵。”说着他将两只耳朵取了出来，放在膝盖上，认真观察着，眼中闪烁着一股狂热与迫切。
我和雷斯瑞德也弯下腰，看了看这令人惊悚的东西。
观察了一会儿，福尔摩斯将那对耳朵又放回了盒子里，然后陷入了沉思。我和雷斯瑞德都没有打扰他。
“这不是同一个人的耳朵，你们应该也看出来了。”过了一会儿，福尔摩斯开口说。
“是的，但对于医学院的学生来说，在解剖室中找到2只不同的耳朵来搞恶作剧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雷斯瑞德说。
“你说得没错，但这不是恶作剧，而是一桩非常严重的刑事案件。”福尔摩斯很严肃地说。
“你说什么？我的朋友，你确定？”雷斯瑞德和我都震惊了。
“是的。”福尔摩斯说，“石碳酸、蒸馏酒精，这是医学院学生最常用的防腐手段，他们从来都不用粗盐。而且，据我所知，解剖室里的尸体都被注射过防腐剂，这2只耳朵明显没有，它们是被钝器切割的，很新鲜。”
听了福尔摩斯的话，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一种阴霾渐渐笼罩了我的心，这样冷酷的话语让我陷入了奇异的恐慌。相比于我，雷斯瑞德则要镇定许多，他并没有完全认同福尔摩斯的推测。
“我的朋友，我承认，这不可能是一个恶作剧。”雷斯瑞德说，“但也不可能是一起刑事案件。库欣女士在彭奇生活了将近20年，为人平和，不喜热闹，日子过得体面而平静。最近，她更是一直待在家里，没有出去过。假如这是一起刑事案件，那么罪犯有什么理由将如此重要的犯罪证据特意邮寄给她呢？并且，除非她的演技已经高明到了一定程度，否则，我们应该相信，她对这件事知道得很少。”
“这也是我的疑惑，需要我们去解决。”福尔摩斯说，“但是，我很坚信自己的推断，这是一起谋杀案，而且是双重谋杀。被谋杀的一个是女人，一个是男人。你们看这2只耳朵，一只轮廓纤巧精致，戴过耳环，是女人的；另一只轮廓粗犷，颜色很黑，明显是晒的，也戴过耳环，是男人的。至今为止，我们没有听说过有割耳的案件发生，那就说明，这两个人很有可能已经遇害。包裹是星期四上午寄出的，那么，这起谋杀案应该是发生在周二或周三，或者更早的时候。假设受害人已经遇害，那么，显然，只有凶手才会向库欣女士传递这样的凶杀信号。因此，我们不妨假设一下，盒子就是凶手寄来的。那凶手为什么要寄这个盒子？是要告诉她事情已经办妥，还是为了让她伤心难过？假如是这样，那毫无疑问，库欣女士一定知道寄包裹的人是谁。问题是，她真的知道吗？要是知道，她没有理由报警，她完全可以不声张，偷偷把耳朵埋掉，当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如此一来，谁都不可能找到凶手。可是，她报警了，这说明她不想包庇凶手，那为什么她又不肯说出凶手的名字呢？查明了这个症结，真相就会大白。”他的声音有些高亢，望着花园的目光也有些迷茫，然而，说完这些之后，他的神情又变得轻快，没等我和雷斯瑞德搭话他就已经走向主屋。
“我需要向库欣女士确认几件事。”福尔摩斯说。
“好吧，你随意，我还有一些小案子要处理，就不陪你去了。”雷斯瑞德摇摇头说，“我先走了，有事可以到警局找我。”
“我们会去看望你的，在回去之前。”福尔摩斯微笑着说。
步行了一小段路，我和福尔摩斯重新来到了主屋，库欣女士正坐在椅子上绣椅套。见到我们，她深邃的蓝眼睛中闪烁着一丝探询，却又很坦率。
“先生，我想这件事就是一个误会，我一直都这么认为。”库欣女士说，“我一向深居简出，基本上没有仇人，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成为这样一场恶作剧的受害者。”
“库欣女士，我想这件事还有一种可能……”说到这里，福尔摩斯突然不出声了。我很诧异，却正好看到他原本急切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满意和惊讶。我敢确定，他一直在盯着库欣女士的侧脸。难道他发现了什么？我定睛望去，只见库欣女士戴着一顶便帽，很整洁，发丝灰白而润滑，面容很和蔼，耳朵上戴着一对金色的小耳环。除了这些，我看不到其他，更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发现让我的朋友如此激动。这个时候，库欣女士已经因为福尔摩斯的欲言又止抬起了头。我看见，那一瞬间，福尔摩斯的脸色又重新变得平静。
“库欣女士，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我讨厌问题！”她有些不耐烦地说。
“您有两个姐妹，对吗？”
“谁……谁告诉您的？”库欣女士很吃惊。
“刚刚进屋的时候，壁炉架上的一张照片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张合影，照片中的3位女士外貌特征极其相似，其中一位是您，另外两位毫无疑问一定是您的姐妹。”福尔摩斯说。
“没错，左边的是玛丽，右边的是萨拉，她们是我的妹妹。”
“哦，这里还有一张照片，就在我身边。是您的妹妹和一名男子的合影，从服饰上看，这名男子是一位船员，很可能供职于某艘海轮。合影的地点是利物浦。我猜，合影的时候，您的妹妹还是单身吧。”
“我很佩服您的观察力。”
“谢谢，这是侦探的职业素养。”
“先生，您说得没错，拍照的时候，我妹妹还没有嫁给吉姆·布朗纳先生。但是，那之后没几天，他们就结婚了。吉姆以前跑的是南美洲航线，拍照的时候也是如此。但婚后他不想长期和我妹妹分离，他太爱她了，所以就申请更改了航线，到另一艘船上做事。这艘船跑的是伦敦—利物浦航线。”
“我猜，那艘船是‘征服者’号。”
“不，”库欣女士摇了摇头，说，“是‘五月节’号，吉姆以前说过，那是很久以前了，自从他酗酒之后我们就很少来往了。他调动工作后破掉了酒戒，跑船回来总要喝几杯，喝醉了就发酒疯，萨拉和他吵过很多次。因为这事，我们闹得很不愉快。现在，连他的妻子，我的妹妹玛丽都不给我们写信了。说实话，我现在也不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
这个话题显然让库欣女士感触颇深，一开始她还有些害羞和拘谨，但之后她渐渐打开了话匣子。她和我们谈了许多她妹夫吉姆·布朗纳的事情。当然，她也谈到了她过去的房客，那3个医学院的学生，告诉了我们他们的姓名以及工作的医院。福尔摩斯听得很认真，时不时还会提出自己的疑问。
“恕我冒昧，尊敬的女士，我很奇怪，萨拉——您的第二个妹妹，既然也是未婚，为什么不和同样单身的您一起住呢？”
“这没什么，先生，您不了解萨拉。事实上，在2个月前我们还一起住在这里，但她的脾气实在是……虽然挑剔自己的亲妹妹是很失礼的事情，但她的确很难相处，而且特别喜欢插手别人的事情。”
“我记得您说过，她和利物浦的吉姆·布朗纳先生发生过几次争吵。”
“对，他们曾经相互之间非常友善。她到利物浦去，本意是为了和他们亲近，但她从利物浦回来之后就再没说过吉姆一句好话。她在这儿住的最后半年，总是抱怨吉姆酗酒的恶习和他的不择手段。我想，大概是吉姆察觉到了萨拉爱管闲事的毛病，因此他们发生了冲突，并一发不可收拾。”
“我想我明白了，谢谢您，库欣女士。”福尔摩斯站起身，点头致意，“因为一件与您毫无关系的事情让您如此困扰，我深感不安。现在，我希望再次确认一下，瓦林顿新街是您妹妹现在的住所，对吗？”
“是的。”说着她点了点头。
之后，福尔摩斯和我就告辞了。我们在门口拦了一辆马车，坐着它前往半英里外的瓦林顿新街。
“华生，虽然案件很明了，但还有一些有趣的细节需要确定，我们必须趁热打铁，搞清楚一切。车夫，到了电报局门口请停一下。”福尔摩斯说。
依照福尔摩斯的吩咐，马车夫在电报局门口停留了一段时间，福尔摩斯下车去发了一封电报。回到车上后，他就一直靠在车座上，不知道是在沉思还是在睡觉。他的帽子放得很低，遮住了鼻梁，当然，也阻挡了刺眼的阳光。
一路无话，马车很快就在一处和克罗伊登的那栋房子十分相似的建筑前停了下来。我们下了车，吩咐车夫在此等候。福尔摩斯上前准备叩门，只不过他的手刚刚举起，门就从里面打开了。一个身穿一身黑衣的绅士走了出来，他站在台阶上，看上去很年轻，头顶上的帽子泛着光泽。
“请问萨拉·库欣女士在不在？”福尔摩斯礼貌地问。
“库欣女士患了很严重的脑部疾病，10天之内，我不能允许任何人和她见面。这是身为一个医药顾问的职责。”绅士严肃地回答道。说着，他关上了大门，戴好手套，大步走向街头。
“不能见也没关系。”福尔摩斯没有气恼，看上去依旧十分愉快。
“或许她不会告诉你什么，也不能告诉你什么。”
“没关系，我不过是想来看看她，我从来没指望过她能告诉我些什么，而且，我已经知道了我想知道的一切。”说完，他转头吩咐车夫，“载我们去饭店，要好一点的。”
“我们先去吃饭，吃完了再去找雷斯瑞德。”福尔摩斯对我说。
不可否认，这顿便餐我们吃得非常愉快，我们一边品着红酒，一边高兴地交谈。福尔摩斯的兴致很高，但话题一直围绕着他那把市价至少500基尼的斯特拉迪瓦利斯小提琴。他神采飞扬地讲述着他是如何在托特纳姆宫廷路上，以55先令的价格从一个犹太掮客手中将这把小提琴买下来的。之后，他又饶有兴致地谈到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讲述了许多有关这位音乐家的轶事。时间在这样的讲述中飞逝，当晚霞满天、艳阳不在的时候，我们才来到警察局。
在门口，我们见到了雷斯瑞德，他早就等在那里了，手中还拿着一封电报。
他把电报交给了福尔摩斯。
“回电还真快！”福尔摩斯打开电报看了看，然后感慨了一句，“这样就没错了。”说着，他把电报揉成一团很随意地塞进了口袋。
“有什么发现，亲爱的福尔摩斯？”
“我已经知道真相了。”
“你确定你不是在开玩笑？”
“雷斯瑞德，我从来没有比现在更认真过。一切细节我都查明了，这真是一起令人震惊的案件。”被质疑的福尔摩斯有些生气地说。
“凶手是谁？”
“就是他！”福尔摩斯在一张名片的背后写下了一个名字递给雷斯瑞德，“你可以逮捕他，但我想最快也要明晚你才能办到。另外，我不希望警方的公报中提及我的名字，事实上，我只愿意参与那些很难侦破的案件。”说着，他已经向车站走去，并招呼我，“华生，我们走吧。”
傍晚，车站的灯光有些昏黄，雷斯瑞德被独自留下，但他的脸上写满了喜悦，盯着手上的名片一直在看。
回到贝克街，天已经有些晚，我和福尔摩斯坐在沙发上一边抽雪茄一边闲聊，而闲聊的内容正是克罗伊登的案子。
“逆向推理，根据结果去推断起因，正是这件案子最好的解决办法，正如你在《四签名》与《血字的研究》中叙述的那样。”福尔摩斯说，“我已经写信给雷斯瑞德，信中我希望他能提供给我一些只有在凶手落网之后才能知道的具体细节。虽然他没有任何的推理能力，可他的执行力很强，一旦他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就会忠诚而顽强地一直做下去，就像是一条哈巴狗。当然，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倔强，他才能成为苏格兰场位高权重的一员。”
“照你这么说，案件并未结束？”我疑惑地问。
“差不多要结束了，虽然我们对其中一个受害人的处境还有所担忧，但毕竟真凶已经找到。你不是也有自己的推断了吗？”
“我想，你怀疑的人应该是吉姆·布朗纳，那个利物浦的海轮船员，是不是？”
“当然！不仅仅是怀疑！”
“但是，福尔摩斯，我一直没有搞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些线索也很模糊啊！”
“不！亲爱的华生，案件的脉络非常清晰。”福尔摩斯说，“让我们简单地回想一下整个经过。你应该记得，在最初接触这件案子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头绪，这很好，对我们很有利，因为我们不会先入为主。你知道，先入为主很容易影响我们的判断。我们的目的是去观察，通过观察得出判断，就是这样。想想，最先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是谁？是一位女士，温和而娴静，她很随和，似乎并没有刻意隐藏什么。之后，我看到了库欣女士和她两个妹妹的合影，当时我就在想，那个盒子大概是寄给她们其中一个人的。再后来，我们去了花园，见到了那个装有奇怪物品的黄色硬纸盒。”
“盒子上的细绳带着一丝淡淡的海水味道，打结的方式也是船员和水手们最常用的，并且海轮上的船员缝补船帆时最爱用的一种绳子就是涂过柏油的绳子；再者，盒子的投寄地点贝尔法斯特是一个港口；最后，盒子中那只男人的耳朵戴过耳环。相比于陆地上中规中矩生活的人，水手和船员更喜欢戴耳环。一切的一切都将疑点指向了一处——船员。”
“那之后，我仔细察看了包裹盒子的牛皮纸，上面写的收信人是S·库欣女士。居住在十字大街的库欣女士，三姐妹中的大姐，名字的缩写的确是‘S’，但同样的，妹妹萨拉的姓名缩写中也有‘S’，如此一来，案件的调查就必须确立一个新的基础，所以我才分别登门拜访了两位库欣女士。”
“华生，你记得吗？在十字大街库欣女士的家里，我在交谈的过程中突然住了口。事实上，我在那个时候恰好看到了一些令我吃惊不已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我的调查范围才非常顺利地得以缩小。”
“你看到了什么？”我追问。实际上，这一点我一直都很想知道。
“亲爱的朋友，作为一名医生，你应该知道，耳朵是人体中差异最大的器官，不同的人耳朵的轮廓是完全不同的。这很正常，我在去年出版的《人类学杂志》上还发表过两篇相关的论述短文。”福尔摩斯说，“我以专家级的眼光仔细观察过纸盒中的那对耳朵，对它们的特点记忆深刻。而当我从侧面审视库欣女士的时候，却发现她的耳朵与纸盒中那只女人的耳朵极度相似。同样短小的耳翼，同样大弧度弯曲的上耳轮廓，同样旋卷的耳内软骨形状，我甚至怀疑，那就是同一只耳朵。想想吧，华生，当时我有多么惊讶。我确信，这不可能是巧合！”
“受害人和库欣女士是亲属，而且血缘关系非常亲，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于是，我同她聊起了她的家庭，而她也的确为我提供了足够详细且有价值的线索。”
“她有一个妹妹叫萨拉，不久前她们还住在一起。误会是怎样产生的，盒子是寄给谁的，不是很明白了吗？布朗纳先生是三姐妹中的小妹——玛丽·库欣的丈夫，他和萨拉·库欣曾经相处得很好。萨拉·库欣还去过利物浦，和布朗纳夫妇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矛盾和争吵让他们彼此远离，萨拉女士回到了克罗伊登。几个月来，他们一直没有通信联系。因此，假如吉姆·布朗纳要给萨拉·库欣女士邮寄物品的话，填写的一定是原来的地址，也就是大姐S·库欣女士的地址。”
“这样一来，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布朗纳是个冲动又感情丰富的人，你应该不会忘记，这位海轮船员为了能够和妻子在一起，放弃了跑国际航线的工作，这份工作待遇非常优厚。另外，他爱喝酒，而且酗酒。我们完全可以确信，他的妻子玛丽已经不在人世了，和玛丽一起遇害的还有另一个男人，或许那个男人也是一名船员。出于嫉妒，布朗纳犯下了这样的罪行，他将罪证寄给萨拉女士，大概是因为这起悲剧的起因正是她。在利物浦的时候，萨拉女士插手了某件事情，这件事情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华生，你知道，贝尔法斯特、都柏林、沃特福德等地都是伦敦—利物浦航线的停泊港口，假如布朗纳就是真凶，他作案之后马上登上了‘五月节’号，那么能够让他邮寄包裹的、最近的、轮船首先要停泊的港口恰恰是贝尔法斯特。”
“当然，事件背后隐藏的真相不可能只有一种，我还做了第二种假设，即使在我看来这种假设发生的概率很小。那就是布朗纳夫妇被谋杀了，那只男人耳朵是吉姆的，而谋杀他们的正是处于失恋状态、丧失理智的情人。于是，在去拜访萨拉·库欣女士的路上，我给阿尔加发了一封电报，你知道他在利物浦警界还有一些人脉。我请他帮我确认两件事，一件是布朗纳夫人是否在家，另一件是‘五月节’号出发的时候布朗纳先生是否上船。”
“之后，我们一起去了瓦林顿新街，我急切地想知道萨拉女士的耳朵是不是也和她的姐妹们一样相似，这是一条重要线索。当然，我的期望值并不高。毕竟，克罗伊登的‘恶作剧’已经闹得满城风雨，萨拉·库欣女士不可能不知道，没有谁比她更清楚那个盒子是寄给谁的。她应该出现在警察局，假如她愿意为司法部门提供帮助的话。拜访她是我们的义务，这次拜访我也了解了一切。她知道盒子的事情，为此她病倒了，得了严重的脑部疾病，可以想象，这件事给她造成的影响有多大。她知道盒子中的2只耳朵代表着什么，但显然她无法立刻帮助我们。”
“当然，她的帮助对我们来说意义并不大，在警察局的时候，雷斯瑞德已经给了我阿尔加的回电，没有比这更准确、明晰的答案了。布朗纳夫人已经3天没有出门，她的邻居以为她走亲戚去了。布朗纳先生已经登上了‘五月节’号，这个消息来自轮船办事处。我想，明天晚上，当海轮停靠在泰晤士河的时候，雷斯瑞德就会和他会面，到那个时候，所有的真相都将被揭开。”
2天后，福尔摩斯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中有几份文件和一封短信，寄包裹的人正是雷斯瑞德。
“你大概会很感兴趣，”福尔摩斯拆开信，看着我说，“吉姆·布朗纳已经被逮捕。现在，听听我们的朋友怎么说。”
亲爱的福尔摩斯：
按照我们事先拟定的计划，昨日下午6点，我拜访了隶属于利物浦—都柏林—伦敦轮船公司的‘五月节’号海轮。海轮上的确有一名叫吉姆·布朗纳的船员。我在他的舱位见到他时，他已经因为行为异常被船长停止了工作。他皮肤黝黑，身材高大，面容洁净，看上去就像阿尔德里奇——那个在冒牌洗衣店案中为我们提供过帮助的人。我向他表明来意之后，原本双手托腮，坐在箱子上摇来晃去的他显得很激动，为此，我吹响了警笛，但显然是我多虑了。他激动地跳起来之后没有做什么过激的动作，一旁守候的水警冲进来之后立即逮捕了他。他束手就擒，跟着我们来到了密室，连同他的箱子也被带来了，但令我失望的是，箱子里除了船员通用的大尖刀，并没有任何罪证。不过，我们也的确不需要罪证了。在被带回警察局之后，布朗纳就主动交代了他的罪行。案情十分简单明了，我已经随信寄送了一份笔录复印件。我的朋友，非常感谢你在案件侦破过程中给予我的帮助。
你的朋友G.雷斯瑞德
“我敢打赌，他在邀请我们时，可不认为案件的侦破会如此简单。”福尔摩斯微微一笑，说道，“这份记录来自谢德威尔警察局，来看看，吉姆·布朗纳是怎么对警长说的。”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不，我要说的很多很多。你可以不理睬我，可以打我，也可以绞死我，怎么都可以，无所谓。我跟你说，自从那件事发生后，是的，就是我做的那件事，我总是心神不宁。我睡不着觉，不敢闭眼，也许我的眼睛再也闭不上了。我无比清醒，我能清醒地看到很多东西，他的脸，或者她的脸。她的更经常一些。他皮肤很黑，眉头总是皱着。她很惊恐。啊，她肯定非常吃惊，可怜的白色羔羊。她怎么能想到，煞气与杀意会出现在一张在她面前永远都写满甜蜜与爱意的脸上呢？
我诅咒萨拉，一切都是她的错，是她毁了我！她该被诅咒，她的血应该坏死在血管里！她该遭受劫难。我无意为自己澄清，我也知道自己喝了酒之后会像野兽一样发疯，但假如没有那个女人，玛丽会原谅我的，一定会的。我们是一体的，就仿佛一个滑轮和一根套在滑轮上的绳子。假如那个女人从来都没有走进过我的家，我和玛丽一定会一如既往的亲密。所有罪恶的源头只有一个，这件事也同样如此——萨拉·库欣，我妻子的二姐，她爱上了我，爱上了她的妹夫！但是，在我心里，哪怕是我妻子的脚印，踩在泥土中的脚印也比她更让我钟爱。对，她的肉体、她的灵魂、她的全部，和我的玛丽相比还不如尘埃。她知道了这一点，所以，由爱生恨，这种恨是那样的恶毒。
玛丽是天使，整个利物浦的女人都比不上她。她有两个姐姐，大姐温和忠诚，二姐则是个恶魔。我和玛丽结婚的时候，萨拉33岁，比玛丽大4岁。婚后，我们生活幸福甜蜜。可是，在我们邀请萨拉之后一切都变了。我真后悔做出了那个决定。我们邀请她来做客1周，她却住了1个月，后来更变成了我们小家庭的一员。
那时，我有一些积蓄，也戒了酒，日子过得和和美美。我常常回家度过周末，有时候，因为船只配货的迟滞，我还能在家里住上7天。萨拉住在我家，因此我们经常见面。她个子很高，肤色稍黑，脾气暴躁，总是骄傲地扬起下巴。我发誓，只要玛丽在，哪怕萨拉的眼睛冒着火花，我也没有任何其他想法。
萨拉·库欣似乎特别喜欢与我独处，时不时就邀请我和她一起出去散步。上帝可以做证，我真的没有其他想法，我甚至还曾为她的行为感到迷惑，直到那一天我才明白。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家里只有萨拉，玛丽不在。
“玛丽去哪儿了？”我问萨拉。萨拉回答说：“她去结算账单了。”我心情不好，在屋里走来走去，然后萨拉对我说：“吉姆，你不开心吗？只是5分钟没见玛丽而已。难道你就这么讨厌和我单独待在一起吗？”我摇摇头，说：“不是的，你不要误会。”为了表示安慰和善意，我将手伸向了她。她立刻就握住了我的手，我们彼此对视。在她的眼中，我看到了一切，不需要任何说明。之后，我皱着眉头抽出了我的手，她没有说话，只是在我身边静静地站着。过了片刻，她在我的肩膀上轻柔地摩挲了几下，说：“吉姆，你真稳重！”说完，她就跑出了屋子，我还听到了她嘲弄而尖锐的笑声。
我早就该明白，一个恨我恨到骨子里的女人有多么可怕，但当时我像个傻瓜，稀里糊涂的。这事我一直都没有告诉玛丽，我怕她难过。萨拉还住在我家，一切似乎都像往常一样平静，现在想想，我是多么天真啊。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天真单纯的玛丽突然变了，变得古怪而多疑。她不断盘查我的行踪，我去了哪儿，收到了谁的信，口袋里装了什么，要去什么地方，她都要追根究底。她的脾气越来越坏，总是毫无理由地和我吵架。我感到莫名其妙，心情郁闷，痛苦无处发泄，就又开始喝酒。我发誓，我不是故意的，假如玛丽对我还像以前一样，我一滴酒都不会碰，可这个世界没有如果。我和玛丽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埃里克·费柏恩出现之后，事情更朝着最糟糕的方向发展。我简直就是个瞎子，萨拉那时候虽然躲着我，却一直和玛丽在一起。她挑拨和欺骗了玛丽，她就是要玛丽和我对着干！
费柏恩也是一个海员，但我想，他一定不是普通的水手，而是轮船上的高级职员。他谈吐幽默，为人温和，机智风趣，时髦中带着一丝傲慢，满头卷发让他看上去很英俊。他跑过很多航线，去过很多地方，见闻广博，善于交际。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在他儒雅礼貌的外表下会隐藏着什么不好的想法。他第一次来我家是拜访萨拉的，之后，他便经常来拜访我们，频繁出入我家。一些事情的发生也引起了我的怀疑。
说起来，那也不过是件很小的事。那天，我回到家，看到玛丽正满脸欢欣地站在门口迎接，但当她看清是我的时候，那份欢欣立即变成了失落，转身而去。大概她是听到了我的脚步声，误以为是费柏恩来了。没错，一定是这样，不可能是其他人。我承认我受不了，假如当时费柏恩就在我面前，我一定会杀了他！我失去理智的时候就是个疯子！大概是注意到了我眼中的凶厉，玛丽重新跑了回来，轻轻拉了拉我的袖子。
“吉姆，你别这样，怪吓人的。”玛丽说。我没有接话，而是问她：“萨拉在哪儿？”“姐姐在厨房。”她回答说。我走进厨房，告诉萨拉：“以后不许费柏恩再来我家。”“为什么？”她问。“因为这是我说的。”“你认为我的朋友不配登你的家门吗？既然如此，我也没有这个资格是不是？”萨拉有些激动。“随便你怎么想。”我警告她，“但是，如果费柏恩再次出现在我家，你就会收到我送的一份纪念品——他的一只耳朵。”萨拉明显被我吓到了，她沉默不语，当天就从我家搬了出去。
我到现在也不清楚萨拉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也许她会魔法，也许她认为唆使玛丽和我作对，出去胡搞才是对我最大的报复。总之，她搬走之后又租了一间房子，距离我家不远，只隔着两条街。费柏恩是那里的常客，玛丽也经常去那里。有一次，我跟踪玛丽到了那里。看到破门而入的我，费柏恩就如一只臭鼬鼠，完全被吓破了胆。他翻过花园的围墙，落荒而逃。我把痛哭流涕、脸色惨白的玛丽带回了家。我对她发誓，假如她还和费柏恩私会，我就宰了她。她浑身发抖，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恐惧和憎恨。我知道，我们的爱情结束了。
自那之后，萨拉回到克罗伊登，和她姐姐住在一起。可是，她走了，我们家的事情没有结束。上个星期，灾难终于还是降临了。
那天，因为船上的一段横梁脱节，持续航行了一周的‘五月节’号提前回到了港口。虽然12个小时后，海轮将重新起航，但抱着给玛丽一个惊喜的想法我还是下了船，兴冲冲地往家里赶。我想，也许看到我提前回来，她会很开心。然而，当我走到街口的人行道上时，却正好看到她和费柏恩相偎坐在同一辆马车中，谈笑风生。马车迎面而来，并从我身边驶过，他们谁都没有看到我。
那一刻，我感觉尼亚加拉瀑布就在我的耳边轰鸣，我的大脑一阵抽搐，好像有人用水手专用的铁锤一下一下重重地捶打我的脑袋。这真是一场噩梦，我必须告诉你们，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
为了避免被发现，我拿着一根橡木手杖悄悄地追在马车后面。手杖很沉，我却丝毫没有感觉，双眼冒火的我出奇的冷静。我跟着他们来到车站，车站里人很多，他们看不到我，我却能看到他们。我们距离很近。我看到他们买了车票，目的地是新布莱顿。我也买了，我的座位离他们有3节车厢。到了新布莱顿，他们去了阅兵广场散步。我跟着他们，彼此间的距离连100码都不到。那天，天气炎热，他们打算去划船，大概认为那样更凉快，我亲眼看着他们去租的船。
上帝保佑，水中弥漫着一股雾气，几百码以外看不到人。我划着租来的船跟在他们后面，船速和他们的差不多。我必须赶上去，离岸已经快1英里了，我隐隐约约能看到他们，周围很安静，只有我们3个。他们终于还是落到了我的手里！我跟你们说，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看到靠向他们的小船的主人时，他们的脸色有多么精彩！玛丽惊叫失声，费柏恩大概看到了我眼底的杀意，歇斯底里地叫骂着，并用船桨攻击我。我躲过了他的攻击，并用手杖回击了他。他的头被我砸破了，就像是被砸碎的鸡蛋。我发誓，虽然那时我已经如一头野兽般疯狂嗜血，但我没准备杀玛丽，可是，她抱着他，一直呼喊他的名字，“埃里克”，听听，叫得多亲热。我发狂了，也给了她一下，她倒下了。我敢保证，要是萨拉也在，我绝不会饶了她！然后，我抽出刀子——不说了，说这些干什么呢？每当我想到蛮横讨嫌的萨拉看到我的礼物时会有什么反应，我就特别高兴，这就是她爱管闲事的明证啊！尸体被我捆在船上，船板被我掀开了一块，我走的时候，那艘船已经沉没。我敢肯定，船的主人会以为他们迷路了，毕竟雾那么大。谁会怀疑我呢？我整理好衣服，上岸离开，当晚，寄给萨拉的盒子便准备好了。第二天，我在贝尔法斯特将盒子寄了出去。
事情就是这样，你们全都知道了。随便你们怎么惩罚我，绞死我也没问题，但不要让我再经受同样的痛苦了。我不敢闭上眼睛，那样我会看到他们，他们一直盯着我，就像我划着小船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一样。我很痛快地赐予了他们死亡，他们却让我生不如死。他们要慢慢地折磨我。我发誓，假如那晚的经历重演，不用等到天亮我就会彻底发疯，或者死掉。先生，可怜可怜我，不要把我单独关押，我会非常痛苦的。希望你能够体谅，先生，你也有痛苦的时候，不是吗？
“华生，你能理解吗？”轻轻放下供词，福尔摩斯神色凝重地说道，“连环的痛苦，接踵而来的暴力，永不消失的恐惧，这一切是因为什么？总是有目的的。支配宇宙运转的从不是偶然。可目的是什么？似乎又超出了人类理智所能解释的范畴。多么不可思议！”
